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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成为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瓶颈,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更加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增长质量较差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大制约,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新的发展阶段,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沿用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带动和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道路,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求发展。
从科技论文世界排名提升看中国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SCI(《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收录全世界的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论文。它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的一种依据。2006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了对中国2005年科技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中国SCI、EI和ISTP论文总数世界排位,从2004年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4位。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不断提高。科技论文是科技工作产出的一个侧面,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及其与国内外科技界的交流情况。公开发表科技论文有利于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有利于交叉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的重要保证。2006年9月16日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在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发言说:“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它必须集中于能立即有市场效益的实用性技术的发展,并使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丁肇中肯定地说,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科研投入仅仅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旨在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的基础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成果了。他强调说,“技术的发展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研究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主要产出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加大科技投入,从而参与科技创新人员的数量和水平均有提高,使中国科技论文数迅速增长,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论文的影响也在同步扩大。
(一)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不断提高
1、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显著增长。作为对国家层面而非部门内部的宏观统计,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采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和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3个检索系统,对中国的科技论文总数进行统计。SCI主要反映的是基础科学研究情况,EI主要反映的是工程技术方面的状况,而ISTP则收录了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会议文献的80-90%,因此,这3个检索系统基本上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产出的整体情况。自“九五”计划以来,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快速增长,1996年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仅有2.7万篇,占世界总数的2%,排名世界第11位,到2005年,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达到了15万篇,占世界总数的近7%,排名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占29.8%)、英国(占7.2%)和日本(占7.1%)。2005年,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为68226篇,比2004年增加10849篇,增长18.9%,占世界SCI论文总数的5.3%。按论文数排序,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而1996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仅有14459篇,占世界的1.6%,排名世界第14位。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EI收录期刊论文中,2005年中国论文为54362篇,排在世界第2位,仅落后于美国,占世界的比例为12.6%。EI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一般来说EI收录论文属于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领域,在工程领域的交叉学科是最权威的数据库。所以国际科学计量学界的研究人员经常利用EI数据来进行各国高技术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据1996年统计,中国的EI论文数仅有9147篇,占世界的4.4%。
2、中国论文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科学家通过引证来表达对他们同行的相关工作的认可,这些引证的集合提供了对质量的大致衡量。论文的影响也有一个积累和滞后的过程,正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我们的论文数有了量的积累,才使中国的被引用数量得以上升,使世界上更多的科学家读到中国的论文,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据对SCI数据库1996-2005年数据统计,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为1402090次,排在世界第13位,较2004年统计(1995-2004年)的第14位又上升了1位。在我们2002年第一次统计(1992-2001年)时,中国排在第19位。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数,也从2002年统计时的2.0上升到了3.6,因为论文的篇均被引数与已发表论文的基数、发表论文的语种等因素有关,若按篇均被引用数排名,则排名世界前10名的国家,除美国(第3名)、瑞士、荷兰外,其他7个国家均为10年发表总量少于10万篇的国家(中国十年共发文38万余篇),日本排在第35位。排名第1的是科技实力乏善可陈的百慕大,由于其发表总量小,只要某一篇论文被引次数多,就提升了这个国家的篇均被引数。若按发文在10万篇以上的国家排序,中国的篇均被引用数排名世界第20位。
3、中国论文的部分学科优势显现。据对SCI数据库的统计,1996-2005年中国已有6个主题学科论文被引用数排名跻身世界前10名行列,它们是:材料科学118685次,第5位;化学381642次,第6位;数学29315次,第6位;综合类2927次,第7位;工程技术88881次,第8位;物理学262441次,第9位。中国有7个学科的论文数占世界的比例超过5%,它们是:材料科学118685篇,占世界该学科论文的12.18%;化学98971篇,占世界的9.62%;物理学69632篇,占世界的8.35%;数学15870篇,占世界的8.13%;工程技术40315篇,占世界的5.88%;计算机科学12573篇,占世界的5.79%;地学12443篇,占世界的5.36%。
