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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库恩在全国已走了好几个省市签名售书，读者反响非常热烈。我希望他也能尽快到江西来，作为江西省外宣办的负责人，笔者也期待着能与他就一些问题进行对话。
2005年，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的季节。25日下午，笔者和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鹤一同赶往南昌市昌北国际机场。13点30分，我们在贵宾通道的栈桥头第一眼看到了《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感觉与照片上的有所不同。那天他身穿一套笔挺的深色西装，外罩一件浅色风衣，很有学者风度，略显疲惫的脸上带着笑容，镜片后的眼睛透着精明和智慧。为了抓住点滴时间让博士更多地了解江西，也为了更多地了解库恩博士，一上车我们便开始了交谈。
雨后初晴，清丽的阳光照在葱绿的大地上，梅岭山腰飘着岚烟，路旁杜鹃花挂着晶莹的水珠。真是“春烟笼草树，细雨润如酥”。谈话中大家都感到一种融洽和愉悦。
“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前段时间，笔者刚好读完了《江泽民传》，因而内心非常明白，坐在身边的这位外国朋友，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前景，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解读。我们的谈话内容很快转到了对中国的认识上。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比别的美国人幸运，接触了很多中国的人和事。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库恩博士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打着手势，眉宇间洋溢着兴奋。这是一个感情质朴而又心直口快的人，库恩博士在我们心中留下了这第一个印象。
“从1989年宋健博士邀请我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起，我与中国打交道已有16年了。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到中国，仅北京就有50多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伟大的社会转型，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中国人艰苦奋斗的喜悦与伤痛，能亲身感受中国人热切地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经济和精神生活的激情，中国人追求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深深地吸引着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是我在美国无法感受到的。”看得出来库恩博士对中国的好感是刻在心中的。
“在中国这么多年，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中国人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韧和勇气，以及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开放事业充满了敬意。中国应当走向世界，中国需要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理解中国，世界大家庭中不能没有中国。”这也许就是库恩博士热情介绍中国的原因。
“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看大门的，也愿意和他聊上几句。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就像是和他合作多年的同事一样亲密。”他的搭档朱亚当在一旁插话说。而库恩博士却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来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因此，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紧迫感，要求自己尽快把这些记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外国人对向世界介绍中国有如此的紧迫感，无论是职业还是感情使然，都会让人肃然起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斯诺、爱泼斯坦等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笔者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来，他除了写《江泽民传》，还为中国做了些什么。
这时他的搭档朱亚当先生便在一旁插话说：“16年来库恩博士在中国做了六个大项目：1999年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由他担纲制作了反映商业并购的8集系列片《资本浪潮》(CapitalWave)；2000-2003年，库恩花了3年时间拍摄介绍当代中国发展和变化的纪录片《探索中国》(In Search ofChina)，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紧接着还配套出版了书籍《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在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成功地组织并协助‘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2000年1月，由库恩基金会资助的‘中美高层媒体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投资400万美元，由美国PBS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预计明年可以推出；再就是《江泽民传》的写作和出版。”
“我们应当为中国喝彩。”库恩博士接着说，“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染了我，精彩的故事天天发生，想不为他喝彩是不可能的。”感情细腻而又逻辑严密的库恩博士望着窗外流动的风景，由衷地赞叹说：“你看江西的景色多美!”
