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将问责制作为一项新机制引入高职院校，对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提出依据高职院校管理中政府、家长、学生、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设计符合我国高职院校的问责制度，以提升高职院校的绩效能力和对外界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问责制 高职院校 管理体制
［作者简介］吴景松（1976- ），男，安徽宿松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苏州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政策。（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资助（PhD Program Scholarship Fund of ECNU 2007），同时还是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项目《我国公立高等学校问责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17/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1-0041-02
对学校的问责，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市场化改革运动，旨在提升学校效能和强化经费使用实效。伴随着西方各国对公立高校拨款机制的改革，政府开始对高校加强干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实施后，高职院校数量急剧上升，经费紧张，质量开始下降。引入问责制，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新思路，也是提升院校绩效能力的一种尝试。
一、高职院校问责制面临的挑战
问责制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院校主管部门、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行业/企业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和家长等。问责制选择把这些利益相关者作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口，是基于实践中的挑战提出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院校、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
在西方各国，由于深受市场化运动的影响，高职院校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以问责为保障机制。在涉及高职院校的调节和控制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对学校的合理关怀，政府的调节能否提升教学质量，政府的压力是否引发学校产生“经营的运作模式”和“事务式的行为”作风。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分析，高职院校运作的协调机制主要取决于各种势力、利益和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英、美、德等国的高职院校在政府、院校与市场三者中，权力重心在院校与市场，意味着院校自身控制能力正在增强，政府权力日益受到代表高职中特殊社会利益的机构和中间团体的限制。从企业与高职院校关系的深度发展看，有著名的德国“双元制”基础上的契约模式，英国“三明治”课程中的交替合作及资格证书基础上的全程参与，美国“工作本位”的培训及协议基础上的订单培训等，许多企业/行业把与高职院校合作当做自身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源开发。而我国高职院校隶属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成为国家教育行政职能延伸的机构。市场与院校的力量薄弱，造成政府包办院校。事实上，企业/行业、社会力量在政策上是办学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极大削弱了其办学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高职院校问责的责任主体不清，给问责制带来很大的困难
依据《高等教育法》，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学生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责任范围与方式各不相同。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受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压抑了其他主体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和“责任行为”，导致责任主体多元被简化为“一元”。例如，高职院校经费短缺，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引起，也由学校缺乏集资、筹资办学意识，习惯于向政府“要、等、靠”造成。但人们习惯归咎于政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分属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分别规划、分别管理，容易引发部门利益和立场的冲突，造成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多头、管理机构分设、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机制不灵活等问题。
（三）学校监督主体形式上的多元与实质上的单一
从理论上讲，学校监督主体有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其家长、学校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等，但真正起作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现代学校制度要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方式从微观、直接、具体向宏观、间接转变，减少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束缚，放权给学校，真正实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谁来对学校具体事务的监督与管理？学校自我管理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怎样培育？因此，社会中介力量的培育必不可少。但是，社会中介不能异化为另一个行政性的管理机构。同时，高职院校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实施的是准公共教育，社会和家长对学校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问责机构应在学校监督主体多元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发展，使学校始终面向社会办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二、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建构思路
问责制进入高职院校，触及多方利益群体的利益基础。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高职院校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既有学校内部体制的变革。我们应综合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问责主体的利益与问责客体的利益冲突，应在科学、合法、合理的基础上实现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一）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宗旨
