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斯文娅进了精神病院。很难想象，一个平时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的28岁优秀经理人，仅仅因为领导的针对就得了精神病。曾经，她是领导最喜欢的下属，被带去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受到众人瞩目。但不知何时起，领导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上一秒还在走廊里向她点头打招呼，下一秒就转身带着更年轻的同事去开会了。起初，斯文娅只是觉得受了一点打击，倒也还能平静应对。然而，之后领导交给她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她不禁怀疑领导是在故意刁难自己。“没关系，”男友安慰她说，“她只是想看看你最好能做到什么程度。”
　　于是，斯文娅周末也去加班，只为在月底提交工作成果之时得到一点儿称赞，谁曾想最后却挨了骂。领导眉头紧蹙地责问她：“你怎么搞的，干那么慢，还要一直加班？”自那以后，她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僵。不过即便这样，她也没有放弃，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事情有转圜的余地。“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那时候我就应该寻求心理治疗。”她回忆道。圣诞节前夕，人力资源部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刁难她，给了她最后的致命一击。“我全部的精神防线都崩溃了，只能蜷缩在地板上不断抽泣。”由于神经衰弱和严重抑郁，斯文娅至今都无法正常工作。

| 领导风格决定员工健康 |

　　斯文娅的病，起因就是领导——滥用权力随意对待下属的领导。在我们的生活中，领导的一言一行，小到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可能让我们琢磨半天，恐怕我们的另一半都没有这种影响力。实际上，大部分人和同事共度的时间远比和家人、朋友要长。因此，工作的氛围和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AOK科学研究所发现，和上司关系不好的员工，年均病假时间为19.6天，是关系正常员工的两倍多。大众公司曾尝试把员工病假率较高的部门主管换去病假率较低的部门，结果令人大为吃惊：这名主管只用一年时间，就使新团队的病假率爬升到了之前部门的水平。
　　领导的风格是决定员工身心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大多数高管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卡罗琳刚入职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就受到了新同事的冷落。负责带她的同事不给她相关的工作资料，只给了她一本书。入职后的好几周时间，卡罗琳就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当她向老板反映情况时，老板却说：“我不负责给人解释怎么做事。”然后就带着那位同事去吃饭了，留下卡罗琳一个人在那儿干站着。两个月后，46岁的卡罗琳因病就医，在诊室里情绪崩溃、失声痛哭。“我突然意识到，是老板把我逼出病来的。他摧毁了我的自信心，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长期以来，企业习惯于用各种数据来衡量管理者的能力，将业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心理学家发现，在这种评价体系下，性格鲁莽轻率、自大自恋的人更容易进入管理層。英国教授凯文·达顿在他的《精神病患者——我们能从圣徒、律师以及连环杀手那里学到什么》一书中，详细列出了精神病患者众多的一些职业，排在首位的就是首席执行官。这些人常常要排除感情因素，作出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决定。
　　近年来，企业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声骂人的领导已经很少见了，同事见面都会轻松地打招呼，也会互相开玩笑。但是，新的相处方式并没有让员工的身心变得更健康。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病假天数在十年间翻了两倍多。现代办公室工作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同于从前挖矿等辛苦的地下作业，职员们不会再患上尘肺病，却可能得抑郁症或职业倦怠症。制药公司的职员玛蕾克说：“过去九年我一直干得不错，而新上司的到来改变了一切。我不再拥有个人电子邮箱，只能使用一个公共邮箱。上司只要看到我给同事发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就立马把我叫过去质问。我的办公桌背对着门，他经常从后面悄悄进来，偷听我说话或看我的电脑屏幕。时间久了，每当有人进办公室，我都会变得很紧张。尽管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减压放松的瑜伽课，但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 职业受害者互助小组 |

　　在埃尔姆斯霍恩保健中心五楼的一个房间里，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23名职场受害者自发组成互助小组，定期相聚，相互倾诉，获取安慰和支持。
　　“大家好，我是乌韦，刚从康复中心回来。”
　　“你感觉怎么样，乌韦？”

　　“医生说，由于心脏问题，我必须提前退休。但是，我不想这么早就变成闲人。”50岁的乌韦说。五年前，老板本想辞退他，而他承诺会做双倍甚至三倍的工作，才得以说服老板，保住了岗位。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乌韦都在工作。然而，他赢回了老板的尊重，却丢掉了健康。去年十月，某天下班后，他倒下了，没有任何预兆，心脏瓣膜病变，原因不明，无法治愈。“医生说，这个病就是长期压力过大、身体超负荷运转导致的。”他说，“就一分钟的时间，我的生活就全面崩塌了。”
　　“谢谢，乌韦。伊洛娜，你的情况怎么样？”
　　伊洛娜耸了耸肩。她是地方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与上司的关系已无法修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钱。她要求政府赔偿自己25年的精神损失费。下周她就会和聘请的律师见面，商量官司怎么打。
　　一般来说，法官不太愿意接劳务纠纷的案子，因为外人很难弄清到底是员工偷懒还是老板暴虐。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塔尼亚·辛格是世界闻名的专家，但他在同事眼里活脱脱是个暴君。去他办公室的人，都是战战兢兢地进去，哭哭啼啼着出来。一些年轻的科学家站出来向公众揭发此人的恶劣行径，研究所随即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2008年12月，辛格被开除。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会出于羞耻心保持沉默，或者干脆换工作。
　　不过，情况也在慢慢好转。以前一个岗位有十个候选人可用，用人单位当然可以随意压榨。现在就业市场已接近饱和，用人单位就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德国许多企业都引入了员工评价老板的机制，员工可以对自己的上司提出批评意见。未来，只有那些既有领导力，又受下属尊重、欢迎的老板，才能获得认可。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

沃尔夫冈，54岁，包装公司前部门主管

　　新来的年轻上司对我说：“我必须控制成本，如果您能帮我用最低的代价解雇一些员工，您的位置就保住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名单，上面都是老员工的名字。我表示不能这么做，他就生气了，开始暗中刁难我，最后把我炒了鱿鱼。我把他告上法院，最终获得了赔偿，并迫使他也离开了公司。

萨比娜，53岁，大型房产公司职员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7年，共收到9次警告处分，有些甚至是在我休病假时收到的。他们就是想赶我走，但我把所有邮件都保存好了，随时可以拿出证据。在我看来，他们是在犯罪。

维克多，55岁，国家级乐队铜管演奏家

　　在公众眼里，我的前任老板是位天才。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经常在众人面前对乐手大发脾气，弄得大家都很害怕。很多时候，我只能借酒浇愁，最后得了抑郁症。

塞巴斯蒂安，35岁，邮轮公司前财务会计

　　我在一个年轻的团队里工作了八年，业绩一直不错。但有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老板对我不再满意。我十分沮丧，绝望之中给管理层写了封信求助。两天后，我就被辞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