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首尔，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以市中心的汉江为界，这个城市被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域：一边是充满古朴气息的老城区江北，另一边是具有新潮色彩的新城区江南。
　　江南区某大厦的一个练习室中，七八名不到20岁的少男少女随韩国流行音乐的节奏练习舞蹈，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这群年轻人以前是“练习生”，现已以组合身份在韩国一家经纪公司出道，却仍在紧张练习。
　　在韩国娱乐圈中，“练习生”一词的官方含义是指出道之前隶属于某个经纪公司、在该公司接受培训的人员。
　　“现在韩国的团体这么多，只要少了一刻钟练习，面临的就是淘汰。”来自中国的李敏（化名）曾是这个大军中的一员，她无奈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韩国演艺圈的生存现状是“僧多粥少”。
　　在这片被誉为“造星圣地”的区域，始终活跃着这样一群被称为“练习生”的年轻人。他们来自韩国甚至世界的四面八方，年龄普遍偏小，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怀着同样的梦想——成为舞台中央最耀眼的偶像。
　　韩国工业化程式的艺人生产线，让“偶像”的诞生有迹可循。相较于一夜爆红，这样的方式似乎让年轻人的梦想更易照进现实：按“套路”稳扎稳打地实现。
　　韩国CULT娱乐公司代表金成范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要说韩流是文化，不如直接说韩流是产业。演艺圈改称演艺产业似乎更加恰当。”
　　韩国的造星工业，已经成为一种可复制的模式。金成范坦言：“在韩国的娱乐系统中，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练习生的存在，才使得韩国的娱乐组合能够获得新鲜血液，能一波接一波地推出新人，并维持至今。”
　　等待被“发掘”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小学生未来最想从事的职业中，明星排名第一，比例高达30%以上;在韩国经纪公司等待出道的练习生规模为1200人左右，韩国每5户家庭中，就有1户家庭在从事文化行业。
　　无论能否出道，这1200人都被认为是幸运儿。而更多拥有明星梦的年轻人，却只能每周徘徊于各大经纪公司的选秀现场，抱着一丝希望，期待被选中成为练习生。
　　被“发掘”有几种模式。
　　韩国Micky Luke娱乐公司CEO李亨闵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BoA（宝儿）、徐贤（“少女时代”组合成员）等是在街头被星探发掘的，朴信惠等科班出身的艺术类学员则必须文化课严格达标才能获得艺考资格，但最普遍、也最现实的方式是通过选秀和面试成为练习生。
　　“这种选秀比赛非常多，基本上每个月都有。由学校和经纪公司联合选拔。”李亨闵说。
　　“韩国的高中生、初中生对于明星的关心程度非常高，所以有很多人报名参加这种活动，他们不一定是全才，选拔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擅长唱歌但不会跳舞，而另一个人可以弥补，她们两个就可以组成一个组合出来。”
　　如今，网上已有关于各大经纪公司“择偶”风格的总结，诸如SM公司更倾向于备选人外形漂亮、有更多潜质有待发掘，DSP公司是出了名的拼家庭背景，而JYP公司则更坚持裁判当时的第一感觉。

　　军事化训练
　　成为某个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之后，公司会通过声乐、舞蹈、语言等对其进行培训，包装成偶像明星再出道。
　　实际上，成为练习生意味着竞争正式开始。
　　考虑到现阶段艺人出道的低龄化趋势和韩流文化在境外扩张的形势，练习生的训练内容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从声乐、舞蹈等基本训练扩张至娱乐素养、外语，甚至包括“如何微笑”“如何应对媒体”“如何面对粉丝”等细致的课程。
　　一些曾经的练习生回忆，公司的培训要比学校更严苛。
　　诸如，八九点钟起床前往健身房塑身，午饭必须少量进食，然后前往学院培训，从一对一发声到合唱练习，同时加强练习舞蹈、演技以应对舞台表演，晚上继续健身或是参加时尚培训。很多公司为了挖掘潜能，对练习生演技、造型方面的培训已经是常态化的功课。
　　晚上九十点钟下课回到宿舍，练习生要继续完成发声和舞蹈的作业，凌晨一两点钟入眠。有周考、月考密集测评，不止有室长监督，有时公司高层、老板也过来督查，压力和动力皆潜于无形。
　　李亨闵对这一系列流程的形容是，“帮助他们完成从毛毛虫到蝴蝶的蜕变。”为粉丝造梦的偶像，要首先创造自己。
　　在如今的韩国娱乐圈，能力单一的明星已经不受欢迎。为提高艺人关注度，韩国男团组合2AM就曾为了迎合反串的潮流，在演唱会上身着红色短裙演绎劲歌热舞。
　　“相较而言，所有的韩流艺人都是在全面发展的状态，不光是唱歌好，跳舞也好，这种文化传播才比较快，而不像国外的一些明星只针对一个领域。”李亨闵说。