教育问责制是什么？美国学者奥尔松和里查得松认为，教育问责制是一种过程，是履行职责发挥成员最大效用的一种机制，最终都是为了实现预设的教育目标①。莱格森则从学校系统出发，认为教育问责制指的是学校系统内对学生教育成就的评估，并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相关。黑尔和罗宾从外部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委托人是指赋予学校责任的人，代理人就是校长和教师②。概括他们的观点，笔者认为高职院校问责制就是检验高职院校对绩效的回应能力，即高职院校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或个人汇报、解释、证明高职院校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效果，旨在提升学校的绩效能力，检测学生学业成绩。为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各利益相关者应对高职院校进行监督和评议。问责制的宗旨不是制约学校发展，而是服务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发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亟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二）高职院校问责制的架构
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基本架构③ 是：（1）问责主体，指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2）问责客体，指高职院校及其领导和实施教育行为的主要工作者；（3）问责内容，指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4）问责方式，从方式划分有内部问责（院校问责教师）与外部问责（政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对院校及其教育工作者的问责）；从问责主体划分有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本研究采用外部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的方式。根据问责的这些基本要素，首先，成立问责制机构，其成员包含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企业及家长（或学生）代表等主要利益相关者。问责委员会主席可以选举产生，问责委员则由各利益相关者按一定比例组成。委员会主席及其委员实行考核制和轮换制。其次，从职责、指标、表现、评估及奖惩五个方面来落实问责制，使高职院校问责制具有可操作性。
（三）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内容及方法
国外高校问责制的内容一般包括 ④：财政廉洁、财政安全、风险管理、管理体制、成本/竞争力、物有所值、学校规划、投资数额、与学生相关的统计数据、教学、研究和服务质量、道德规范/责任、环境等。根据我国高职高专教学水平评估，其评估核心内容为：高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学科、课程设置，办学特色，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学生获得学位的时间或信用度，教职员工考核指标体系，毕业生就业情况，高校各种经费使用情况，教师接受培训、进修制度，学生考试考核成绩等。从国内外对高职院校问责、评估的内容分析，在此采纳莱森格的观点，编制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内容为经济问责、学校管理问责、学校教育教学水平问责、学生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问责 ⑤ 四个方面。
1.经济问责。高职院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助、学生交纳的学费、行业/企业投入以及社会赞助等。因此经济上必须接受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必须证明资金没有被贪污或浪费，证明公布的经费预算已经兑现。
具体的问责方法：学校公布官方预算，与规划中的收支相分离；所公布预算的实际操作由国家机构独立审计；独立审计的报告向大众公示；随后的年度审计员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荐。经济问责中获得良好的学校赢得公众的信任，表现不好的学校招致刑事诉讼。
2.学校管理问责。学校为学生的安全和监护必须接受家长的问责，即学校应该保障在校期间学生在安全、健康、有秩序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具体的问责方法：班主任和教师必须对学生正常出勤负责；学生离校应获得班主任或教师批准；学生在校住宿、食餐应符合国家规定。问责中表现良好的教育工作者会让家长们信任学校，否则将被警告甚至解聘。
3.学校教育教学水平问责。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方面接受专业评估机构或政府委托机构的问责。教育教学水平表现为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如学习场地的规模、生均拥有图书册、教师学历与职称、课程开设、师生比例、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的规模与深度等。
具体的问责方法：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问责委员会成员的来访；问责委员会与学校领导者进行协商。问责中通过的学校由官方专业机构认可，否则对学校进行经济制裁。
4.学生实际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问责。就学生在校学业成绩以及毕业后就业的表现接受家长、企业/行业和社会公众的问责，并汇报实现此结果所利用的资源。
具体的问责方法为 ⑥ ：学校系统公开采用绩效目标；单独评估与公开报道学生实现这些目标取得实际学业成绩；单独评估与公开报道后来的努力及成功缩小绩效差距；建立学生毕业后跟踪系统。问责中通过的学校作为学习场地的可信性与可行性大为提升，否则所得到的支持就会大大削弱。
（四）高职院校问责制的程序
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基础是问责客体与问责主体之间实现利益“共赢”。因此，为充分发挥家长、行业/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代表者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把问责主体普遍关心、涉及问责主体切身利益的事项作为高职院校校务公开的重点，尊重问责主体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健全受理问责主体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的机制；依法保障问责主体对高校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检举等权利。问责制应本着平等协商、互助合作、公开公正的原则，建立问责长效机制。所以问责程序的建设非常重要。一般来说，问责运行程序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救济等程序。在问责程序启动中应体现民主和参与原则，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使问责成为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管理目的。问责结果不仅是对高职院校的监督，而且对于维持现状和有过失的高校管理者应予以追究，其形式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公开检讨、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情节相当严重的，应由相应的法律机关处以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特别指出的是，问责救济是问责制度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公平、真正实现公平的环节。但是，问责救济仅仅只是一种补救措施，有的失误出现而导致的影响是无法弥补的，因此需要严谨的工作来完善问责。
