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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件发生在10余年前的旧事，是一个悲惨且有着血腥味道的故事，是一场弱者在绝望里不屈寻求公道的经历。农民的“命根子”耕地被占－农民保护耕地－村委主任杀死农民－农民女儿为父申冤－杀人者以命相偿……故事的元素似乎能够贯穿中国几千年的乡村变动史，在土地问题越来越重要和突出的今天及今后，仍有着极强的警示意义。中国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天下安。我们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把这个理儿吃透了，干事业搞发展便是缘木求鱼，便是南辕北辙，便是胡扯淡。
当年杨三姐为给屈死的二姐讨回公道，上访呼哀，悲闻天庭，终于将杀人的恶姐夫送入地狱。发生在百年前的这桩公案曾轰动全国，后成为戏曲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久传不衰的内容。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就曾遇见过一位当代“杨三姐”。为使无辜被杀的父亲能瞑目九泉，她抱着伤残的双臂，只身走出偏僻的山村，到县、地区，直至太原、北京鸣冤告状，跪地拦车，常常寄宿街边，几近倾家荡产。
在她前后两年零7个月的告状过程中，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多次与她见面，两次因之发稿。她之伤，我目睹；她之痛，我耳闻。淋淋沥沥，闪闪灭灭，我始终似以当事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直到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上午，那个杀人凶手伏法了……”这位一直坚强如钢的姑娘，在电话那边哽泣难言。我在这边也是泪如珠坠。
罪恶惊梦
山西省汾西县，可算是名闻遐迩。著名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97年3月底的一天夜晚，在汾西县上团柏村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乃至全临汾地区（现临汾市）的血案。
初春的山村闲人少，农民一天辛劳罢，到夜里睡得便早。这时将近晚上11点钟，李世庆一家正在窑洞内沉睡，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哗啦”声从窗户上响起。
“不好，有人砸玻璃。” 49岁的李世庆一是已有预感，再是多年指挥乡间的“威风锣鼓”表演练就了敏捷的体魄，他从炕上一跃而起，只穿了条短裤就打开门冲到院子里。谁知，刚一出门，便被迎面射来的灯光晃住了眼，紧接着，一条大铁棍挟着风声，“呼——”地从空中兜头劈来，只听“嗵”的闷响，脑袋挨了重重一击的李世庆，哼了一声即委顿倒地。
这情景被紧跟着跑出来的李世庆的老伴和女儿李壮丽看得一清二楚：那个挥铁棍砸人的是本村村长（村委会主任，老百姓习惯叫村长）武玉柱，在旁边用矿灯照人眼的是本村村民崔文记。
见父亲倒下，李壮丽抓起条扁担就与武玉柱争打起来。一旁的崔文记挥起矿灯上前猛击李壮丽的左臂。武玉柱得了空，又将那沾了李世庆血的铁棍抡起，狠狠砸向李壮丽的右臂。在争斗过程中，李世庆的老伴也被打伤。
住在隔壁的李世庆的儿子李壮峰闻声即到，左邻右舍以为匪徒劫掠，俱举了灯火棍棒赶来。在混乱中，武玉柱和崔文记仓皇逃离现场。当乡民们听知杀人者竟是自己的村长和村民时，全骇得目瞪口呆。
李世庆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李壮丽左臂桡骨骨折，右臂尺骨骨折，构成轻伤。
汾西县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武玉柱和崔文记并未跑多远，几天内便被抓获。公安人员在李世庆家院子找到了武玉柱逃窜时丢弃的杀人凶器——一根1米多长的六棱铁棍。经初审，武、崔二人对打死、打伤李氏父女的犯罪情节供认不讳。
