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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近年全国高校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投入不足50%。某高校计财处长说：“如果严格按《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收取学费，学校就得关门。”众所周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没有一点负面效应，关键在于利弊相权之下的理性权重与科学把握，在于各种因素之间尽可能的精准调配。
此次两会，高校收费问题再次引起各方争议，偏激者甚至认为这项公共政策排斥了社会公正。高教收费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全面论析。我认为虽然有25%贫困生，但从全局来看，高校收费额度目前不宜下调。论据列下：
现实国情
众所周知，高教发展需要多方资金投入。我国教育开支不足世界教育开支总量的3%，却支撑着世界受教育人口总数的1/4。据1990年代末统计，我国各类在校生2.8316亿，基数庞大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多方筹资。因为，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无论如何支撑不起来的。高校收费不仅仅符合“谁利益谁投资”的公平原则，也是支撑当今高校运转必不可少的一根血脉。没有经济的实质性支撑，仅靠道德呼喊，无论如何是空洞乏力的。
当然，政府应该削减政费军费、削减基建投资、增大教育投入。2005年教育总支出不足4000亿元，仅占GDP总额2.16%，世界平均值5.2%，高收入国家5.5%以上，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3.6%。但囿于中国人均GDP2005年仅1703美元。再怎么从其他地方挪补也是有限的，教育经费缺口甚大，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国情。
就是中小学教育，1990年代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估计也有1500亿元。没了这笔钱，连中小学教育都撑不下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2006年以前，我们的义务教育没有成为公共财政保障的教育，财政只保障一半，有一半要靠社会筹措。”
研究者指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投资。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和受教育人口大包大揽。”
高校财政现状
上海财大生均经费15000元/年，北大生均经费25000元/年，学生每年5000元学费，只是负担了1/3～1/5。若与国外名校相比，清华、上海交大、浙大，1991年总经费仅为1～1.5亿元人民币，同期美国康乃尔大学6.86亿美元，麻省理工14.02亿美元，伯克利加州大学7.7亿美元，中外名校差距60倍之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费就是我国1991年36所委属高校总经费的6倍。
据最新资料，全国教育部属72所院校总负债360亿元，平均每所部属院校负债5亿元。之所以欠债如此之高，即在于高校招生规模急遽扩大，从十年前招生不足百万发展到目前500万/年。全国大学数从十年前的千所左右发展到今天的2000所。高等教育受惠面增加了，相对公平了，但支撑运转这种公平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张维迎先生的“拉高学费，让富人补贴穷人”的思路，尽量让富人交钱以注满救助池水，不仅符合社会公平，也是唯一可行之策。否则，在政府不可能独臂撑厦的现实条件下，高校如何运转？拿什么去救助贫困生？降低学费这一普惠制表面上顾住了贫困生这一头，但也使75%非贫困生均沾利益，并不能做大蛋糕，只能使学校失去调节贫富的能力。
有数据表明近年全国高校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投入不足50%。某高校计财处长说：“如果严格按《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收取学费，学校就得关门。”众所周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没有一点负面效应，尤其在“没钱也要办事”（或钱少也要办事）的中国，任何政策选择都是十分艰难的。关键在于利弊相权之下的理性权重与科学把握，在于各种因素之间尽可能的精准调配。
高校教师收入
有一种声音认为高校教师已进入高收入阶层。其实，2000年高校开始实行津贴以前，北大清华都因留不住一流青年才俊而头疼不已。有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高校教师年均工资刚过2.33万元。据笔者了解，2007年京沪地区高校教师收入普遍在4～10万元，也就相当于费孝通当年蹲点的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农户的家庭年均收入，6～10万元在该村仅为中上水准。再据《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北京市民月均收入2484元，上海市民月均收入2847元，即年均3.5万元左右，高校教师最低工资不过略略高出，实在不值得大呼小叫。退一步说，就是高校教师普遍进入富有行列，那也是中国之大幸，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如果最高知识阶层都一直无法脱贫致富，其他阶层还有希望吗？
