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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赵树理；绰号叙事；主题意向
绰号叙事是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手法，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表述体系和表述领域。现当代文学中，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发展为普遍性的叙事模式，并裹挟在不同性格形态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为他的创作实绩增添了重要筹码。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与具体的政策或农村工作需要产生密切联系，深受农村政策的直接影响，传递了政治的某种声音，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来自于对政策叙事的被动模仿”。尽管赵树理的创作在某个时期被确立为方向，但在其绰号叙事中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其在运用绰号实施其讽刺功能时，加入了对农民的包容情怀，于是呈现了赵树理绰号叙事的独特风貌。
一、体会政治脉搏
绰号叙事的确立本身与社会历史、政治生活、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连，绰号叙事的存在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和心理。可以说，绰号是符号化了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内涵。绰号叙事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慧眼独具，抓准对象的主要特征，并且是“人所未见或心中有口中无”，与读者一拍即合。二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历史环境做重要参照，有“特定的气氛”。三是要有特定政治历史环境中“他人的认同”，以及流传过程中参与者的认同。绰号叙事不仅仅是个人特称的标记符号，其重要功能是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体现作者的一种话语符码。人物绰号与作家个体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制约下，借助命名行为进行心理表达和心理预设，表面上看是一种命名者的心灵独白与自我表达，但绰号叙事始终要受到政治环境与文化机制的严格约束，否则就失去了话语空间。
从作品来看，赵树理的《老定额》中塑造的“老定额”便和特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联系。1956年，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农村开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由集体化的形式取代了一家一户单干的生产方式，一般农村干部既要面临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体现集体化的优越性的重任，同时还要以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好农民劳动的管理问题。定额就是体现公平合理的一种分配方法，但是定额管理员林忠一味强调划分定额，而忽略了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因而也成为赵树理批评教育的对象。“老定额”的命名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绰号具备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意味。绰号叙事“是对社会行为方式、分类知识、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再现和调试，是新旧势力矛盾、对抗的过程”，离开了特定政治文化环境的绰号叙事是没有生存空间与文化价值的。绰号叙事的特点就是用最简短的文字直接涵盖了人物的核心的特征，或者是某一部分特征。这种特征的提取受到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的制约，也受到作者创作意图的影响。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继承了性格绰号叙事的传统，并且涵盖了民间文化的传统资源与民族文化特征，具有了强力的政治色彩。
单就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来说，赵树理的小说几乎都是命题作文，与具体的政治政策或农村工作要求密切相关，赵树理为自己创作提出的要求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也体现在将政治意图与农民的审美趣味有机结合，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实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从赵树理的文本实践来看，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与相关时期政治文本的同构性建立了一种机械性的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能遮蔽其作品以及绰号叙事的必要的独立性，即，赵树理绰号叙事的政治性创作意见，不等同于政治政策的简单附和与直白追踪。
二、坚持写作主张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其文学的重要语言手段，也是其民间化的“清新泼辣”讽刺风格的重要实施手段，一两个绰号就点亮一部作品。赵树理的文学审美理想几乎全部倾注在了这一群来自民间的鲜活的绰号人物身上。小飞娥、二诸葛、三仙姑、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一阵风、老定额、牛差差、杂毛狼等绰号人物集群，不仅表明了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还在文学接受角度，最大程度上切中了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的阅读心理。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描述最多、用力最深的不是新型的积极典型，而是在“中间人物”以及“落后人物”身上，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道路、新政策的道路上的艰难。这一倾向与当时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形成了一种内在偏离。