三、对高职院校问责制的进一步思考
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整政府、高职院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即政府、学校及相关利益者在学校管理中各自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和所要履行的职责及其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管理的组织形式、制度平台与保障机制。由于高职院校问责制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初步探索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问题。高职院校内部管理制度变革容易调整和解决，企业/行业、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在问责机构中的权利界定不好处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地位难于摆正，特别是高职院校的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外延问题、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等等。
1.问责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主要涉及问责机构与学校、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问责机构的权力来源于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委托和授权。此处的合法性不同于政府层面的合法性，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缔约，类似于民间公约或契约。所以，问责机构中主体成员的产生必须由科学、明确的程序来保证和体现，程序的建设成为问责制建构的重要内容。
2.问责制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问题。凭借教育改革的热情与责任感，部分高职院校推行问责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效。问责制能否在广大高职院校获得认同，取得“合法性”，关键在于政府要有制度安排，学校要改变办学观念，市场力量亟待加强。因此，新型的政府—院校—市场关系始终是高职院校管理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高职院校问责制作为现代学校制度之一，是行动中的课题，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坚守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实践理念，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当前高职院校问责制首要解决的重点是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明确问责制的地位、功能，构建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
［注释］
①Arther V.Olson＆Joe A. Richardson. Accountability: Curricular Applications［M］.Scranton：TEP，1972：50-51.
②Paul T. Hill＆Robin J. Lake with Mary Beth Celio. Charter Schools and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Education［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ee，2002：4-5.
③④吴景松、程宜康.我国高校问责制之现实困境及其治理路径［J］.江苏高教，2007（1）：44-46。
⑤李树峰.教育问责制：美国的经验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6（4）：67-71。
⑥Leon Lessinger.Accountability: Systems Planning in Education［M］.Homewood: ETC Publication，1973：4-9.
［关键词］问责制 高职院校 管理体制
［作者简介］吴景松（1976- ），男，安徽宿松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苏州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政策。（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资助（PhD Program Scholarship Fund of ECNU 2007），同时还是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项目《我国公立高等学校问责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17/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1-0041-02
对学校的问责，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市场化改革运动，旨在提升学校效能和强化经费使用实效。伴随着西方各国对公立高校拨款机制的改革，政府开始对高校加强干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实施后，高职院校数量急剧上升，经费紧张，质量开始下降。引入问责制，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新思路，也是提升院校绩效能力的一种尝试。
一、高职院校问责制面临的挑战
问责制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院校主管部门、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行业/企业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和家长等。问责制选择把这些利益相关者作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口，是基于实践中的挑战提出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院校、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
在西方各国，由于深受市场化运动的影响，高职院校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以问责为保障机制。在涉及高职院校的调节和控制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对学校的合理关怀，政府的调节能否提升教学质量，政府的压力是否引发学校产生“经营的运作模式”和“事务式的行为”作风。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分析，高职院校运作的协调机制主要取决于各种势力、利益和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英、美、德等国的高职院校在政府、院校与市场三者中，权力重心在院校与市场，意味着院校自身控制能力正在增强，政府权力日益受到代表高职中特殊社会利益的机构和中间团体的限制。从企业与高职院校关系的深度发展看，有著名的德国“双元制”基础上的契约模式，英国“三明治”课程中的交替合作及资格证书基础上的全程参与，美国“工作本位”的培训及协议基础上的订单培训等，许多企业/行业把与高职院校合作当做自身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源开发。而我国高职院校隶属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成为国家教育行政职能延伸的机构。市场与院校的力量薄弱，造成政府包办院校。事实上，企业/行业、社会力量在政策上是办学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极大削弱了其办学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高职院校问责的责任主体不清，给问责制带来很大的困难
