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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人“退休早”，不能只说“因过去法定的时间太早，已經不适应当下”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原因导致的鼓励早退的问题。
“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未来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制了一张巨幅蓝图，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个人而言，经济改革、科技创新这样的话题毕竟过于宏大，相比之下，未来如何养老这样的民生问题更为息息相关。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延迟退休制度从前几年提出设想以来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这一次“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其写入其中，意味着是否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剩余的只是如何操作的技术细节问题。
反观现实，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中国人为何“退休早”？理解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延退和完善退休制度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早退休”引发的隐忧
提到延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养老基金亏空，所以通过延退让民众“多缴少拿”来填“窟窿”。但人社部否认了“亏空”一说，因为“2014年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当年结余0.3458万亿元，累计结余3.06万亿元”。
对于延退，人社部提到了两个原因：人口老龄化压力、现有退休政策滞后于人口变化。
中国退休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此后也有一些补充和调整。
比如197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条例》以及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法》，其中对工作年限有一些调整，比如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满十年”等，变成了现在的“工作年限满三十年”或“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等，但退休的年龄基本不变：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年满50岁）。
这些规定的变化调整也有历史的原因，因为过去的时代原因，参加工作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实际在岗的时间也不长。
据人社部介绍，现在建国60多年，国情发生了变化，人口的预期寿命达70多岁。此外，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67岁。
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主要是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1亿人，未来，老龄化的人口比例将加大。人社部官员认为，延退可以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在公开场合表示，全国各地提前退休的现象普遍存在。调研发现，某人口大省提前退休的比例竟达17%，数据触目惊心。
一种情况是，中央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员提前退休，到了一些地方，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变成了一种利益输送方式。
“有关系的，直接搞个病退。没关系的，真病了也不能退。”广西桂西地区一位旅游局局长称，按照规定，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公职人员，可以退休。这其中，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小地方操作就更容易。这过程中，容易出现不法的利益交易。
她介绍说，比如一些官员有更好的谋生渠道或下海经商等，这时，他们希望通过办理病退等手续，来实现提前退休。
这样一来，这些人不仅可以搞第二产业，又确保自己在退休时有保障。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领导干部鼓励老职工提前退休，以便腾出岗位，安排给自己的亲属或行贿方。
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在一些场合，提前退休成了寻租腐败的沃土，地方官员掌管审批提前退休的权力，借此从中牟利，助长了养老领域的搭便车行为。这是一些地方官员反对取消提前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并不是早退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属地方发展困局的无奈之举。
现实原因导致的鼓励早退的现象
对于延退，很多人觉得公务员一定会支持。但记者和一些官员接触时，他们的反应出乎意料：“很多民众认为我们这些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支持延退，其实我们也反对。”
一名现任的领导干部称，现在干活主要是靠年轻人，年轻人有活力，而且为了升迁，也积极卖力干活。“在单位里，领导最怕上了点年纪的老干部，干活叫不动，即便叫得动，也无法胜任”，“叫他们下乡还可以，但电脑打字等，他们用手指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点着键盘，这样的工作效率是要死人的”。
在不少机关，能来办公室打卡、露脸的老领导、老干部，已算不错了。有的是离退休前的一、两年就不来办公室了，他们占单位编制，然后提前回家休息等退休。如果真是为了解决干活的问题，与其通过延退来满足，还不如下决心让他们真正工作到退休年龄再回家。但做不到这点，所以很多地方只好鼓励他们提早退休。
因此，说到中国人退休早，不能只说“因过去法定的时间太早，已经不适应当下”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原因导致的鼓励早退的问题。
因为官场升迁和年龄有很大关系，过了一定的年龄就很少考虑提拔了。这样，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老人”一到50岁以后，感觉升职无望，就开始“混日子”了。
