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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分别在《上海文学》和《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两篇文章，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民间”概念。民间问题提出之后，受到了学界的热切关注，有响应肯定也有批评质疑，当然更多的是探讨争鸣。而以此为肇始，后来经过陈本人、陈的学生们以及其他同仁学者的进一步阐释、不断修正和深入研究，到现在历经十几年基本构建起了一套所谓的“民间文化理论”体系。虽然这个理论体系只是初步成形，尚有待完善发展和成熟，但已经具备了实际应用价值。可贵的是，陈及其跟随者并不是凭空提出问题，故弄玄虚，而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立足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发掘、发现，从古代文学、西方文学中寻根溯源，不仅打开了一个纵横广阔的学术天地，而且密切联系作家作品，运用正在生长的民间文化理论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将理论付诸实践，特别是对当代的文学发展态势、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详察，并乐观地估计到民间意识（民间立场或者民间精神）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或潜升或张扬的一个主潮。
一、民间及民间文化的内涵廓清
何谓民间？这是民间研究的倡导者和质疑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如果简单地从字面来理解，那就像词典上的意思：“人民中间”，这个直解很难令人满意，不免又要涉及到“人民”的定义，尽管要弄清民间问题首先而且必须要对“民”（the folk）做出确切的指认。在社会学、史学、民俗学等学科范畴之内，近年来国内对民间问题的研究颇为重视，“自下而上”、“走向民间”成为寻找人类历史文化基础和主体的轨辙，民间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底层社会、普通民众或者日常生活。陈思和在引入民间一词时作了一个说明，指出他所言的“民间”概念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间社会”或“公众空间”不同，而仅仅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②③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207-208、277页。经过不断阐述、延伸、使用，在这里民间已经被约定俗成地界定为“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民间，是特指的民间，而且在关照审美对象时，民间或者民间性不仅仅作为一个名词存在，还经常被用作形容词来对研究的对象进行修饰。
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通过讨论文化专制体制下的文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仅指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具备三个重要特点：（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其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②沿着上文的思路，在《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一文中，作者又对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民间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现代都市的文化是以不断制造社会文化层面的层次性和不断消解政治权力话语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为特征，民间被遮蔽在了多层次的文化形态之下，现代都市文化这座金字塔形的“底”——民间，只是一种呈现为“虚拟状态”的价值立场。③因此，民间在庙堂、广场之外的下层社会或者农村社会（乡土社会）中才有意义，才能彰显其民间文化属性。
要搞清楚民间之内涵，还得区别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以及民间文化这几个概念，因为它们往往被笼统地放在一起，互相指涉，又含混不清，甚至被人混为一谈。从国内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是在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并列。学界对民间文学的归属存在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民间文学没有归到文学名下，大概是考虑到它与“作家文学”的不同。民间文艺比较特殊，主要是指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包括一部分专业作家的文学。民俗、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具有互相包容性，研究对象相对具体。“文化”一词本来就很难给以界定，民间文化同样复杂多样，虚实皆有（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所谓“大文化”），内容丰富，它跟上述三个名词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建设起着奠基作用的钟敬文先生首先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甚至曾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但最终没有实现，因为民间文化涵盖的东西实在太多，大而无当，而民俗或者民俗文化则更容易限定，研究起来也更方便。
民间是“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民间”，指向下层或农民乡土社会，民间文化相应的也有其特定涵义。钟敬文先生把民族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底层社会的文化，下层文化）即指民间文化。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报社，1990年，“自序”，第3页。陈思和在后来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又对“民间”一词进行了概括，并将其等同于“民间文化形态”。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2页。
民间文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和他的助手们在《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一文中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表述：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或上层文化的一种底层文化形态，一方面它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特点，是民众在长期生活、交往中形成的与民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俗仪式、生活习惯、语言和艺术等等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强调“在野”的性质，因此不像上层文化那样有着较为明晰的规范性特点，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它很容易接受上层、主流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上层文化转型和重建的时候，又可以以其文化蕴藏的丰富性反过来影响上层文化的构建；另外，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又有重合和联系的一面，所以民间文化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具体来讲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主要指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等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物质遗存可观可感的文化形态；一是民间的信仰伦理、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等深层次的、无形的心理和精神内容，在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通俗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众多文化要素或形态之间，展现了复杂的张力关系。 王光东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论”，第1-2页。
