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芬等所著之《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以下简称《现代性的姿容》）是近年来以性别视角下介入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学术总结，也是一项高端研究成果，堪称力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述评，回顾评介了近年通过各种视角对上海文化进行研究的国内外的重要研究成果，文字以评为主，以述为辅。其透彻有力的评论，渐渐引出作者的思考角度——性别与都市文化的关系;下篇为个案分析，以四部分展开对于城市文化的论述，从性别角度，借用晚近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集中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性别与城市、消费、政治、大众文化等现代性问题的关系，或者如书中所说，探讨上海城市历史、文化本身的“有性化”。
　　《现代性的姿容》首先对国内外城市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回顾，尤其注意到了其中性别视角的城市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性别问题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的热点。中国的学者在吸收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运用性别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和现实进行研究探讨。其中成果尤为突出的便是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陈惠芬等将近年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以“性别与都市文化”之线串联起来，犹如展示了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万花筒”。在这个“万花筒”中，以性别视角为中心，向消费文化、视觉文化、政治文化等四面八方扩散，眼花缭乱但不离其宗。
　　事实上，这种研究正逢其时。当重回旧上海的历史语境，仔细剥离和审视交织在上海历史的种种词语，会发觉它们都与性别（以女性为主）有着重要的关联。小到百货商场一个橱窗里的商品变化，大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变革，“性别化”成为上海“现代性的姿容”最真实的写照。当研究者通过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上海及其文化时，在繁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在暧昧和嬗变的政治语境中，在上海乃至中国的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中，那些在人类物质生存、精神生活和历史演变中被覆盖、被遮蔽、被忽视的一面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上海城市文化的历史充分显现了性别的意义，无论是印刷文化、电影等现代媒介的兴起，还是消费方式的变化方面，性别/女性都是最为积极重要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女性是在城市现代性之“内”而不是之“外”。
　　消费性是陈惠芬城市性别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自然，消费性是上海自开埠以来最重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属性。因此，消费文化在上海文化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东方巴黎”、百货公司、摩登女郎、海派文学、现代报刊与电影等，多数是城市现代性的性别呈现。作为《现代性的姿容》个案分析的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分析了“环球百货”“摩登女郎”与上海外观现代性生成关系的性别原因。在现代城市中，消费是城市自身形态演变的发动方式之一。百货公司充分地发挥了拱廊街的功效，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百货公司在西方炫耀性消费的发展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除了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身的商业体制等前所未有的作用外，百货公司还开了西方女性无须男性陪伴而自由上街的先河，从而引发了包括城市空间、视觉系统以及阶级和性别重组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变化。百货公司为女性解除了长期被限定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枷锁，“购物”成为了女性生活的“天职”，也成为她们走出家门首先的“合法”权利。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以往的“内囿”和“被动”，通过逛百货公司而发现了“让人激动”的生活，获得了和男性同样的社会角色的机会。这些女性成为环球百货流行商品最有力的消费者，于是成为一群引领时尚的“摩登女性”。百货公司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从家庭走向社会舞台的同时，这些女性也将上海的炫耀性消费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原本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可能借自我包装/外观的改变而获得改变社会地位的凭证和进行社会竞争的资本。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女性地位在社会中得到“晋升”，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组织方式的出现：炫耀性消费可以改变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发展机遇，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颠覆，新的社会的阶层流动和变化出现。这无疑使上海的现代化获得了新的动因或者催化力量。女性在消费文化中的粉墨登场，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群体结构和城市公共空间，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空间观念。
　　当然，作者也注意到，正如同以往的“左翼”视角一样，“消费”所提供的，只是性别角度的城市文化众多生成方式之一。对于近代中国城市来说，各种现代性，事实上都处于纠缠扭结状态，绝非“线性时间进步观”那样单纯。消费性源于西方，其移植中国的过程也伴随着一种殖民性，加之消费性中原有的男女性别等级，构成了中国城市性别消费文化的某种吊诡之处。女性，这个暧昧角色定位给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作者通过对左翼电影的剖析，剥离出了政治意识中的男性中心话语，而被这种话语叙述的女性并非“真正的新女性”。这种论述可谓一种性别视角下的左翼电影话语解构，展示了女性所受到的另一种方式的“伤害”。应该说，对上海的研究离不开“左翼”这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左翼电影，女性都是其中的“主角”。如果说对女性的文学想象多少带有虚构的成分，那么著者对于1948年舞潮案的解析，更让人们看到了性别消费与社会变动的微妙结合。女性通过身体的“舞动”，不仅宣告了自身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而且演绎了一场身体政治的反抗剧。对于上述问题，性别视角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它首先与消费性有关，但又承载了城市政治和历史的丰富信息。
　　视觉文化是该书通过性别视角解读上海都市文化的另一个范式。上海是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中心，报刊、漫画等视觉文化形式成为了文明和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也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变革重要的推动力量。从性别角度来说，报刊让现代女性找到了一种性别表达的载体，女性报刊成为上海现代报刊中重要的一种。作者以《妇女时报》的封面女性形象为分析对象，论述了女性报刊在女性视觉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如何借助现代报刊媒介来表达和传播自己。而通过对《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解读，揭示了这种视觉文化在对女性形象的嘲讽中所传达出的男性焦虑。此外，作者巧妙地抓住报刊、画作及文学作品中的望远镜意象和性别的关系，探讨“看”的背后所隐含的含义。女性借“看”表达认知社会的权利和渴望，而男性的“看”中则隐藏着性别中的权利优势，以及政治的寓意指涉。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当前中国电子传媒时代的“看”文化所隐含性别信息的丰富和复杂，虽然甚于传统媒体时代，但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将近百年以前。因此，对上海文化的性别研究，也对当下社会文化的研究不无重要的启示和参照意义。
　　《现代性的姿容》利用“城”与性别的“人”的特殊关系，揭开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性别特征，学术成就可谓斐然。当然，也并非十全十美。由于各章节著者各异，个别章节在论析的深度和力度上略有不均。但总而言之，该书为“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课题研究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也为当下的城市、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和学术参照。当揭开“有性”的面纱，城市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的姿容”的千姿百态必将更多地被人认识。就像该课题研究的主持者乔以钢先生在这本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学术指向的研究命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