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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制政治”观念是目前我们常常用来描述中国秦至清之间政治统治形态的重要概念。但究其端绪，该概念的正式的合法使用是从民国开始的。换句话说，自民国后此概念就正式进入到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建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重要概念工具。当然在此概念的合法化生成过程中，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美国基础教育理事会A·格雷汉姆·唐所说：“教科书，或多或少支配着学生所学的知识。他们确立课程的框架，而且通常是确立了大部分科目中一些必修的知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书籍，也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阅读机会。在公众看来，教科书是权威的，是准确无误和十分必要的。教师们则需要教科书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 ［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主编：《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所以研究西方知识与观念的传播，研究近代社会一般知识世界的生成，中小学教科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秦至清之间的政治统治形态是否是“专制政治”的说法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尤其是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质疑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后，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2009年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及演化。 向燕南、张国荣：《面对历史学的学术自觉》，《光明日报》2010年2月1日。由此看来，侯文的发表似一重磅炸弹，把自民国以来建构起来的合法的、权威的历史观念撕裂出一个豁口，使得这个话题的讨论逐渐趋向深入。但就本文作者看来，论战的双方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侯文而讲，其价值在于敏锐的意识到“专制政治”的观念是一个外来话语，其在描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带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印记。而反对者的观点其实也尖锐的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性的历史事实。对立双方的立意与视角不同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无意对双方之观点予以具体阐述，仅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分析对象，从观念传播与生成的角度，具体体察“专制政治” 的观念在民国期间是如何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而合法的进入广大的受教育民众的认识视野之中，进而体会民国精英群体依据历史教科书这种合法的传播工具，把源出与西方的“专制政治”观念与中国的部分政治事实相结合，为普通受教育民众构筑新的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的观念建构过程。可以说，这种有意识构筑的历史意象，对后世政治与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在当下仍然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学术话题。霍布斯保姆曾说：“很自然，国家会应用日益强盛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 ［英］埃里克·霍布斯保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可见，小学教育在整个民族国家教育中的重要性。故本文以此为中心，考察专制观念的生成与传播以及影响。
二
应该说，将民国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称为“专制政治”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表述，是对中华民国新的共和政体的价值肯定的前提下被突出强调的。1912年，中华民国甫建立，为了彰显新的共和政权的进步性与合法、正当性，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国新方案，其中对小学历史教育做出明确规定：“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于是，“国体”教育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被强制地规定了下来。在这种政治情势下，民间教科书出版机构遂纷纷而起，组织编撰了一系列符合新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市场需要。“专制政治”作为对民国以前历史的定性判断，正是在这时期，以合法的形式正式进入到了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之中，成为新国体与旧国体截然区分的标志，并逐渐成为“野蛮”政治的代名词，形成反衬民国“共和政体”政治优越的一个重要参照。也就是从此时期起“专制政治”的观念在教科书叙述中正式生成，并经历史教科书的传播而广为普通国人所接受。
为了说明当时教科书对此观念的具体表达情况与生成过程，我们选取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所编的有影响力的典型教科书作为分析个案，具体体察“专制政治”观念是如何在教科书编著者的历史叙述中被“放置”的。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以教科书起家的近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教科书的编撰为经营的主要业务，对于近代教育及近代观念的输入与传播皆有重大影响。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商务印书馆中较早把“专制政治”观念引入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是1913年出版的，由傅运森编撰，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在这本教科书中，“专制”等词语频繁出现，似乎成为和秦始皇等帝王相伴的专有称号。这本教科书也是明确把民国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专制时代”。教科书序言中说：“我国专制时代，君主年号最多，名目纷纭，疲于记忆，本书一律删除，概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代之，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比较计算。”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2页。后来，在“秦始皇”一节中说：“始皇务行专制之政，焚诗书、坑儒生，收民间兵器以为金人。”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1册，第9页。在“秦之帝制”中又说：“秦始皇灭六国，……厉行专制，尊君卑臣，举海内人民土地，悉为一家所私有。”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5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5页。可见秦始皇和专制之关系已是如影随形。在“元明之文化”一节对朱元璋的评价也是：“明太祖喜专制，务张威权，子孙袭其风，视臣民如草芥。”④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11、18页。而在“近代之文化”一节中，编者对民国前的制度进行全面总结曰：“迨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④