本是同村人，何以相煎急呢？远近周围的人们，凡听闻此案者，无不想弄明其中的起因。但在随后几个月里，对这一血案的定性，当地却出现了两种声音：县、乡有关部门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需要，将此案认作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而受害人家属和许多知情村民，以及对这起案件进行过关注的临汾地区土地局，却坚持认为李世庆是为了保护村里的耕地而遭报复致死的。
一时间，传言纷杂，如同一团迷雾，从汾西的山野河川上飘散开来。
冤情上闻
1997年6月初，我无意中获知了这一消息，即感到事情重大，经领导同意后，我迅即踏上南下的火车，直奔临汾。
在临汾地区土地局先了解有关情况后，我来到了汾西县。一接触县、乡有关部门，立刻觉出一种明显的“警惕”情绪。翻开当时的采访笔记，便能看出县里上下基本一致的口径：村长武玉柱平素给村里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建学校、修水渠等），但作风粗暴，得罪过一些村民；死者李世庆也非寻常人，是乡里威风锣鼓队的总导演。这次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李世庆的儿子李壮峰在案发前几天拿了雷管、炸药到武玉柱家去叫骂，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至于武玉柱违法占耕地、李世庆为保护耕地上访的事，唯县土地部门承认有过这事，但又言已采取措施解决了。已任职两年的团柏乡乡长竟如是说：“我来乡工作后并不知道李世庆告状的事。”
稍加分析，即知他们在念“三字经”：一避二推三和泥。我只好到村里去问情于民。尽管我采访的这些村民观点并非一致，但若把他们所说的事实相互印证，结论却是如此的清晰。
不知为什么，那时我没见到李壮丽。后来她说那会她并不知道有记者来调查。
但这不影响我的判断与发稿。返回太原后，我很快写了题为《山西一农民因保护耕地上访被村干部打死》的内参。在稿子的开头，我一针见血地写道：“山西汾西县上团柏村农民李世庆，为保护本村几十亩耕地不被违法占用，多次上访告状，村委会主任怀恨在心，今年3月31日晚闯入李世庆家用铁棍将其活活打死。这一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应，许多农民要求严惩这名村委会主任。”
李世庆与武玉柱，两家是拐弯亲戚，平素并无私怨，可自从李世庆带头上访举报村长违法占耕地的事以后，武便认定李是故意与自己作对。而矛盾曾上闻于乡、县有关官员，他们的疏忽与失职，使嫌无以冰释，怨无以消解，到此一步，也唯留绝路可走了。
内参稿于7月5日刊出，随即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国务院、中组部、国家土地局领导和山西省省长均作出批示，要求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这年8月1日，由山西省委基层办（设在省委组织部）牵头，会同省人民检察院、省土地局，与临汾地委组织部组成省地联合调查组，一行6人赴汾西县进行调查。调查组在12天的时间里,除听取汾西县有关方面的汇报外,还走访了52名党员、干部、群众，取得调查材料80余份。调查认定：3·31案件是一起村民李世庆为保护耕地不被违法占用，多次上访告状而被村委会主任武玉柱报复致死的恶性刑事案件。
调查组还对当地有关部门和干部提出了严厉批评。
申冤历程
案情至此应该说真相大白了。然而，包括死者家属和记者在内的许多善良人，竟没料到这仅仅是个开头，更没料到这起惊天大案要延续两年零７个月才得以画成句号。
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998年6月19日，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玉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崔文记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缓刑两年，并附带民事赔偿5000元。双方对一审判决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卷随即移送省城。双方家属也移师太原、直至北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院外“活动战”。