4、中国作者在高影响期刊中发表论文的数量增加。影响因子是显示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大于10,意为期刊中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评定当年篇均被引用10次或10次以上。近3年来,每年影响因子大于10的国际期刊还不到100种。一般来说,能发表在此类期刊中的论文易于受到比较大的关注,易于被引,但在此类期刊中发表文献的难度也较大。中国作者2002、2003和2004年在影响因子大于10的93种国际刊物中,论文发表数逐年增加,论文覆盖的期刊数增加了17种,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有所上升。2005年中国作者在世界著名期刊《CELL》上发表论文实现了突破。1980-2004年,中国作者一直未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著名生物学刊物《CELL》上发表论文。2005年,中国已有5篇论文发表。发表单位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3篇;清华大学1篇;复旦大学1篇。而且5篇论文在当年都已得到引用,最多的一篇已被引用了22次。
5、中国已出现较多的高被引论文作者。1996-2005年中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58.3%的论文在10年间被引用了至少1次,其中累积被引用次数超过100次的有163篇论文。有22篇论文被引用200次以上。尤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文治为第一作者,1996年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已被引用767次。引用该论文的国家和地区有数十个,涉及约上百个机构的数百名作者。引用该论文的国际期刊有43种,国际一些著名学术机构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美国NASA、IBM公司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国际著名期刊如《Nature》和《Science》都引用了该篇论文。
(二)对科技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国际交流
由于科技论文统计分析工作的开展,使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认识到发表科技论文的重要性,为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了国内学术机构的成长;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在国际上的交流;提高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学术地位。同时,论文统计分析工作也促进了中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成才,每年的统计结果中公布的高影响作者,目前已有一些成为院士、学科带头人或走上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宣读研究论文,使中国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被世界学术界所认识,走进国际学术机构担当起重要的职责,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拓宽了国际合作的范围,赢得了更多的机会。2005年SCI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4.8%,中国科学家的合作伙伴涉及79个国家(地区)。《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6》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区域合作模式是以日本为中心,目前中国也逐渐地成为中心地带。”以2005年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统计,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参与的国际合著论文涉及74个国家(地区),而世界上共有192个国家参与了发表国际合作论文,也就是说,我们与38.5%的国家进行了国际合作研究工作。虽然SCI是一个国际性的权威检索系统,但毕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系统是我们当前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能满足国家大型科技计划的评估需求的检索评估系统。根据主流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濒危学科的发展情况,结合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和存在的差异,参照SCI的选取原则和标准,提出切合实际并便于操作的指标,建立中国式SCI检索和评估系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所受科技部委托于1987年开始建立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已使用了近20年,并每年发布统计数据,建此数据库的意图之一,就是使基于本国数据库的绩效评估与基于SCI的绩效评估起互补之效。另外,不正确的政府导向,使得科学界盲目追求SCI数量。国内的论文大多是为了完成学业或职称评定拼凑而成,缺少创新和技术含量。而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或因害怕核心技术泄露不敢发表,或因投向了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而流失,直接导致国内期刊影响因子下降,如此恶性循环。想要建立完善的科研评价体制,就要简化科研评价环节,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科研特点设定评估标准。
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哪个国家科技论文的产出,一定要先有数量的积累,才有质量的逐渐提高。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量确实在逐年提高,不要妄自菲薄。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论文上经常有国外专家提到,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其论文的被引用数量和篇均被引用数也在同步增长,而不像别的国家在论文急剧增长期,篇均被引用数反而相对下降。从中国的宏观数据来看,认为论文的发表数量多会影响论文的质量,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分析
中国科技在现阶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应当摒弃历史长期沿袭的功利主义传统,在全民族范围内树立并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精神,从软件方面奠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又要注意科技是一面双刃剑,要时刻监督科技的应用,让科技始终在服务于人的轨道上发展,避免科技的“非人道”的滥用。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已是一个有相当科技实力的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中国科技正在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有必要对科技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并对科学的发展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科学发展步入误区。
要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就有必要对中国科技的历史发展作一番回顾和评价。中国科技在古代曾一度领先世界,可是在明清以后却逐渐没落了,——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尤其是伟大的中国?——这就是思想理论界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人们都从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来解答这一难题,有的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入手,认为中国科技的衰败源自于封建专制体制的束缚,这是很多官方教材的看法;有的从思想文化方面着眼,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科技的轻视导致了科技发展缺乏鼓励,士大夫们大都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采取贬斥的态度,这也频见于许多科普读物;还有的比较了近现代东西方的历史变化,从文化精神的实质出发,认为西方的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而中国恰恰缺乏这种探索精神,导致了科技发展缺乏动力和后劲。假如,社会发展的内核是文明,文明的动力又在于文化精神,那么最后那种研究文化精神方法就比较前两者更能击中要害,更有说服力。