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是新中国成立当年之事。
　　众所周知,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四”起先是一场文化运动,后来是一场政治运动。开始时是由秉持不同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主导着话语场,后来被爱国青年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政治口号所取代,于是论战犹酣的纸现场演变成了血染黄沙的广场。死伤皆青年学生,平均年龄当不足20岁。再后来,革命风云涌起,1919年5月4日,遂成中国“青年运动”的端点,正如霍金认为宇宙大爆炸是时间的端点。此后之中国,青年和政治被紧系在一起,功功过过,莫衷一是,纠结不清。
　　古兮今兮,世界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革命。不同的革命付出不同的代价,尤以政治革命的代价最大:因为它革的是政权的命,而政权又是最不情愿,所以也是最不容易被革命的。此类革命,不流血不死人的情况还没有过,少流血少死人已属大幸。并且,一个革命伦理的前提乃是——流什么人的血死什么人的命。是的,我认为革命也应有其伦理原则,其一当以少流血少死人为正确;其二尤当以少流青年的血、少死青年的命为正确。倘以上两点不在革命发动者掌控之下,革命当缓。除了抢救人的生命和应对灾难的紧迫关头,世上其实没有多少事是刻不容缓的,革命也不例外。
　　“五四”以降,中国人有一个思想误区,或曰思想上的毛病,即每当盼望社会进步心切,往往首先抱怨青年的无动于衷。仿佛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来肩起;倘须有人流血牺牲,也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们义无反顾地站在前列。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往往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中国人诸种最坏的毛病之一。
　　“五四”是现代特征显著的政治运动。由现代特征显著的政治运动,而遗传下了很坏的、一味试图依赖青年的思想毛病,这是发人深省的。
　　我认为,一个社会好还是不好,透明还是不透明,公平还是不公平,大多数人满意还是不满意,主张必须实行变革还是似乎仍可忍受,变革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变——这一切向来取决于中年的人们是一批一批怎样的中年人,并且首先取决于中年知识分子。若需有人承受政治打压,付出悲惨代价,那么也首先应该是中年人,而不是青年。进言之,一个国家当下现实怎样,将来前途怎样,当首先由这个国家的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负起责任和使命。倘这些人并不真的打算将忧国忧民和促推社会进步当成义不容辞之事,那么,便没有资格批评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如何如何,教诲他们本应怎样怎样。
　　须知——李大钊写下“铁肩担道义”五个字时,三十六七岁矣,是中年。那五个字,既是自勉,也主要是与中年知识分子同道共勉的。
　　谭嗣同血洒菜市口,想来他首先要唤醒的,也主要是实行改良之能力大于青年的中年人。
　　鲁迅诗曰:“我以我血荐轩辕”,首先是一种自我激励的继续战斗精神的孤独表达。
　　孙中山号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毋庸置疑首先是寄希望于中年群体的。
　　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
　　一个中年英杰辈出,垂范者众的时代,它的青年们总体上大抵是不至于精神迷乱沉沦的。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那么一种中年知识分子群体争相为国家民主、社会进步发光发热的时代,那样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矣,甚至使今人有遥远之感。那样的一列列知识分子的身影在今人眼中已越来越模糊。
　　我认为,比之于中国当代青年,恐怕令人失望的更是中国的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因为,先贤的精神遗产,不可能跨越当下中年知识分子而直接在青年身上弘扬光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贵的精神营养自然应该获得传承,但一个道理是如此明白:中年人不传,青年何所承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中犬儒主义盛行,沽名钓誉几成普遍风习,重思想操守及独立人格者日愈鲜见,世故圆滑虚与委蛇现象比比皆是,已被公认为不争之事实。自身这种品性的我们,依我想来,扫描中国当代青年并评三论四之时,实在是该未开口而颇觉惭愧的,更何况是在“五四”青年节的月份里。故以上诸感想,是不吐不快的。纵使接下来的《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一文言词尖刻了,也完全是为着当下青年四五十岁以后,无论对自己,对那时的青年,对同代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之公平和正义,所作所为都比现在的我们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