武玉柱当村长时承包了一座煤矿，出事后其父将煤矿卖掉，放出风来要“用这钱买儿子一条命”。李世庆家本来就穷，他死后，除留下一头黄牛尚值几个钱，再无长物。双臂伤残的李壮丽，把那头黄牛卖了不到两千元，倔强的她，揣着这微薄的一点，上路了。
李壮丽来太原先找到了我。这是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其后两年多，她先后十几次来单位见过我。每当案子有什么最新进展，或者又听闻什么新动向、出现什么新情况，她总会来告诉我一声。
这年冬天，她又来单位找我。手里还拎了一包红枣，说是她家院子里的枣树上结的，定要我尝。我左推又挡不接，这时她就嚷：“看，看，我的胳膊！”我即刻意识到她的伤，赶紧闪了开，她便将那包枣放到了我办公室的茶几上，脸上是得意的笑。我方知她是故意拿伤来唬我呢。
案子到了省法院后，不知何故又拖了下来。那一阵，她急得要命，来找我的次数愈多了。1998年岁末，案子依然没有结果。我想来想去还是用手中的“沉沉铁笔”做点事情吧，就将最新情况收集后，写了关于这起案件的第二篇内参。
1999年夏天，我看她实在孤苦凄惶，就把此前的有关材料整理出来，并给省法院的领导写了封信，加盖了我单位的公章，专门去省法院递了这些材料和信。
李壮丽下面所述的在省法院和北京上访的情形，是时隔数年后我再次到汾西县见到她时，她一字一句讲给我的。她这时在一所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
“从1998年7月案子到了省里，我就住到了太原一个亲戚家，这一住就是一年多时间。除过礼拜天和节假日，我几乎天天都往法院跑。在那里要进办公大楼是真难，我只能一整天一整天地在法院的院子里坐着，等机会好见法官。只要人说能对案子有帮助，不管是谁我总要找见他。到了冬天，听到消息，说省法院向最高法院请示了，我跟着就上了北京，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光住不行呀，得找最高人民法院管案子的人。我天天都去，可那门口有武警，戒备森严，怎么都进不去。急了，就哭着求守门的士兵，人家让我先给里面打电话联系。可我谁也不认识，连找什么部门都搞不清。
“1999年4月16日，省法院开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子的审委会，会上有人提出改判武玉柱为死缓。他们的会是上午开的，我下午就听到了消息，又急又气，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在太原，我好几次碰见过武家的人呢。有一回，武玉柱的亲戚专门来找我，提出只要我家不追案子就给30万。我死都不会答应的。可现在竟成了这样的结果，该咋办啊？
“有人劝我去找院长，说这是最后的路。我打听到了院长的名字，对自己说必须见到他，可是，咋才能见到院长啊？我那几天真是快愁疯了。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又找见了刑庭庭长，几句话不投机，人家把我训了一顿，我一肚子委屈顿时化成流不尽的泪水。我把一包告状材料往法院楼前的台阶上一摆，坐在那里哭了一下午。边哭边嚷嚷：‘我是受害人，我要见你们院长。’这么长的时间，来法院多了，连楼门口的警卫都知道我了。这天看我哭得伤心，一位好心的同志悄悄告诉我说：‘明天早上院长上班时，你想办法能见到他，他一般上午9点来。’他还告了我院长乘坐的奥迪车的车牌号。
“第二天是星期四，8点一过我就到了法院等着。9点刚到，就看到那个牌号的小车从大门外驶了进来，到楼前停下，从车里走出一位个头不高、戴副眼镜的领导。我断定他就是院长，赶紧走上去，嘴里说：‘院长，我是汾西县被村长打死的李世庆的女儿，这是我的材料。’说着，就把材料递到他手上。院长挺和气，接了材料，还问了我几句案子的事，边说边进了大楼。
“以后几天里，在院长下班从楼里出来时，我又拦过他3次。前两次，警卫跟得紧，人家一出来就上了小车，我都没能说上话。第3次，我豁出去了。他下班出来还是上了车，我一下子跑到汽车前面，咚地跪在了水泥地上，用手死死抓住车的保险杠，就是不让开走。这时，过来两个警卫，其中一个对我说：‘院长让你回去好好写份材料再来。’接着汽车便开走了。
