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是由陈雨前教授领衔主编的、群体编注的一部有关陶瓷典籍整理之作，于2015年7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是目前中国陶瓷典籍整理的最新成果。
　　当然，这个新成果不仅仅体现在出版时间的“最新”上，更表现在陶瓷典籍校注整理的“创新”上：
　　首先，文献收录之“新”。查阅中国古代文化史，不难知晓中国古代“重经史，轻理艺”，这一思想导致作为“艺”的陶瓷文献编撰数量十分稀少。而经数百年的风雨洗涤，流传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据笔者统计，1911年以前比较重要的陶瓷专论文献如《陶记》、《陶书》、《阳羡茗壶系》、《陶冶图编次》、《陶人心语》、《陶说》、《南窑笔记》、《清高宗咏陶诗》、《阳羡名陶录》、《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匋雅》、《斗杯堂诗集》等，总共不过二十余种。这些陶瓷典籍记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场地、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还涉及与陶瓷有关的人物事迹、社会习俗、经济贸易、审美趣向等。它们对于梳理和明晰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发展脉络，对于传承和保护我国传统的陶瓷技艺，对于发展和弘扬我国传统的陶瓷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了解和认识我国古代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古今陶瓷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有关这些陶瓷典籍的校注整理，以往也出现过一定成果，如傅振伦译注的《陶记译注》、《陶说译注》、《景德镇陶录详注》，赵菁整理的《阳羡名陶录》、《匋雅》，熊寥、熊微编注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连冕编注的《景德镇陶录图说》，杜斌校注的《陶说》、《匋雅》等。但是，它们不是失之单一，不够系统，就是整理过于简单，校注不够完善。而此《校注》正好弥补了这些不足，不仅全面系统地整理了这近二十种重要的陶瓷典籍，有些陶瓷典籍（如《陶人心语》、《斗杯堂诗集》等）还是第一次被校注整理收录，并对每种陶瓷典籍作了不同版本的核校和比较详细的注释，可谓既系统又完善。这就是《校注》的文献收录之“新”。
　　其次，版本“校记”之“新”。《校注》是编注者在整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两部大部头著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三书可称得上是中国陶瓷典籍整理的姊妹篇。编注者在整理这两部大部头著作时，收集了中国陶瓷典籍众多不同的版本，这为《校注》版本“校记”部分的编纂打下了良好基础。《校注》中参引的一些版本，如《阳羡茗壶系》“校记”的版本是“以《檀几丛书》本为底本，以卢文弨精校精抄本、《粟香室丛书》本、《常州先哲遗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为参校本”，不仅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阳羡茗壶系》不同的版本情况，而且参用的卢文弨精校精抄本是流传甚少、十分珍贵的善本，以前很少被人知晓，更少有人参考引用。《校注》的参引核校，便可改变这一现状，不仅使世人更加全面地了解《阳羡茗壶系》的版本流传情况，还可从中窥探出清代乾嘉学者卢文弨对《阳羡茗壶系》内容的一些见解，由此也反映出清代乾嘉学者对工艺美术类著作的逐渐关注和重视。
　　又如清初督陶官唐英的个人诗文集《陶人心语》，是一部全面研究唐英最为翔实可靠的著作，尤其对于清代陶瓷史研究具有极高的参引价值。笔者曾对其版本流传情况做过系统考察，得知乾隆三年顾栋高编的《陶人心语》五卷本是其最早版本，也是未经后人修改、保持唐英原作最好的版本。可惜该本存世稀少，加上乾隆三十七年后唐英次子的老师华岳莲编排的《陶人心语》六卷本畅行于世，故该本少有人知，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湮没不闻，今人则更是难觅一见。但是，由于华岳莲在编排《陶人心语》六卷本时，为求诗文对仗工整，富有文学性，修改了唐英原作的许多文字，而顾编五卷本编排时，经过了唐英的亲笔审定，基本保持了唐英原作的文字，因此顾编五卷本较华编六卷本，更能体现唐英的本来思想，也更符合唐英作诗“发乎性真，不重技巧”的本意。由此可见该本参引的重要性，可惜它很少被人知晓，更少有人关注。《校注》编注者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第一次将该本参引其中，为学界做出了积极贡献。这里以《陶人心语》卷一收录的《上元夜渡扬子江》这首诗为例，来说明《校注》中两本互校的情况（圆括号中的文字为顾编五卷本的唐英原文）：“雪压富春江，除夕清无比。明月照上元，送我渡扬子。飘飘五两风，浩浩长江水。巨浸向黄昏，千舟万舟舣。一叶忽凌（凌鲸）波，疾逾脱弦（铁背）矢。回首望金山，拳石盆盎里。快哉列御寇，仙乎迹可拟。汐气迷太虚，月销光似纸。冲破水中天，飞涛声撼耳。江豚吹腥风，蛟蜃出窟底。篙师力不胜，僮仆骇欲死。匪懈一臣心，范驱御非诡（险冒同舟否）。（孟浪恨北人，胆觕昧测揆。我生不好奇，亦不邀倖诡。守拙听因缘，随境决进止。）鸿毛与泰山，重轻勘物理。兹役关陶工，涉险岂（跋涉宁）容己？讵云躯命轻（何敢嗟贤劳）？臣心聊可恃。自不作风波，风波何处起？崩腾万里涛，直可蠡勺拟（逝水笈流光，身世终敝屣）。（心眼空长江，直以蠡勺拟。不为声势惊，何有顺适喜。江险世皆知，竞渡无停晷。）奇险不在江，人心险于此。”可见，这段文句被修改了六处之多，且有多处诗文直接被华氏删去。这就是《校注》的版本“校记”之“新”。