另外，1915年出版的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篡，王凤岐等校订《实用历史教授书》，也是延续着上述教科书的表述，把秦始皇之统治说成是“专制之祸，益烈于前代，虽其雄谋大略，振耀一时，而毒怨中于人心，反自促其灭亡矣”。 北京教育图书社编：《实用历史教授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页。
到了20世纪20年代，商务版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表述，基本延续其民国初期的观点，只是表述得更加完备。如吴研因编著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便采用更朴素的口语化的言语将“专制政治”的“余毒”做了充分的阐发，在他的描述中，“专制政治”切实地变成了社会痛苦与不幸的制造者，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历代专制帝王，则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与人民相对的“反动者”。
吴研因在他的教科书序言中首先申明：“本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和已出的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所以加上‘新法’两个字。”⑦⑧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编辑大要、第2、13页。对于以上十大要点，其在《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发，曰：
(1)民本的，最足以发挥民治之精神，或反证专制之弊害者。（2）群众的，最有关于社会民生，而不徒为一人一姓之美谈者。（3）进化的，最足以考证由野而文之进步，非复古重述，违反自然者。（4）世界的，正大公正，接轨大同，非武断专私，陵夷异族，毁蔑弱小者。（5）实在的，足以征信核实，非怪诞无稽，或阿谀文饰者。（6）扼要的，足以代表一时代，而非琐细繁杂者。（7）积重的，学说政事风尚……最有影响于天下后世，而非局部的一时的者。（8）实用的，可据以研究社会，而为比较对证，非若偶像骨董之与现在无涉者。（9）感发的，可以情得趣味，鼓动儿童，非干枯无味，不合心理者。（10）适时的，足以养成共和国民互助牺牲之正确的人生观，以救旧时独善忠君，近时附势利己之偏谬者。⑦
在上述十条解释中，吴研因反复使用许多贬义词汇，如“专制之弊害”、“一人一姓之美谈”、“武断专私”、“阿谀文饰”、“独善忠君”等等来表达其价值取向，反“专制”的教科书编撰宗旨一目了然。而在其具体的教科书行文中这种思想也是表露无疑。如“秦始皇的专制和反动”一节中，对秦始皇专制政治痛加针砭，称其“想他的子孙永远做皇帝，传位下去，没有穷尽。”⑧此外，像有关西汉时“缇萦上书救父废肉刑”一节，吴氏教科书说：“但后代昏王酷吏，严刑重罚，灭族挖心的把戏，还不时有的，这真是专制的余毒，文明世界所少见的了！”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9页。而在“清和民国交替的远因”一节，吴氏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说：“历代兴国，不过‘篡夺’两字，亡国也不过‘外戚宗室武人，党人宦官’的自相纷扰，和‘夏变夷’‘夷变夏’的互相消长罢了。闹了几千年，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端倪。武昌起义，民国成立，才把循环式的‘帝王专制’打破了，找出一条‘民主共和’的大路来。这真是一大进化哪！”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5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5页。
其次是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虽较之商务成立为晚，但是其甫开业即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适应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局势下的观念教育，并在推行“中华”系列教科书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它以“本最新之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 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为编撰指导。以总经理陆费逵提出的“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 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教育杂志》1912年第10期。为出版宗旨。这一适应革命形势的出版旨趣，决定了该版教科书必然把反专制、颂扬共和作为其文化使命。比如章嵌等编制，陆费逵等审阅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大意就开门见山地说：“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种族，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与后生心目之中。”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3年，编辑大意。昭示编撰者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与态度。惟因如此，“秦始皇之统一”一节中，编者的叙述是：“秦庄襄王灭周，其子政又并六国，一统中夏，定都咸阳，自号始皇帝。废封建之法，立郡县之制……焚诗书，坑儒士，禁民偶语。君主专制之威，于斯为盛。”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2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1页。“秦之兴亡”中的判断是：“政体之专制达于极点。”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7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7页。至于“清廷逊位与民国成立”一节论及清廷皇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任大总统、民国政府迁至北京，则称“于是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矣”。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9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10页。由此可见，中国“专制”之说已是中华书局版历史教科书论证民国“共和”合法、合理的主要依据，而反“专制”则是这些编撰者组织教科书时的“元叙述”。此后一直至19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基本是对这一观点的持续阐述。
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出版社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撰。但从总的情况看，对于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无不是采用“专制政治”的价值表述。如卢秉征编辑郑朝颐校订《实验历史教科书》、储袆编辑《北新历史教本》、教育总署编审会著《高小历史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小学历史》等等，均有对民国前的中国政治形态冠之以“专制政治”的批判性表述。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民国前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描述与评价逐渐出现了一些相对客观的理性分析。如商务1933年出版、由徐映川编著的《复兴历史教科书》中，于“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完成”一节，就对中国古代政体的演进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称：“秦、汉行郡县制度，实际上还不能把全国政权集中于中央，这是因为旧日封建制度影响太深的缘故。