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是鲁顺民、杨遥、陈克海三位作家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它是三位作家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用心一点一点掂量出来的。它全景式反映了山西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进程，全面、实在地总结了山西脱贫攻坚工作。同时，三位作家以人道主义精神将记录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它让我们意识到，作家无论写什么样的作品，只要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以人道主义精神去面对写作，就可以让作品焕发出文学的光芒。
　　关键词：脱贫攻坚 “当代史官” 人道主义
　　《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是鲁顺民、杨遥、陈克海三位作家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全书40余万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一边阅读一边觉出它的重量来，因为它是三位作家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用心一点一点掂量出来的。
　　先说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三位作家为写这部作品走遍山西省58个贫困县中的21个县，走访了近百个村庄，采访了近百名扶贫干部，走进70余家贫困户进行深度采访。他们的“走”不仅仅指他们的采访，还指他们三人中有两人就当上了扶贫干部，这期间他们每天就行走在田间地头，直接参与扶贫工作，他们也把自己的扶贫工作经历和体会写进了书中。因此说这部作品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既是一种比喻，也是一种真实的记录，记录了他们在扶贫道路上的坚实脚步。
　　再说用心一点一点掂量出来的。用心掂量，是指三位作家是怀着真诚之心进行写作的，也是指他们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不断进行思考，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心态，是一次将自我融入其中的写作。特别是他们在心态上的变化是保证这次写作能够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比如陈克海被编辑部派去做扶贫干部，他还以为只要下乡看看，不会耽误日常编务，下乡后才发现这次扶贫是真刀真枪地干。回来就置买锅碗瓢盆，一头扎进村里，一副扎根农村的架势。我们阅读这部书，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三颗火热滚烫的心在跳动。
　　《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全景式反映了山西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进程，全面、实在地总结了山西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部史书来读，也许若干年后，中国全面完成脱贫任务，荡漾在幸福的小康社会，再回过头来读这部书时，才知道幸福生活是这样努力得来的。从这个角度说，这部作品是山西关于扶贫的正史，三位作家承担起了“当代史官”的职责。显然，这本书的历史价值要高于文学价值。强调这一点并非贬低其文学性，事实上，三位作家都有非常高的文学造诣，也正是凭借他们的文学造诣，作品在结构和叙述上都有精彩表现，很好地完成了对山西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书写。但难能可贵的是，三位作家在面对这次写作时，并不是把文学性放在首位，并不是要在这次写作中炫耀一下他们的文学才华，而是将客观、真实地记录在现实中发生的一桩重要的社会活动放在首位。毫无疑问，他们对写作的定位是非常正确的，这不是忽略了文学性，而是真正彰显了文学应有的功能。因为不是纯文学才叫文学，文学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诗意绵绵，文学也有社会担当，也要成为时代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历史的传承和借鉴，中国文学传统就具有强烈的“史官”意识。“史官”意识贯穿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之中，使得中国文学始终与社稷、民生联系在一起。三位作家也是以“史官”意识来写《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的。
　　“史官意识”这一传统首推司马迁。我相信，三位作家在写这部作品时，他们的脑海里是会浮现出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像的。他们在叙述上就有《史记》的特点，即以典型的细节来体现事件的本质。而更重要的是，三位作家大大发扬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就在于司马迁通过《史记》的写作开创了“以人为本”的历史文学新纪元，司马迁着重在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形象来记录历史事件，这不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它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历史姿态。《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最突出的文学精神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三位作家以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写作始终，不仅写出了脱贫攻坚工作的人民性实质，而且也写出了人的变化特别是人心的变化。