高校教师待遇不提高，一个国家的精英都远离教育界，这个国家的教育还有希望吗？不首先稳定高校教师队伍，教育界就失去龙头部队。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想以低薪吸纳众多高精人才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有悖于价值规律。吁请高精人才自愿奉献，只能支撑以一时，不能维持以长久。近年，高校逐渐成为博士的择业首选，与国际择业顺序接轨，师资水准渐走渐高，英才渐聚，有力验证了提高大学教师收入的必要性。
好心可能办坏事
据统计，全国高校生均学费1989年200元，1995年800元，近年4000～5000元左右，18年间确实上涨了20～25倍。同期职工工资从200元以下涨至2000～3000元左右，当然职级、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但18年间全国职工收入增幅至少在15倍左右，农民平均收入未达15倍。从这一角度，学费涨幅高于收入涨幅，存在相对不合理性。但这一倾斜性收费政策，即通过高中、高校收费，引导国民收入汇聚教育，从整体上支持教育发展，真正体现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所谓“优先”，实质就在于必须保证经费优先。
必须承认，确有下岗工人或贫困农民因凑不齐子女的高校学费，走了极端跳了楼；也有中西部一些贫困县农民十年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名大学生。但这些个别案例并不能证明高校收费的残酷性，并不能撼动收费政策的整体合理性。就像有人忍受不了竞争压力而自杀，难道就能从整体上推翻竞争体制么？别忘了，仅仅依靠道德是无法推动社会这架大转轮的。道德公平只是社会发展的制衡性从动轮，必然受制于经济效率这只主动轮。公平考量虽然是发现社会弊端的一个观察站，但也仅仅只是一个侧面的观察指标，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靠单一角度的指标就能找到解决对策，何况所有良策亦须在摸索探求中才能逐渐完善。
2006年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240.3万贫困生读大学，2005年有39万贫困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缴学费直接入学。陕西省累计8.5万名贫困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5.9亿元；其中4.5万名贫困生的3.1亿元贷款，得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后。教育部2006年3月8日发布消息，迄今共发放贷学金172.7亿元。由于“坏贷”总额甚高，银行已有拒绝发放贷学金的动议，并要求制定强制性还贷措施。从施惠于贫困生的精确性角度，助学贷款远高于普惠性的降低学费。再据有关调查：1990年代末高校学费上涨以来，贫困生入学率不降反升，农村生比例从1998年的37%升至2005年的51%，绝对数上升近六倍。显然，社会公平度在上升，而不是相反。让农村子弟尽可能多地得到高等教育，享受到知识带来的人生收获，起到了其他行业领域无法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
就是欧美各国，教育投资也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项目。如笔者姨妹夫妇（均为美国博士），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也承担不起孩子入学哈佛、普林斯顿等收费很高的名校，只能让孩子进入居住地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该州子弟仅收学费5000美元/年。
当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至20世纪末，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应不低于GDP的4%，至今仍未做到，而全球教育投入GDP平均数为5%。1985年以前，全国公共教育仅约7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2.3%，1991年上升到3.1%，以后一路走低，1997年降至2.47%，2001年上升到3.1%，后两年又降至2.79%。政府对教育也应加大投入，不能全部推诿于“国情”限制。