至此，民间文化的涵义就非常清晰了，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民间文化有自己的生成、发展规律，多元并存的文化要素殊途同归聚合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在演进过程中，民间文化不是孤立无碍地放任自流，而是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上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等文化样式的影响或者制约；民间文化形态的呈现既可以是物质的、文字的，也可以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对于民间文化的概念，研究者给出了比较经典的论述，恰恰是为了用它来阐释文学问题，没有将其局限在文学范畴之内，而是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予以统筹关照，当然在初期阶段，研究者更多的是对民间的发生学意义进行阐发，这也是让民间文化理论站得住脚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二、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民间轨辙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惊异地发现，民间这个东西并不陌生，它在推动文学发展和具体创作实践两个层面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亦即在文学路线和个性化写作脉流中始终贯穿着民间要求安插的针脚。我想，从我国的古代文学开始，哪怕是外国文学，民间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民间也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伴随着新文学产生，是支撑文学发展的一种普遍存在。对此，陈思和先生和民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光东先生已经在各自的文章、专著中对民间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详细描述，在这里我只是简单提及，按照文学史的角度来对民间议题进行梳理。
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革命健将们积极倡导白话文学、歌谣运动、平民文学，用以进行文化启蒙，民间文学资源以及作家们的民间姿态成为新文学得以确立的基础，甚至是主流和正宗；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30年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或左翼文学前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文学要求反映社会变化和各阶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出现了左翼或革命文学，推动文艺大众化，民间文化便与政治和革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压倒一切，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孤岛等各派作家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难得的统一，“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切利于抗战的大众化民间文艺形式被大量采用，文学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特点使之带有民间寻根意义，尤其是在40年代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的文学主张成为事实上的文艺路线，民间文化形态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主导性因素；十七年文学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着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权力话语强加于民间文学形式，农村小说、革命历史小说、通俗文学等都被打上了红色烙印，变成了政治寓言，而它们在根本上却属于一种民间表达；文革时期，政治力量对于民间的改造到了变态的地步，“样板戏”成为被允许和大力推崇的唯一文学事实，而它也不得不借助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在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变，思想解放，提倡文学创作自由，“潜在写作”浮出水面，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等等，莫不自觉地离开宏大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倾向于从民间汲取创作养料和经验，在某些作家笔下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
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要求、潮流相吻合，如上所罗列，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性特征表现十分明显，尽管这种表现大多比较刻意和粗糙，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游离于当时文学主潮的另外一支则是个性化写作，比如最早的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京派、孤岛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赵树理、孙犁的写作，再到新时期汪曾祺的小说，进而到莫言、张炜、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今天仍然活跃且被确认为“正统”或者“主流”的作家，民间大地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给养，也使他们的创作变得“伟大而自由”（张炜语）。
民间文化进入作家的创作很常见，即使是那些生在城市、身在庙堂的作家也会通过不同途径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他们不一定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几经沉浮变迁，由政治主导下的上层文化和文学，牵制、改变着大众化、民间性的文学和文化，民间虽然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相对稳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无时无刻不受到上层文化的渗透、改造、浸染和同化，民间文化受到政治的影响空前巨大。民间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藏污纳垢，又是自闭自足的，一旦政治远离民间，政治影响的痕迹也会遗留下来，经过民间改造成为民间的组成部分。比如直到今天乡村还在流行的样板戏，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样板戏毫无艺术性可言，但在乡村民间老百姓那里，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一代人，却依然被认为是“经典”之作。民间与庙堂，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复杂关系是民间问题研究者一直在深入探究的一个课题。具体到一个作家那里，对创作有着自己的主见和自由选择的作家往往会受到政治权力话语的压抑或者排挤，试图独立于政治约束和文化规范之外的民间性审美追求得不到认可，这种无奈直到进入新时期才有所改观，尤其是进入21世纪，许多艺术上走向成熟的作家，以及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新作家，执着地潜身于民间，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用笔反映民间生活，使得他们具有了较为鲜明的民间立场，或者从中折射出民间文化的绚烂光辉。
文学走进民间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虽然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没有对文学的民间性要求和民间特征做出统一的命名，但不能就此否认民间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笔者相信，尽管很多时候文学的民间性要求存在人为的强求，若顺其自然，这种民间性还会无限放大。陈思和及其跟随者们的贡献在于，在翻检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民间这块新大陆，并给以命名，使民间概念从隐形走向显形，从幕后走向前台，他们认识到民间文化在文学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间意识的有无、多少、深浅对于形成不同创作个性、审美风格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光大了民间的天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民间这一概念的确认给当今作家的创作以极大启示，使他们在民间性上有了更为自觉的追求。