“我看着远去的奥迪，趴在地上又一通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又一个好心肠的警卫指点我说：‘你再拦院长，不要在院子里，这里是我们的警卫范围，我们见你拦车，不上来管就是失职。你到法院大门外的马路上去拦，我们就不管你了。’这世间真是好人多啊！
“几天后的早上，我拿着重新写好的材料又到了省法院，这回我决心在法院大门外拦住院长。我先仔细观察大门外的情况，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但这路不是主要街道，车辆不多，院长的车一般是从西面那个路口拐过来，到门前再拐进院子，连续两个拐弯，车的速度不会太快。
“不一会，那车果然来了。我看着开近时，立刻双膝跪地，右手把材料高高举起。司机见有人拦，只好把车停下，开门下来走向我。我当即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车的另一面，急急地用手使劲开后车门。我把车门拉开了1尺多宽的缝，院长在里面要关车门。我赶忙把一条腿伸进门缝里，嘴里故意叫道：‘夹住了，夹住了。’他松了手，门打开了，我把材料递进去，他接了。我问：‘我父亲这案子咋办了？’院长只说了一句：‘你回吧，这案子你不用管了。’
“没过多久，省法院对我父亲的案子又开了一次审委会，经过复议，决定维持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对武玉柱执行死刑。这天是1999年8月18日。
“国庆节过后，10月21日上午，在距离上团柏村不很远的霍州市，法院对武玉柱执行了死刑。这天上午，我没在村里，特意到一个亲戚家等着。中午过后，我坐车去了霍州城，在街上就看见那布告已经贴了出来。我站在路边，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就这样一个人哭了好久。天黑后悄悄回到家，和妈妈、弟弟一起，给父亲的遗像烧了三柱香，小声告诉他说，仇人已经伏法，他在那边可以安心了……”
当天下午，李壮丽分别给太原的亲戚、以及关注过这起案件的记者们打了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告状两年7个月，李壮丽瘦了20多斤。事情罢后，她去医院做了第二次双臂手术，取出了里面的钢板。此后，她整整在家休息了一年，身心才算缓了过来。再之后，她先后到几个村的小学校去当“孩子王”，现在是二年级的代课老师，每月有100多元的收入。
临别时，她告诉我说，她已找好了对象，很快要结婚了。我想她终于可以安宁地过平凡而祥和的生活了。日子虽普通，却似村边的那条小河，淙淙汩汩，不息不止，流向前方豁然明亮的田野。
当年杨三姐为给屈死的二姐讨回公道，上访呼哀，悲闻天庭，终于将杀人的恶姐夫送入地狱。发生在百年前的这桩公案曾轰动全国，后成为戏曲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久传不衰的内容。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就曾遇见过一位当代“杨三姐”。为使无辜被杀的父亲能瞑目九泉，她抱着伤残的双臂，只身走出偏僻的山村，到县、地区，直至太原、北京鸣冤告状，跪地拦车，常常寄宿街边，几近倾家荡产。
在她前后两年零7个月的告状过程中，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多次与她见面，两次因之发稿。她之伤，我目睹；她之痛，我耳闻。淋淋沥沥，闪闪灭灭，我始终似以当事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直到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上午，那个杀人凶手伏法了……”这位一直坚强如钢的姑娘，在电话那边哽泣难言。我在这边也是泪如珠坠。
罪恶惊梦
山西省汾西县，可算是名闻遐迩。著名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97年3月底的一天夜晚，在汾西县上团柏村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乃至全临汾地区（现临汾市）的血案。
初春的山村闲人少，农民一天辛劳罢，到夜里睡得便早。这时将近晚上11点钟，李世庆一家正在窑洞内沉睡，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哗啦”声从窗户上响起。