人文学科乃“事故高发地带”，由于论点论据之间的必然性与全面性缺乏一把可握可捏的裁量硬尺，谁都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地从“因为”昂首跨向“所以”，用孤证、偏证甚至讹证支撑自己的观点，将主观感觉或个人意见论证为“客观事实”，从局部或比率甚低的微观例证推断出宏观结论。因此，人文学科的错误因隐蔽而高发。自觉注意反证，乃是人文学者应有之修养。注意自身的片面性，应引起各路评家的高度警觉。就高校收费数额的争论而言，表面上恩惠的降低学费，恰恰反而不利于将更多的贫困生送入高校之门。好心办坏事的实质是认识能力的低下。■
编辑：朱军
此次两会，高校收费问题再次引起各方争议，偏激者甚至认为这项公共政策排斥了社会公正。高教收费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全面论析。我认为虽然有25%贫困生，但从全局来看，高校收费额度目前不宜下调。论据列下：
现实国情
众所周知，高教发展需要多方资金投入。我国教育开支不足世界教育开支总量的3%，却支撑着世界受教育人口总数的1/4。据1990年代末统计，我国各类在校生2.8316亿，基数庞大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多方筹资。因为，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无论如何支撑不起来的。高校收费不仅仅符合“谁利益谁投资”的公平原则，也是支撑当今高校运转必不可少的一根血脉。没有经济的实质性支撑，仅靠道德呼喊，无论如何是空洞乏力的。
当然，政府应该削减政费军费、削减基建投资、增大教育投入。2005年教育总支出不足4000亿元，仅占GDP总额2.16%，世界平均值5.2%，高收入国家5.5%以上，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3.6%。但囿于中国人均GDP2005年仅1703美元。再怎么从其他地方挪补也是有限的，教育经费缺口甚大，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国情。
就是中小学教育，1990年代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估计也有1500亿元。没了这笔钱，连中小学教育都撑不下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2006年以前，我们的义务教育没有成为公共财政保障的教育，财政只保障一半，有一半要靠社会筹措。”
研究者指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投资。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和受教育人口大包大揽。”
高校财政现状
上海财大生均经费15000元/年，北大生均经费25000元/年，学生每年5000元学费，只是负担了1/3～1/5。若与国外名校相比，清华、上海交大、浙大，1991年总经费仅为1～1.5亿元人民币，同期美国康乃尔大学6.86亿美元，麻省理工14.02亿美元，伯克利加州大学7.7亿美元，中外名校差距60倍之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费就是我国1991年36所委属高校总经费的6倍。
据最新资料，全国教育部属72所院校总负债360亿元，平均每所部属院校负债5亿元。之所以欠债如此之高，即在于高校招生规模急遽扩大，从十年前招生不足百万发展到目前500万/年。全国大学数从十年前的千所左右发展到今天的2000所。高等教育受惠面增加了，相对公平了，但支撑运转这种公平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张维迎先生的“拉高学费，让富人补贴穷人”的思路，尽量让富人交钱以注满救助池水，不仅符合社会公平，也是唯一可行之策。否则，在政府不可能独臂撑厦的现实条件下，高校如何运转？拿什么去救助贫困生？降低学费这一普惠制表面上顾住了贫困生这一头，但也使75%非贫困生均沾利益，并不能做大蛋糕，只能使学校失去调节贫富的能力。
有数据表明近年全国高校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投入不足50%。某高校计财处长说：“如果严格按《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收取学费，学校就得关门。”众所周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没有一点负面效应，尤其在“没钱也要办事”（或钱少也要办事）的中国，任何政策选择都是十分艰难的。关键在于利弊相权之下的理性权重与科学把握，在于各种因素之间尽可能的精准调配。
高校教师收入
有一种声音认为高校教师已进入高收入阶层。其实，2000年高校开始实行津贴以前，北大清华都因留不住一流青年才俊而头疼不已。有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高校教师年均工资刚过2.33万元。据笔者了解，2007年京沪地区高校教师收入普遍在4～10万元，也就相当于费孝通当年蹲点的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农户的家庭年均收入，6～10万元在该村仅为中上水准。再据《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北京市民月均收入2484元，上海市民月均收入2847元，即年均3.5万元左右，高校教师最低工资不过略略高出，实在不值得大呼小叫。退一步说，就是高校教师普遍进入富有行列，那也是中国之大幸，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如果最高知识阶层都一直无法脱贫致富，其他阶层还有希望吗？