……所以宋以后中央权力渐渐巩固了。……此后元朝的官制，大致沿袭宋朝。明清两朝更变本加厉。明朝废除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这是中央官制的变迁。外官、总督、巡抚权任虽是加重；但完全听受中央的箝束，尚有督、抚触忤呼皇帝的意思；一经皇帝降旨调动，甚至革职拏问，那是凛凛奉行，断不敢丝毫违抗的。” 徐映川编著：《复兴历史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2-43页。显然这已不似民国初年那种简单否定性的批判了。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当时整个文化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因为随着1928年北伐战争的完成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一的政治体系在全国的确立，中国也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随之开展的废约、修约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反思。1935年以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序幕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即表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已从清季民初时期带着自谴式色彩的文化否定中走了出来，开始相对理性地审视和评价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了。当然，尽管开始了理性思考，但这时若从总的价值取向上来看，在对民国以前的政治形态性质的基本判断上，还是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三
历史教科书对于“专制政治”观念的传播是迅速而有效的。美国当代教育理论家迈克尔·W·阿普尔曾说，“学校不仅仅控制人们，也帮助控制价值”。 ［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应该说，在新的教育体系建立以来，教科书是清末以来对人们的知识与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知识载体。尤其是对世界观、历史观尚未形成的少年来说，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的解释所形成的“前见”，作为其一生“知识”的起点，直接影响到其日后对于历史的解读和价值判断。所以民国期间，以“专制政治”对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定性判断，以及在这基本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学理上的否定，便通过教科书编撰者的行为，像涟漪一样，传播到普通的受教育民众。
关于这种通过教科书的传播形成的影响之巨大，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得出直观认识。据统计，1909年的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万多所，京师外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348页。民国后，小学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更是惊人。 据统计，1902年，全国小学生人数859人，1919年发展到4842638人（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79页）。1929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8882077人，1931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11720596人，1932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12223066人，1936年受初等教育人数18364956人（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由于教育人数的爆发式膨胀，使得许多出版机构都参与到教科书的出版事业中。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由于实力强、占领市场早，阅读其历史教科书的小学生的数量也最为庞大。陆费逵1932年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曾说，“全国所用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今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下卷），中华书局，1957年，第277页。另外，从《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统计数字来看，1911-1949年间，总共出版小学历史教科书为52种之多。而从单个教科书来讲，重复出版的版次也是相当惊人，例如中华书局版，仅潘武、章嵌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1913年11月初版，一年半后即发行到第6版。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1913年5月初版， 不到一年，即已经是第5版了。姚少华编《小学历史课本》（1-4册）之第1册，1933年5月初版后，到了1936年5月3年间竟达到96版。而商务印书馆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1-6册）的第1册，1913年1月初版后，仅一年，即1914年7月，就达到了30版之多；至于徐映川编著的《复兴历史教科书》（1-4册），1933年7月初版第一册后，同年10月就印了75版，到1935年3月竟然达到152版。 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8页。可见教科书的复制与传播之广、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还有从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来看，民国成立后至1922年学制改革前，整个小学课程、课时设置和清末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历史课在高等小学各学年每周授受时数一直保持在2-3时数左右。如1912年颁布的《小学校令》就规定历史课程为每周3时数，该时数在整个高等小学的11门课程中仅仅次于国文和算术。历史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22年学制改革后，历史课程并入到社会课中，成为社会课的重要组成之一。以1922-1928年小学课程为例，社会课在整个小学课程中的教学时间占20%，仅次于国语30%，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3页。排列第二，而社会课主要以历史、地理为主，公民和卫生居次。历史课仍然是小学教育中重要的课程。后来课程标准几经变迁，但历史课在小学课程中的地位仍然保持着相对固定性。其传播的深度可见一斑。
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商的情况多少有些特殊，因为在民国初期，这两家发行的教科书占据了全国教科书的绝大部分。叶圣陶就说过：“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2页。胡适则评价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 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页。而中国民国以前历史的政治形态是“专制政治”的认知，也正是在这些“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影响下，一代一代地构建起来，成为社会民众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普遍观念。当然这种历史认识观念就学术著作撰述影响而言，民国期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吴晗、费孝通等人的《皇权与绅权》、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等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古代政治专制说的论断。上述除吕思勉先生外，大部分人都是在民国期间读小学或中学，所以，教科书中的知识观念不能不说对他们没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古代政治专制说的研究与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不断强化此观念，而且许多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大量出版，关于这一点，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四