以枫杨树为背景描写纸上故乡的苏童说：“我不知道民间的想象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作家创作，但是这很像是一次次拥抱，作家来自民间，与民间的拥抱天经地义，可是人无法拥抱自己，通过拥抱民间也就是成功地拥抱了自己，这样的拥抱一定是好的，有意义的。” 苏童、王光东：《文学想象力的民间资源》，《作家杂志》，2006年11月，第42页。张炜说：“民间蓄藏着一种生力，像土地一样有繁生茂长的可能。” 张炜：《野地与行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阿来说：“我觉得，假如在文学创作中找不到对现实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民间的态度或方法也许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元素》，《解放日报》2007年2月25日。莫言、贾平凹、余华、李锐等实力派作家也不得不承认，民间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武库，他们不但来自民间，有的执着于以民间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有的也从过去的“先锋”状态转向了民间叙事。在文坛鱼龙混杂的今日，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写作几乎成为唯一值得追捧的实绩，这从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民间性作品所占比例的大小就可以看得出来。
三、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审美形态
从历史上看，不管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态度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分子在民间文化的创造、传播、传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是在民间文化的具体形态方面两者的联系多少不同罢了。几乎达成共识的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被视为对立的概念，这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界定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草率而模糊的划分。其实，到了现代直至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价值判断、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下看”成为他们进行策略性活动或者不得不作出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自我转型。在20世纪初，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过去古代知识分子享有的政治和文化特权逐渐失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他们后来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社会、鼓吹社会现代化的精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方面，是与启蒙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而“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蜕变的年代，从纵向上看，其表征是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以新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现代的思想启蒙，“八九事件”以及迅猛来临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决了他们的精神心门，遭遇到了自我认同危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这里指亦趋边缘化的作家，只有通过走向民间才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和新的发言方式，这个民间显然是宽泛的，不仅仅指乡村民间。
或许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粗暴干预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而发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诚拥抱则是一次妙不可言的奇遇。这种转向或许带有痛苦，痛苦过后则是无限的欢愉。莫言说：“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与其说这是民间写作方法的经验之谈，不如说这是带有知识分子和民间两重性的作家对前一种身份的否弃与对后一种身份的亲近进行的努力，对农民出身的莫言来说，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追认。如上一节提及的，当代作家普遍对民间有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大多基于曾经的基层生活经历，或者赢得了作者感官、心灵上的认同，因而才产生了带有体温的创作实践。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的作家许多都有大学教育经历，他们把视线瞄向民间，或者直接返回生养自己的民间大地，这与他们自觉的角色转变有关。陈思和曾说，在20世纪知识分子转型期，“失落了精神庇护所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无家可归，苦苦寻求”，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那么民间就是他们找到的一块避难圣地。在新世纪初，先锋作家们的集体“转向”从更高层次上说明了这个问题，“回到本土，在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中找寻创作的资源，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重塑‘中国经验’，以与‘西方资源’相颉颃，这是先锋作家们摆脱民族身份焦虑的应对策略”。 王先霈主编：《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知识分子走进民间毕竟不是一件坏事，这也不仅单纯是一个寻求进入的方式或者过程，从文学进入民间产生的实绩来看，民间资源给当代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给养，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审美形式和感受。王光东等研究者认为，从民间文化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民间审美的呈现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一、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内部式表现，也就是说作家自觉地——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用民间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和叙述故事。二、自觉借鉴和运用民间的形式。三、对民间文化的转化与改造。四、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不过就像论者所言，在这四种分类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这种分类方式也只是从动态构造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性的一种途径。 王光东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引论”，第6-7页。
