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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05年7月13日，章呈用填写申请表，向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A银行”）申领信用卡，并表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全部条款和内容，愿意受此协议之约束。《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规定：客户应缴付银行借记于其所有账户的全部金额及客户因延滞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银行收取的费用、银行因索偿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用等)；客户的非现金交易发生日直至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若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透支款，则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贷款利息，否则，须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向银行支付从交易入账日至还款日止的贷款利息，设有最低收费限额；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时，必须每期承担以上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算的滞纳金，每期滞纳金设有最低收费额；如客户透支额超过信用额的5%，其超额部分银行将按年息5%的费率逐日计收超限费，直至还清为止等。
A银行经审核，批准了章呈用的申请，为其办理了卡号为XXXX7174的信用卡，目前该卡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该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透支，截至2010年7月28日，尚欠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本金5928.97元、利息2626.45元、滞纳金2542.61元、超限费1200元，合计12298.03元未还。另外，A银行在庭审中表示章呈用的涉案信用卡已经冻结，故滞纳金计算至2009年8月1日为2542.61元，此后的滞纳金不再主张。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章呈用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本金5928.97元、滞纳金2542.61元及利息、超限费(暂计至2010年7月28日的利息为2626.45元、超限费为1200元；从2010年7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元，由章呈用负担。二审法院裁决维持原判。
争议的焦点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A银行对章呈用上述透支金额计算利息、滞纳金、超限金的请求是否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贷记卡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或超过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不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当支付未偿还部分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贷记卡持卡人支取现金、准贷记卡透支，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应当支付现金交易额或透支额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A银行主张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滞纳金每月按上月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的计算标准，符合《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约定，因此，A银行主张利息、滞纳金及超限费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章呈用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向A银行偿还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理由如下：（1）在事实方面，其在A银行处开办了涉案信用卡后，其一直守约使用，按期还款。而A银行在2009年1月中旬电话告知其信用卡透支5928.97元，要求全额还款，不再享受分期还款服务，同时中止信用卡使用。A银行单方中止合同，并全额还款的要求，已违反合同约定。其多次要求协商解决，分期付款，但遭到A银行拒绝。因解决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涉案透支款5928.97元才一直拖延。（2）在法律适用方面，一审法院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出一审判决，但这由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办法》中，有关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违反《立法法》的第八条和第七十一条的立法规定，即《办法》违反法律原则，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办法》作出的判决错误，应依法查明。《立法法》规定：“金融等基本制度只能制订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权限范围内制订规章，但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办法》在没有上位法规定，也没有立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制订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严重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精神，滞纳金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属于行政处罚范畴，A银行无权主张滞纳金。超限费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计算错误。据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只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5928.97元，即其不用支付给A银行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
二审法院对上诉人针对A银行基于监管规章和内部规定、格式合约所建立的利息、滞纳金、超限费机制所提出的质疑未予认可，而是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计算错误问题，二审法院经查明，因银行计算利息的截止日期存在差别而有差异，银行按照最近的截止日期并无计息错误。
笔者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这是对法律法规的机械化、绝对化的理解，正因为滞纳金和超限费是当事人之间违约责任实现机制，才可以通过银行的内部规章及其与客户的合约来明确规定。这里的滞纳金并不是税法等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障的处罚，而是民事补偿类的机制。超限费更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补救机制，而无须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对银行的启示
从本案的审理及当事人抗辩的过程来看，银行在信用卡业务管理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的各类文件针对客户的义务或者责任设定用语上应该谨慎，尤其应注意避免使用一些行政法规所建立的强制性制裁措施。本纠纷案例，客户质疑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用语“滞纳金”和“超限费”。银行信用卡章程、合约所规定的违约制裁机制直接来自行政规章，已经有一定的法规依据，尚且遭到质疑，如果是银行直接创造规章制度将更加可能面临客户的抗辩。从字面来看，这两个用语的确存在某些行政处罚措施的色彩。实际上，有的学者也曾经分析这里“滞纳金”的含义，认为这是来自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滞纳金”不同于行政处罚，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义务相同的状态。当然，从民事法律秩序的本质来看，笔者倾向于将“滞纳金”的表述改为“违约金”更能体现民事权利义务的平等原则。正因为如此，银行无论在银行卡还是其他业务中，均应该谨慎使用涉及客户义务或责任的措施用语，防止出现被客户质疑。
第二，银行对客户接受服务时所签署的各种文件中的关键用语应建立配套的书面和口头解释机制，减少和避免客户误解。本案纠纷显然与客户对信用卡违约救济机制中的关键用语了解不足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有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章依据的各种设计客户义务或责任的用语，也有必要在合约或者章程中作出适当解释，尤其是一些新产品文件或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产品文件中的重要用语，都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书面解释机制。如果相关合约或者章程有充分的解释，即使面临当事人的质疑，也更为容易被法院所理解和支持。
第三，面对客户就各种格式化合约或章程的质疑，银行应积极应诉和抗辩。本案的裁判表明，银行经过积极、主动的抗辩，最终赢得了法院的支持。即使在一审中被法院裁判败诉，银行也不应轻易放弃，尤其面对本案被质疑事宜还有监管规章支持为背景。近年来，由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民众主张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银行格式化文本面临质疑的现象时有发生。当银行分支机构在具体案例中面对客户及其代理人的严重抗辩时，应沉着应对，积极抗辩，争取法院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电力技术学院）