可以说，正是由于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专制政治”观念的植入，促进了该观念在社会中的广度与深度的传播。当然，历史教科书中的这种叙述策略，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认识。首先是其观念的使用，蕴涵有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于帝制政治的反省，以及在反省基础上产生的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亦不乏有西方知识霸权对中国历史撰写者群体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观对国人产生重要影响。也如学者周宁所观察的：“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既是‘停滞帝国’形象的延伸，又是对它进一步的解释。……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起源于希腊，复兴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形象作为‘孔教理想国’的时代，人们想不到将君主开明、政治廉洁、道德淳朴、文化优雅的中华帝国与邪恶的东方暴政联系起来。直到启蒙运动后期，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才开始‘收编’中国形象。”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1页。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41页。孙中山说：“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原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89页。应该说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不加过滤就匆匆消费了这些观念，并把这些引入的观念通过教科书的形式传播于社会，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不啻为西方权力—知识霸权在中国社会中扩张，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诚如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部分党员“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直接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着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页。可见，对中国传统历史包括政治形态的西方式误读，是整个近代社会知识界中的普遍现状。而这种自清末民国以来的认识趋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做出学术上的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仍然没有走出民国知识精英设计的分析路径与西方知识精英设计的话语结构。
其次，就教科书中使用的“专制政治”而言，编纂者把中国古代政治组织形式称为“专制政治”毕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中国部分历史真实。因为考察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发现中央权力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集中于皇帝手中，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与尊严。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除了整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对于皇帝权力的制约外，在中国广大的边疆或者说中央核心权力所不及的京畿以外边缘地区，皇权权威与控制力是否有效，事实上也是一个值得具体深入探讨的问题。也许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或者说“中央集权与从地方性文化中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并存”⑥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27、88-89页。更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比如梁启超说：“中国之地太大，人太众。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无大略，不能尽力民事。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谋，于是合群以自谋之。积之既久，遂养成此一种政体。故以实情论之，一国之内，实含有无数小国。朝廷之与地方团体，其关系殆仅如属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反思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④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75、277、288-289页。还说：“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④“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来虽然没有进步，但是比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⑤今人汪晖在考察清朝的权力运行机制后说：“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清朝的政治统一建立在皇权与封建权力的多重结构关系中（那种认为帝制完全扼杀了封建贵族制度的看法至少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但总的趋势来看，这种多元格局并不稳定。”而且指出清朝中央权力的集中表现有两个特征，“一、在汉人聚居地区，清朝政府采用了明代的郡县制度，中央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并没有直接渗入基层社会之中，宗族—乡绅体制在清代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二、清代中央皇权与蒙古、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土司之间的领属和臣服关系建立在一种多中心的权力架构内部，前者并无权力直接干涉后者的内部事务，后者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宗教信仰和自主权。”⑥可见，中国专制与西方的专制还是有巨大的区别。其实，民国教科书编纂者利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概念述说古代历史，其政治推销作用远远胜于对中国古代政治事实的描述，在特定时代对于民众的启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把此通过教科书建构的观念作为一种公式，笼统去表述中国古代政治的组织制度，现在我们认为是不全面的。也制约了我们对古代政治组织形式中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地方与地方、边疆与边疆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黄晓军
