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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玛丽莎是在西班牙语言文学系研究生负责人的办公室里。当时还不是开学季，巴塞罗那大学长长的走廊里没有一个人影儿，只有我孤单地坐在已经斑驳的木质长椅上，惴惴不安地揣测即将面临的研究生生活。
办公室厚重的枣红色木门“吱呀”地欠了条缝隙，从里面闪出一个瘦瘦高高的人影。一位身着黑色套装的中年女人立在我面前，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干巴巴地说：“你就是Diana吧，你可以进来了。”
我紧随着她穿过木门，脚下年久失修的地板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嘲笑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走到座位坐下，示意拘谨的我坐得舒服些，然后接过我递上去的报到表，却没有立刻签字，而是用略带审视的目光盯着我，说：“在我正式签字前，想问问你，文学专业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浪漫。把西班牙语当做外语来学，和用它来理解西班牙语文学，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如果遇到困难你会坚持下去吗？”我使劲地点点头，刚想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对西班牙语满溢的热爱之情，她干巴巴的语调又在我耳边响起：“去年我接收了三个来自你们中国的留学生，但是一个星期过后，都跑过来缠着我换专业，让我很是烦恼。我本不想重蹈覆辙，但是推荐你来的女老师是我以前非常欣赏的学生，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因为坚持不下去，而哭着跑来求我换专业。”说完，未等我答话，便刷刷地在报到单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玛丽莎·巴斯克斯”。
玛丽莎不像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倒像极了严谨的德国人。我估计她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不存在“散漫悠闲”等字眼儿。她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发梢不长不短，刚刚好地垂在肩头。衣服的样式倒是端庄大方，可颜色永远是黑白灰老三样。
班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其他老师偶尔会照顾我，放慢语速或是课后询问我是否能跟得上进度。可是在玛丽莎的课上，我就如同空气一样，透明得几近不存在。她近似光速的西班牙语像是战场上的子弹，嗖嗖地从我的耳边擦过。我只能偶尔捕捉到几个零星的单词，其余大段大段的句子瞬间滑过脑海，然后便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为了掩饰内心深藏的绝望，我更加努力地正襟危坐，做“全神贯注”状。而玛丽莎只是偶尔用她冷淡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然后继续噼里啪啦地狂飙西语，不知道是不是自卑心理作祟，我甚至认为她的嘴角边浮起略带轻蔑的嘲笑。为了不让玛丽莎开学前对我下的预言实现，以往散漫随性的我用尽了力气在课后狂啃书本笔记。甚至像特工一样设法把我那个略显丰满的mp3藏在娇小的笔袋里录下她上课的内容，然后回家本着听流行歌曲的热忱反反复复地琢磨。
玛丽莎对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在文学系里是出了名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只是要求学生们学期末交一篇报告了事儿，而玛丽莎的课则像是《西游记》里面的九九八十一难：每讲解完一本名著都要求交上至少十页以上的报告，课堂演讲也计入最后成绩，不过这不算完，还要通过学期末的闭卷考试，才算是功德圆满。平常散漫惯了的西班牙学生们叫苦不迭，纷纷说玛丽莎这种刻板严格的教学风格大大违背了文学自由不羁的本质，她下辈子应该从事数学才算是合情合理。
