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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是言意之辨兴盛的时期。王弼以老庄解易，借助“得意忘言”的方法论一扫汉末以来的经学疲软、象数繁琐的风气，为文人找到了抒发己志的方法。王弼为了解决魏初以来儒学疲软，强调“名教本于自然”，在形而下的层面谈体用一体，其“得意忘言”之法在很大程度促进儒道合流。
关键词：王弼；得意忘言；体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汉末魏初时政治动荡，儒家以“仁”、“义”等构建起来的社会体系面临名存实亡的问题，内在的道德约束由自愿变为强制，表现在外在就是缺乏约束力而变成了一种礼法形式上的敷衍，王弼看到了这个问题并重新构建了这种体系，将具有普遍性和齐物特征的“道”作为本体，将强调秩序和尊卑的儒家作为实践的用，使用“本末”（或称“母子”）二层的方式来论述，这就使他的哲学主张呈现出“贵无”的倾向。
王弼的“得意忘言”之说是针对他“贵无”的哲学主张提出的方法论。王弼以老庄解易，《周易略例·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象，以卦而言，指卦象，泛言之则为指一切可见之征兆”[1]。“意”存于“象”，“象”存于“言”，通过“言”可以察觉“象”，通过“象”可以把握“意”。反推之，则是“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通达的过程，这里似乎王弼秉承的是一个“言尽意”的观点。其实不然：“王弼所谓‘本’大致有二重含义：其一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其二为价值论意义上的本体（亦即作为道德根据的本体）。”[2]王弼秉承的“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他希望挽救名教衰落的颓势，这种诉求反映在他的哲学、文学主张的各方面，所以他才倡导“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的体用一体论，在“用”，也就是形而下的自然万物层面，王弼的主张是：通过语言可以理解事物的表象。但涉及到“道”的本体之时，他还是坚持言不尽意。《明象篇》之后阐释了言不尽意的问题：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
王弼引《庄子·外物》篇解意：“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得意，得意而忘言。”[3]庄子认为，借助语言来认识意识可行的，但是正确的方法是在得意之后抛弃语言的束缚，如果过分地执着于“荃”、“蹄”之类的外物，反而无法领会到“意”。
王弼与庄子的看法相似。他认为“言”是通“象”的方法，“象”是通“意”的方法，但是“象”一旦被“言”所限制就不是原本的“象”，“意”一旦被拘禁在“象”中也不是真正的“意”了，所以执着于“言”、“象”没有必要，这二者是得意之工具，不可执着于工具妨害得意之目的，固王弼说“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能够得“象”得“意”的方法是由“言”、“象”上溯却不固守，即“得意忘言”。王弼以“画”与“情”为例，人在对画进行审美的时候，执着于笔触、画法终究是小类，只有通过“画”去感受情感的变化才能领会“情”。王弼的“言不尽意”其实还是主张“重意轻言”的，所有王弼以此方法解《易》掃象而过，不谈汉易的天地、阴阳之类，亦不滞于名言，巧妙地借老庄解易，畅谈玄旨，阐发义理，进而体悟经典之中的微言大义。
将王弼的“得意忘言”做两个层次来分析能理解他对“自然”和“名教”的态度。“王弼为玄宗之始，然其立意实取汉代儒学阴阳家之精神，并杂以校练名理之学说，探求汉学蕴藉之原理，扩请其虚妄，而折衷于老氏。”[4]王弼不像嵇康、阮籍一样强烈地反对名教，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在阐述“贵无”的哲学主张时虽然认为“有”来自“无”但并不否定“有”的作用，同理他虽重意轻言但也不否认“言”的作用，所以他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推举圣人之言的作用，认为“言”为“用”可以说明事物的表浅，但涉及到万物本源，还需“忘言”才能得。这种观点兼容儒道，即使儒家经典中少有涉及到“道”的本体论的内容，但儒家也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耳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耳闻也。” [5]一说。所以“性与天道”是需要“得意忘言”去把握的。
王弼“得意忘言”的提出，一扫汉末以来经学疲软，象数繁琐的弊端，他为文人找到了一种抒发自我见解的工具，以“得意忘言”作为方法论，推动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
“凡所谓‘忘言忘象’、‘寄言出意’、‘忘言寻其所况’、‘善会其意’、‘假言’、‘权教’诸语皆承袭《易略例·明象章》所言。”[6]王弼大倡“言不尽意”之风，对后来者影响甚大，即使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等人的学说骨干也是从“得意忘言”中阐发出来的。而到了永嘉时期，一部分人开始回归到王弼的学说，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10页。
[2]杨国荣，《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第8页。
[3]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92-493。
[4]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3页。
[5]朱熹，《论语集注》，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27页。