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就是最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他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一书中,指出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与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方法在如下3个方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一是“中国人的观念只有相对的意义,而西方人则重视观念的绝对明确性。”二是“中国人的思维讲有机整体,西方人重视对对象的概念分析。”三是“中国人的思维有循环论特征,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进化论的特征。”众所周知,西方的科学脱胎于哲学,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万物源于水”的命题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科学命题,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将他那时代的学问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创制科学三大类,又将其中的理论科学分为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是研究世界可感事物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物理学,牛顿的物理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即是哲学、科学渊源关系的一种证据。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催生了西方的科学,科学的发展其实也得益于哲学的发展,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探索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本质,与之相反,中国的传统哲学缺乏这种理性探索精神,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齐同万物”、“天人合一”,没有把世界对象化之后来进行研究,思想观念一直处于一种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这显然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是相悖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温饱问题一直是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的首要难题,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中国人确实创立了许多实用的学科,农、医、天、算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门类的精当概括。研究农学是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研究医学是为了救死扶伤,研究天象是为了制定历法,而历法又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研究算学只是为了便于土地丈量、商品买卖,显而易见,中国科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功利主义。如果说,科学的停滞起源于理性精神的匮乏,那么,理性精神的匮乏则又根源于中国人顽固的功利思想,凡是没有现实功用价值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会去重视它。很明显,中国的功利主义传统扼杀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难以有长足的发展。科学精神就好比是一座灯塔,没有了理性之光的照耀和指引,科研就是在黑暗中胡冲乱闯,长此以往,赶不上世界先进不说,要在世界科技界保留一席之地都成问题了。不到3千万的犹太人就贡献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斯宾洛莎等难以列举的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本土13亿人竟无一人得享诺贝尔奖殊荣,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深思的,原因之一,就是功利的教育科研没有创新的后劲,一旦现实没有需求,就没人会去探索,所以几千年的中国科学都是技术型、经验型的实用技术;原因之二,也是由于僵化的思维难以在现有基础上有所突破。
中国要想在科技领域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并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精神。
西方的科学发展得益于中世纪教会兴办的大学,大学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罗盘,是科学发展的堡垒。“大学”一词university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宇宙”一词universe,词源的分析透露出“大学”与“宇宙”的密切联系,大学就是探究宇宙本体和规律的学术机构,科学精神即是由之培养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要树立科学精神,也要发挥大学的导向功能。然而,中国的大学现状也很令人堪忧。此时此地,大学已不是“精神隐修院”,而是“职业培训所”,大学年年扩招,可是教育质量却不见多大起色,原因是教育的异化变质——古人读书为了做官,今人读书为了发财,在有几千年功利主义传统的中国,任何东西都免不了异化、降格、变质的命运,读书是谋生的工具,科学演变为现代巫术,马克思曾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是跳蚤”,这句话用在中国的事情上,尤为准确。特别是近几年,有些人提出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把教育当作是一种商务,这更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买卖,给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功利主义弥漫在科教事业中,兴科必先兴教,就要摒弃传统的功利主义观念,发展真正意义的教育,兴办真正意义的大学。有人总喜欢拿“唯物主义”那一套来思考问题,总认为中国教育落后在于教育经费不足,其实,现今的教育缺乏的不是钱,而是精神,钱太多了,在某种意义说,更可能带来的是腐败和浪费,对教育的改观并无实质的贡献。
总之,科学的发展源自科学精神的推动,科学精神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在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尽情享受着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可以说,科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从未享有过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科技的发展在今天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核武器的制造本是为了加快二战的结束,促使和平早日到来,今天却成了国家间炫耀武力的砝码,全球的核弹总量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核竞赛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的最不安全因素;克隆技术的发明本是为了生命科学的突破,造福人类,却被某些邪教组织的科技人员用于克隆人,肆意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标准;还有近期突然升温的摄像手机偷拍事件,又标志着科技成果对人的隐私权的一种威胁。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也逐渐表现出它自身的缺陷,没有人文科学的监督与指导,科学的滥用将会给人类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科学也是一面双刃剑。既然科学本身不能克服其自身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用伦理道德等等的价值体系来规范它,使科学能在为人类服务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中国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应该对此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科学之患于未然。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
要坚持以科技项目建设和科技发展环境建设为主着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优势农业工业化、科技合作外向化、服务体系社会化5项重点工作;健全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两个体系;打造科技人才、科技合作、科技发展与公共服务3个平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推进。