王光东在《“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民间理念，在1937年以前的文学中呈现出四种类型。三种民间理念：一是五四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二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上，强调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以达到启蒙大众的政治目的；第三种民间理念是以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的民间观，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及由此而来的审美趣味。现代作家与民间四种关系类型：胡适等人从启蒙——民间的立场来解释民间和民间文学是第一种类型；鲁迅兄弟对民间持二元态度，既强调批判民间，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民间文化积极健康的生命力及其审美意义，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民间观。这种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沈从文、老舍和赵树理三位作家来自民间、从民间立场去理解民间文化, 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四种类型。知识分子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思路有二：一、知识分子从“民间”的外部向“民间”的内部进入，在民间文化形态总是与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碰撞过程中呈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解；二、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民间之中，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因而对民间文化形态有着更直感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的价值在于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带来了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意识到了“民间”是新文学产生、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成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诚然，作者说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对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的民间理念、作家与民间的关系类型、知识分子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思路明显地倾向于后者，从文学的内涵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文学返回自身的要求来看，更多的是对上述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也就是以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代表的民间观，他们不仅来自民间，而且站在民间立场去理解民间文化，把自己置于民间之中，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因而他们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真正审美的，是文学的主流。
以走进民间深度的不同以及个人民间生活经验的多寡来对作家创作的民间审美属性进行划分难以令人信服，这只是决定作家创作的基础，而对民间文化的不同理解和理解程度则会对创作的结果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蕴。于是，我们看到了莫言对高密东北乡历史的传奇演绎，贾平凹立足商州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张炜浪漫地在胶东半岛上的游走，作家们回到（或者是一种精神还乡，如作家红柯所言：在异乡发现故乡）自己熟悉的乡村，或者描写民间的人情世相，或者用民间视角观察整个社会，思考当今和历史问题，既是对乡村文学传统的一种发扬，又让知识分子失落的精神得到安置，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使之在身心上和文化寻根过程中有了归属。
四、民间文化理论的应用价值
在对民间文化理论进行不断阐释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论者重点强调：一是民间的内涵；二是民间文化发展轨迹及民间文化与其他文化（如上层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三是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立场。然而，对于文学进入民间后带来的审美问题缺少系统的深入探析。作为初步形成的民间文化理论，在用社会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等角度考察时，确实超越了文学本身，即使是用之来研究文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拷问作品本身。尽管研究者警告说，我们不能把涉及民间的一些语词直接当做民间实体进行简单对应，还应该仔细探究民间范畴及话语生成本身的文化谱系，以及由此展开的相互主体关系和精神内涵，但是用民间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文学的民间审美意义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对文学文本进行微观的民间审察而非肢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读懂作者，把握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性文化审美脉流。因此在进行学术实践的时候，必须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为核心，引进当代的民间理论，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和剖视，捋清民间性文化审美在其叙述文本中的多样化表达形式，即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一书所概括的，既关注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写作者的民间立场和理念，又对其民间艺术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深层次民间心理进行发掘；既关注民间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对置于相同背景下的不同作家民间意识的差异进行关照，力图在知识分子主体文化精神、政治意识形态、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联系中，建构对民间问题的整体性认识，从而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促进民间批评话语的完善和发展。
我们将其视为重新发现作者的过程，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要将民间问题落到实处，应该首先分析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将其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民间文化意象，作为民间文化的“物质载体”，民间文化意象是组成民间文化形态的基本质素，承载着多种民间文化样态，通过大量运用民间文化意象，作家的创作流露出某种倾向，它们正是民间文化特点的重要表现；其次是民间文化形式，作家丰富的民间想象力是建立在充沛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对民间大地无微不至的观察上，作为民间文化的“形式载体”，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文化形态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创作，不仅有着具体表现，还会带来叙事方式和叙述话语的民间性表达，且与“狂欢化”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再次是民间文化心理，即民间固有的精神上的民间文化形态，比如民间信仰、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贯穿于小说创作始终，决定着作家的民间审美取向；最后是传统文化遗存，传统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有的成为民间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核心部分，作者因为受到深深的浸染，总有影响其文化取向的某种文化观，从而构成了其民间文化世界的另一种主要精神形态，也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