面对这种困境，领导想做事就得依靠新生力量，但编制管控很严格，老的占着编制不干活，新人无法招进来。为解决这一困境，很多地方鼓励上年纪的公职人员提前退休或退居二线。这些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不仅待遇有保障，甚至还有奖励。
2013年11月15日，河北黄骅市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其中。媒体对此报道后，上级组织部门介入调查。
这些和当下想力推的延退政策，无疑相逆。人社部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在延退的同时，将严格控制提前退休”。
关于退休制度，过去的法律、规定等都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但违规的情况依旧存在，即便不违法违规，很多地方也是巴不得这些上年纪的公职人员提前退休。重要原因就在于：在领导们看来，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这些老人，不愿意干活。
干不了，也是“退休早”的另一重大变量
鼓励早退休，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根源，蕴涵着地方发展的困境和难处。问题的关键是，延退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消失吗？
说到干不了而早退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工人下岗。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企进行了大规模减员增效的改革，当时有2000多万下岗职工，他们当时退出的平均年龄只有47岁。
如今，在调研中发现：普通老百姓，男的50岁，女的40岁以后，就很难找工作了。如果企业不要，延退就难以落实了。为了提高效率，企业希望员工早退，而他们本身也实在做不动了。另外，地方政府的政绩依托这些企业，财政也依靠这些企业，所以为帮助企业提高效率，政府也支持企业让那些员工早退休。
因此，如果强调延退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先需要强化的认识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很多人到了50岁，基本处于半工半休状态了。在企业，想延退一是自身身体不允许，二是企业本身不要，他们更愿意招录充满活力、能多干活的年轻人。对此，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说，“目前把法定退休年龄坐实，都尚属不易，更何况延迟退休”。
专家的这些话可能不好听，但对存在的问题，也是到了需要认真检视和严肃对待的时刻，因为它涉及到如何鼓励人们干活的积极性。延退的初衷本来也是在变化了人口条件下鼓励人们多干活。
某县一名公职人员称，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根据《意见》，公职人员即便没有机会获得提拔，但办事员干满8年，就可以晋升为科员;科员干满12年可以升副科;副科干满15年可以升正科;正科干满15年也可以升副处。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会愿意熬到相应年限要级别。”上述这位公职人员说，这样，到时即便不施行延退政策，主动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也会很少，因此除了延退以外，还要重视解决在岗干活积极性的问题。
（《南风窗》2015年23期 韦星/文、《三联生活周刊》）
“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未来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制了一张巨幅蓝图，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个人而言，经济改革、科技创新这样的话题毕竟过于宏大，相比之下，未来如何养老这样的民生问题更为息息相关。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延迟退休制度从前几年提出设想以来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这一次“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其写入其中，意味着是否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剩余的只是如何操作的技术细节问题。
反观现实，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中国人为何“退休早”？理解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延退和完善退休制度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早退休”引发的隐忧
提到延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养老基金亏空，所以通过延退让民众“多缴少拿”来填“窟窿”。但人社部否认了“亏空”一说，因为“2014年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当年结余0.3458万亿元，累计结余3.06万亿元”。
对于延退，人社部提到了两个原因：人口老龄化压力、现有退休政策滞后于人口变化。
中国退休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此后也有一些补充和调整。
比如197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条例》以及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法》，其中对工作年限有一些调整，比如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满十年”等，变成了现在的“工作年限满三十年”或“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等，但退休的年龄基本不变：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年满50岁）。
这些规定的变化调整也有历史的原因，因为过去的时代原因，参加工作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实际在岗的时间也不长。
据人社部介绍，现在建国60多年，国情发生了变化，人口的预期寿命达70多岁。此外，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67岁。