“不好，有人砸玻璃。” 49岁的李世庆一是已有预感，再是多年指挥乡间的“威风锣鼓”表演练就了敏捷的体魄，他从炕上一跃而起，只穿了条短裤就打开门冲到院子里。谁知，刚一出门，便被迎面射来的灯光晃住了眼，紧接着，一条大铁棍挟着风声，“呼——”地从空中兜头劈来，只听“嗵”的闷响，脑袋挨了重重一击的李世庆，哼了一声即委顿倒地。
这情景被紧跟着跑出来的李世庆的老伴和女儿李壮丽看得一清二楚：那个挥铁棍砸人的是本村村长（村委会主任，老百姓习惯叫村长）武玉柱，在旁边用矿灯照人眼的是本村村民崔文记。
见父亲倒下，李壮丽抓起条扁担就与武玉柱争打起来。一旁的崔文记挥起矿灯上前猛击李壮丽的左臂。武玉柱得了空，又将那沾了李世庆血的铁棍抡起，狠狠砸向李壮丽的右臂。在争斗过程中，李世庆的老伴也被打伤。
住在隔壁的李世庆的儿子李壮峰闻声即到，左邻右舍以为匪徒劫掠，俱举了灯火棍棒赶来。在混乱中，武玉柱和崔文记仓皇逃离现场。当乡民们听知杀人者竟是自己的村长和村民时，全骇得目瞪口呆。
李世庆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李壮丽左臂桡骨骨折，右臂尺骨骨折，构成轻伤。
汾西县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武玉柱和崔文记并未跑多远，几天内便被抓获。公安人员在李世庆家院子找到了武玉柱逃窜时丢弃的杀人凶器——一根1米多长的六棱铁棍。经初审，武、崔二人对打死、打伤李氏父女的犯罪情节供认不讳。
本是同村人，何以相煎急呢？远近周围的人们，凡听闻此案者，无不想弄明其中的起因。但在随后几个月里，对这一血案的定性，当地却出现了两种声音：县、乡有关部门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需要，将此案认作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而受害人家属和许多知情村民，以及对这起案件进行过关注的临汾地区土地局，却坚持认为李世庆是为了保护村里的耕地而遭报复致死的。
一时间，传言纷杂，如同一团迷雾，从汾西的山野河川上飘散开来。
冤情上闻
1997年6月初，我无意中获知了这一消息，即感到事情重大，经领导同意后，我迅即踏上南下的火车，直奔临汾。
在临汾地区土地局先了解有关情况后，我来到了汾西县。一接触县、乡有关部门，立刻觉出一种明显的“警惕”情绪。翻开当时的采访笔记，便能看出县里上下基本一致的口径：村长武玉柱平素给村里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建学校、修水渠等），但作风粗暴，得罪过一些村民；死者李世庆也非寻常人，是乡里威风锣鼓队的总导演。这次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李世庆的儿子李壮峰在案发前几天拿了雷管、炸药到武玉柱家去叫骂，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至于武玉柱违法占耕地、李世庆为保护耕地上访的事，唯县土地部门承认有过这事，但又言已采取措施解决了。已任职两年的团柏乡乡长竟如是说：“我来乡工作后并不知道李世庆告状的事。”
稍加分析，即知他们在念“三字经”：一避二推三和泥。我只好到村里去问情于民。尽管我采访的这些村民观点并非一致，但若把他们所说的事实相互印证，结论却是如此的清晰。
不知为什么，那时我没见到李壮丽。后来她说那会她并不知道有记者来调查。
但这不影响我的判断与发稿。返回太原后，我很快写了题为《山西一农民因保护耕地上访被村干部打死》的内参。在稿子的开头，我一针见血地写道：“山西汾西县上团柏村农民李世庆，为保护本村几十亩耕地不被违法占用，多次上访告状，村委会主任怀恨在心，今年3月31日晚闯入李世庆家用铁棍将其活活打死。这一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应，许多农民要求严惩这名村委会主任。”
李世庆与武玉柱，两家是拐弯亲戚，平素并无私怨，可自从李世庆带头上访举报村长违法占耕地的事以后，武便认定李是故意与自己作对。而矛盾曾上闻于乡、县有关官员，他们的疏忽与失职，使嫌无以冰释，怨无以消解，到此一步，也唯留绝路可走了。