2005年7月13日，章呈用填写申请表，向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A银行”）申领信用卡，并表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全部条款和内容，愿意受此协议之约束。《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规定：客户应缴付银行借记于其所有账户的全部金额及客户因延滞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银行收取的费用、银行因索偿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用等)；客户的非现金交易发生日直至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若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透支款，则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贷款利息，否则，须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向银行支付从交易入账日至还款日止的贷款利息，设有最低收费限额；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时，必须每期承担以上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算的滞纳金，每期滞纳金设有最低收费额；如客户透支额超过信用额的5%，其超额部分银行将按年息5%的费率逐日计收超限费，直至还清为止等。
A银行经审核，批准了章呈用的申请，为其办理了卡号为XXXX7174的信用卡，目前该卡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该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透支，截至2010年7月28日，尚欠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本金5928.97元、利息2626.45元、滞纳金2542.61元、超限费1200元，合计12298.03元未还。另外，A银行在庭审中表示章呈用的涉案信用卡已经冻结，故滞纳金计算至2009年8月1日为2542.61元，此后的滞纳金不再主张。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章呈用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本金5928.97元、滞纳金2542.61元及利息、超限费(暂计至2010年7月28日的利息为2626.45元、超限费为1200元；从2010年7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元，由章呈用负担。二审法院裁决维持原判。
争议的焦点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A银行对章呈用上述透支金额计算利息、滞纳金、超限金的请求是否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贷记卡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或超过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不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当支付未偿还部分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贷记卡持卡人支取现金、准贷记卡透支，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应当支付现金交易额或透支额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A银行主张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滞纳金每月按上月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的计算标准，符合《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约定，因此，A银行主张利息、滞纳金及超限费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章呈用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向A银行偿还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理由如下：（1）在事实方面，其在A银行处开办了涉案信用卡后，其一直守约使用，按期还款。而A银行在2009年1月中旬电话告知其信用卡透支5928.97元，要求全额还款，不再享受分期还款服务，同时中止信用卡使用。A银行单方中止合同，并全额还款的要求，已违反合同约定。其多次要求协商解决，分期付款，但遭到A银行拒绝。因解决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涉案透支款5928.97元才一直拖延。（2）在法律适用方面，一审法院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出一审判决，但这由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办法》中，有关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违反《立法法》的第八条和第七十一条的立法规定，即《办法》违反法律原则，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办法》作出的判决错误，应依法查明。《立法法》规定：“金融等基本制度只能制订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权限范围内制订规章，但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办法》在没有上位法规定，也没有立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制订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严重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精神，滞纳金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属于行政处罚范畴，A银行无权主张滞纳金。超限费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计算错误。据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只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5928.97元，即其不用支付给A银行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
二审法院对上诉人针对A银行基于监管规章和内部规定、格式合约所建立的利息、滞纳金、超限费机制所提出的质疑未予认可，而是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计算错误问题，二审法院经查明，因银行计算利息的截止日期存在差别而有差异，银行按照最近的截止日期并无计息错误。
笔者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这是对法律法规的机械化、绝对化的理解，正因为滞纳金和超限费是当事人之间违约责任实现机制，才可以通过银行的内部规章及其与客户的合约来明确规定。这里的滞纳金并不是税法等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障的处罚，而是民事补偿类的机制。超限费更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补救机制，而无须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对银行的启示
从本案的审理及当事人抗辩的过程来看，银行在信用卡业务管理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的各类文件针对客户的义务或者责任设定用语上应该谨慎，尤其应注意避免使用一些行政法规所建立的强制性制裁措施。本纠纷案例，客户质疑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用语“滞纳金”和“超限费”。银行信用卡章程、合约所规定的违约制裁机制直接来自行政规章，已经有一定的法规依据，尚且遭到质疑，如果是银行直接创造规章制度将更加可能面临客户的抗辩。从字面来看，这两个用语的确存在某些行政处罚措施的色彩。实际上，有的学者也曾经分析这里“滞纳金”的含义，认为这是来自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滞纳金”不同于行政处罚，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义务相同的状态。当然，从民事法律秩序的本质来看，笔者倾向于将“滞纳金”的表述改为“违约金”更能体现民事权利义务的平等原则。正因为如此，银行无论在银行卡还是其他业务中，均应该谨慎使用涉及客户义务或责任的措施用语，防止出现被客户质疑。
第二，银行对客户接受服务时所签署的各种文件中的关键用语应建立配套的书面和口头解释机制，减少和避免客户误解。本案纠纷显然与客户对信用卡违约救济机制中的关键用语了解不足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有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章依据的各种设计客户义务或责任的用语，也有必要在合约或者章程中作出适当解释，尤其是一些新产品文件或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产品文件中的重要用语，都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书面解释机制。如果相关合约或者章程有充分的解释，即使面临当事人的质疑，也更为容易被法院所理解和支持。
第三，面对客户就各种格式化合约或章程的质疑，银行应积极应诉和抗辩。本案的裁判表明，银行经过积极、主动的抗辩，最终赢得了法院的支持。即使在一审中被法院裁判败诉，银行也不应轻易放弃，尤其面对本案被质疑事宜还有监管规章支持为背景。近年来，由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民众主张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银行格式化文本面临质疑的现象时有发生。当银行分支机构在具体案例中面对客户及其代理人的严重抗辩时，应沉着应对，积极抗辩，争取法院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电力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