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主要是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1亿人，未来，老龄化的人口比例将加大。人社部官员认为，延退可以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在公开场合表示，全国各地提前退休的现象普遍存在。调研发现，某人口大省提前退休的比例竟达17%，数据触目惊心。
一种情况是，中央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员提前退休，到了一些地方，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变成了一种利益输送方式。
“有关系的，直接搞个病退。没关系的，真病了也不能退。”广西桂西地区一位旅游局局长称，按照规定，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公职人员，可以退休。这其中，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小地方操作就更容易。这过程中，容易出现不法的利益交易。
她介绍说，比如一些官员有更好的谋生渠道或下海经商等，这时，他们希望通过办理病退等手续，来实现提前退休。
这样一来，这些人不仅可以搞第二产业，又确保自己在退休时有保障。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领导干部鼓励老职工提前退休，以便腾出岗位，安排给自己的亲属或行贿方。
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在一些场合，提前退休成了寻租腐败的沃土，地方官员掌管审批提前退休的权力，借此从中牟利，助长了养老领域的搭便车行为。这是一些地方官员反对取消提前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并不是早退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属地方发展困局的无奈之举。
现实原因导致的鼓励早退的现象
对于延退，很多人觉得公务员一定会支持。但记者和一些官员接触时，他们的反应出乎意料：“很多民众认为我们这些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支持延退，其实我们也反对。”
一名现任的领导干部称，现在干活主要是靠年轻人，年轻人有活力，而且为了升迁，也积极卖力干活。“在单位里，领导最怕上了点年纪的老干部，干活叫不动，即便叫得动，也无法胜任”，“叫他们下乡还可以，但电脑打字等，他们用手指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点着键盘，这样的工作效率是要死人的”。
在不少机关，能来办公室打卡、露脸的老领导、老干部，已算不错了。有的是离退休前的一、两年就不来办公室了，他们占单位编制，然后提前回家休息等退休。如果真是为了解决干活的问题，与其通过延退来满足，还不如下决心让他们真正工作到退休年龄再回家。但做不到这点，所以很多地方只好鼓励他们提早退休。
因此，说到中国人退休早，不能只说“因过去法定的时间太早，已经不适应当下”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原因导致的鼓励早退的问题。
因为官场升迁和年龄有很大关系，过了一定的年龄就很少考虑提拔了。这样，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老人”一到50岁以后，感觉升职无望，就开始“混日子”了。
面对这种困境，领导想做事就得依靠新生力量，但编制管控很严格，老的占着编制不干活，新人无法招进来。为解决这一困境，很多地方鼓励上年纪的公职人员提前退休或退居二线。这些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不仅待遇有保障，甚至还有奖励。
2013年11月15日，河北黄骅市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其中。媒体对此报道后，上级组织部门介入调查。
这些和当下想力推的延退政策，无疑相逆。人社部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在延退的同时，将严格控制提前退休”。
关于退休制度，过去的法律、规定等都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但违规的情况依旧存在，即便不违法违规，很多地方也是巴不得这些上年纪的公职人员提前退休。重要原因就在于：在领导们看来，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这些老人，不愿意干活。
干不了，也是“退休早”的另一重大变量
鼓励早退休，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根源，蕴涵着地方发展的困境和难处。问题的关键是，延退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消失吗？
说到干不了而早退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工人下岗。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企进行了大规模减员增效的改革，当时有2000多万下岗职工，他们当时退出的平均年龄只有47岁。
如今，在调研中发现：普通老百姓，男的50岁，女的40岁以后，就很难找工作了。如果企业不要，延退就难以落实了。为了提高效率，企业希望员工早退，而他们本身也实在做不动了。另外，地方政府的政绩依托这些企业，财政也依靠这些企业，所以为帮助企业提高效率，政府也支持企业让那些员工早退休。
因此，如果强调延退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先需要强化的认识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很多人到了50岁，基本处于半工半休状态了。在企业，想延退一是自身身体不允许，二是企业本身不要，他们更愿意招录充满活力、能多干活的年轻人。对此，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说，“目前把法定退休年龄坐实，都尚属不易，更何况延迟退休”。
专家的这些话可能不好听，但对存在的问题，也是到了需要认真检视和严肃对待的时刻，因为它涉及到如何鼓励人们干活的积极性。延退的初衷本来也是在变化了人口条件下鼓励人们多干活。
某县一名公职人员称，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根据《意见》，公职人员即便没有机会获得提拔，但办事员干满8年，就可以晋升为科员;科员干满12年可以升副科;副科干满15年可以升正科;正科干满15年也可以升副处。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会愿意熬到相应年限要级别。”上述这位公职人员说，这样，到时即便不施行延退政策，主动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也会很少，因此除了延退以外，还要重视解决在岗干活积极性的问题。
（《南风窗》2015年23期 韦星/文、《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