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为了救你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会拿什么来报答他和他悲痛欲绝的亲人呢?
　　一名普通的电力职工为了救一个不慎落水的9岁孩子，将年仅45岁的生命交给了翻滚而去的河流。按常理，被救的孩子和他的父母应该感到庆幸，可是两年后，这个孩子却患上了心理抑郁症，每天都生活在沉重的自责和恐惧中，孩子的父母也背上了永远无法摆脱的枷锁。
　　
　　叔叔救了我的命
　　
　　从天山山脉蜿蜒而下的孔雀河静静流过黄昏的绿洲城市——库尔勒。河岸边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塔什店火电厂像往常一样响起下班的乐曲。电厂职工子弟、9岁的王刚(化名)和同学王平拿着鱼竿，高高兴兴地来到孔雀河边玩耍。意外的事，隋发生了，小王刚脚下一滑落入冰冷的深水，在河水中不停挣扎、沉浮。王平惊恐的呼救声惊动了正在不远处钓鱼的火电厂职工加而肯(化名)。他边脱衣服，边向呼救声跑去，一个猛子扎进河中。最终，小王刚得救了，但加而肯因溺水时间过长，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事，隋发生后的一个星期里，小王刚不停地对妈妈张丽(化名)重复着一段话：“我掉进河里，水真冷，我喘不上气，那个叔叔抓住了我，把我扛在肩上往岸边游，叔叔救了我，可他死了……”
　　当年10月，加而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中宣部确定的全国宣传典型，他舍己救人的事迹频频见诸报端、电台和电视台。有关部门组织了加而肯英雄事迹巡回报告团，在街道上加而肯英模灯箱随处可见，编印了1000多份的《加而肯同志先进事迹宣传册》被分发到各县市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学校。
　　2004年10月，加而肯见义勇为的事迹被改编成话剧在各地演出。
　　
　　噩梦的开始
　　
　　两年来，小王刚作为被救少年成了地州、自治区和中央媒体追逐的主要对象，他不得不面对摄像机、录音机或采访本，面对接踵而至的陌生人一遍遍重复当时落水的情形和自己内心的感受，频繁的采访使孩子幼小的心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年3月”学雷峰纪念日”到来前夕，加而肯事迹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四个宣传典型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再次涌向这个边陲城市。2月17日，一家中央媒体的记者又把小王刚堵在学校门口进行了2个小、时电视采访。 “我儿子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就不敢一个人睡觉，经常做噩梦，他说，妈妈，叔叔为了救我死了，是不是都是我的错?我希望死的人是我……”张丽面对儿子的泪水，无法给他一个正确答案。
　　现在11岁的小王刚上小学五年级，由于离家远寄宿在舅妈家，一周回家两三次。他的老师说，“自《加而肯同志先进事迹宣传册》发到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知道了王刚的事，再加上经常有记者到学校来采访，学生们中间难免有些议论。从前他活泼好动，现在性格大变，每天闷闷地坐在教室里，也不再和同学说话。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小王刚的父母亲和加而肯一样同在火电厂工作。两年来，媒体采访、当地各部门调查情况、各类作家或自由撰稿人的采风都必不可少地要拜访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父亲回到家会忍不住训斥孩子，“都是因为你加而肯叔叔才死的，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谁呀?”父亲的话使小王刚更加沉默寡言。张丽说：“当我知道儿子被救而加而肯死了，心里十分复杂，也很压抑，总觉得欠别人什么，我知道，不管用金钱还是别的任何什么者败不回加而肯的一条命，可是我们今生今世拿什么来报答他呢……”
　　每逢3月学雷峰纪念月都是小王刚一家最害怕度过的时间，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他们“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注重宣传方式 莫让“悲剧”造“悲剧”
　　
　　这种人为造成的“悲剧”背后的“悲剧”近年来并不罕见。几年前在国外采访中不幸牺牲的一名记者受到全国广泛关注，多年来其亲人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媒体的兴趣，有的甚至跟踪尾随，刻意炒作，使他们无法正常生活。2002年在反恐斗争中牺牲的新疆民警赵新民的女儿两年来也不得不面对媒体回忆她与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随着赵新民的事迹被搬上荧幕、舞台，各种各样的采访使她幼小的心灵不堪忍受。
　　新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强认为，“号召全社会学习舍己救人的奉献精神完全必要，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不能因为宣传英雄事迹而妨碍孩子的身心健康，这有违国家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
　　韩强说，“媒体应尽量减少或取消类似不必要的采访，有关部门在具体运作时应全面分析受众心理，照顾事件中当事人的感受，改变从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简单做法，增強宣传中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