“看起来中国与您、您与中国真是有缘啦!”笔者感慨道。“有缘?”库恩问，朱亚当翻译说，“Destiny．”“Yes，I got it!”库恩高兴地用手比划着。
库恩博士下榻的酒店——江西宾馆到了，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就这样结束了。
“我希望让那些过去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人多了解中国”
白天的活动结束后，笔者又和库恩博士开始了感兴趣问题的交谈，“您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您。”
“谢谢!但是，我所追求的是美国和世界能以平静和平等的态度来谛听中国的声音。而这一切是离不开文化工作的。”没想到库恩博士竟用如此深刻的语言倾诉内心的渴望。
“美国人对今天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肤浅。尽管也有人告诉我‘你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改革中的精彩的中国’。但是也有不少美国人表现出无知的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穿西服、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其实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了解可能只有5％甚至2％，而另外95％以上的情况主要是从电影、小说和媒体中来的，全是灰色的，甚至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只根据所了解的那一点点去推理、去想象，怎么能不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呢?这正是我着急的地方。”
“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一些大众传媒一提起中国，反复强调的就是他们片面想到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等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有了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这种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库恩动情的脸上泛着红光。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从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起，我也没想过，十多年之后中国发展会这么快，出现这么多世界一流的设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库恩从一个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角度平静地说，“这缘于我的一些经历。我在中国十多年，在这里工作、访问，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毕竟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是不可能都像我这样的。”
库恩是个犹太人，他很快联想到了自己苦难民族的历史，深情地说：“世界上，曾经有一批人以‘反犹太’为职业，德国希特勒就是如此；如今，则有一批人以反华为职业，称之为 ‘反华公司’。我就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我写《江泽民传》、拍电视、组织文化交流，就是力图把我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介绍到美国和世界去。但是这只是我的观点，不代表中方的观点，也不代表西方的观点，只是真实中国的再现而已。”
笔者接下库恩博士的话说：“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您的作品在与大量西方媒体相抗衡。”库恩笑笑，耸耸肩，摊开手，非常可爱的样子，说：“如果他了解中国的文化渊源，目睹今天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欣赏中国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对美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让那些过去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人多了解中国。”
“我早有一个愿望，写一部中国非凡人物的传记”
写中国改革，为何选择了现在这个书名?
其实从机场一路聊下来，我们对库恩博士为什么写《江泽民传》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但还是忍不住向他问了这个问题，想听到他亲口的明确的阐述。
短暂停顿之后，库恩博士说，“那是在2000年9月，江泽民先生访问美国，接受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部访谈，结果让我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士的问题问得很不全面，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一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发展的书刻不容缓。当然一定要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用人性化的故事来写。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史，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库恩激动得语速很快，“你知道，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有通过解读中国历史，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我设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人物，写他的故事，写一代人的故事，写个人生命历程中国家的命运。我想，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神奇魅力与显著进步的最生动的形式。而在书中，我没有把江泽民作为政治人物来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由他的从政，讲述到他的朋友、家庭，友情、亲情……”
《江泽民传》是一本长达518页的厚厚的传记著作，作为投资银行家、一个60岁的外国人来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这可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啊!他是怎么完成这部作品的呢?
库恩博士已经是个60岁的人了，他21岁拿到大脑科学博士学位，却又对经济产生了兴趣，转向研究微观经济，成为国际知名的“并购大师”，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都是离谱的事情。然而更离谱的是，他居然写出了这么一本影响巨大的著作。
听到我们的发问，库恩点点头：“你说得很对，这确实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由于最初的读者定位是外国人，他们最关心的是内容的真实性，而对于中国来说，我又是个外国人，所以保证所收集资料的客观、公正、全面是我必须首先做到的。这是我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为此我选择了江泽民先生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长春、南京、扬州等，寻找江先生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我列了100多个采访对象，前后历时4年多，采访了40多人，收集了3000多万字的资料，经历三次重写，五次编辑，才形成了70多万字的初稿，再不断删简才有了今天47万字的书。”
谈到这，库恩十分动情地说：“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四年多来，我几乎把每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晨当成了写作时段，年复一年，通宵达旦。甚至把江先生的亲朋好友都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有一天，我见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泽慧，我忍不住紧紧拥抱了她，是的，就是亲人间的感觉。”停了停，库恩接着又说，“四年时间，我甚至放弃了许多业务工作，放弃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无数个夜晚，一吃完晚饭我就一头扎进书房，妻子常常取笑说：‘瞧，他又去见江泽民了。’”
当谈到这本书用了“他改变了中国”这种评价时，库恩说，“这是一个不少人问我的老问题。虽然江泽民先生不是开国元勋，也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前两位领导人相比，他所经历的显然是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真正把中国带上了世界舞台，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已是不可逆转，等等还有很多，而与胡锦涛顺利实现权力交接，更表明中国是拥有文明政治生活的一个‘正常’国家。”
是啊，西方国家出现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的论调，遏制中国的种种企图，不都是因为中国走向发展、走向强盛、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引起的吗!当年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红星照耀的不是仅有陕北等一些地方吗!