毛泽东的系列文艺思想出台之后，文学界迫切需要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代表“文艺座谈会”重要收获的作品以及作家。1946年后，周扬将赵树理定位在“赵树理方向”，并将小说中“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等人物典型的塑造作为衡量赵树理方向的一个重要标尺。故而他笔下的绰号人物未能得到多数文艺界朋友的认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赵树理其实并未完全自觉地遵守这样的转型，而是在方向要求的方面与自己尽量理解的层面进行委婉而曲折的融合。赵树理在1960年的《老定额》的开篇写到“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这种类似创作谈的文字写在了小说的开篇，透露出赵树理符合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需要与绰号叙事的文本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赵树理在文本中委婉地有选择地坚持了原有的寫作意图。
《小二黑结婚》的主线是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并以这条主线所弘扬的新式恋爱作为此部小说标榜的宏大主题，而在这一宏大主题的对立面，树立着以二诸葛、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和以金旺、兴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作家对于新式青年的恋爱生活的歌颂更多地来自于时代的要求，而对于二诸葛、三仙姑的塑造主要源于对于这类人物生活的熟知与创作的本能诉求。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从文学反映真实的层面来讲，赵树理在农村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的琐碎现实构成了某种真实的体验，同时他的创作更多的是源于表面上的应时与内地里的自我坚守的结合。1962年8月11日，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谈及人物选择的想法时谈到，“《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这些农村人物是符合共产主义的”。在60年代，赵树理的言论也谈不上新鲜，但这意味着他的言论源于自觉，他对于人物的选择与评价是出于自信与自我坚守，相形之下，作家从写作《小二黑结婚》开始所坚持的对于反面人物及中间人物的反对模式，便显得弥足珍贵，展露出作家的文学操守与本土立场。 在赵树理绰号叙事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女性绰号群体，比如小飞娥、三仙姑、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小腿疼、吃不饱等。这类女性绰号既是一群有趣的女性形象，同时这类绰号指向了一类在惯常的文化视角下的不被人们接受的言行以及思想的批判。女性绰号群体有一种集中的隐形符号，这一类女性绰号群体与同样在赵树理小说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相比较，作者之于她们并不是贯有的愤慨与批判，相反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无奈和悲凉。这类人物之所以会受到批判的“礼遇”，是因为作者感受到“在这些‘落后人物’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她们并不是在思想上就自觉的作为国家权力意志的对立面而我存在”。像吃不饱、小腿疼、常有理、惹不起等女性形象身上的确体现了小农思想：自私自利、狭隘保守、因循守旧，加之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农村女性身上所体现的小家子气就表现明显了，所以她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约束，她们就不得不成为嘲讽的对象以及改造对象，成为小说中必须存在的矛盾對立面。因为是矛盾冲突的对立面，所以要在刻画上下功夫，要将对立的层面表现出来。
出现在《锻炼锻炼》中的绰号“小腿疼”和“吃不饱”极有代表性。作为文本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在开篇就交代了“小腿疼”——一个依然留有旧式婆婆理想的女性，因为自己小腿疼，所以要“媳妇照住她当年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更加突出的是，按理说她的小腿疼已经几乎没有症状，但是当小腿疼认为劳动对自家有利的时候，小腿就不疼，当小腿疼认为劳动对自家无利的时候，小腿就疼，总之小腿何时疼与是否与自家有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吃不饱”的原名叫“李宝珠”，与丈夫张信结婚执掌着家庭经济大权，吃穿用一切开支都由自己主张，吃不饱从不为家庭下地参加劳动，而要利用实际为自己弄点积蓄，有了取巧的机会她就参加，做“便宜活”后依然喊“吃不饱不能参加劳动”。“小腿疼”与“吃不饱”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个人有利的活就积极地不怕劳累的参与，对个人无利的劳动就完全消极怠工。《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我们再来审视《锻炼锻炼》中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赵树理对他们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从农民情感的角度，作者并非一味的批判与指责，作者将其定位为“人民内部矛盾”“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没有犯了什么法”，只是他们思想观念有些问题，需要将它们摆出来，让他们看看，这最好的解决办法。
一个绰号联系着一种文化符号。绰号绝不仅仅是绰号本身，绰号一定与某种替代性的隐喻内涵联系在一起。如无理搅三分的常有理被与刁蛮撒泼的农村妇女形象联系在一起。绰号的出场往往是人物性格的最终定性。绰号人物的优势就在于只要它一出现即为读者迅速察觉，并且深得人物的性格要领以及行为表现。人物绰号好似预先为人物设定的性格光圈，无论人物在处理何种事情的或急或缓的时候，人物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均是自成气候，并无处而不适。其实这种定性不仅仅源自于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甚至包括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的写作，在出场之前，作者对人物的分类也已经做好。林默涵与唐弢曾先后指出“在我们的记忆里，各式各样的人是早就分好了类的”，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的发生就是建立在政治、文化、时代的综合要求之下的两种立场的对立世界观。绰号与人物的特征之间建立了直接和稳固的关系，同时采用本质特征的抽取和舍弃的方式完成，抽取了人物最突出、最符合作家审美理想的特征，同时舍弃了其他的特征，一个绰号勾勒的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特征，或者说，表现的也不是他的核心特征，仅是他的某种特征。