[6]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26页。
关键词：王弼；得意忘言；体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汉末魏初时政治动荡，儒家以“仁”、“义”等构建起来的社会体系面临名存实亡的问题，内在的道德约束由自愿变为强制，表现在外在就是缺乏约束力而变成了一种礼法形式上的敷衍，王弼看到了这个问题并重新构建了这种体系，将具有普遍性和齐物特征的“道”作为本体，将强调秩序和尊卑的儒家作为实践的用，使用“本末”（或称“母子”）二层的方式来论述，这就使他的哲学主张呈现出“贵无”的倾向。
王弼的“得意忘言”之说是针对他“贵无”的哲学主张提出的方法论。王弼以老庄解易，《周易略例·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象，以卦而言，指卦象，泛言之则为指一切可见之征兆”[1]。“意”存于“象”，“象”存于“言”，通过“言”可以察觉“象”，通过“象”可以把握“意”。反推之，则是“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通达的过程，这里似乎王弼秉承的是一个“言尽意”的观点。其实不然：“王弼所谓‘本’大致有二重含义：其一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其二为价值论意义上的本体（亦即作为道德根据的本体）。”[2]王弼秉承的“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他希望挽救名教衰落的颓势，这种诉求反映在他的哲学、文学主张的各方面，所以他才倡导“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的体用一体论，在“用”，也就是形而下的自然万物层面，王弼的主张是：通过语言可以理解事物的表象。但涉及到“道”的本体之时，他还是坚持言不尽意。《明象篇》之后阐释了言不尽意的问题：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
王弼引《庄子·外物》篇解意：“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得意，得意而忘言。”[3]庄子认为，借助语言来认识意识可行的，但是正确的方法是在得意之后抛弃语言的束缚，如果过分地执着于“荃”、“蹄”之类的外物，反而无法领会到“意”。
王弼与庄子的看法相似。他认为“言”是通“象”的方法，“象”是通“意”的方法，但是“象”一旦被“言”所限制就不是原本的“象”，“意”一旦被拘禁在“象”中也不是真正的“意”了，所以执着于“言”、“象”没有必要，这二者是得意之工具，不可执着于工具妨害得意之目的，固王弼说“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能够得“象”得“意”的方法是由“言”、“象”上溯却不固守，即“得意忘言”。王弼以“画”与“情”为例，人在对画进行审美的时候，执着于笔触、画法终究是小类，只有通过“画”去感受情感的变化才能领会“情”。王弼的“言不尽意”其实还是主张“重意轻言”的，所有王弼以此方法解《易》掃象而过，不谈汉易的天地、阴阳之类，亦不滞于名言，巧妙地借老庄解易，畅谈玄旨，阐发义理，进而体悟经典之中的微言大义。
将王弼的“得意忘言”做两个层次来分析能理解他对“自然”和“名教”的态度。“王弼为玄宗之始，然其立意实取汉代儒学阴阳家之精神，并杂以校练名理之学说，探求汉学蕴藉之原理，扩请其虚妄，而折衷于老氏。”[4]王弼不像嵇康、阮籍一样强烈地反对名教，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在阐述“贵无”的哲学主张时虽然认为“有”来自“无”但并不否定“有”的作用，同理他虽重意轻言但也不否认“言”的作用，所以他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推举圣人之言的作用，认为“言”为“用”可以说明事物的表浅，但涉及到万物本源，还需“忘言”才能得。这种观点兼容儒道，即使儒家经典中少有涉及到“道”的本体论的内容，但儒家也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耳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耳闻也。” [5]一说。所以“性与天道”是需要“得意忘言”去把握的。
王弼“得意忘言”的提出，一扫汉末以来经学疲软，象数繁琐的弊端，他为文人找到了一种抒发自我见解的工具，以“得意忘言”作为方法论，推动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
“凡所谓‘忘言忘象’、‘寄言出意’、‘忘言寻其所况’、‘善会其意’、‘假言’、‘权教’诸语皆承袭《易略例·明象章》所言。”[6]王弼大倡“言不尽意”之风，对后来者影响甚大，即使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等人的学说骨干也是从“得意忘言”中阐发出来的。而到了永嘉时期，一部分人开始回归到王弼的学说，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10页。
[2]杨国荣，《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第8页。
[3]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92-493。
[4]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3页。
[5]朱熹，《论语集注》，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27页。
[6]汤用彤，《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论稿》，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