高校教师待遇不提高，一个国家的精英都远离教育界，这个国家的教育还有希望吗？不首先稳定高校教师队伍，教育界就失去龙头部队。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想以低薪吸纳众多高精人才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有悖于价值规律。吁请高精人才自愿奉献，只能支撑以一时，不能维持以长久。近年，高校逐渐成为博士的择业首选，与国际择业顺序接轨，师资水准渐走渐高，英才渐聚，有力验证了提高大学教师收入的必要性。
好心可能办坏事
据统计，全国高校生均学费1989年200元，1995年800元，近年4000～5000元左右，18年间确实上涨了20～25倍。同期职工工资从200元以下涨至2000～3000元左右，当然职级、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但18年间全国职工收入增幅至少在15倍左右，农民平均收入未达15倍。从这一角度，学费涨幅高于收入涨幅，存在相对不合理性。但这一倾斜性收费政策，即通过高中、高校收费，引导国民收入汇聚教育，从整体上支持教育发展，真正体现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所谓“优先”，实质就在于必须保证经费优先。
必须承认，确有下岗工人或贫困农民因凑不齐子女的高校学费，走了极端跳了楼；也有中西部一些贫困县农民十年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名大学生。但这些个别案例并不能证明高校收费的残酷性，并不能撼动收费政策的整体合理性。就像有人忍受不了竞争压力而自杀，难道就能从整体上推翻竞争体制么？别忘了，仅仅依靠道德是无法推动社会这架大转轮的。道德公平只是社会发展的制衡性从动轮，必然受制于经济效率这只主动轮。公平考量虽然是发现社会弊端的一个观察站，但也仅仅只是一个侧面的观察指标，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靠单一角度的指标就能找到解决对策，何况所有良策亦须在摸索探求中才能逐渐完善。
2006年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240.3万贫困生读大学，2005年有39万贫困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缴学费直接入学。陕西省累计8.5万名贫困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5.9亿元；其中4.5万名贫困生的3.1亿元贷款，得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后。教育部2006年3月8日发布消息，迄今共发放贷学金172.7亿元。由于“坏贷”总额甚高，银行已有拒绝发放贷学金的动议，并要求制定强制性还贷措施。从施惠于贫困生的精确性角度，助学贷款远高于普惠性的降低学费。再据有关调查：1990年代末高校学费上涨以来，贫困生入学率不降反升，农村生比例从1998年的37%升至2005年的51%，绝对数上升近六倍。显然，社会公平度在上升，而不是相反。让农村子弟尽可能多地得到高等教育，享受到知识带来的人生收获，起到了其他行业领域无法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
就是欧美各国，教育投资也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项目。如笔者姨妹夫妇（均为美国博士），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也承担不起孩子入学哈佛、普林斯顿等收费很高的名校，只能让孩子进入居住地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该州子弟仅收学费5000美元/年。
当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至20世纪末，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应不低于GDP的4%，至今仍未做到，而全球教育投入GDP平均数为5%。1985年以前，全国公共教育仅约7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2.3%，1991年上升到3.1%，以后一路走低，1997年降至2.47%，2001年上升到3.1%，后两年又降至2.79%。政府对教育也应加大投入，不能全部推诿于“国情”限制。
人文学科乃“事故高发地带”，由于论点论据之间的必然性与全面性缺乏一把可握可捏的裁量硬尺，谁都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地从“因为”昂首跨向“所以”，用孤证、偏证甚至讹证支撑自己的观点，将主观感觉或个人意见论证为“客观事实”，从局部或比率甚低的微观例证推断出宏观结论。因此，人文学科的错误因隐蔽而高发。自觉注意反证，乃是人文学者应有之修养。注意自身的片面性，应引起各路评家的高度警觉。就高校收费数额的争论而言，表面上恩惠的降低学费，恰恰反而不利于将更多的贫困生送入高校之门。好心办坏事的实质是认识能力的低下。■
编辑：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