　　最后，内容纠谬之“新”。《校注》对所录的每种陶瓷典籍的原文内容作了系统纠谬，尤其是补正了他人未曾发现或未曾注意的谬误，这对研读者合理地使用陶瓷典籍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如《景德镇陶录》原文中的“江阳瓷”，被《校注》纠正为“阳江瓷”；原文中的“孟铣”，被纠正为“孟诜”；原文中的“《垣斋笔衡》”，被纠正为“《坦斋笔衡》”；原文中的“《拾青日札》”，被纠正为“《留青日札》”；原文中的“《博古要览》”，被纠正为“《博物要览》”；等等。又如清末陈浏所著《匋雅》、《斗杯堂诗集》两书，受时代的局限，其研究多出于感性，主观色彩浓厚，缺乏亲身的实践考证，更缺乏合理的科学分析，所记内容甚至含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成分，讹漏之处时常出现。如《匋雅》原文论及支钉的一段描述：“瓷钉有二种。有垂垂如足者，所谓爪者是也。又有以竹签支撑皿底而入窑者，迨火候圆满，撒去竹签，则亦有釉如钉形（即挣钉也）。”稍知瓷器烧造工艺的人都会知道，为了防止坯件黏连，一般选用耐火原料或与坯泥同质的泥料制成支钉，而不可能用无法经受高温灼烧的竹签作为支钉。以竹签作支钉，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主观臆想。《校注》在对“瓷钉”作注释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作了详细说明。而《斗杯堂诗集》所录内容亦是如此，错漏之处时常出现。如《粉奁引》中的诗句“国初良工谁，金成字彤映。善画古月轩，颇肖李思训”，将珐琅彩瓷上使用频率较高的两枚闲章“金成”、“彤映”，误当成一位著名制瓷工匠的名字，实属望文生义。《校注》对此作了特别阐释和说明。如此之类颇多，不再一一列举。这就是《校注》的内容纠谬之“新”。 　　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校注》在内容编排、版本选用、格式统一等方面仍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该书缺少必要的插图和全文翻译，这使作为古文呈现的陶瓷典籍原文不易理解，以致其普及性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个别陶瓷典籍的版本“校记”不甚完整。该书一般只选用两三种有代表性的参校本，没有将其版本全部比校核对，尽管所作已比较完善，但挑选毕竟会有所遗漏，甚至会有个别比较重要的版本被遗漏的。如《陶说》有乾隆三十九年鲍廷博刻本、乾隆五十二年刻本、《龙威秘书》本、清末抄本、《翠琅玕馆丛书》本、《美术丛书》本、文友本、《说库》本、商务本等十余种重要版本，但《校注》只参用了鲍刻本、《美术丛书》本和文友本三种，其余诸本均未被参用，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乾隆五十二年刻本、《龙威秘书》本和清末抄本被遗漏，这不能不算是该书的一点遗憾。另外，该书为了保持尽量客观的态度，凡是有“校记”的内容，只作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比对，不作孰正孰误的判断。这种“校记”方式有优有劣，优点在于客观准确，不给读者以误导；但缺点是无法给读者以参考或判断正误的方法，只能靠读者自己把握。再次，由于该书是由多人校注而成，学术背景不尽一致，学识水平亦参差不齐，故所注文献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偏重工艺，有的偏重鉴赏，有的偏重历史，有的偏重文化，且有同一词在不同校注典籍中出现而作的注释有不一致的情况。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所致，很难做到绝对的整体划一。最后，该书在校注陶瓷典籍时，不是每种典籍都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南窑笔记》标识的作者“佚名”为例，以往学界采用《南窑笔记》的通行本是民国初年邓实、黄宾虹编辑整理的《美术丛书》本。该本在书名“南窑笔记”下仅注其依据的底本“旧抄本”三字，没有提及著者及成书时间，这使学界常将其著者视为“佚名”，其成书时间被限定在不太确切的“雍正、乾隆时期”。而后口口相传，以讹传讹，逐渐成了“定论”，很少有人深探其究竟。直到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南窑笔记》稿本的问世，才使该研究有所推进和发展。该稿本由王婧点校整理，她在《整理前言》中认为该书乃清代学者张九钺编撰而成，初稿于乾隆四十二年。这一说法逐渐被学界知晓和接受。笔者在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从史料记载、正文内容、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者《晋南随笔》稿本在编排体例、流藏经过、装帧形式、书法风格大都相同等几个方面，也证实了这一点。而《校注》仍采用学界的传统做法，将其作者标为“佚名”，这很可能是校注者未能采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校注者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持有不同意见所致。所幸的是，该书在版本“校记”中参引了张九钺稿本，算是对这一缺失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