再次是对作家创作中的民间文化立场进行分析，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民间文化立场，不同之中也有相同，比如贾平凹和张炜，相同的是他们笔下的民间体现出自由自在的真实性，而前者更注重描绘民间现场，试图完全逼真地（甚至事无巨细）再现民间的天地，而后者则具有理想浪漫的情怀，在拥抱民间大地的时候对自己关注的民间文化空间进行发掘，发现了具有审美意义和价值的民间；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上，以及对待民间文化的姿态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然这也与作者的文学理想、哲学修养、知识背景等有关。最后还要对作家创作中民间世界的生成进行分析。以文学为基础，在具体考察民间文化时，民间是丰富多维的，通过用民间文化视角对现当代文学史和相关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便于我们看到以审美功能为目的的文学的另一面，认识文学审美的多样性。
责任编辑：杨立民
一、民间及民间文化的内涵廓清
何谓民间？这是民间研究的倡导者和质疑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如果简单地从字面来理解，那就像词典上的意思：“人民中间”，这个直解很难令人满意，不免又要涉及到“人民”的定义，尽管要弄清民间问题首先而且必须要对“民”（the folk）做出确切的指认。在社会学、史学、民俗学等学科范畴之内，近年来国内对民间问题的研究颇为重视，“自下而上”、“走向民间”成为寻找人类历史文化基础和主体的轨辙，民间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底层社会、普通民众或者日常生活。陈思和在引入民间一词时作了一个说明，指出他所言的“民间”概念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间社会”或“公众空间”不同，而仅仅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②③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207-208、277页。经过不断阐述、延伸、使用，在这里民间已经被约定俗成地界定为“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民间，是特指的民间，而且在关照审美对象时，民间或者民间性不仅仅作为一个名词存在，还经常被用作形容词来对研究的对象进行修饰。
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通过讨论文化专制体制下的文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仅指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具备三个重要特点：（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其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②沿着上文的思路，在《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一文中，作者又对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民间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现代都市的文化是以不断制造社会文化层面的层次性和不断消解政治权力话语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为特征，民间被遮蔽在了多层次的文化形态之下，现代都市文化这座金字塔形的“底”——民间，只是一种呈现为“虚拟状态”的价值立场。③因此，民间在庙堂、广场之外的下层社会或者农村社会（乡土社会）中才有意义，才能彰显其民间文化属性。
要搞清楚民间之内涵，还得区别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以及民间文化这几个概念，因为它们往往被笼统地放在一起，互相指涉，又含混不清，甚至被人混为一谈。从国内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是在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并列。学界对民间文学的归属存在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民间文学没有归到文学名下，大概是考虑到它与“作家文学”的不同。民间文艺比较特殊，主要是指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包括一部分专业作家的文学。民俗、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具有互相包容性，研究对象相对具体。“文化”一词本来就很难给以界定，民间文化同样复杂多样，虚实皆有（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所谓“大文化”），内容丰富，它跟上述三个名词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建设起着奠基作用的钟敬文先生首先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甚至曾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但最终没有实现，因为民间文化涵盖的东西实在太多，大而无当，而民俗或者民俗文化则更容易限定，研究起来也更方便。
民间是“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民间”，指向下层或农民乡土社会，民间文化相应的也有其特定涵义。钟敬文先生把民族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底层社会的文化，下层文化）即指民间文化。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报社，1990年，“自序”，第3页。陈思和在后来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又对“民间”一词进行了概括，并将其等同于“民间文化形态”。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2页。
民间文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和他的助手们在《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一文中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表述：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或上层文化的一种底层文化形态，一方面它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特点，是民众在长期生活、交往中形成的与民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俗仪式、生活习惯、语言和艺术等等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强调“在野”的性质，因此不像上层文化那样有着较为明晰的规范性特点，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它很容易接受上层、主流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上层文化转型和重建的时候，又可以以其文化蕴藏的丰富性反过来影响上层文化的构建；另外，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又有重合和联系的一面，所以民间文化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具体来讲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主要指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等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物质遗存可观可感的文化形态；一是民间的信仰伦理、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等深层次的、无形的心理和精神内容，在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通俗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众多文化要素或形态之间，展现了复杂的张力关系。 王光东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论”，第1-2页。