(一)科技创新是发展的主要动力
要坚持以科技项目为载体,着眼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突破。
1、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优势传统产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依托优势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深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按照在传统产业中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分离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加工业并举的思路,培育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群体。
3、着眼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用工业发展的思维创新农业科技工作,深入推进优势农业工业化进程。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着力培育和发展优势农业产业群体,增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优化提升农业产业结构和层次,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大力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创业的环境
1、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深入推进科技合作外向化。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依靠和开发自身科技资源又借助和引进国内外智力,进一步拓宽科技合作渠道,拓展科技合作领域,积极开展智力、项自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吸引国内外人才、智力和先进技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切实提升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2、不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服务体系社会化。进一步完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以优惠政策扶植。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行为运作,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扩散、科技评估、人才培训、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服务等,为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务。
(三)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
着眼于提高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以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环境,激活创新源头,转换创新机制为目标,狠抓科技发展环境建设。
1、健全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化高校、企业、民间3个层面的科技资源,增强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高校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农业产业化经营技术研发中心和民间特色研发机构建设。
2、健全完善科技法规政策体系。制定实施有利于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法规政策文件,营造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
3、打造科技创新人才平台。抓好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在加强现有人才培训提高的同时,按照“不唯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实施科技人才支持计划,以承担科技项目的形式,引进人才、智力。
4、打造科技合作平台。构建对外科技合作网络平台,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吸引人才、智力和先进技术。
5、打造科技发展与公共服务平台。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鼓励和引导各类科技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培育服务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行规范化的科技服务机构。
从科技论文世界排名提升看中国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SCI(《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收录全世界的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论文。它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的一种依据。2006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了对中国2005年科技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中国SCI、EI和ISTP论文总数世界排位,从2004年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4位。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不断提高。科技论文是科技工作产出的一个侧面,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及其与国内外科技界的交流情况。公开发表科技论文有利于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有利于交叉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的重要保证。2006年9月16日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在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发言说:“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它必须集中于能立即有市场效益的实用性技术的发展,并使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丁肇中肯定地说,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科研投入仅仅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旨在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的基础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成果了。他强调说,“技术的发展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研究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主要产出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加大科技投入,从而参与科技创新人员的数量和水平均有提高,使中国科技论文数迅速增长,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论文的影响也在同步扩大。
(一)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不断提高