三、隐含包容劝解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从感情基调上来看，褒贬毁誉色彩十分明确，多用于反面或有“缺点”的人物身上，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中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绝大多数体现了贬义特征，或者对于人性丑恶的揭露，或者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抨击，或者对于为人处世方法的不齿。《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分别与古典文学典故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有了某种联系，但采用的不是诸葛、仙姑的正向含义，而表现了神神叨叨、近乎神经、哭笑不得的倾向。二诸葛一举一动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万事都要他用过占卜之后，才能决定。他出行要占卜，结果却遭了雨；他种植要占卜，结果误了农耕，吃足苦头，狼狈不堪。于是那种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在现实世界中不仅未能得到应验，反而变成了迂腐、落后的代名词，使占卜算命行为成为在现实社会中一种令人可笑的行为，二诸葛也成为一个行为可笑、性格迂腐的人物。于是诸葛亮的英雄式的神机妙算与二诸葛的愚昧迂腐行为之间产生巨大张力，形成反讽效果。二诸葛的绰号从表面上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又充分利用了诸葛亮的正向力量，使得二诸葛的人物具备了反向活力。
“三仙姑”的绰号与被褒美的典故中对神仙的崇拜进行了反讽。三仙姑的命名仿照了荷仙姑的取名方式，但是三仙姑全无荷仙姑的飘逸洒脱，反而平添了一种揶揄做作。她装神弄鬼、放纵情欲，老了还要嫉妒女儿、干涉女儿婚姻，成为“老来俏”“不正经”“道德品质不好”的女人的代名词。当然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三仙姑的形象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意义和认知价值。作者是充分借用“三仙姑”这个形象对在当时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类妇女形象的讽刺与嘲弄。赵树理站在强烈的社会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行为做派进行了嘲弄与讽刺，坚决地对不适应环境、不适应年龄、不适合背景的行为与做派进行了批评。“三仙姑”代替了她本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却成为一类老来俏的讽刺。“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即使被区上传唤、受审，也有“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往区上去”。作者始终站位在大众评审的角度、乡约规范的角度对三仙姑的行为进行审判。作者借用“三仙姑”作为小二黑与小芹追求自由婚姻的一个重要障碍之一阻碍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中隐含着强烈的劝诫意识，一种善意的讽刺——一方面揭批人物内心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解放区，在新形势下，对于农民思想的改造；另一方面这种讽刺是一种包容，既有现象的揭露，又有批评的味道，但没有一棒子打死的火药味，没有非此即彼的决绝，而是包含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帮助老一辈农民实现思想转变的初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从鲁迅、老舍到赵树理所娴熟的绰号叙事，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多了一种“为人生”的责任感，多了一份来自山西农村的实在感，少了一份尖锐犀利的讽刺。赵树理绰号叙事表现出一种浓郁的“滑稽”“幽默”的审美情趣，具有狂欢化的享乐主义哲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一种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的哲学，不管小说中所要传达的主要内涵精神是如何的严肃和重要，赵树理始终牢记其作品面对的对象是农民，他们处在还识字不多，文化意识亟待提高的阶段。而赵树理的绰号艺术追求的是“滑稽”“幽默”，加之完整的故事叙述，使民间生活的幽默故事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趣事。比如《三里湾》中“常有理”这个绰号就能让人想到这是个胡搅蛮缠而又无理强占三分的人。憨厚乐观的王满喜的绰号叫“一阵风”，于是可以联想到农村中那种干起活来一阵风、说话办事一阵风的人来。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将民间人物“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人的日常生活幽默地展现给了读者，为读者带来了无限的阅读快感，让他们在极其轻松的阅读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作者通过文本所赋予的劝诫思想，使他们“在这种‘脱冕’式狂欢的广场里释放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弥补精神的生活空缺”。
鲁迅曾经说过，创作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尤其是给人物起名或者是一个诨名则是难度更高的事。“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话，那么，他如做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诙谐幽默还体现在了他独有的对绰号的拆分与变异。如在《三里湾》中写“铁算盘”“铁算盘为什么这么仁义呢，这也是用算盘算出来的。”“常有理这回却找不着什么理，只好到吃饭时候又骂着有翼捎带着满喜出气。”“铁算盘”“常有理”这类绰号叙事一方面通俗晓畅，另一方面绰号带有某种叙事功能，因为其有叙事功能，所以，它才能够实现拆分与变异，而且不会产生歧义与不适，同时，拆分的结果反而增加了绰号本身的表达效果。