　　这部作品既不是扶贫机构的视角，也不是农民的视角，而是人道主义的视角，说到底就是作家的视角、文学的视角。这一视角也是最适宜书写扶贫题材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扶贫就是充满着人道主义的事业，是实践人道主义的事业，是必须要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去进行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三位作家在他们以往的文学写作中就表现出他们对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出于作家的敏感，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就凸显了扶贫工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比如书中写到一个故事，永和县委书记加天山直接过问一个村子的扶贫，帮他们发展红枣种植，取得了成果。村里有一个小伙子叫冯文忠，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打光棍，这也成了加天山书记的心病。后来村子脱贫了，冯文忠也终于相亲成功，定下了终身大事。冯文忠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县委书记加天山也赶来了，还专门为他的婚礼写了一首歌，歌名叫《美好的日子》，书记真诚地祝福新郎新娘“相亲相爱朝朝夕夕”。这是多么具有人情味的故事啊！这部作品详细写到了扶贫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扶贫的确也是一个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好政策，有了各级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扶贫工作才得以全面顺利的展开。但作者从人道主义的视角观察就发现，扶贫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不是缺政策和支持，而是老百姓缺自信、缺理念、缺信息。因此他们既把政策写透了，更把在执行政策中扶贫干部们如何与老百姓沟通，如何做老百姓的工作，如何增强老百姓的信心，等等，作为重点来写。
　　我说这部作品在叙述上有《史记》的特点，还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是用事实说话。作品基本上是在客观叙述所见所闻，以及亲身所为。不煽情，不大发议论，也不轻易臧否，但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判断和认识，这体现在选材和视角上。其二是用细节说话。作品由大量生动的细节组成，这些细节看似琐细，却具有举一反三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生动的细节和严谨的政策、数据相互补充，细节又对政策和观念做了最形象的阐释。比如有一个细节，是说杨遥和陈克海在村里采访老郝，他们说得特别投机，把老郝對扶贫工作的理解以及感谢之情全部调动了起来，当他们到另一个村子去采访时，老郝又追过来了，因为采访时忘了照相，他追过来要把合影补上，他们找了好几个背景，最后终于满意地选定在一处抗战雕塑前。这个细节看似像插曲，其实细想想，它传递出的不正是一种人民的情感吗？
　　这部作品的容量很大，它将山西脱贫攻坚的总貌与各地的具体人和事交织起来写，既有概述，也有细节;既有客观记录，也有理论认识。我在阅读中也获益匪浅。比如书中谈到扶贫不等于扶农。二者有相关性，显然如果把农业生产扶持起来，贫困问题也会相应得到解决。但现在从事农业生产与从事非农业性的务工等工作，在收入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如何做到既扶贫了也扶农了，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难题。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作品中就写到通过扶农更好地解决了脱贫的例子。如武乡小米是很好的品种，在扶贫工作中不仅扩大生产，而且还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将产销连为一体，让武乡小米走向全国。这里的农民很有见识地说：“中国的农业慢慢发展，将来肯定也是要向职业化、科技化进军，不可能停留在20世纪牛啊骡子啊甚的来耕种。”我由此也认识到，只有把脱贫攻坚工程放在新农村建设这一更宏大的蓝图中去思考，也许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带领人民向贫困宣战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贫困人群逐渐在减少。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数量的减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中央决定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明确制定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工程，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一个令世界都震惊的伟大工程。自脱贫攻坚工程实行以来，全国有众多的作家投入其中，书写脱贫攻坚。这些年来出版了大量的记录脱贫攻坚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几乎脱贫攻坚工作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在案。坦率地说，这些作品因为是配合脱贫工作的需要而赶写出来的，主题明确，宣传性强，其中不少作品的文学性很弱。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文学性弱而轻看了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汇集起来便构成了一部中国脱贫攻坚的大史诗，是脱贫攻坚的新《史记》。所有进行写作的作家也成了脱贫攻坚伟大工程中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把自己的汗水挥洒在脱贫攻坚的土地上。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感觉到《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的弥足珍贵，因为这部作品凭借着三位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将记录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它让我们意识到，作家无论写什么样的作品，只要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以人道主义精神去面对写作，就可以让作品焕发出文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