1、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显著增长。作为对国家层面而非部门内部的宏观统计,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采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和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3个检索系统,对中国的科技论文总数进行统计。SCI主要反映的是基础科学研究情况,EI主要反映的是工程技术方面的状况,而ISTP则收录了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会议文献的80-90%,因此,这3个检索系统基本上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产出的整体情况。自“九五”计划以来,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快速增长,1996年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仅有2.7万篇,占世界总数的2%,排名世界第11位,到2005年,中国的国际论文总数达到了15万篇,占世界总数的近7%,排名世界第4位,仅次于美国(占29.8%)、英国(占7.2%)和日本(占7.1%)。2005年,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为68226篇,比2004年增加10849篇,增长18.9%,占世界SCI论文总数的5.3%。按论文数排序,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而1996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仅有14459篇,占世界的1.6%,排名世界第14位。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EI收录期刊论文中,2005年中国论文为54362篇,排在世界第2位,仅落后于美国,占世界的比例为12.6%。EI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一般来说EI收录论文属于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领域,在工程领域的交叉学科是最权威的数据库。所以国际科学计量学界的研究人员经常利用EI数据来进行各国高技术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据1996年统计,中国的EI论文数仅有9147篇,占世界的4.4%。
2、中国论文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科学家通过引证来表达对他们同行的相关工作的认可,这些引证的集合提供了对质量的大致衡量。论文的影响也有一个积累和滞后的过程,正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我们的论文数有了量的积累,才使中国的被引用数量得以上升,使世界上更多的科学家读到中国的论文,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据对SCI数据库1996-2005年数据统计,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为1402090次,排在世界第13位,较2004年统计(1995-2004年)的第14位又上升了1位。在我们2002年第一次统计(1992-2001年)时,中国排在第19位。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数,也从2002年统计时的2.0上升到了3.6,因为论文的篇均被引数与已发表论文的基数、发表论文的语种等因素有关,若按篇均被引用数排名,则排名世界前10名的国家,除美国(第3名)、瑞士、荷兰外,其他7个国家均为10年发表总量少于10万篇的国家(中国十年共发文38万余篇),日本排在第35位。排名第1的是科技实力乏善可陈的百慕大,由于其发表总量小,只要某一篇论文被引次数多,就提升了这个国家的篇均被引数。若按发文在10万篇以上的国家排序,中国的篇均被引用数排名世界第20位。
3、中国论文的部分学科优势显现。据对SCI数据库的统计,1996-2005年中国已有6个主题学科论文被引用数排名跻身世界前10名行列,它们是:材料科学118685次,第5位;化学381642次,第6位;数学29315次,第6位;综合类2927次,第7位;工程技术88881次,第8位;物理学262441次,第9位。中国有7个学科的论文数占世界的比例超过5%,它们是:材料科学118685篇,占世界该学科论文的12.18%;化学98971篇,占世界的9.62%;物理学69632篇,占世界的8.35%;数学15870篇,占世界的8.13%;工程技术40315篇,占世界的5.88%;计算机科学12573篇,占世界的5.79%;地学12443篇,占世界的5.36%。
4、中国作者在高影响期刊中发表论文的数量增加。影响因子是显示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大于10,意为期刊中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评定当年篇均被引用10次或10次以上。近3年来,每年影响因子大于10的国际期刊还不到100种。一般来说,能发表在此类期刊中的论文易于受到比较大的关注,易于被引,但在此类期刊中发表文献的难度也较大。中国作者2002、2003和2004年在影响因子大于10的93种国际刊物中,论文发表数逐年增加,论文覆盖的期刊数增加了17种,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有所上升。2005年中国作者在世界著名期刊《CELL》上发表论文实现了突破。1980-2004年,中国作者一直未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著名生物学刊物《CELL》上发表论文。2005年,中国已有5篇论文发表。发表单位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3篇;清华大学1篇;复旦大学1篇。而且5篇论文在当年都已得到引用,最多的一篇已被引用了22次。
5、中国已出现较多的高被引论文作者。1996-2005年中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58.3%的论文在10年间被引用了至少1次,其中累积被引用次数超过100次的有163篇论文。有22篇论文被引用200次以上。尤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文治为第一作者,1996年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已被引用767次。引用该论文的国家和地区有数十个,涉及约上百个机构的数百名作者。引用该论文的国际期刊有43种,国际一些著名学术机构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美国NASA、IBM公司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国际著名期刊如《Nature》和《Science》都引用了该篇论文。
(二)对科技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国际交流
由于科技论文统计分析工作的开展,使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认识到发表科技论文的重要性,为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了国内学术机构的成长;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在国际上的交流;提高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学术地位。同时,论文统计分析工作也促进了中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成才,每年的统计结果中公布的高影响作者,目前已有一些成为院士、学科带头人或走上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宣读研究论文,使中国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被世界学术界所认识,走进国际学术机构担当起重要的职责,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拓宽了国际合作的范围,赢得了更多的机会。2005年SCI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4.8%,中国科学家的合作伙伴涉及79个国家(地区)。《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6》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区域合作模式是以日本为中心,目前中国也逐渐地成为中心地带。”以2005年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统计,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参与的国际合著论文涉及74个国家(地区),而世界上共有192个国家参与了发表国际合作论文,也就是说,我们与38.5%的国家进行了国际合作研究工作。虽然SCI是一个国际性的权威检索系统,但毕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系统是我们当前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能满足国家大型科技计划的评估需求的检索评估系统。根据主流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濒危学科的发展情况,结合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和存在的差异,参照SCI的选取原则和标准,提出切合实际并便于操作的指标,建立中国式SCI检索和评估系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所受科技部委托于1987年开始建立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已使用了近20年,并每年发布统计数据,建此数据库的意图之一,就是使基于本国数据库的绩效评估与基于SCI的绩效评估起互补之效。另外,不正确的政府导向,使得科学界盲目追求SCI数量。国内的论文大多是为了完成学业或职称评定拼凑而成,缺少创新和技术含量。而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或因害怕核心技术泄露不敢发表,或因投向了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而流失,直接导致国内期刊影响因子下降,如此恶性循环。想要建立完善的科研评价体制,就要简化科研评价环节,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科研特点设定评估标准。
