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卷七》载有唐太宗的《薄葬诏》，诏文大意为：
　　 朕听说：“死，就是人的生命终了，如同万物返回本原;埋葬就是藏起来，要让人不看见。”远古的风俗，没有听说坟墓有封土和栽植树木的。后来圣贤留下规范，才开始有了内棺外椁。人们讥讽奢侈浪费并非爱惜钱财;赞美节俭薄葬，实际上贵在没有被掘坟的危险。
　　 所以唐尧是圣明的帝王，死后简葬于谷林;秦穆公是贤明的君主，他的坟墓所在之处，没有隆起的坟堆。孔夫子是孝子，为防止坟墓被掘，不修坟丘;春秋战国时代吴国贵族季札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把儿子埋葬在嬴博，隐藏不露。到了阖庐违反礼制，以珠玉做野鸭陪葬;秦始皇奢侈无度，坟墓中泻水银如同江河海洋，由于多藏珍宝而加快了灾祸，由于墓中有利可图而招来暴尸的耻辱。
　　 朕居天下的尊位，承袭百王遗留下来的弊端;天还没有亮就求取衣服勤于朝政，就是半夜仍谨慎小心。尽管关于丧葬的典章制度，详细地写在礼仪制度里;违反丧礼的禁令，写在刑法书籍上。然而勋臣、贵戚之家，有的还是按照陈规陋习办事;平民百姓里面，也有奢侈浪费而伤风败俗的。他们以厚葬视为侍奉亡故亲人，修筑高大的坟墓为行使孝心。这样使得丧葬的衣服、被褥、内棺、外椁，极尽雕饰的华美;茅草扎成的人马、陶土等制作的人马及生活用品等，极尽金玉的昂贵。富人超越了法令规定的丧葬规格，穷人倾家荡产也难以赶上。
　　 这样做，白白地损伤了教化的意义，对死者毫无益处。造成的这种危害既然很深，就应当惩罚革除。朕告天下，王公以下，以及平民百姓，丧葬的物品，凡是违背法令规定的，明确加以检察，随同罪状予以定罪。在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勋臣、贵戚之家，要写明情况上奏朝廷。
　　 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唐太宗薄葬的主张和法令却没有身体力行，并成为历史上帝王厚葬的一个典型。此为读唐太宗《薄葬诏》感慨之二也。
　　 唐太宗在对待丧葬问题上做了三件事，是耐人寻味的。
　　 其一，并非薄葬父亲。据《旧唐书·虞世南传》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唐高祖去世，唐太宗下诏按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格，下葬务必隆重优厚。当时，修筑皇陵的限期十分急促，服役的民工也非常疲劳。这时，秘书监虞世南上书劝谏，希望唐太宗薄葬唐高祖。虞世南的奏疏上报后，唐太宗没有答复他。虞世南再次上疏劝谏，当时也有一些公卿大臣上奏疏，請求唐太宗遵守高祖皇帝丧葬务必从简办理的遗诏。唐太宗将此事给有关衙门详细讨论后，决定将高祖皇帝的陵墓规格有所降低。今有史家说唐太宗对父亲“不孝顺”，薄葬唐高祖，其实不然，只是“制度颇有减省”而已。
　　其二，有悖长孙皇后薄葬初衷。据《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记载，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随从唐太宗至九成宫后，开始患重病。临死前，与唐太宗诀别。她说道：“我活着时对时代没有益处，现在要死了，不可多花钱厚葬。况且丧葬就是埋葬，不想让别人看见。从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是崇尚节俭薄葬的，只有荒淫无道的时代，帝王才大规模的修筑皇帝陵墓，劳民伤财，被有识之士视为笑柄。我请求陛下在办我的丧事时，根据山势埋葬，不需要另起坟墓，不要用内棺和外椁。所需要的服用器具，全用木材和瓦制成，用这样节俭丧葬的方式为我送终，就是不忘记我了。”贵为唐代“第一夫人”的长孙皇后，是完全有资格、也有条件要求丰殓厚葬的，但她却一再要求俭薄送终，难能可贵。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同年十一月安葬在昭陵。
　　 那么，唐太宗有没有按照长孙皇后遗嘱将她薄葬呢？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遵其遗愿，将她葬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公里的九嵕山，并亲自撰文刻石，赞扬长孙皇后“节俭薄葬”的高风亮节。如果就此看来，唐太宗是忠实地落实了长孙皇后要求薄葬遗愿的。其实不然，表面看来，似乎首先提出“因山而葬”的是长孙皇后，唐太宗只不过是遵照了皇后遗言选择了九嵕山而已。实际上，在长孙皇后驾崩之前，唐太宗就已选定了九嵕山日后作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只不过是皇后先崩，于先说出了她与太宗商量的归宿之地。从唐太宗撰文刻石中道出了玄机：“朕之本志，亦复如此”，指的就是“因山为陵”并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都是由他决定和选定的。
　　 唐太宗为什么要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呢？照唐太宗的说法，是为了节俭和防盗。其实这两点，只是其选择陵址必备条件之外的附加条件，而必备条件就是，九嵕山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古代陵寝堪舆所谓的风水条件。事实上，昭陵建筑并非俭约，而是十分奢华。整个陵园方圆几十公里，气势壮观雄伟，是以往帝王陵园所无法比拟的。昭陵选取九嵕山的峻峰凿山建陵，由此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
　　 其三，唐太宗厚葬了自己。杜甫在《重经昭陵》一诗中描述了昭陵辉煌壮丽的景象：“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由此可见昭陵雄伟的构建形式。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入葬方完成，历时13年，花费的人力、财力可想而知。
　　 昭陵“因山为陵”，陵寝位于九嵕山南面山腰，居于整座陵园北部最高处，显得气势十分雄伟。陵墓营造工程浩大，布置精心，建筑辉煌。据《唐会要》说，昭陵“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远宫门。顶上亦起游殿”。并据文献记载，昭陵因山凿石为玄宫，从埏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了五道石门，规模宏大。墓道用3000多块大石块砌成，每块石头有两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说五代时军阀温韬进入昭陵玄宫，说玄宫里“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
　　 那么，怎样解释唐太宗主张薄葬，而自己及皇亲却是厚葬的行为呢？这正是封建王朝的特权思想或皇权思想的突出体现。
　　 在封建王朝，为了使厚葬合法化、制度化，统治阶级制定了严格的丧葬制度，详尽地规定了按尊卑贵贱等级的严格的一整套丧葬制度，名之曰凶礼。从人气绝身亡、殓尸、祭奠、出殡到下葬，死者的衣裘数量、铭旌的大小、丧服的规格、随葬品的多少、送葬仪仗的种类、坟墓的高低、墓前石人石兽的设置等，从天子、王公贵族，直至平民百姓，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得僭越，否则予以禁止。
　　 由此，唐太宗在《薄葬诏》中明确指出：“其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终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之家，仍录闻奏。”也就是说，王公、在京城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勋臣贵戚之家可以免除厚葬检察定罪的。
　　 惜乎，即使一代明君唐太宗也难逃此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