依据《高等教育法》，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学生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责任范围与方式各不相同。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受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压抑了其他主体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和“责任行为”，导致责任主体多元被简化为“一元”。例如，高职院校经费短缺，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引起，也由学校缺乏集资、筹资办学意识，习惯于向政府“要、等、靠”造成。但人们习惯归咎于政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分属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分别规划、分别管理，容易引发部门利益和立场的冲突，造成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多头、管理机构分设、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机制不灵活等问题。
（三）学校监督主体形式上的多元与实质上的单一
从理论上讲，学校监督主体有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其家长、学校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等，但真正起作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现代学校制度要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方式从微观、直接、具体向宏观、间接转变，减少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束缚，放权给学校，真正实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谁来对学校具体事务的监督与管理？学校自我管理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怎样培育？因此，社会中介力量的培育必不可少。但是，社会中介不能异化为另一个行政性的管理机构。同时，高职院校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实施的是准公共教育，社会和家长对学校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问责机构应在学校监督主体多元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发展，使学校始终面向社会办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二、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建构思路
问责制进入高职院校，触及多方利益群体的利益基础。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高职院校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既有学校内部体制的变革。我们应综合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问责主体的利益与问责客体的利益冲突，应在科学、合法、合理的基础上实现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一）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宗旨
教育问责制是什么？美国学者奥尔松和里查得松认为，教育问责制是一种过程，是履行职责发挥成员最大效用的一种机制，最终都是为了实现预设的教育目标①。莱格森则从学校系统出发，认为教育问责制指的是学校系统内对学生教育成就的评估，并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相关。黑尔和罗宾从外部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委托人是指赋予学校责任的人，代理人就是校长和教师②。概括他们的观点，笔者认为高职院校问责制就是检验高职院校对绩效的回应能力，即高职院校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或个人汇报、解释、证明高职院校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效果，旨在提升学校的绩效能力，检测学生学业成绩。为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各利益相关者应对高职院校进行监督和评议。问责制的宗旨不是制约学校发展，而是服务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发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亟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二）高职院校问责制的架构
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基本架构③ 是：（1）问责主体，指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2）问责客体，指高职院校及其领导和实施教育行为的主要工作者；（3）问责内容，指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4）问责方式，从方式划分有内部问责（院校问责教师）与外部问责（政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对院校及其教育工作者的问责）；从问责主体划分有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本研究采用外部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的方式。根据问责的这些基本要素，首先，成立问责制机构，其成员包含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企业及家长（或学生）代表等主要利益相关者。问责委员会主席可以选举产生，问责委员则由各利益相关者按一定比例组成。委员会主席及其委员实行考核制和轮换制。其次，从职责、指标、表现、评估及奖惩五个方面来落实问责制，使高职院校问责制具有可操作性。
（三）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内容及方法
国外高校问责制的内容一般包括 ④：财政廉洁、财政安全、风险管理、管理体制、成本/竞争力、物有所值、学校规划、投资数额、与学生相关的统计数据、教学、研究和服务质量、道德规范/责任、环境等。根据我国高职高专教学水平评估，其评估核心内容为：高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学科、课程设置，办学特色，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学生获得学位的时间或信用度，教职员工考核指标体系，毕业生就业情况，高校各种经费使用情况，教师接受培训、进修制度，学生考试考核成绩等。从国内外对高职院校问责、评估的内容分析，在此采纳莱森格的观点，编制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内容为经济问责、学校管理问责、学校教育教学水平问责、学生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问责 ⑤ 四个方面。
1.经济问责。高职院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助、学生交纳的学费、行业/企业投入以及社会赞助等。因此经济上必须接受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必须证明资金没有被贪污或浪费，证明公布的经费预算已经兑现。
具体的问责方法：学校公布官方预算，与规划中的收支相分离；所公布预算的实际操作由国家机构独立审计；独立审计的报告向大众公示；随后的年度审计员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荐。经济问责中获得良好的学校赢得公众的信任，表现不好的学校招致刑事诉讼。
