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进入审议阶段的《慈善法（草案）》（简称《草案》）中却有这样的条文：“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一时引发极大的关注。
　　路遇求助者还帮不帮
　　据专家分析，禁止个人募捐的提法，是针对近年来各种各样的骗捐事件而画出的法律“红线”。2015年10月中旬，一则发生在安徽辛利的新闻“女子犬口救童，自己被恶犬咬成重伤”引起社会关注。伤者李娟男友张宏宇随后发起的募捐异常顺利，短短十天募到80多万元。然而，舆论迅速反转，调查发现“犬口救童”被证实是张宏宇为骗取捐款而编造的情节，李娟实际是在张宏宇的狗场喂狗时被咬伤的。最终张宏宇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草案》的相关规定，无疑是为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规范目前慈善领域的乱象。但作为长期捐助人，市民梁穗觉得，该条例有挑战道德底线的“嫌疑”。
　　到底个人能否进行募捐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认为，《草案》应该对个人募捐行为加以区分：“个人募捐行为有两类：自救型募捐和‘利他’型募捐。如果是‘利他’型的个人募款，就是为他人发起的定向捐助，是应该禁止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自然人开展募捐问题所在，比如其发布信息真伪难以辨别，比如资金性质的界定，善款到了个人账号后是属于私有财产吗？还会涉及剩余财产归属等问题。”
　　但是，就“自救型”个人募款而言，周如南则认为不该受到《草案》的禁止。“自救，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自救的权利，如果为自救而募集款项，我认为不应该归入‘募捐’范围，每一个人当然应该享有自救的权利。个人自救所得的捐赠，我认为应该属于施救者和求助者之间的赠与行为，是合同关系，不能属于募捐。”
　　慈善活动如何公开透明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中存在着大量非正式慈善组织和非正规的慈善行为。比如，民间人士利用网络平台门槛低、传播快、影响力大等特点，组建未经登记的微公益组织，直接与网民开展点对点的慈善活动。还有因生活困难或身患重病等原因，自行在网络、街头以及手机微信等平台开展募捐活动。这种募捐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隐蔽性强，容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今年5月底，“南京4岁女孩身患罕见疾病，其父母欲卖房救女”的消息，在南京网友的微信圈疯传，短短20天获捐485万元。不久，托管善款的南京市浦口区博爱之家声明解除善款托管协议，原因是女孩家长未能按托管协议，自行将款项拨付境外账户，等等。
　　“在这起网络募捐中，发起人不是慈善组织，也不具备公开募捐的资格，最初仅是亲友间互助性的慈举。然而，互联网、微信朋友圈的扩散效果，远远超出了亲友间的互助范畴。”全国人大代表郑永扣认为有必要就互联网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以及对现实中存在的法律边界不清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为法律规范提供依据。
　　《草案》中僅规定了通过互联网开展募捐的形式，但是，目前互联网已经不仅限于网站，还包括手机的应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陈喜庆委员建议对具体的传播方式进行界定，以便民政部门监管。
　　实践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即捐赠者附带捐赠条件，其目的并非慈善捐赠，而是另有打算。如同1998年长江流域的抗洪斗争中，全国各地为支援灾区纷纷捐款捐物，很多企业家在电视上承诺要捐多少亿，但是最终没有落实。
　　信春鹰委员表示，承诺了就要兑现，不能以假承诺沽名钓誉。《草案》规定捐赠人订立书面捐赠协议或者公开承诺捐赠后，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等原因，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但是，如何界定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和严重影响其生产生活？谁来界定？是捐赠人自己说了算还是第三方机构评估后得出结论？全国人大代表贾旭芝说，这些疑问都应在法律中予以明确。
　　贺一诚委员提出了有关慈善组织的行政费用开支问题。贺一诚委员建议增加“慈善组织公开行政费用开支”的规定。梁胜利委员进一步建议，对慈善组织成员的薪酬标准及范围，应由第三方监理提出，并报经县以上民政部门审批。
　　（《检察日报》、《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