至此，民间文化的涵义就非常清晰了，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民间文化有自己的生成、发展规律，多元并存的文化要素殊途同归聚合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在演进过程中，民间文化不是孤立无碍地放任自流，而是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上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等文化样式的影响或者制约；民间文化形态的呈现既可以是物质的、文字的，也可以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对于民间文化的概念，研究者给出了比较经典的论述，恰恰是为了用它来阐释文学问题，没有将其局限在文学范畴之内，而是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予以统筹关照，当然在初期阶段，研究者更多的是对民间的发生学意义进行阐发，这也是让民间文化理论站得住脚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二、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民间轨辙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惊异地发现，民间这个东西并不陌生，它在推动文学发展和具体创作实践两个层面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亦即在文学路线和个性化写作脉流中始终贯穿着民间要求安插的针脚。我想，从我国的古代文学开始，哪怕是外国文学，民间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民间也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伴随着新文学产生，是支撑文学发展的一种普遍存在。对此，陈思和先生和民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光东先生已经在各自的文章、专著中对民间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详细描述，在这里我只是简单提及，按照文学史的角度来对民间议题进行梳理。
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革命健将们积极倡导白话文学、歌谣运动、平民文学，用以进行文化启蒙，民间文学资源以及作家们的民间姿态成为新文学得以确立的基础，甚至是主流和正宗；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30年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或左翼文学前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文学要求反映社会变化和各阶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出现了左翼或革命文学，推动文艺大众化，民间文化便与政治和革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压倒一切，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孤岛等各派作家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难得的统一，“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切利于抗战的大众化民间文艺形式被大量采用，文学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特点使之带有民间寻根意义，尤其是在40年代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的文学主张成为事实上的文艺路线，民间文化形态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主导性因素；十七年文学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着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权力话语强加于民间文学形式，农村小说、革命历史小说、通俗文学等都被打上了红色烙印，变成了政治寓言，而它们在根本上却属于一种民间表达；文革时期，政治力量对于民间的改造到了变态的地步，“样板戏”成为被允许和大力推崇的唯一文学事实，而它也不得不借助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在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变，思想解放，提倡文学创作自由，“潜在写作”浮出水面，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等等，莫不自觉地离开宏大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倾向于从民间汲取创作养料和经验，在某些作家笔下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
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要求、潮流相吻合，如上所罗列，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性特征表现十分明显，尽管这种表现大多比较刻意和粗糙，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游离于当时文学主潮的另外一支则是个性化写作，比如最早的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京派、孤岛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赵树理、孙犁的写作，再到新时期汪曾祺的小说，进而到莫言、张炜、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今天仍然活跃且被确认为“正统”或者“主流”的作家，民间大地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给养，也使他们的创作变得“伟大而自由”（张炜语）。
民间文化进入作家的创作很常见，即使是那些生在城市、身在庙堂的作家也会通过不同途径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他们不一定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几经沉浮变迁，由政治主导下的上层文化和文学，牵制、改变着大众化、民间性的文学和文化，民间虽然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相对稳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无时无刻不受到上层文化的渗透、改造、浸染和同化，民间文化受到政治的影响空前巨大。民间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藏污纳垢，又是自闭自足的，一旦政治远离民间，政治影响的痕迹也会遗留下来，经过民间改造成为民间的组成部分。比如直到今天乡村还在流行的样板戏，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样板戏毫无艺术性可言，但在乡村民间老百姓那里，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一代人，却依然被认为是“经典”之作。民间与庙堂，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复杂关系是民间问题研究者一直在深入探究的一个课题。具体到一个作家那里，对创作有着自己的主见和自由选择的作家往往会受到政治权力话语的压抑或者排挤，试图独立于政治约束和文化规范之外的民间性审美追求得不到认可，这种无奈直到进入新时期才有所改观，尤其是进入21世纪，许多艺术上走向成熟的作家，以及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新作家，执着地潜身于民间，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用笔反映民间生活，使得他们具有了较为鲜明的民间立场，或者从中折射出民间文化的绚烂光辉。
文学走进民间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虽然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没有对文学的民间性要求和民间特征做出统一的命名，但不能就此否认民间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笔者相信，尽管很多时候文学的民间性要求存在人为的强求，若顺其自然，这种民间性还会无限放大。陈思和及其跟随者们的贡献在于，在翻检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民间这块新大陆，并给以命名，使民间概念从隐形走向显形，从幕后走向前台，他们认识到民间文化在文学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间意识的有无、多少、深浅对于形成不同创作个性、审美风格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光大了民间的天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民间这一概念的确认给当今作家的创作以极大启示，使他们在民间性上有了更为自觉的追求。