赵树理绰号的选取与应用，其中蕴含的讽喻态度与其小说创作的“问题小说”初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线串珠，绰号人物的选取更多地与当时社会落后现实相联系，这样与当时社会文化形态所不容的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褒贬毀誉的情感态度，也显示了一份讽喻、劝诫的作用。
四、建构民间立场
鲁迅、老舍的绰号叙事多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出发，折射出冲突之下的人物、大众的历史尴尬与命运波折，而所不同的是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更多从大众化、通俗化的民间立场出发，描写“先进”农民的视野所看到的当时山西农村的日常生活。
赵树理文本创作本身皆从日常生活交际中提炼出来，材料大部分是来自民间。有人曾批评赵树理的绰号使用太多了，对此他认为“外号这个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浒传》里的人物，人人都有一个外号，黑旋风、豹子头、花和尚、及时雨、浪里白条……这些浑名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外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标志……”赵树理的绰号的选用一般不从人物的外在特征人手，而是通过绰号来深入刻画一个人物的性格，比如小腿疼，小腿何时疼是跟心情以及是否于自己有利紧密相关：高兴时不疼，不高兴时就疼；逛庙会、听戏、串门时不疼，做活时疼；为公家出工时疼，为自己干活时不疼。绰号“小腿疼”将一个自私自利、刁钻蛮横和投机取巧的农村妇女形象活生生地勾勒出来。但是绰号一经亮相，人物性格就将定型，容易使个别人物陷入了扁平式人物的流弊，但绰号叙事为人物塑造所带来的鲜活的艺术生命，远远超越了正常的人名以及深刻的性格刻画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人们往往在提起赵树理的某部作品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作品中可笑可怜的绰号人物性格，加之响当当的绰号，于是让读者产生了常读常新的阅读快感。
赵树理对民间化、民族化的绰号叙事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与自觉建构。“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你听得多了，会觉得农民的智慧的确很丰富，取的外号挺适合这个人的性格，我不过是把这些人物每人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罢了！”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总是抓住人物性格的而非外貌的最突出的特征，力求神似而非形似，也就体现了“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不仅具有指称人物的作用，还具有了塑造人物性格的价值，同时按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理论，具备了丰厚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义。“三仙姑”“二诸葛”的名字一出，就能让人知道他们受封建迷信的毒害之深：一个装神弄鬼，手舞足蹈出足洋相，但掩饰不了那个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的可笑可怜的灵魂；一个是算命起卦，开口闭口“命相不和”。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人物性格的标尺，是性格特征的标记。《三里湾》中的“铁算盘”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在农村物质条件低下的状态下，尤其是自私自利心态的驱使下，凡事都要认真测算，衡量是否对自己有利。“惹不起”三个字，反映的是耍赖发泼、骄横跋扈的落后妇女，还有“能不够”也是这一类万事逞能、飞扬跋扈的人的性格特点。鲁迅指出，好的绰号，“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鲁迅对绰号的评价十分精准，绰号的确在对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某些特征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赵树理立志为农民创作，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思想。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与艺术品格。赵树理所要表现的不是概念形态下的农民生活，也不是艺术形态下的农民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活人的具体情感。赵树理的创作原则是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懂”所以在他的笔下就勾勒了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就出现了原生态的小人物以及他们土的掉渣的性格。赵树理始终抓住的是在农村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群体，在新社会下，用显微镜观察他们的尴尬。
赵树理在绰号的选用上也受到了山西农民口语的重要影响，作者说“山西农民说话很有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稔熟山西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浸染了山西农村文化的赵树理，立志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从农民的视角出发，细心周到地思考人物称谓，做到平易通晓。
绰号叙事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语言的特殊形式，这种语言形式的出现必然会折射出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以及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征要素。绰号叙事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高度凝练的社会文化现象，绰号是一种标注，是人类特殊称谓彰显特定时期人类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作家个人创作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的行为体现，出于一位农民作家与农村宣传员的要求，赵树理既有写出符合不同时期政治政策需要、被各个方面认可的小说的责任，同时又必须回归农民作家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中已有的素材。他既未脱离农村生活实际，又曲折地表达了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态度，更重要的是为当时文学创作创新了小说叙事的方式，为时代文学以及人类特殊称谓文学创造了一道多彩的风景。