2.学校管理问责。学校为学生的安全和监护必须接受家长的问责，即学校应该保障在校期间学生在安全、健康、有秩序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具体的问责方法：班主任和教师必须对学生正常出勤负责；学生离校应获得班主任或教师批准；学生在校住宿、食餐应符合国家规定。问责中表现良好的教育工作者会让家长们信任学校，否则将被警告甚至解聘。
3.学校教育教学水平问责。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方面接受专业评估机构或政府委托机构的问责。教育教学水平表现为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如学习场地的规模、生均拥有图书册、教师学历与职称、课程开设、师生比例、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的规模与深度等。
具体的问责方法：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问责委员会成员的来访；问责委员会与学校领导者进行协商。问责中通过的学校由官方专业机构认可，否则对学校进行经济制裁。
4.学生实际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问责。就学生在校学业成绩以及毕业后就业的表现接受家长、企业/行业和社会公众的问责，并汇报实现此结果所利用的资源。
具体的问责方法为 ⑥ ：学校系统公开采用绩效目标；单独评估与公开报道学生实现这些目标取得实际学业成绩；单独评估与公开报道后来的努力及成功缩小绩效差距；建立学生毕业后跟踪系统。问责中通过的学校作为学习场地的可信性与可行性大为提升，否则所得到的支持就会大大削弱。
（四）高职院校问责制的程序
高职院校问责制的基础是问责客体与问责主体之间实现利益“共赢”。因此，为充分发挥家长、行业/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代表者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把问责主体普遍关心、涉及问责主体切身利益的事项作为高职院校校务公开的重点，尊重问责主体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健全受理问责主体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的机制；依法保障问责主体对高校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检举等权利。问责制应本着平等协商、互助合作、公开公正的原则，建立问责长效机制。所以问责程序的建设非常重要。一般来说，问责运行程序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救济等程序。在问责程序启动中应体现民主和参与原则，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使问责成为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管理目的。问责结果不仅是对高职院校的监督，而且对于维持现状和有过失的高校管理者应予以追究，其形式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公开检讨、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情节相当严重的，应由相应的法律机关处以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特别指出的是，问责救济是问责制度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公平、真正实现公平的环节。但是，问责救济仅仅只是一种补救措施，有的失误出现而导致的影响是无法弥补的，因此需要严谨的工作来完善问责。
三、对高职院校问责制的进一步思考
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整政府、高职院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即政府、学校及相关利益者在学校管理中各自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和所要履行的职责及其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管理的组织形式、制度平台与保障机制。由于高职院校问责制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初步探索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问题。高职院校内部管理制度变革容易调整和解决，企业/行业、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在问责机构中的权利界定不好处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地位难于摆正，特别是高职院校的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外延问题、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等等。
1.问责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主要涉及问责机构与学校、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问责机构的权力来源于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委托和授权。此处的合法性不同于政府层面的合法性，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缔约，类似于民间公约或契约。所以，问责机构中主体成员的产生必须由科学、明确的程序来保证和体现，程序的建设成为问责制建构的重要内容。
2.问责制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问题。凭借教育改革的热情与责任感，部分高职院校推行问责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效。问责制能否在广大高职院校获得认同，取得“合法性”，关键在于政府要有制度安排，学校要改变办学观念，市场力量亟待加强。因此，新型的政府—院校—市场关系始终是高职院校管理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高职院校问责制作为现代学校制度之一，是行动中的课题，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坚守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实践理念，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当前高职院校问责制首要解决的重点是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明确问责制的地位、功能，构建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
［注释］
①Arther V.Olson＆Joe A. Richardson. Accountability: Curricular Applications［M］.Scranton：TEP，1972：50-51.
②Paul T. Hill＆Robin J. Lake with Mary Beth Celio. Charter Schools and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Education［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ee，2002：4-5.
③④吴景松、程宜康.我国高校问责制之现实困境及其治理路径［J］.江苏高教，2007（1）：44-46。
⑤李树峰.教育问责制：美国的经验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6（4）：67-71。
⑥Leon Lessinger.Accountability: Systems Planning in Education［M］.Homewood: ETC Publication，19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