以枫杨树为背景描写纸上故乡的苏童说：“我不知道民间的想象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作家创作，但是这很像是一次次拥抱，作家来自民间，与民间的拥抱天经地义，可是人无法拥抱自己，通过拥抱民间也就是成功地拥抱了自己，这样的拥抱一定是好的，有意义的。” 苏童、王光东：《文学想象力的民间资源》，《作家杂志》，2006年11月，第42页。张炜说：“民间蓄藏着一种生力，像土地一样有繁生茂长的可能。” 张炜：《野地与行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阿来说：“我觉得，假如在文学创作中找不到对现实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民间的态度或方法也许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元素》，《解放日报》2007年2月25日。莫言、贾平凹、余华、李锐等实力派作家也不得不承认，民间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武库，他们不但来自民间，有的执着于以民间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有的也从过去的“先锋”状态转向了民间叙事。在文坛鱼龙混杂的今日，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写作几乎成为唯一值得追捧的实绩，这从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民间性作品所占比例的大小就可以看得出来。
三、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审美形态
从历史上看，不管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态度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分子在民间文化的创造、传播、传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是在民间文化的具体形态方面两者的联系多少不同罢了。几乎达成共识的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被视为对立的概念，这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界定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草率而模糊的划分。其实，到了现代直至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价值判断、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下看”成为他们进行策略性活动或者不得不作出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自我转型。在20世纪初，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过去古代知识分子享有的政治和文化特权逐渐失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他们后来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社会、鼓吹社会现代化的精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方面，是与启蒙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而“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蜕变的年代，从纵向上看，其表征是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以新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现代的思想启蒙，“八九事件”以及迅猛来临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决了他们的精神心门，遭遇到了自我认同危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这里指亦趋边缘化的作家，只有通过走向民间才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和新的发言方式，这个民间显然是宽泛的，不仅仅指乡村民间。
或许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粗暴干预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而发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诚拥抱则是一次妙不可言的奇遇。这种转向或许带有痛苦，痛苦过后则是无限的欢愉。莫言说：“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与其说这是民间写作方法的经验之谈，不如说这是带有知识分子和民间两重性的作家对前一种身份的否弃与对后一种身份的亲近进行的努力，对农民出身的莫言来说，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追认。如上一节提及的，当代作家普遍对民间有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大多基于曾经的基层生活经历，或者赢得了作者感官、心灵上的认同，因而才产生了带有体温的创作实践。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的作家许多都有大学教育经历，他们把视线瞄向民间，或者直接返回生养自己的民间大地，这与他们自觉的角色转变有关。陈思和曾说，在20世纪知识分子转型期，“失落了精神庇护所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无家可归，苦苦寻求”，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那么民间就是他们找到的一块避难圣地。在新世纪初，先锋作家们的集体“转向”从更高层次上说明了这个问题，“回到本土，在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中找寻创作的资源，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重塑‘中国经验’，以与‘西方资源’相颉颃，这是先锋作家们摆脱民族身份焦虑的应对策略”。 王先霈主编：《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知识分子走进民间毕竟不是一件坏事，这也不仅单纯是一个寻求进入的方式或者过程，从文学进入民间产生的实绩来看，民间资源给当代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给养，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审美形式和感受。王光东等研究者认为，从民间文化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民间审美的呈现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一、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内部式表现，也就是说作家自觉地——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用民间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和叙述故事。二、自觉借鉴和运用民间的形式。三、对民间文化的转化与改造。四、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不过就像论者所言，在这四种分类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这种分类方式也只是从动态构造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性的一种途径。 王光东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引论”，第6-7页。
王光东在《“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民间理念，在1937年以前的文学中呈现出四种类型。三种民间理念：一是五四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二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上，强调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以达到启蒙大众的政治目的；第三种民间理念是以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的民间观，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及由此而来的审美趣味。现代作家与民间四种关系类型：胡适等人从启蒙——民间的立场来解释民间和民间文学是第一种类型；鲁迅兄弟对民间持二元态度，既强调批判民间，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民间文化积极健康的生命力及其审美意义，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民间观。这种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沈从文、老舍和赵树理三位作家来自民间、从民间立场去理解民间文化, 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四种类型。