关键词：赵树理；绰号叙事；主题意向
绰号叙事是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手法，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表述体系和表述领域。现当代文学中，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发展为普遍性的叙事模式，并裹挟在不同性格形态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为他的创作实绩增添了重要筹码。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与具体的政策或农村工作需要产生密切联系，深受农村政策的直接影响，传递了政治的某种声音，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来自于对政策叙事的被动模仿”。尽管赵树理的创作在某个时期被确立为方向，但在其绰号叙事中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其在运用绰号实施其讽刺功能时，加入了对农民的包容情怀，于是呈现了赵树理绰号叙事的独特风貌。
一、体会政治脉搏
绰号叙事的确立本身与社会历史、政治生活、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连，绰号叙事的存在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和心理。可以说，绰号是符号化了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内涵。绰号叙事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慧眼独具，抓准对象的主要特征，并且是“人所未见或心中有口中无”，与读者一拍即合。二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历史环境做重要参照，有“特定的气氛”。三是要有特定政治历史环境中“他人的认同”，以及流传过程中参与者的认同。绰号叙事不仅仅是个人特称的标记符号，其重要功能是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体现作者的一种话语符码。人物绰号与作家个体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制约下，借助命名行为进行心理表达和心理预设，表面上看是一种命名者的心灵独白与自我表达，但绰号叙事始终要受到政治环境与文化机制的严格约束，否则就失去了话语空间。
从作品来看，赵树理的《老定额》中塑造的“老定额”便和特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联系。1956年，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农村开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由集体化的形式取代了一家一户单干的生产方式，一般农村干部既要面临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体现集体化的优越性的重任，同时还要以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好农民劳动的管理问题。定额就是体现公平合理的一种分配方法，但是定额管理员林忠一味强调划分定额，而忽略了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因而也成为赵树理批评教育的对象。“老定额”的命名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绰号具备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意味。绰号叙事“是对社会行为方式、分类知识、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再现和调试，是新旧势力矛盾、对抗的过程”，离开了特定政治文化环境的绰号叙事是没有生存空间与文化价值的。绰号叙事的特点就是用最简短的文字直接涵盖了人物的核心的特征，或者是某一部分特征。这种特征的提取受到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的制约，也受到作者创作意图的影响。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继承了性格绰号叙事的传统，并且涵盖了民间文化的传统资源与民族文化特征，具有了强力的政治色彩。
单就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来说，赵树理的小说几乎都是命题作文，与具体的政治政策或农村工作要求密切相关，赵树理为自己创作提出的要求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也体现在将政治意图与农民的审美趣味有机结合，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实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从赵树理的文本实践来看，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与相关时期政治文本的同构性建立了一种机械性的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能遮蔽其作品以及绰号叙事的必要的独立性，即，赵树理绰号叙事的政治性创作意见，不等同于政治政策的简单附和与直白追踪。
二、坚持写作主张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其文学的重要语言手段，也是其民间化的“清新泼辣”讽刺风格的重要实施手段，一两个绰号就点亮一部作品。赵树理的文学审美理想几乎全部倾注在了这一群来自民间的鲜活的绰号人物身上。小飞娥、二诸葛、三仙姑、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一阵风、老定额、牛差差、杂毛狼等绰号人物集群，不仅表明了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还在文学接受角度，最大程度上切中了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的阅读心理。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描述最多、用力最深的不是新型的积极典型，而是在“中间人物”以及“落后人物”身上，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道路、新政策的道路上的艰难。这一倾向与当时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形成了一种内在偏离。毛泽东的系列文艺思想出台之后，文学界迫切需要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代表“文艺座谈会”重要收获的作品以及作家。