“没想到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在中国这么受欢迎”
第一天的售书仪式结束后，笔者望着读者搬到宾馆来签名的那一大摞书，感慨地告诉库恩先生，“下午签名售书时，一位姓徐的老人90多岁，排了很久的队才请您签上了名。一个多小时签名售书就达600多本，签完晚上这200多本，估计明天演讲厅还有几百本要签，据书店经理介绍《江泽民传》在江西已售出3万多册，这在江西还没有过。”
库恩笑笑说：“真没想到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在中国这么受欢迎。”笔者接着说：“您这本书写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大家希望通过它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的内幕是怎样的。”“是啊，中国人渴望知道领导人人性化的一面，我的这本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家领导人的一些小故事，让老百姓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领导人形象，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和兴趣。老百姓看了以后，会觉得江泽民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好朋友。虽然这是江泽民个人的故事，但也是一代人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会有共鸣。”
库恩又进一步说：“有美国朋友曾告诉我这本书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现在证明他们错了。书在中国出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用不着靠这本书来帮我赚钱”
有一位读者这样提问：“您是一位商人，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您写这本书能给您在中国的投资带来利益，您认同这一点吗?另外，您写的是一本传记，传记最重要的是真实，而真实的关键又在于是否采访了传主，听说您没有采访过传主，这本书能成为信史吗?”对这种比较尖锐的提问，笔者不知库恩将怎样回答。
库恩却不紧不慢地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不回避我是一个商人，但我要真诚地告诉你，完成这本书，我没有依靠任何的外援，没有收取任何政府给我和朱亚当的资助。每一次旅行，每一次采访，每一项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如果 有质疑的话，我可以说，我根本不必这么做，我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基金会，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银行账户。我用不着靠这本书来帮我赚钱。”“库恩是个亿万富翁，他不需要靠写书赚钱，如果要赚钱，我俩一起四年做投资银行能赚的钱要多得多。”朱亚当再一旁补充道。
顿了顿，库恩又说“我没有任何功利性，我不必像有的作家那样急功近利，为了登上排行榜，为了获取丰厚回报。我已经计划好了，书出版后，将版权的百分之五十捐赠给中国的三个慈善机构和研究机构。”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库恩的答问。
接下来库恩又说：“我还要告诉大家，我写的是一本传记而不是自传。是以一位领导人的经历为载体，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历史学家、与传统的作家不同。以我从事大脑科学研究和金融专业的视角，我觉得我的写作角度是全新的。我会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投资家的客观态度去取合材料，我认为我已尽力，做了最好，没有遗憾了。当然，随着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公开和解密，会有更多的发现和观点，但我敢肯定，我这本书里大的框架，大的观点是不会变的。”谈到这部作品的准确率时，库恩坦言：“我的判断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大的方面我敢说准确，小的方面可能在所难免，人无完人，所以我也不能保证我的书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其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提问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在我们看来，似乎投资家和作家是不可得兼的；而在美国人看来，白天可以是银行家，晚上可以是作家，而且作投资是一回事，写书又是一回事，一码归一码。不管怎么说，库恩博士投资中国，介绍中国都是功莫大焉!
“该书已被美国兰登出版社定为‘永不绝版’的书”
夜已很深了，库恩还要把那一摞书签完，在告辞前，我对他说：“有人把您与埃德加·斯诺做比较，称您为当代的‘斯诺’，很多人都有这个同感。”
库恩笑了笑，摇摇头说：“不!斯诺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我和他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将中国介绍给世界，从这一点说我感到很荣幸。但是，我和斯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并不愿意被人称为又一个‘斯诺’。我所高兴的是书的出版引起了世界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
“走了这么多地方，见了这么多热情的读者，我更有一种责任感。”库恩谈兴依然很浓，“我还打算做两件事：一是要把我在中国所见到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美国同胞；二是要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我一直认为，美中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非常重要。由于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西方读者不得不对这本书表示关注，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该书已被美国兰登出版社定为‘永不绝版’的书，我想这本书对西方读者的影响有望是长效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下一步应该是协调发展。我的下一本书就是向全世界讲述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故事。”库恩博士这样乐观豁达地面对荣誉和未来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
从2005年3月25日13点30分，到3月26日的16点34分，库恩先生来去匆匆，在这短暂的将近28小时中，他除了不足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几乎每一分钟都和我们在一起做活动并进行交流。临行前，笔者握着库恩博士的手，动情地说：“预祝您的新作早日问世，并盼望先睹为快。”“谢谢!谢谢!”库恩博士笑着说。这时笔者脑子里突然冒出“幸运”这个词，于是又说：“博士您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您以投资银行家的敏锐目光证明了您人生投资的又一次成功；我们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又一次获得了一位正义与睿智并兼的国际友人。”库恩欣慰地笑了……
责编：宏磊 日华
2005年，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的季节。25日下午，笔者和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鹤一同赶往南昌市昌北国际机场。13点30分，我们在贵宾通道的栈桥头第一眼看到了《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感觉与照片上的有所不同。那天他身穿一套笔挺的深色西装，外罩一件浅色风衣，很有学者风度，略显疲惫的脸上带着笑容，镜片后的眼睛透着精明和智慧。为了抓住点滴时间让博士更多地了解江西，也为了更多地了解库恩博士，一上车我们便开始了交谈。
雨后初晴，清丽的阳光照在葱绿的大地上，梅岭山腰飘着岚烟，路旁杜鹃花挂着晶莹的水珠。真是“春烟笼草树，细雨润如酥”。谈话中大家都感到一种融洽和愉悦。
“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前段时间，笔者刚好读完了《江泽民传》，因而内心非常明白，坐在身边的这位外国朋友，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前景，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解读。我们的谈话内容很快转到了对中国的认识上。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比别的美国人幸运，接触了很多中国的人和事。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库恩博士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打着手势，眉宇间洋溢着兴奋。这是一个感情质朴而又心直口快的人，库恩博士在我们心中留下了这第一个印象。