内参稿于7月5日刊出，随即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国务院、中组部、国家土地局领导和山西省省长均作出批示，要求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这年8月1日，由山西省委基层办（设在省委组织部）牵头，会同省人民检察院、省土地局，与临汾地委组织部组成省地联合调查组，一行6人赴汾西县进行调查。调查组在12天的时间里,除听取汾西县有关方面的汇报外,还走访了52名党员、干部、群众，取得调查材料80余份。调查认定：3·31案件是一起村民李世庆为保护耕地不被违法占用，多次上访告状而被村委会主任武玉柱报复致死的恶性刑事案件。
调查组还对当地有关部门和干部提出了严厉批评。
申冤历程
案情至此应该说真相大白了。然而，包括死者家属和记者在内的许多善良人，竟没料到这仅仅是个开头，更没料到这起惊天大案要延续两年零７个月才得以画成句号。
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998年6月19日，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玉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崔文记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缓刑两年，并附带民事赔偿5000元。双方对一审判决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卷随即移送省城。双方家属也移师太原、直至北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院外“活动战”。
武玉柱当村长时承包了一座煤矿，出事后其父将煤矿卖掉，放出风来要“用这钱买儿子一条命”。李世庆家本来就穷，他死后，除留下一头黄牛尚值几个钱，再无长物。双臂伤残的李壮丽，把那头黄牛卖了不到两千元，倔强的她，揣着这微薄的一点，上路了。
李壮丽来太原先找到了我。这是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其后两年多，她先后十几次来单位见过我。每当案子有什么最新进展，或者又听闻什么新动向、出现什么新情况，她总会来告诉我一声。
这年冬天，她又来单位找我。手里还拎了一包红枣，说是她家院子里的枣树上结的，定要我尝。我左推又挡不接，这时她就嚷：“看，看，我的胳膊！”我即刻意识到她的伤，赶紧闪了开，她便将那包枣放到了我办公室的茶几上，脸上是得意的笑。我方知她是故意拿伤来唬我呢。
案子到了省法院后，不知何故又拖了下来。那一阵，她急得要命，来找我的次数愈多了。1998年岁末，案子依然没有结果。我想来想去还是用手中的“沉沉铁笔”做点事情吧，就将最新情况收集后，写了关于这起案件的第二篇内参。
1999年夏天，我看她实在孤苦凄惶，就把此前的有关材料整理出来，并给省法院的领导写了封信，加盖了我单位的公章，专门去省法院递了这些材料和信。
李壮丽下面所述的在省法院和北京上访的情形，是时隔数年后我再次到汾西县见到她时，她一字一句讲给我的。她这时在一所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
“从1998年7月案子到了省里，我就住到了太原一个亲戚家，这一住就是一年多时间。除过礼拜天和节假日，我几乎天天都往法院跑。在那里要进办公大楼是真难，我只能一整天一整天地在法院的院子里坐着，等机会好见法官。只要人说能对案子有帮助，不管是谁我总要找见他。到了冬天，听到消息，说省法院向最高法院请示了，我跟着就上了北京，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光住不行呀，得找最高人民法院管案子的人。我天天都去，可那门口有武警，戒备森严，怎么都进不去。急了，就哭着求守门的士兵，人家让我先给里面打电话联系。可我谁也不认识，连找什么部门都搞不清。
“1999年4月16日，省法院开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子的审委会，会上有人提出改判武玉柱为死缓。他们的会是上午开的，我下午就听到了消息，又急又气，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在太原，我好几次碰见过武家的人呢。有一回，武玉柱的亲戚专门来找我，提出只要我家不追案子就给30万。我死都不会答应的。可现在竟成了这样的结果，该咋办啊？