“专制政治”观念是目前我们常常用来描述中国秦至清之间政治统治形态的重要概念。但究其端绪，该概念的正式的合法使用是从民国开始的。换句话说，自民国后此概念就正式进入到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建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重要概念工具。当然在此概念的合法化生成过程中，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美国基础教育理事会A·格雷汉姆·唐所说：“教科书，或多或少支配着学生所学的知识。他们确立课程的框架，而且通常是确立了大部分科目中一些必修的知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书籍，也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阅读机会。在公众看来，教科书是权威的，是准确无误和十分必要的。教师们则需要教科书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 ［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主编：《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所以研究西方知识与观念的传播，研究近代社会一般知识世界的生成，中小学教科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秦至清之间的政治统治形态是否是“专制政治”的说法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尤其是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质疑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后，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2009年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及演化。 向燕南、张国荣：《面对历史学的学术自觉》，《光明日报》2010年2月1日。由此看来，侯文的发表似一重磅炸弹，把自民国以来建构起来的合法的、权威的历史观念撕裂出一个豁口，使得这个话题的讨论逐渐趋向深入。但就本文作者看来，论战的双方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侯文而讲，其价值在于敏锐的意识到“专制政治”的观念是一个外来话语，其在描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带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印记。而反对者的观点其实也尖锐的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性的历史事实。对立双方的立意与视角不同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无意对双方之观点予以具体阐述，仅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分析对象，从观念传播与生成的角度，具体体察“专制政治” 的观念在民国期间是如何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而合法的进入广大的受教育民众的认识视野之中，进而体会民国精英群体依据历史教科书这种合法的传播工具，把源出与西方的“专制政治”观念与中国的部分政治事实相结合，为普通受教育民众构筑新的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的观念建构过程。可以说，这种有意识构筑的历史意象，对后世政治与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在当下仍然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学术话题。霍布斯保姆曾说：“很自然，国家会应用日益强盛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 ［英］埃里克·霍布斯保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可见，小学教育在整个民族国家教育中的重要性。故本文以此为中心，考察专制观念的生成与传播以及影响。
二
应该说，将民国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称为“专制政治”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表述，是对中华民国新的共和政体的价值肯定的前提下被突出强调的。1912年，中华民国甫建立，为了彰显新的共和政权的进步性与合法、正当性，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国新方案，其中对小学历史教育做出明确规定：“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于是，“国体”教育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被强制地规定了下来。在这种政治情势下，民间教科书出版机构遂纷纷而起，组织编撰了一系列符合新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市场需要。“专制政治”作为对民国以前历史的定性判断，正是在这时期，以合法的形式正式进入到了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之中，成为新国体与旧国体截然区分的标志，并逐渐成为“野蛮”政治的代名词，形成反衬民国“共和政体”政治优越的一个重要参照。也就是从此时期起“专制政治”的观念在教科书叙述中正式生成，并经历史教科书的传播而广为普通国人所接受。
为了说明当时教科书对此观念的具体表达情况与生成过程，我们选取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所编的有影响力的典型教科书作为分析个案，具体体察“专制政治”观念是如何在教科书编著者的历史叙述中被“放置”的。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以教科书起家的近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教科书的编撰为经营的主要业务，对于近代教育及近代观念的输入与传播皆有重大影响。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商务印书馆中较早把“专制政治”观念引入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是1913年出版的，由傅运森编撰，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在这本教科书中，“专制”等词语频繁出现，似乎成为和秦始皇等帝王相伴的专有称号。这本教科书也是明确把民国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专制时代”。教科书序言中说：“我国专制时代，君主年号最多，名目纷纭，疲于记忆，本书一律删除，概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代之，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比较计算。”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2页。后来，在“秦始皇”一节中说：“始皇务行专制之政，焚诗书、坑儒生，收民间兵器以为金人。”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1册，第9页。在“秦之帝制”中又说：“秦始皇灭六国，……厉行专制，尊君卑臣，举海内人民土地，悉为一家所私有。”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5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5页。可见秦始皇和专制之关系已是如影随形。在“元明之文化”一节对朱元璋的评价也是：“明太祖喜专制，务张威权，子孙袭其风，视臣民如草芥。”④ 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11、18页。而在“近代之文化”一节中，编者对民国前的制度进行全面总结曰：“迨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④