为了不让高傲的玛丽莎鄙视我的软弱不争气，我只能挑灯夜读，乖乖地码字交报告，绞尽脑汁地堆砌辞藻准备课堂演讲。到了演讲的那一天，我捏着不知道改了多少遍的稿子站在讲台前。不过可笑得很，在国内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竟然有一丝丝的眩晕恐慌，语气断断续续，吐词儿结结巴巴，像极了一部卡了带的录音机。坐在下面的西班牙学生们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不耐烦，除了一两个平时和我关系很近的女孩子善良地忍耐着，其余的人要么在互相窃窃私语，要么低头温习自己的演讲稿。正当不知所措的我机械地念着稿子的时候，站在讲桌旁的玛丽莎突然示意我停下。她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课堂，然后厉声地喝道：“你们大家懂不懂得对人基本的尊重？！Diana在认真地演讲，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顿了顿，她又说：“我知道Diana的西班牙语还没有达到本地人流利顺畅的程度。不过你们想想，她是班级里唯一的亚洲人，虽然只学习了几年的西班牙语，但是她有勇气来西班牙读研究生。试想，如果你们用同样的时间学习中文，你们有胆量只身一人去遥远的中国学习他们的文化吗？”随后她换上一副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表情，用干巴巴的语气对我说：“一个普通的课堂演讲你紧张什么？不要慌。继续演讲吧。”
随后的日子，玛丽莎照旧对我冷冷淡淡，在她的课上我的存在感丝毫没有增加。临近圣诞节，她在课堂上宣布节后要进行期末考试，因为考虑到大家圣诞节可能会走亲访友，所以她说这次仁慈地给出了考试的范围——西班牙作家克拉林的代表作《庭长夫人》。课后我去图书馆借书，当图书馆管理员把一本厚重的《庭长夫人》扔到我面前时，我终于明白，玛丽莎话音落地后，西班牙学生们哭笑不得的错愕惊恐源于何处。我望着这本字如蝇头、厚如砖头的《庭长夫人》，觉得这是自己高中没有好好上语文课的报应。为了避免挂科来年还得重修玛丽莎课的厄运，我只能推掉圣诞节假期所有的出行活动，准备把图书馆当成我的第二故乡。
我走进充盈着古典气息的图书馆，出乎意料地看见玛丽莎坐在门口的桌子旁，埋首在一堆书籍纸张的后面。我本想蹑手蹑脚地从她身边遛过，没想到玛丽莎突然把我叫住：“你放假不回家？”我解释说假期太短没有办法回中国，然后扬了扬手中的《庭长夫人》说：“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淘金来了。”玛丽莎的嘴角边浮出一丝微笑，不过笑意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她坚毅的面庞上。
没过多久玛丽莎发来邮件通知大家去认领成绩单，我站在她办公室那扇枣红色的木门前，心情一如开学初那般忐忑不安。我穿过厚厚的木门，看见玛丽莎如平常一样不苟言笑地坐在那里，表情深不可测。我胡思乱想：是不是没通过？难道我还要重修她的课吗？Oh， no…正当我内心激烈地挣扎着，玛丽莎突然把考卷递给我，上面一个鲜红欲滴的“9”映入我的眼帘（西班牙大学考试为十分制）。我不可思议地问玛丽莎：“老师您没打错分数吗？这不是6分您写反了吗？”玛丽莎笑笑说：“虽然你的书写当中有些语法错误，一些句子也不甚流畅，不过可以看出你用心读了我布置的书目，这是你应得的分数。”
研究生学期末，在一次研讨会上我遇见了曾经向巴塞罗那大学文学系推荐我的女老师。因为一直焦头烂额地忙着研究生五花八门的课程，已经有好久没有回到曾经留学的学校去拜访她。倾箱倒箧地叙完阔别一年多的陈话之后，女老师突然说：“玛丽莎很欣赏你哦。经常在我和其他人面前谈起你呢。”我一惊：“怎么会？她好像对我没什么印象”。女老师摇摇头：“哪有哪有。她和我谈起你的时候，一直是赞不绝口呢。说你既聪明又刻苦，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上课还会偷偷地用mp3录音。要知道，玛丽莎很严格的，这种事情是想都不要想的。不过，她和我说看到你努力地把大大的mp3藏在小小的笔袋里，她真是既感动又心酸。她还开玩笑地和我说，估计你也不会把她上课的内容刻录成CD去倒卖，想到你在异国求学不易，因此也就假装不知了。”