“有人劝我去找院长，说这是最后的路。我打听到了院长的名字，对自己说必须见到他，可是，咋才能见到院长啊？我那几天真是快愁疯了。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又找见了刑庭庭长，几句话不投机，人家把我训了一顿，我一肚子委屈顿时化成流不尽的泪水。我把一包告状材料往法院楼前的台阶上一摆，坐在那里哭了一下午。边哭边嚷嚷：‘我是受害人，我要见你们院长。’这么长的时间，来法院多了，连楼门口的警卫都知道我了。这天看我哭得伤心，一位好心的同志悄悄告诉我说：‘明天早上院长上班时，你想办法能见到他，他一般上午9点来。’他还告了我院长乘坐的奥迪车的车牌号。
“第二天是星期四，8点一过我就到了法院等着。9点刚到，就看到那个牌号的小车从大门外驶了进来，到楼前停下，从车里走出一位个头不高、戴副眼镜的领导。我断定他就是院长，赶紧走上去，嘴里说：‘院长，我是汾西县被村长打死的李世庆的女儿，这是我的材料。’说着，就把材料递到他手上。院长挺和气，接了材料，还问了我几句案子的事，边说边进了大楼。
“以后几天里，在院长下班从楼里出来时，我又拦过他3次。前两次，警卫跟得紧，人家一出来就上了小车，我都没能说上话。第3次，我豁出去了。他下班出来还是上了车，我一下子跑到汽车前面，咚地跪在了水泥地上，用手死死抓住车的保险杠，就是不让开走。这时，过来两个警卫，其中一个对我说：‘院长让你回去好好写份材料再来。’接着汽车便开走了。
“我看着远去的奥迪，趴在地上又一通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又一个好心肠的警卫指点我说：‘你再拦院长，不要在院子里，这里是我们的警卫范围，我们见你拦车，不上来管就是失职。你到法院大门外的马路上去拦，我们就不管你了。’这世间真是好人多啊！
“几天后的早上，我拿着重新写好的材料又到了省法院，这回我决心在法院大门外拦住院长。我先仔细观察大门外的情况，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但这路不是主要街道，车辆不多，院长的车一般是从西面那个路口拐过来，到门前再拐进院子，连续两个拐弯，车的速度不会太快。
“不一会，那车果然来了。我看着开近时，立刻双膝跪地，右手把材料高高举起。司机见有人拦，只好把车停下，开门下来走向我。我当即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车的另一面，急急地用手使劲开后车门。我把车门拉开了1尺多宽的缝，院长在里面要关车门。我赶忙把一条腿伸进门缝里，嘴里故意叫道：‘夹住了，夹住了。’他松了手，门打开了，我把材料递进去，他接了。我问：‘我父亲这案子咋办了？’院长只说了一句：‘你回吧，这案子你不用管了。’
“没过多久，省法院对我父亲的案子又开了一次审委会，经过复议，决定维持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对武玉柱执行死刑。这天是1999年8月18日。
“国庆节过后，10月21日上午，在距离上团柏村不很远的霍州市，法院对武玉柱执行了死刑。这天上午，我没在村里，特意到一个亲戚家等着。中午过后，我坐车去了霍州城，在街上就看见那布告已经贴了出来。我站在路边，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就这样一个人哭了好久。天黑后悄悄回到家，和妈妈、弟弟一起，给父亲的遗像烧了三柱香，小声告诉他说，仇人已经伏法，他在那边可以安心了……”
当天下午，李壮丽分别给太原的亲戚、以及关注过这起案件的记者们打了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告状两年7个月，李壮丽瘦了20多斤。事情罢后，她去医院做了第二次双臂手术，取出了里面的钢板。此后，她整整在家休息了一年，身心才算缓了过来。再之后，她先后到几个村的小学校去当“孩子王”，现在是二年级的代课老师，每月有100多元的收入。
临别时，她告诉我说，她已找好了对象，很快要结婚了。我想她终于可以安宁地过平凡而祥和的生活了。日子虽普通，却似村边的那条小河，淙淙汩汩，不息不止，流向前方豁然明亮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