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哪个国家科技论文的产出,一定要先有数量的积累,才有质量的逐渐提高。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量确实在逐年提高,不要妄自菲薄。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论文上经常有国外专家提到,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其论文的被引用数量和篇均被引用数也在同步增长,而不像别的国家在论文急剧增长期,篇均被引用数反而相对下降。从中国的宏观数据来看,认为论文的发表数量多会影响论文的质量,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分析
中国科技在现阶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应当摒弃历史长期沿袭的功利主义传统,在全民族范围内树立并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精神,从软件方面奠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又要注意科技是一面双刃剑,要时刻监督科技的应用,让科技始终在服务于人的轨道上发展,避免科技的“非人道”的滥用。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已是一个有相当科技实力的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中国科技正在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有必要对科技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并对科学的发展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科学发展步入误区。
要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就有必要对中国科技的历史发展作一番回顾和评价。中国科技在古代曾一度领先世界,可是在明清以后却逐渐没落了,——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尤其是伟大的中国?——这就是思想理论界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人们都从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来解答这一难题,有的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入手,认为中国科技的衰败源自于封建专制体制的束缚,这是很多官方教材的看法;有的从思想文化方面着眼,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科技的轻视导致了科技发展缺乏鼓励,士大夫们大都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采取贬斥的态度,这也频见于许多科普读物;还有的比较了近现代东西方的历史变化,从文化精神的实质出发,认为西方的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而中国恰恰缺乏这种探索精神,导致了科技发展缺乏动力和后劲。假如,社会发展的内核是文明,文明的动力又在于文化精神,那么最后那种研究文化精神方法就比较前两者更能击中要害,更有说服力。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就是最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他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一书中,指出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与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方法在如下3个方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一是“中国人的观念只有相对的意义,而西方人则重视观念的绝对明确性。”二是“中国人的思维讲有机整体,西方人重视对对象的概念分析。”三是“中国人的思维有循环论特征,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进化论的特征。”众所周知,西方的科学脱胎于哲学,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万物源于水”的命题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科学命题,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将他那时代的学问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创制科学三大类,又将其中的理论科学分为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是研究世界可感事物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物理学,牛顿的物理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即是哲学、科学渊源关系的一种证据。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催生了西方的科学,科学的发展其实也得益于哲学的发展,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探索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本质,与之相反,中国的传统哲学缺乏这种理性探索精神,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齐同万物”、“天人合一”,没有把世界对象化之后来进行研究,思想观念一直处于一种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这显然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是相悖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温饱问题一直是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的首要难题,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中国人确实创立了许多实用的学科,农、医、天、算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门类的精当概括。研究农学是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研究医学是为了救死扶伤,研究天象是为了制定历法,而历法又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研究算学只是为了便于土地丈量、商品买卖,显而易见,中国科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功利主义。如果说,科学的停滞起源于理性精神的匮乏,那么,理性精神的匮乏则又根源于中国人顽固的功利思想,凡是没有现实功用价值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会去重视它。很明显,中国的功利主义传统扼杀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难以有长足的发展。科学精神就好比是一座灯塔,没有了理性之光的照耀和指引,科研就是在黑暗中胡冲乱闯,长此以往,赶不上世界先进不说,要在世界科技界保留一席之地都成问题了。不到3千万的犹太人就贡献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斯宾洛莎等难以列举的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本土13亿人竟无一人得享诺贝尔奖殊荣,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深思的,原因之一,就是功利的教育科研没有创新的后劲,一旦现实没有需求,就没人会去探索,所以几千年的中国科学都是技术型、经验型的实用技术;原因之二,也是由于僵化的思维难以在现有基础上有所突破。
中国要想在科技领域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并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精神。