当我们说这些话时，正站在文学系的院子里，角落里有棵大大的枣树，果实零零落落地挂了一树。阳光透过繁茂的枝丫洒在院子中央的鱼池里，火红的金鱼在阳光里穿梭。我突然很怀念在玛丽莎课上那段悲喜交加的时光。
办公室厚重的枣红色木门“吱呀”地欠了条缝隙，从里面闪出一个瘦瘦高高的人影。一位身着黑色套装的中年女人立在我面前，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干巴巴地说：“你就是Diana吧，你可以进来了。”
我紧随着她穿过木门，脚下年久失修的地板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嘲笑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走到座位坐下，示意拘谨的我坐得舒服些，然后接过我递上去的报到表，却没有立刻签字，而是用略带审视的目光盯着我，说：“在我正式签字前，想问问你，文学专业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浪漫。把西班牙语当做外语来学，和用它来理解西班牙语文学，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如果遇到困难你会坚持下去吗？”我使劲地点点头，刚想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对西班牙语满溢的热爱之情，她干巴巴的语调又在我耳边响起：“去年我接收了三个来自你们中国的留学生，但是一个星期过后，都跑过来缠着我换专业，让我很是烦恼。我本不想重蹈覆辙，但是推荐你来的女老师是我以前非常欣赏的学生，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因为坚持不下去，而哭着跑来求我换专业。”说完，未等我答话，便刷刷地在报到单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玛丽莎·巴斯克斯”。
玛丽莎不像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倒像极了严谨的德国人。我估计她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不存在“散漫悠闲”等字眼儿。她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发梢不长不短，刚刚好地垂在肩头。衣服的样式倒是端庄大方，可颜色永远是黑白灰老三样。
班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其他老师偶尔会照顾我，放慢语速或是课后询问我是否能跟得上进度。可是在玛丽莎的课上，我就如同空气一样，透明得几近不存在。她近似光速的西班牙语像是战场上的子弹，嗖嗖地从我的耳边擦过。我只能偶尔捕捉到几个零星的单词，其余大段大段的句子瞬间滑过脑海，然后便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为了掩饰内心深藏的绝望，我更加努力地正襟危坐，做“全神贯注”状。而玛丽莎只是偶尔用她冷淡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然后继续噼里啪啦地狂飙西语，不知道是不是自卑心理作祟，我甚至认为她的嘴角边浮起略带轻蔑的嘲笑。为了不让玛丽莎开学前对我下的预言实现，以往散漫随性的我用尽了力气在课后狂啃书本笔记。甚至像特工一样设法把我那个略显丰满的mp3藏在娇小的笔袋里录下她上课的内容，然后回家本着听流行歌曲的热忱反反复复地琢磨。
玛丽莎对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在文学系里是出了名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只是要求学生们学期末交一篇报告了事儿，而玛丽莎的课则像是《西游记》里面的九九八十一难：每讲解完一本名著都要求交上至少十页以上的报告，课堂演讲也计入最后成绩，不过这不算完，还要通过学期末的闭卷考试，才算是功德圆满。平常散漫惯了的西班牙学生们叫苦不迭，纷纷说玛丽莎这种刻板严格的教学风格大大违背了文学自由不羁的本质，她下辈子应该从事数学才算是合情合理。