知识分子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思路有二：一、知识分子从“民间”的外部向“民间”的内部进入，在民间文化形态总是与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碰撞过程中呈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解；二、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民间之中，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因而对民间文化形态有着更直感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的价值在于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带来了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意识到了“民间”是新文学产生、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成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诚然，作者说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对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的民间理念、作家与民间的关系类型、知识分子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思路明显地倾向于后者，从文学的内涵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文学返回自身的要求来看，更多的是对上述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也就是以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代表的民间观，他们不仅来自民间，而且站在民间立场去理解民间文化，把自己置于民间之中，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因而他们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真正审美的，是文学的主流。
以走进民间深度的不同以及个人民间生活经验的多寡来对作家创作的民间审美属性进行划分难以令人信服，这只是决定作家创作的基础，而对民间文化的不同理解和理解程度则会对创作的结果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蕴。于是，我们看到了莫言对高密东北乡历史的传奇演绎，贾平凹立足商州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张炜浪漫地在胶东半岛上的游走，作家们回到（或者是一种精神还乡，如作家红柯所言：在异乡发现故乡）自己熟悉的乡村，或者描写民间的人情世相，或者用民间视角观察整个社会，思考当今和历史问题，既是对乡村文学传统的一种发扬，又让知识分子失落的精神得到安置，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使之在身心上和文化寻根过程中有了归属。
四、民间文化理论的应用价值
在对民间文化理论进行不断阐释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论者重点强调：一是民间的内涵；二是民间文化发展轨迹及民间文化与其他文化（如上层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三是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立场。然而，对于文学进入民间后带来的审美问题缺少系统的深入探析。作为初步形成的民间文化理论，在用社会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等角度考察时，确实超越了文学本身，即使是用之来研究文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拷问作品本身。尽管研究者警告说，我们不能把涉及民间的一些语词直接当做民间实体进行简单对应，还应该仔细探究民间范畴及话语生成本身的文化谱系，以及由此展开的相互主体关系和精神内涵，但是用民间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文学的民间审美意义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对文学文本进行微观的民间审察而非肢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读懂作者，把握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性文化审美脉流。因此在进行学术实践的时候，必须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为核心，引进当代的民间理论，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和剖视，捋清民间性文化审美在其叙述文本中的多样化表达形式，即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一书所概括的，既关注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写作者的民间立场和理念，又对其民间艺术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深层次民间心理进行发掘；既关注民间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对置于相同背景下的不同作家民间意识的差异进行关照，力图在知识分子主体文化精神、政治意识形态、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联系中，建构对民间问题的整体性认识，从而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促进民间批评话语的完善和发展。
我们将其视为重新发现作者的过程，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要将民间问题落到实处，应该首先分析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将其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民间文化意象，作为民间文化的“物质载体”，民间文化意象是组成民间文化形态的基本质素，承载着多种民间文化样态，通过大量运用民间文化意象，作家的创作流露出某种倾向，它们正是民间文化特点的重要表现；其次是民间文化形式，作家丰富的民间想象力是建立在充沛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对民间大地无微不至的观察上，作为民间文化的“形式载体”，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文化形态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创作，不仅有着具体表现，还会带来叙事方式和叙述话语的民间性表达，且与“狂欢化”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再次是民间文化心理，即民间固有的精神上的民间文化形态，比如民间信仰、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贯穿于小说创作始终，决定着作家的民间审美取向；最后是传统文化遗存，传统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有的成为民间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核心部分，作者因为受到深深的浸染，总有影响其文化取向的某种文化观，从而构成了其民间文化世界的另一种主要精神形态，也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
再次是对作家创作中的民间文化立场进行分析，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民间文化立场，不同之中也有相同，比如贾平凹和张炜，相同的是他们笔下的民间体现出自由自在的真实性，而前者更注重描绘民间现场，试图完全逼真地（甚至事无巨细）再现民间的天地，而后者则具有理想浪漫的情怀，在拥抱民间大地的时候对自己关注的民间文化空间进行发掘，发现了具有审美意义和价值的民间；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上，以及对待民间文化的姿态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然这也与作者的文学理想、哲学修养、知识背景等有关。最后还要对作家创作中民间世界的生成进行分析。以文学为基础，在具体考察民间文化时，民间是丰富多维的，通过用民间文化视角对现当代文学史和相关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便于我们看到以审美功能为目的的文学的另一面，认识文学审美的多样性。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