1946年后，周扬将赵树理定位在“赵树理方向”，并将小说中“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等人物典型的塑造作为衡量赵树理方向的一个重要标尺。故而他笔下的绰号人物未能得到多数文艺界朋友的认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赵树理其实并未完全自觉地遵守这样的转型，而是在方向要求的方面与自己尽量理解的层面进行委婉而曲折的融合。赵树理在1960年的《老定额》的开篇写到“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这种类似创作谈的文字写在了小说的开篇，透露出赵树理符合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需要与绰号叙事的文本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赵树理在文本中委婉地有选择地坚持了原有的寫作意图。
《小二黑结婚》的主线是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并以这条主线所弘扬的新式恋爱作为此部小说标榜的宏大主题，而在这一宏大主题的对立面，树立着以二诸葛、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和以金旺、兴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作家对于新式青年的恋爱生活的歌颂更多地来自于时代的要求，而对于二诸葛、三仙姑的塑造主要源于对于这类人物生活的熟知与创作的本能诉求。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从文学反映真实的层面来讲，赵树理在农村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的琐碎现实构成了某种真实的体验，同时他的创作更多的是源于表面上的应时与内地里的自我坚守的结合。1962年8月11日，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谈及人物选择的想法时谈到，“《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这些农村人物是符合共产主义的”。在60年代，赵树理的言论也谈不上新鲜，但这意味着他的言论源于自觉，他对于人物的选择与评价是出于自信与自我坚守，相形之下，作家从写作《小二黑结婚》开始所坚持的对于反面人物及中间人物的反对模式，便显得弥足珍贵，展露出作家的文学操守与本土立场。 在赵树理绰号叙事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女性绰号群体，比如小飞娥、三仙姑、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小腿疼、吃不饱等。这类女性绰号既是一群有趣的女性形象，同时这类绰号指向了一类在惯常的文化视角下的不被人们接受的言行以及思想的批判。女性绰号群体有一种集中的隐形符号，这一类女性绰号群体与同样在赵树理小说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相比较，作者之于她们并不是贯有的愤慨与批判，相反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无奈和悲凉。这类人物之所以会受到批判的“礼遇”，是因为作者感受到“在这些‘落后人物’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她们并不是在思想上就自觉的作为国家权力意志的对立面而我存在”。像吃不饱、小腿疼、常有理、惹不起等女性形象身上的确体现了小农思想：自私自利、狭隘保守、因循守旧，加之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农村女性身上所体现的小家子气就表现明显了，所以她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约束，她们就不得不成为嘲讽的对象以及改造对象，成为小说中必须存在的矛盾對立面。因为是矛盾冲突的对立面，所以要在刻画上下功夫，要将对立的层面表现出来。
出现在《锻炼锻炼》中的绰号“小腿疼”和“吃不饱”极有代表性。作为文本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在开篇就交代了“小腿疼”——一个依然留有旧式婆婆理想的女性，因为自己小腿疼，所以要“媳妇照住她当年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更加突出的是，按理说她的小腿疼已经几乎没有症状，但是当小腿疼认为劳动对自家有利的时候，小腿就不疼，当小腿疼认为劳动对自家无利的时候，小腿就疼，总之小腿何时疼与是否与自家有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吃不饱”的原名叫“李宝珠”，与丈夫张信结婚执掌着家庭经济大权，吃穿用一切开支都由自己主张，吃不饱从不为家庭下地参加劳动，而要利用实际为自己弄点积蓄，有了取巧的机会她就参加，做“便宜活”后依然喊“吃不饱不能参加劳动”。“小腿疼”与“吃不饱”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个人有利的活就积极地不怕劳累的参与，对个人无利的劳动就完全消极怠工。《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我们再来审视《锻炼锻炼》中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赵树理对他们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从农民情感的角度，作者并非一味的批判与指责，作者将其定位为“人民内部矛盾”“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没有犯了什么法”，只是他们思想观念有些问题，需要将它们摆出来，让他们看看，这最好的解决办法。
一个绰号联系着一种文化符号。绰号绝不仅仅是绰号本身，绰号一定与某种替代性的隐喻内涵联系在一起。如无理搅三分的常有理被与刁蛮撒泼的农村妇女形象联系在一起。绰号的出场往往是人物性格的最终定性。绰号人物的优势就在于只要它一出现即为读者迅速察觉，并且深得人物的性格要领以及行为表现。人物绰号好似预先为人物设定的性格光圈，无论人物在处理何种事情的或急或缓的时候，人物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均是自成气候，并无处而不适。其实这种定性不仅仅源自于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甚至包括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的写作，在出场之前，作者对人物的分类也已经做好。林默涵与唐弢曾先后指出“在我们的记忆里，各式各样的人是早就分好了类的”，赵树理的绰号叙事的发生就是建立在政治、文化、时代的综合要求之下的两种立场的对立世界观。绰号与人物的特征之间建立了直接和稳固的关系，同时采用本质特征的抽取和舍弃的方式完成，抽取了人物最突出、最符合作家审美理想的特征，同时舍弃了其他的特征，一个绰号勾勒的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特征，或者说，表现的也不是他的核心特征，仅是他的某种特征。