另外，1915年出版的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篡，王凤岐等校订《实用历史教授书》，也是延续着上述教科书的表述，把秦始皇之统治说成是“专制之祸，益烈于前代，虽其雄谋大略，振耀一时，而毒怨中于人心，反自促其灭亡矣”。 北京教育图书社编：《实用历史教授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页。
到了20世纪20年代，商务版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表述，基本延续其民国初期的观点，只是表述得更加完备。如吴研因编著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便采用更朴素的口语化的言语将“专制政治”的“余毒”做了充分的阐发，在他的描述中，“专制政治”切实地变成了社会痛苦与不幸的制造者，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历代专制帝王，则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与人民相对的“反动者”。
吴研因在他的教科书序言中首先申明：“本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和已出的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所以加上‘新法’两个字。”⑦⑧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编辑大要、第2、13页。对于以上十大要点，其在《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发，曰：
(1)民本的，最足以发挥民治之精神，或反证专制之弊害者。（2）群众的，最有关于社会民生，而不徒为一人一姓之美谈者。（3）进化的，最足以考证由野而文之进步，非复古重述，违反自然者。（4）世界的，正大公正，接轨大同，非武断专私，陵夷异族，毁蔑弱小者。（5）实在的，足以征信核实，非怪诞无稽，或阿谀文饰者。（6）扼要的，足以代表一时代，而非琐细繁杂者。（7）积重的，学说政事风尚……最有影响于天下后世，而非局部的一时的者。（8）实用的，可据以研究社会，而为比较对证，非若偶像骨董之与现在无涉者。（9）感发的，可以情得趣味，鼓动儿童，非干枯无味，不合心理者。（10）适时的，足以养成共和国民互助牺牲之正确的人生观，以救旧时独善忠君，近时附势利己之偏谬者。⑦
在上述十条解释中，吴研因反复使用许多贬义词汇，如“专制之弊害”、“一人一姓之美谈”、“武断专私”、“阿谀文饰”、“独善忠君”等等来表达其价值取向，反“专制”的教科书编撰宗旨一目了然。而在其具体的教科书行文中这种思想也是表露无疑。如“秦始皇的专制和反动”一节中，对秦始皇专制政治痛加针砭，称其“想他的子孙永远做皇帝，传位下去，没有穷尽。”⑧此外，像有关西汉时“缇萦上书救父废肉刑”一节，吴氏教科书说：“但后代昏王酷吏，严刑重罚，灭族挖心的把戏，还不时有的，这真是专制的余毒，文明世界所少见的了！”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9页。而在“清和民国交替的远因”一节，吴氏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说：“历代兴国，不过‘篡夺’两字，亡国也不过‘外戚宗室武人，党人宦官’的自相纷扰，和‘夏变夷’‘夷变夏’的互相消长罢了。闹了几千年，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端倪。武昌起义，民国成立，才把循环式的‘帝王专制’打破了，找出一条‘民主共和’的大路来。这真是一大进化哪！” 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第5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5页。
其次是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虽较之商务成立为晚，但是其甫开业即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适应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局势下的观念教育，并在推行“中华”系列教科书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它以“本最新之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 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为编撰指导。以总经理陆费逵提出的“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 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教育杂志》1912年第10期。为出版宗旨。这一适应革命形势的出版旨趣，决定了该版教科书必然把反专制、颂扬共和作为其文化使命。比如章嵌等编制，陆费逵等审阅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大意就开门见山地说：“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种族，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与后生心目之中。”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3年，编辑大意。昭示编撰者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与态度。惟因如此，“秦始皇之统一”一节中，编者的叙述是：“秦庄襄王灭周，其子政又并六国，一统中夏，定都咸阳，自号始皇帝。废封建之法，立郡县之制……焚诗书，坑儒士，禁民偶语。君主专制之威，于斯为盛。”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2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1页。“秦之兴亡”中的判断是：“政体之专制达于极点。”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7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7页。至于“清廷逊位与民国成立”一节论及清廷皇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任大总统、民国政府迁至北京，则称“于是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矣”。 章嵌、丁锡华：《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9册，中华书局，1913年，第10页。由此可见，中国“专制”之说已是中华书局版历史教科书论证民国“共和”合法、合理的主要依据，而反“专制”则是这些编撰者组织教科书时的“元叙述”。此后一直至19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基本是对这一观点的持续阐述。
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出版社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撰。但从总的情况看，对于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无不是采用“专制政治”的价值表述。如卢秉征编辑郑朝颐校订《实验历史教科书》、储袆编辑《北新历史教本》、教育总署编审会著《高小历史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小学历史》等等，均有对民国前的中国政治形态冠之以“专制政治”的批判性表述。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民国前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描述与评价逐渐出现了一些相对客观的理性分析。如商务1933年出版、由徐映川编著的《复兴历史教科书》中，于“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完成”一节，就对中国古代政体的演进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称：“秦、汉行郡县制度，实际上还不能把全国政权集中于中央，这是因为旧日封建制度影响太深的缘故。……所以宋以后中央权力渐渐巩固了。……此后元朝的官制，大致沿袭宋朝。