为了不让高傲的玛丽莎鄙视我的软弱不争气，我只能挑灯夜读，乖乖地码字交报告，绞尽脑汁地堆砌辞藻准备课堂演讲。到了演讲的那一天，我捏着不知道改了多少遍的稿子站在讲台前。不过可笑得很，在国内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竟然有一丝丝的眩晕恐慌，语气断断续续，吐词儿结结巴巴，像极了一部卡了带的录音机。坐在下面的西班牙学生们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不耐烦，除了一两个平时和我关系很近的女孩子善良地忍耐着，其余的人要么在互相窃窃私语，要么低头温习自己的演讲稿。正当不知所措的我机械地念着稿子的时候，站在讲桌旁的玛丽莎突然示意我停下。她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课堂，然后厉声地喝道：“你们大家懂不懂得对人基本的尊重？！Diana在认真地演讲，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顿了顿，她又说：“我知道Diana的西班牙语还没有达到本地人流利顺畅的程度。不过你们想想，她是班级里唯一的亚洲人，虽然只学习了几年的西班牙语，但是她有勇气来西班牙读研究生。试想，如果你们用同样的时间学习中文，你们有胆量只身一人去遥远的中国学习他们的文化吗？”随后她换上一副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表情，用干巴巴的语气对我说：“一个普通的课堂演讲你紧张什么？不要慌。继续演讲吧。”
随后的日子，玛丽莎照旧对我冷冷淡淡，在她的课上我的存在感丝毫没有增加。临近圣诞节，她在课堂上宣布节后要进行期末考试，因为考虑到大家圣诞节可能会走亲访友，所以她说这次仁慈地给出了考试的范围——西班牙作家克拉林的代表作《庭长夫人》。课后我去图书馆借书，当图书馆管理员把一本厚重的《庭长夫人》扔到我面前时，我终于明白，玛丽莎话音落地后，西班牙学生们哭笑不得的错愕惊恐源于何处。我望着这本字如蝇头、厚如砖头的《庭长夫人》，觉得这是自己高中没有好好上语文课的报应。为了避免挂科来年还得重修玛丽莎课的厄运，我只能推掉圣诞节假期所有的出行活动，准备把图书馆当成我的第二故乡。
我走进充盈着古典气息的图书馆，出乎意料地看见玛丽莎坐在门口的桌子旁，埋首在一堆书籍纸张的后面。我本想蹑手蹑脚地从她身边遛过，没想到玛丽莎突然把我叫住：“你放假不回家？”我解释说假期太短没有办法回中国，然后扬了扬手中的《庭长夫人》说：“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淘金来了。”玛丽莎的嘴角边浮出一丝微笑，不过笑意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她坚毅的面庞上。
没过多久玛丽莎发来邮件通知大家去认领成绩单，我站在她办公室那扇枣红色的木门前，心情一如开学初那般忐忑不安。我穿过厚厚的木门，看见玛丽莎如平常一样不苟言笑地坐在那里，表情深不可测。我胡思乱想：是不是没通过？难道我还要重修她的课吗？Oh， no…正当我内心激烈地挣扎着，玛丽莎突然把考卷递给我，上面一个鲜红欲滴的“9”映入我的眼帘（西班牙大学考试为十分制）。我不可思议地问玛丽莎：“老师您没打错分数吗？这不是6分您写反了吗？”玛丽莎笑笑说：“虽然你的书写当中有些语法错误，一些句子也不甚流畅，不过可以看出你用心读了我布置的书目，这是你应得的分数。”
研究生学期末，在一次研讨会上我遇见了曾经向巴塞罗那大学文学系推荐我的女老师。因为一直焦头烂额地忙着研究生五花八门的课程，已经有好久没有回到曾经留学的学校去拜访她。倾箱倒箧地叙完阔别一年多的陈话之后，女老师突然说：“玛丽莎很欣赏你哦。经常在我和其他人面前谈起你呢。”我一惊：“怎么会？她好像对我没什么印象”。女老师摇摇头：“哪有哪有。她和我谈起你的时候，一直是赞不绝口呢。说你既聪明又刻苦，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上课还会偷偷地用mp3录音。要知道，玛丽莎很严格的，这种事情是想都不要想的。不过，她和我说看到你努力地把大大的mp3藏在小小的笔袋里，她真是既感动又心酸。她还开玩笑地和我说，估计你也不会把她上课的内容刻录成CD去倒卖，想到你在异国求学不易，因此也就假装不知了。”
当我们说这些话时，正站在文学系的院子里，角落里有棵大大的枣树，果实零零落落地挂了一树。阳光透过繁茂的枝丫洒在院子中央的鱼池里，火红的金鱼在阳光里穿梭。我突然很怀念在玛丽莎课上那段悲喜交加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