三、隐含包容劝解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从感情基调上来看，褒贬毁誉色彩十分明确，多用于反面或有“缺点”的人物身上，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中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绝大多数体现了贬义特征，或者对于人性丑恶的揭露，或者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抨击，或者对于为人处世方法的不齿。《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分别与古典文学典故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有了某种联系，但采用的不是诸葛、仙姑的正向含义，而表现了神神叨叨、近乎神经、哭笑不得的倾向。二诸葛一举一动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万事都要他用过占卜之后，才能决定。他出行要占卜，结果却遭了雨；他种植要占卜，结果误了农耕，吃足苦头，狼狈不堪。于是那种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在现实世界中不仅未能得到应验，反而变成了迂腐、落后的代名词，使占卜算命行为成为在现实社会中一种令人可笑的行为，二诸葛也成为一个行为可笑、性格迂腐的人物。于是诸葛亮的英雄式的神机妙算与二诸葛的愚昧迂腐行为之间产生巨大张力，形成反讽效果。二诸葛的绰号从表面上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又充分利用了诸葛亮的正向力量，使得二诸葛的人物具备了反向活力。
“三仙姑”的绰号与被褒美的典故中对神仙的崇拜进行了反讽。三仙姑的命名仿照了荷仙姑的取名方式，但是三仙姑全无荷仙姑的飘逸洒脱，反而平添了一种揶揄做作。她装神弄鬼、放纵情欲，老了还要嫉妒女儿、干涉女儿婚姻，成为“老来俏”“不正经”“道德品质不好”的女人的代名词。当然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三仙姑的形象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意义和认知价值。作者是充分借用“三仙姑”这个形象对在当时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类妇女形象的讽刺与嘲弄。赵树理站在强烈的社会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行为做派进行了嘲弄与讽刺，坚决地对不适应环境、不适应年龄、不适合背景的行为与做派进行了批评。“三仙姑”代替了她本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却成为一类老来俏的讽刺。“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即使被区上传唤、受审，也有“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往区上去”。作者始终站位在大众评审的角度、乡约规范的角度对三仙姑的行为进行审判。作者借用“三仙姑”作为小二黑与小芹追求自由婚姻的一个重要障碍之一阻碍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中隐含着强烈的劝诫意识，一种善意的讽刺——一方面揭批人物内心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解放区，在新形势下，对于农民思想的改造；另一方面这种讽刺是一种包容，既有现象的揭露，又有批评的味道，但没有一棒子打死的火药味，没有非此即彼的决绝，而是包含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帮助老一辈农民实现思想转变的初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从鲁迅、老舍到赵树理所娴熟的绰号叙事，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多了一种“为人生”的责任感，多了一份来自山西农村的实在感，少了一份尖锐犀利的讽刺。赵树理绰号叙事表现出一种浓郁的“滑稽”“幽默”的审美情趣，具有狂欢化的享乐主义哲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一种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的哲学，不管小说中所要传达的主要内涵精神是如何的严肃和重要，赵树理始终牢记其作品面对的对象是农民，他们处在还识字不多，文化意识亟待提高的阶段。而赵树理的绰号艺术追求的是“滑稽”“幽默”，加之完整的故事叙述，使民间生活的幽默故事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趣事。比如《三里湾》中“常有理”这个绰号就能让人想到这是个胡搅蛮缠而又无理强占三分的人。憨厚乐观的王满喜的绰号叫“一阵风”，于是可以联想到农村中那种干起活来一阵风、说话办事一阵风的人来。赵树理的绰号叙事将民间人物“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人的日常生活幽默地展现给了读者，为读者带来了无限的阅读快感，让他们在极其轻松的阅读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作者通过文本所赋予的劝诫思想，使他们“在这种‘脱冕’式狂欢的广场里释放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弥补精神的生活空缺”。
鲁迅曾经说过，创作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尤其是给人物起名或者是一个诨名则是难度更高的事。“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话，那么，他如做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诙谐幽默还体现在了他独有的对绰号的拆分与变异。如在《三里湾》中写“铁算盘”“铁算盘为什么这么仁义呢，这也是用算盘算出来的。”“常有理这回却找不着什么理，只好到吃饭时候又骂着有翼捎带着满喜出气。”“铁算盘”“常有理”这类绰号叙事一方面通俗晓畅，另一方面绰号带有某种叙事功能，因为其有叙事功能，所以，它才能够实现拆分与变异，而且不会产生歧义与不适，同时，拆分的结果反而增加了绰号本身的表达效果。
赵树理绰号的选取与应用，其中蕴含的讽喻态度与其小说创作的“问题小说”初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线串珠，绰号人物的选取更多地与当时社会落后现实相联系，这样与当时社会文化形态所不容的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褒贬毀誉的情感态度，也显示了一份讽喻、劝诫的作用。