明清两朝更变本加厉。明朝废除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这是中央官制的变迁。外官、总督、巡抚权任虽是加重；但完全听受中央的箝束，尚有督、抚触忤呼皇帝的意思；一经皇帝降旨调动，甚至革职拏问，那是凛凛奉行，断不敢丝毫违抗的。” 徐映川编著：《复兴历史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2-43页。显然这已不似民国初年那种简单否定性的批判了。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当时整个文化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因为随着1928年北伐战争的完成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一的政治体系在全国的确立，中国也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随之开展的废约、修约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反思。1935年以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序幕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即表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已从清季民初时期带着自谴式色彩的文化否定中走了出来，开始相对理性地审视和评价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了。当然，尽管开始了理性思考，但这时若从总的价值取向上来看，在对民国以前的政治形态性质的基本判断上，还是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三
历史教科书对于“专制政治”观念的传播是迅速而有效的。美国当代教育理论家迈克尔·W·阿普尔曾说，“学校不仅仅控制人们，也帮助控制价值”。 ［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应该说，在新的教育体系建立以来，教科书是清末以来对人们的知识与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知识载体。尤其是对世界观、历史观尚未形成的少年来说，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的解释所形成的“前见”，作为其一生“知识”的起点，直接影响到其日后对于历史的解读和价值判断。所以民国期间，以“专制政治”对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定性判断，以及在这基本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学理上的否定，便通过教科书编撰者的行为，像涟漪一样，传播到普通的受教育民众。
关于这种通过教科书的传播形成的影响之巨大，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得出直观认识。据统计，1909年的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万多所，京师外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348页。民国后，小学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更是惊人。 据统计，1902年，全国小学生人数859人，1919年发展到4842638人（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79页）。1929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8882077人，1931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11720596人，1932年初等教育学生数为12223066人，1936年受初等教育人数18364956人（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由于教育人数的爆发式膨胀，使得许多出版机构都参与到教科书的出版事业中。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由于实力强、占领市场早，阅读其历史教科书的小学生的数量也最为庞大。陆费逵1932年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曾说，“全国所用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今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下卷），中华书局，1957年，第277页。另外，从《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统计数字来看，1911-1949年间，总共出版小学历史教科书为52种之多。而从单个教科书来讲，重复出版的版次也是相当惊人，例如中华书局版，仅潘武、章嵌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1913年11月初版，一年半后即发行到第6版。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1913年5月初版， 不到一年，即已经是第5版了。姚少华编《小学历史课本》（1-4册）之第1册，1933年5月初版后，到了1936年5月3年间竟达到96版。而商务印书馆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1-6册）的第1册，1913年1月初版后，仅一年，即1914年7月，就达到了30版之多；至于徐映川编著的《复兴历史教科书》（1-4册），1933年7月初版第一册后，同年10月就印了75版，到1935年3月竟然达到152版。 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8页。可见教科书的复制与传播之广、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还有从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来看，民国成立后至1922年学制改革前，整个小学课程、课时设置和清末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历史课在高等小学各学年每周授受时数一直保持在2-3时数左右。如1912年颁布的《小学校令》就规定历史课程为每周3时数，该时数在整个高等小学的11门课程中仅仅次于国文和算术。历史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22年学制改革后，历史课程并入到社会课中，成为社会课的重要组成之一。以1922-1928年小学课程为例，社会课在整个小学课程中的教学时间占20%，仅次于国语30%，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3页。排列第二，而社会课主要以历史、地理为主，公民和卫生居次。历史课仍然是小学教育中重要的课程。后来课程标准几经变迁，但历史课在小学课程中的地位仍然保持着相对固定性。其传播的深度可见一斑。
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商的情况多少有些特殊，因为在民国初期，这两家发行的教科书占据了全国教科书的绝大部分。叶圣陶就说过：“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2页。胡适则评价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 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页。而中国民国以前历史的政治形态是“专制政治”的认知，也正是在这些“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影响下，一代一代地构建起来，成为社会民众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普遍观念。当然这种历史认识观念就学术著作撰述影响而言，民国期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吴晗、费孝通等人的《皇权与绅权》、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等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古代政治专制说的论断。上述除吕思勉先生外，大部分人都是在民国期间读小学或中学，所以，教科书中的知识观念不能不说对他们没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古代政治专制说的研究与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不断强化此观念，而且许多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大量出版，关于这一点，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四