“从1989年宋健博士邀请我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起，我与中国打交道已有16年了。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到中国，仅北京就有50多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伟大的社会转型，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中国人艰苦奋斗的喜悦与伤痛，能亲身感受中国人热切地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经济和精神生活的激情，中国人追求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深深地吸引着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是我在美国无法感受到的。”看得出来库恩博士对中国的好感是刻在心中的。
“在中国这么多年，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中国人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韧和勇气，以及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开放事业充满了敬意。中国应当走向世界，中国需要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理解中国，世界大家庭中不能没有中国。”这也许就是库恩博士热情介绍中国的原因。
“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看大门的，也愿意和他聊上几句。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就像是和他合作多年的同事一样亲密。”他的搭档朱亚当在一旁插话说。而库恩博士却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来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因此，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紧迫感，要求自己尽快把这些记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外国人对向世界介绍中国有如此的紧迫感，无论是职业还是感情使然，都会让人肃然起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斯诺、爱泼斯坦等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笔者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来，他除了写《江泽民传》，还为中国做了些什么。
这时他的搭档朱亚当先生便在一旁插话说：“16年来库恩博士在中国做了六个大项目：1999年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由他担纲制作了反映商业并购的8集系列片《资本浪潮》(CapitalWave)；2000-2003年，库恩花了3年时间拍摄介绍当代中国发展和变化的纪录片《探索中国》(In Search ofChina)，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紧接着还配套出版了书籍《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在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成功地组织并协助‘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2000年1月，由库恩基金会资助的‘中美高层媒体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投资400万美元，由美国PBS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预计明年可以推出；再就是《江泽民传》的写作和出版。”
“我们应当为中国喝彩。”库恩博士接着说，“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染了我，精彩的故事天天发生，想不为他喝彩是不可能的。”感情细腻而又逻辑严密的库恩博士望着窗外流动的风景，由衷地赞叹说：“你看江西的景色多美!”
“看起来中国与您、您与中国真是有缘啦!”笔者感慨道。“有缘?”库恩问，朱亚当翻译说，“Destiny．”“Yes，I got it!”库恩高兴地用手比划着。
库恩博士下榻的酒店——江西宾馆到了，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就这样结束了。
“我希望让那些过去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人多了解中国”
白天的活动结束后，笔者又和库恩博士开始了感兴趣问题的交谈，“您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您。”
“谢谢!但是，我所追求的是美国和世界能以平静和平等的态度来谛听中国的声音。而这一切是离不开文化工作的。”没想到库恩博士竟用如此深刻的语言倾诉内心的渴望。
“美国人对今天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肤浅。尽管也有人告诉我‘你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改革中的精彩的中国’。但是也有不少美国人表现出无知的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穿西服、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其实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了解可能只有5％甚至2％，而另外95％以上的情况主要是从电影、小说和媒体中来的，全是灰色的，甚至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只根据所了解的那一点点去推理、去想象，怎么能不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呢?这正是我着急的地方。”
“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一些大众传媒一提起中国，反复强调的就是他们片面想到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等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有了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这种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库恩动情的脸上泛着红光。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从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起，我也没想过，十多年之后中国发展会这么快，出现这么多世界一流的设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库恩从一个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角度平静地说，“这缘于我的一些经历。我在中国十多年，在这里工作、访问，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毕竟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是不可能都像我这样的。”
库恩是个犹太人，他很快联想到了自己苦难民族的历史，深情地说：“世界上，曾经有一批人以‘反犹太’为职业，德国希特勒就是如此；如今，则有一批人以反华为职业，称之为 ‘反华公司’。我就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我写《江泽民传》、拍电视、组织文化交流，就是力图把我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介绍到美国和世界去。但是这只是我的观点，不代表中方的观点，也不代表西方的观点，只是真实中国的再现而已。”
笔者接下库恩博士的话说：“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您的作品在与大量西方媒体相抗衡。”库恩笑笑，耸耸肩，摊开手，非常可爱的样子，说：“如果他了解中国的文化渊源，目睹今天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欣赏中国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对美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让那些过去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人多了解中国。”
“我早有一个愿望，写一部中国非凡人物的传记”
写中国改革，为何选择了现在这个书名?