四、建构民间立场
鲁迅、老舍的绰号叙事多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出发，折射出冲突之下的人物、大众的历史尴尬与命运波折，而所不同的是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更多从大众化、通俗化的民间立场出发，描写“先进”农民的视野所看到的当时山西农村的日常生活。
赵树理文本创作本身皆从日常生活交际中提炼出来，材料大部分是来自民间。有人曾批评赵树理的绰号使用太多了，对此他认为“外号这个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浒传》里的人物，人人都有一个外号，黑旋风、豹子头、花和尚、及时雨、浪里白条……这些浑名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外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标志……”赵树理的绰号的选用一般不从人物的外在特征人手，而是通过绰号来深入刻画一个人物的性格，比如小腿疼，小腿何时疼是跟心情以及是否于自己有利紧密相关：高兴时不疼，不高兴时就疼；逛庙会、听戏、串门时不疼，做活时疼；为公家出工时疼，为自己干活时不疼。绰号“小腿疼”将一个自私自利、刁钻蛮横和投机取巧的农村妇女形象活生生地勾勒出来。但是绰号一经亮相，人物性格就将定型，容易使个别人物陷入了扁平式人物的流弊，但绰号叙事为人物塑造所带来的鲜活的艺术生命，远远超越了正常的人名以及深刻的性格刻画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人们往往在提起赵树理的某部作品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作品中可笑可怜的绰号人物性格，加之响当当的绰号，于是让读者产生了常读常新的阅读快感。
赵树理对民间化、民族化的绰号叙事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与自觉建构。“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你听得多了，会觉得农民的智慧的确很丰富，取的外号挺适合这个人的性格，我不过是把这些人物每人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罢了！”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总是抓住人物性格的而非外貌的最突出的特征，力求神似而非形似，也就体现了“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不仅具有指称人物的作用，还具有了塑造人物性格的价值，同时按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理论，具备了丰厚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义。“三仙姑”“二诸葛”的名字一出，就能让人知道他们受封建迷信的毒害之深：一个装神弄鬼，手舞足蹈出足洋相，但掩饰不了那个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的可笑可怜的灵魂；一个是算命起卦，开口闭口“命相不和”。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人物性格的标尺，是性格特征的标记。《三里湾》中的“铁算盘”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在农村物质条件低下的状态下，尤其是自私自利心态的驱使下，凡事都要认真测算，衡量是否对自己有利。“惹不起”三个字，反映的是耍赖发泼、骄横跋扈的落后妇女，还有“能不够”也是这一类万事逞能、飞扬跋扈的人的性格特点。鲁迅指出，好的绰号，“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鲁迅对绰号的评价十分精准，绰号的确在对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某些特征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赵树理立志为农民创作，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思想。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与艺术品格。赵树理所要表现的不是概念形态下的农民生活，也不是艺术形态下的农民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活人的具体情感。赵树理的创作原则是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懂”所以在他的笔下就勾勒了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就出现了原生态的小人物以及他们土的掉渣的性格。赵树理始终抓住的是在农村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群体，在新社会下，用显微镜观察他们的尴尬。
赵树理在绰号的选用上也受到了山西农民口语的重要影响，作者说“山西农民说话很有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稔熟山西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浸染了山西农村文化的赵树理，立志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从农民的视角出发，细心周到地思考人物称谓，做到平易通晓。
绰号叙事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语言的特殊形式，这种语言形式的出现必然会折射出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以及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征要素。绰号叙事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高度凝练的社会文化现象，绰号是一种标注，是人类特殊称谓彰显特定时期人类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是作家个人创作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的行为体现，出于一位农民作家与农村宣传员的要求，赵树理既有写出符合不同时期政治政策需要、被各个方面认可的小说的责任，同时又必须回归农民作家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中已有的素材。他既未脱离农村生活实际，又曲折地表达了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态度，更重要的是为当时文学创作创新了小说叙事的方式，为时代文学以及人类特殊称谓文学创造了一道多彩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