西方的科学发展得益于中世纪教会兴办的大学,大学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罗盘,是科学发展的堡垒。“大学”一词university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宇宙”一词universe,词源的分析透露出“大学”与“宇宙”的密切联系,大学就是探究宇宙本体和规律的学术机构,科学精神即是由之培养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要树立科学精神,也要发挥大学的导向功能。然而,中国的大学现状也很令人堪忧。此时此地,大学已不是“精神隐修院”,而是“职业培训所”,大学年年扩招,可是教育质量却不见多大起色,原因是教育的异化变质——古人读书为了做官,今人读书为了发财,在有几千年功利主义传统的中国,任何东西都免不了异化、降格、变质的命运,读书是谋生的工具,科学演变为现代巫术,马克思曾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是跳蚤”,这句话用在中国的事情上,尤为准确。特别是近几年,有些人提出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把教育当作是一种商务,这更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买卖,给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功利主义弥漫在科教事业中,兴科必先兴教,就要摒弃传统的功利主义观念,发展真正意义的教育,兴办真正意义的大学。有人总喜欢拿“唯物主义”那一套来思考问题,总认为中国教育落后在于教育经费不足,其实,现今的教育缺乏的不是钱,而是精神,钱太多了,在某种意义说,更可能带来的是腐败和浪费,对教育的改观并无实质的贡献。
总之,科学的发展源自科学精神的推动,科学精神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在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尽情享受着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可以说,科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从未享有过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科技的发展在今天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核武器的制造本是为了加快二战的结束,促使和平早日到来,今天却成了国家间炫耀武力的砝码,全球的核弹总量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核竞赛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的最不安全因素;克隆技术的发明本是为了生命科学的突破,造福人类,却被某些邪教组织的科技人员用于克隆人,肆意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标准;还有近期突然升温的摄像手机偷拍事件,又标志着科技成果对人的隐私权的一种威胁。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也逐渐表现出它自身的缺陷,没有人文科学的监督与指导,科学的滥用将会给人类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科学也是一面双刃剑。既然科学本身不能克服其自身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用伦理道德等等的价值体系来规范它,使科学能在为人类服务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中国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应该对此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科学之患于未然。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
要坚持以科技项目建设和科技发展环境建设为主着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优势农业工业化、科技合作外向化、服务体系社会化5项重点工作;健全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两个体系;打造科技人才、科技合作、科技发展与公共服务3个平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推进。
(一)科技创新是发展的主要动力
要坚持以科技项目为载体,着眼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突破。
1、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优势传统产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依托优势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深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按照在传统产业中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分离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加工业并举的思路,培育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群体。
3、着眼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用工业发展的思维创新农业科技工作,深入推进优势农业工业化进程。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着力培育和发展优势农业产业群体,增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优化提升农业产业结构和层次,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大力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创业的环境
1、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深入推进科技合作外向化。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依靠和开发自身科技资源又借助和引进国内外智力,进一步拓宽科技合作渠道,拓展科技合作领域,积极开展智力、项自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吸引国内外人才、智力和先进技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切实提升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2、不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服务体系社会化。进一步完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以优惠政策扶植。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行为运作,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扩散、科技评估、人才培训、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服务等,为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务。
(三)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
着眼于提高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以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环境,激活创新源头,转换创新机制为目标,狠抓科技发展环境建设。
1、健全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化高校、企业、民间3个层面的科技资源,增强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高校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农业产业化经营技术研发中心和民间特色研发机构建设。
2、健全完善科技法规政策体系。制定实施有利于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法规政策文件,营造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
3、打造科技创新人才平台。抓好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在加强现有人才培训提高的同时,按照“不唯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实施科技人才支持计划,以承担科技项目的形式,引进人才、智力。
4、打造科技合作平台。构建对外科技合作网络平台,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吸引人才、智力和先进技术。
5、打造科技发展与公共服务平台。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鼓励和引导各类科技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培育服务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行规范化的科技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