其实从机场一路聊下来，我们对库恩博士为什么写《江泽民传》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但还是忍不住向他问了这个问题，想听到他亲口的明确的阐述。
短暂停顿之后，库恩博士说，“那是在2000年9月，江泽民先生访问美国，接受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部访谈，结果让我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士的问题问得很不全面，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一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发展的书刻不容缓。当然一定要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用人性化的故事来写。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史，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库恩激动得语速很快，“你知道，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有通过解读中国历史，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我设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人物，写他的故事，写一代人的故事，写个人生命历程中国家的命运。我想，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神奇魅力与显著进步的最生动的形式。而在书中，我没有把江泽民作为政治人物来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由他的从政，讲述到他的朋友、家庭，友情、亲情……”
《江泽民传》是一本长达518页的厚厚的传记著作，作为投资银行家、一个60岁的外国人来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这可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啊!他是怎么完成这部作品的呢?
库恩博士已经是个60岁的人了，他21岁拿到大脑科学博士学位，却又对经济产生了兴趣，转向研究微观经济，成为国际知名的“并购大师”，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都是离谱的事情。然而更离谱的是，他居然写出了这么一本影响巨大的著作。
听到我们的发问，库恩点点头：“你说得很对，这确实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由于最初的读者定位是外国人，他们最关心的是内容的真实性，而对于中国来说，我又是个外国人，所以保证所收集资料的客观、公正、全面是我必须首先做到的。这是我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为此我选择了江泽民先生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长春、南京、扬州等，寻找江先生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我列了100多个采访对象，前后历时4年多，采访了40多人，收集了3000多万字的资料，经历三次重写，五次编辑，才形成了70多万字的初稿，再不断删简才有了今天47万字的书。”
谈到这，库恩十分动情地说：“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四年多来，我几乎把每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晨当成了写作时段，年复一年，通宵达旦。甚至把江先生的亲朋好友都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有一天，我见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泽慧，我忍不住紧紧拥抱了她，是的，就是亲人间的感觉。”停了停，库恩接着又说，“四年时间，我甚至放弃了许多业务工作，放弃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无数个夜晚，一吃完晚饭我就一头扎进书房，妻子常常取笑说：‘瞧，他又去见江泽民了。’”
当谈到这本书用了“他改变了中国”这种评价时，库恩说，“这是一个不少人问我的老问题。虽然江泽民先生不是开国元勋，也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前两位领导人相比，他所经历的显然是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真正把中国带上了世界舞台，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已是不可逆转，等等还有很多，而与胡锦涛顺利实现权力交接，更表明中国是拥有文明政治生活的一个‘正常’国家。”
是啊，西方国家出现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的论调，遏制中国的种种企图，不都是因为中国走向发展、走向强盛、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引起的吗!当年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红星照耀的不是仅有陕北等一些地方吗!