　　练习生的培训老师作为娱乐圈“前辈”，对学生的训练十分严苛。在他们的体系里，严厉的管束不仅有利于练习生快速成长，更促使练习生们为更加艰难的娱乐圈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严师出高徒。例如，中国频发的假唱现象在韩国却极为少见，这得益于“进入公司初期，要接受类似军事化的训练，比如长跑、跳绳、边仰卧起坐边唱歌。”有练习生回忆，“舞台唱功必须稳扎稳打。” 　　随着中韩娱乐工业频繁互动，韩国的造星模式正被逐步嫁接到中国。2016年上海亚洲音乐节将举办首届“亚洲新声新秀赛”，突围的前40名选手将在比赛最后阶段被送到韩国各大经纪公司进行为期2周的高强度培训，Micky Luke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培训目的地。
　　他们将面对细化的时间表、有限的消费限制、精准的身高体重要求……似乎每一个严苛的标准上盖了戳，偶像的形象就又完美了一分。
　　出道：千分之一的比例
　　“我们在选拔练习生出道的时候，不仅是看他们现有的才能、外貌等因素，更会看重这个人的潜在才能，以及他是否能够坚持走下去。”李亨闵说。
　　“选拔的时候练习生全部住在一起，每天几个小时的训练，剩余的生活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在这些人当中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出道。”
　　对于淘汰率，李亨闵乃至业界都难以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比率”。网传韩国普通练习生选拔的激烈程度，达到800人甚至1000人中才能脱颖而出1人。
　　曾是SM、JYP等一线公司公开选秀大军中一员的李敏，却认为这已经“非常幸运”，“我们明明知道能够被选上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抱着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心态，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内心也从失望变得坦然。”
　　“要不停地努力，不能被别人超越”
　　练习生的生活，短则几月，多则数年。
　　以BigBang队长权志龙为例，6岁出道，8岁开始在SM公司度过4年练习生生活，13岁进入YG公司继续6年的练习生生活。
　　练习生们在练习期间，基本上没有报酬或只能获得很低的报酬。他们的身份性质导致其无法在外打工，因此也很容易陷入娱乐圈的“潜规则”陷阱。
　　金成范说：“我们与三星、现代汽车一样，都是在做企业，做企业就要讲投入，讲产出，讲利润最大化。”他坦言，旗下艺人刚出道时收入并不高，顶多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一些。
　　“公司为包装推广演员，要投入很多资金，同样有风险，同样要求回报。”金成范说，“一旦艺人收入高了，年纪轻轻的就开着宝马奔驰在街上横冲直撞，公众会反过来批评演员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批评社会分配体制出了毛病。”

　　为了解决劳资矛盾，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于2009年推出了“标准合同”，在保障练习生及艺人基本权益的同时，缓和了双方关系。这份合同在首先获得了JYP公司的响应后，扩大到全韩范围内，这份合同对于解决双方矛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在许多练习生眼里，收入分配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他们来考虑。毕竟，在韩国娱乐圈，能够成名本就十分困难。
　　据韩国MBC电视台调查，2011年出道的40组偶像组合中，没有成员变动并存在至今的只有5组，有12组只留下了1个成员，很多组合甚至没有留下专辑就停止活动。
　　韩国艺人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上层固然辉煌，占大多数的还是中下层。金成范坦言：“不得不承认的是，韩国娱乐圈还是一个‘买方市场’，想做艺人的青年远远多于有实力的大型公司的需求，每年能够出道并且一飞冲天的就那么几个组合。”
　　“如果在韩国随机抽取100个偶像组合，成员自身的收入能够超过韩国白领平均收入的，应该只有5～10个组合;剩下的，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算是万幸，倒贴钱的绝对不在少数。”他说。
　　在中国一炮而红的黄致列，此前在韩国并不出名，虽然娱乐圈知道黄的唱功非常好。
　　“关键是韩国有实力的歌手很多，竞争太激烈，所以没有发展的人特别多。”李亨闵说。
　　说到底，“他在一个不怎么出名的时间段里，肯定要不停地努力。”李亨闵说，“因为别人也在进步，他不能被别人超越，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一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