可以说，正是由于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专制政治”观念的植入，促进了该观念在社会中的广度与深度的传播。当然，历史教科书中的这种叙述策略，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认识。首先是其观念的使用，蕴涵有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于帝制政治的反省，以及在反省基础上产生的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亦不乏有西方知识霸权对中国历史撰写者群体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观对国人产生重要影响。也如学者周宁所观察的：“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既是‘停滞帝国’形象的延伸，又是对它进一步的解释。……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起源于希腊，复兴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形象作为‘孔教理想国’的时代，人们想不到将君主开明、政治廉洁、道德淳朴、文化优雅的中华帝国与邪恶的东方暴政联系起来。直到启蒙运动后期，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才开始‘收编’中国形象。”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1页。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41页。孙中山说：“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原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89页。应该说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不加过滤就匆匆消费了这些观念，并把这些引入的观念通过教科书的形式传播于社会，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不啻为西方权力—知识霸权在中国社会中扩张，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诚如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部分党员“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直接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着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页。可见，对中国传统历史包括政治形态的西方式误读，是整个近代社会知识界中的普遍现状。而这种自清末民国以来的认识趋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做出学术上的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仍然没有走出民国知识精英设计的分析路径与西方知识精英设计的话语结构。
其次，就教科书中使用的“专制政治”而言，编纂者把中国古代政治组织形式称为“专制政治”毕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中国部分历史真实。因为考察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发现中央权力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集中于皇帝手中，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与尊严。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除了整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对于皇帝权力的制约外，在中国广大的边疆或者说中央核心权力所不及的京畿以外边缘地区，皇权权威与控制力是否有效，事实上也是一个值得具体深入探讨的问题。也许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或者说“中央集权与从地方性文化中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并存”⑥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27、88-89页。更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比如梁启超说：“中国之地太大，人太众。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无大略，不能尽力民事。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谋，于是合群以自谋之。积之既久，遂养成此一种政体。故以实情论之，一国之内，实含有无数小国。朝廷之与地方团体，其关系殆仅如属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反思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④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75、277、288-289页。还说：“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④“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来虽然没有进步，但是比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⑤今人汪晖在考察清朝的权力运行机制后说：“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清朝的政治统一建立在皇权与封建权力的多重结构关系中（那种认为帝制完全扼杀了封建贵族制度的看法至少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但总的趋势来看，这种多元格局并不稳定。”而且指出清朝中央权力的集中表现有两个特征，“一、在汉人聚居地区，清朝政府采用了明代的郡县制度，中央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并没有直接渗入基层社会之中，宗族—乡绅体制在清代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二、清代中央皇权与蒙古、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土司之间的领属和臣服关系建立在一种多中心的权力架构内部，前者并无权力直接干涉后者的内部事务，后者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宗教信仰和自主权。”⑥可见，中国专制与西方的专制还是有巨大的区别。其实，民国教科书编纂者利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概念述说古代历史，其政治推销作用远远胜于对中国古代政治事实的描述，在特定时代对于民众的启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把此通过教科书建构的观念作为一种公式，笼统去表述中国古代政治的组织制度，现在我们认为是不全面的。也制约了我们对古代政治组织形式中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地方与地方、边疆与边疆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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