“没想到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在中国这么受欢迎”
第一天的售书仪式结束后，笔者望着读者搬到宾馆来签名的那一大摞书，感慨地告诉库恩先生，“下午签名售书时，一位姓徐的老人90多岁，排了很久的队才请您签上了名。一个多小时签名售书就达600多本，签完晚上这200多本，估计明天演讲厅还有几百本要签，据书店经理介绍《江泽民传》在江西已售出3万多册，这在江西还没有过。”
库恩笑笑说：“真没想到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在中国这么受欢迎。”笔者接着说：“您这本书写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大家希望通过它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的内幕是怎样的。”“是啊，中国人渴望知道领导人人性化的一面，我的这本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家领导人的一些小故事，让老百姓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领导人形象，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和兴趣。老百姓看了以后，会觉得江泽民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好朋友。虽然这是江泽民个人的故事，但也是一代人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会有共鸣。”
库恩又进一步说：“有美国朋友曾告诉我这本书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现在证明他们错了。书在中国出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用不着靠这本书来帮我赚钱”
有一位读者这样提问：“您是一位商人，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您写这本书能给您在中国的投资带来利益，您认同这一点吗?另外，您写的是一本传记，传记最重要的是真实，而真实的关键又在于是否采访了传主，听说您没有采访过传主，这本书能成为信史吗?”对这种比较尖锐的提问，笔者不知库恩将怎样回答。
库恩却不紧不慢地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不回避我是一个商人，但我要真诚地告诉你，完成这本书，我没有依靠任何的外援，没有收取任何政府给我和朱亚当的资助。每一次旅行，每一次采访，每一项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如果 有质疑的话，我可以说，我根本不必这么做，我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基金会，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银行账户。我用不着靠这本书来帮我赚钱。”“库恩是个亿万富翁，他不需要靠写书赚钱，如果要赚钱，我俩一起四年做投资银行能赚的钱要多得多。”朱亚当再一旁补充道。
顿了顿，库恩又说“我没有任何功利性，我不必像有的作家那样急功近利，为了登上排行榜，为了获取丰厚回报。我已经计划好了，书出版后，将版权的百分之五十捐赠给中国的三个慈善机构和研究机构。”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库恩的答问。
接下来库恩又说：“我还要告诉大家，我写的是一本传记而不是自传。是以一位领导人的经历为载体，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历史学家、与传统的作家不同。以我从事大脑科学研究和金融专业的视角，我觉得我的写作角度是全新的。我会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投资家的客观态度去取合材料，我认为我已尽力，做了最好，没有遗憾了。当然，随着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公开和解密，会有更多的发现和观点，但我敢肯定，我这本书里大的框架，大的观点是不会变的。”谈到这部作品的准确率时，库恩坦言：“我的判断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大的方面我敢说准确，小的方面可能在所难免，人无完人，所以我也不能保证我的书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其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提问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在我们看来，似乎投资家和作家是不可得兼的；而在美国人看来，白天可以是银行家，晚上可以是作家，而且作投资是一回事，写书又是一回事，一码归一码。不管怎么说，库恩博士投资中国，介绍中国都是功莫大焉!
“该书已被美国兰登出版社定为‘永不绝版’的书”
夜已很深了，库恩还要把那一摞书签完，在告辞前，我对他说：“有人把您与埃德加·斯诺做比较，称您为当代的‘斯诺’，很多人都有这个同感。”
库恩笑了笑，摇摇头说：“不!斯诺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我和他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将中国介绍给世界，从这一点说我感到很荣幸。但是，我和斯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并不愿意被人称为又一个‘斯诺’。我所高兴的是书的出版引起了世界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
“走了这么多地方，见了这么多热情的读者，我更有一种责任感。”库恩谈兴依然很浓，“我还打算做两件事：一是要把我在中国所见到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美国同胞；二是要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我一直认为，美中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非常重要。由于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西方读者不得不对这本书表示关注，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该书已被美国兰登出版社定为‘永不绝版’的书，我想这本书对西方读者的影响有望是长效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下一步应该是协调发展。我的下一本书就是向全世界讲述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故事。”库恩博士这样乐观豁达地面对荣誉和未来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
从2005年3月25日13点30分，到3月26日的16点34分，库恩先生来去匆匆，在这短暂的将近28小时中，他除了不足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几乎每一分钟都和我们在一起做活动并进行交流。临行前，笔者握着库恩博士的手，动情地说：“预祝您的新作早日问世，并盼望先睹为快。”“谢谢!谢谢!”库恩博士笑着说。这时笔者脑子里突然冒出“幸运”这个词，于是又说：“博士您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您以投资银行家的敏锐目光证明了您人生投资的又一次成功；我们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又一次获得了一位正义与睿智并兼的国际友人。”库恩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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