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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崔大华先生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南宋陆学》（1984）、《庄子歧解》（1988）、《庄学研究》（1992）、《儒学引论》（2001）、《儒学的现代命运》（2012）五部近250万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加上别的著述，总规模达数百万言。全面系统地考察崔先生的著述，我认为，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可以构成一门供后人研究的学说——崔学。
一、崔学的特点及其思想方法
崔学之所以为崔学，有三个特点和三种思想方法。试简述如下：
崔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关系性。崔著数百万言，视野开阔，总体的内在结构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样三种关系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上位、下位的各个层面展开，形成关系的变奏和交响。今人对《易》学起源的考古学论证以及对这一论证的理解能够清楚地说明：《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它在源头上的基本特点，是人类关系逻辑的最古老形式——阴阳或曰最简关系式。崔先生儒道双修的整体基本面貌，若从儒道互补的视角看，正是易学最简关系式的当代展开并归本儒学。
崔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结构性。结构性即人与自然、社会、自我这三种关系的崔式展开方式。崔先生把儒学的理论结构归结为仁、礼、命三个概念就是上述三种关系的展开方式之一。如，仁的字面义即两个人，两个人是易学最简关系式的儒学表述如父子、君臣、夫妇等，仁是儒学的总德目，只有在人际关系间才有仁爱。又如，礼有礼仪、礼义两解，礼仪历代有损益，礼义则与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墨学有关。墨学的功利性注定墨义有西方正义的神学特征。而以儒学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强调公正而非正义。再如对命的解释。崔学中有“一次不可逆”、“客观必然性”等解，基本上是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概念。因为只有人才有命运问题及其反思，这也是易学的核心和关键要义。
崔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将传统儒学通过生活方式转换成儒学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肯定儒学的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入世特点。只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学，才是有生命力的儒学，才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儒学获得现代性。
就思想方法的历史性、结构性、比较性上看，关系、结构、生活三个概念形成观念性的结构，在崔先生自觉衡定的“历史的、结构的和比较的”思想方法中，它属于“结构的”方面，概言之就是：关系展开是结构，结构沉降入生活。崔先生作为哲学史家，对儒学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哲学在观念上循历史顺序展开，形成观念延异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延异，强调历史辩证法的时间性；中国历史现象的恰当理解，有赖于观念阐释的有效性。“关系”概念的重要性，要放在中国阴阳和西方因果的思想方法对比中来看。以易学阴阳最简关系式为基础，构成崔学最大规模的比较学逻辑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之一。崔著虽对此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在建基于关系性的崔著中，他自觉地运用了中国关系性的思想方法。故曰：阴阳因果中西别，历史延异铸长河。
二、崔学成立的外部环境要件
崔学成立的外部环境要件包括地域要件、时代要件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地域要件。崔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其影响首先在大陆产生展开，崔学的形成和确认也应首先在大陆完成。
（二）时代要件。崔先生出生于1938年。及至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他第二次负笈北上深造时恰为不惑之年，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已大致定型。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不断自我超越，开拓新的思想学术空间，不断有新的创获，在许多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是他那一代人在学术领域的佼佼者。
（三）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这是崔学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及其比较定位问题。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不同年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其共同特点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问题，至今仍在进行中，需要不断深化；但无论如何深化，其传统资源都是相对稳定且确定的，即以易学为主干，儒道两翼（或互补）的思想架构，在各个应用学科的思想展开和理论落实。崔先生早年的著述与马克思主义渊源颇深，后来对道家庄子、儒学及其命运的思考，都事关中华文化形态的全局考察，事关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重构问题，尤其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
三、崔学成立的内部学术要件
从内部学术要件上看，任何人的著述要成其为学说，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否则便不能以人命学。一是要代表一个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寻求精神依托、探索前途命运的思想结晶，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二是要有独特的学术建树。即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这一时代—地域的精神特质，全面地把握时代问题，且有着自己内在逻辑的系统性关联。三是要有一定数量的文本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并被后人所接受。
这就需要厘定崔学在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领域，是否具备了这些要件。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其与上一代的冯友兰的冯学、侯外庐的侯学和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学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定位，从而形成有效的历史性学术支撑点；进而明确其与同时代的蒙培元的蒙学、方克立的方学之间的功能互补关系，从而形成独特有效的时代性学术支撑点。
从历史性的学术支撑意义上，崔学超越了冯学的实在论思想倾向，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崔学超越了侯学的“对子”模式，把中国哲学的众多观念，系统地理解为中华民族为满足特定时代的生活需要而建构的功能性思想要素；崔学不同于牟学的地方，是他承续程朱理学，而非陆王心学。
从时代性的学术支撑意义上，从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总体情况看，崔大华先生的儒家新理学，与蒙培元先生的新心学、方克立先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对接的综合创新派，形成一种三角鼎立的结构互补关系。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的出版计划安排，实际上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崔学既与蒙学、方学一起，构成一种结构性的互补关系，恰又对应地承续了上一代的冯学、牟学和侯学。崔学承续冯学、蒙学承续牟学、方学承续侯学，传承中各有自己的发展。上溯到宋明时代，恰好可以对应于以程朱为主流的理学、陆王派的心学、张载挺立的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气学三派。这一点崔大华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一样，他们都是完全自觉的。
关于崔学、蒙学、方学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崔先生在著述过程中坚持运用比较的方法，以中国的标准来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传统，并放在与西学对应的时代背景下独立思考。构建中国的哲学标准，这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崔先生自觉地始终坚持着这一点，其卓越的成就正是这种学术坚守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崔学的提法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包括我们在内的后学，应以崔先生的著述为对象，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崔学发扬光大，从而建构中国哲学的范式—模型及其相关的标准、理据等等。
崔大华先生牢牢抓住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内在关系结构，继承了中华文化形态的关系性、系统整体性、形式意义的关系、阴阳最简关系式的思想方法。从中国关系性致思进路出发，他自觉引入结构功能思想方法，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标准，挺立中华智慧型的哲学精神。在这种系统性学术努力中，没有思想方法的自觉是不行的。崔先生将中国哲学的智慧型精神特质，落实在生活方式上，这是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准确学术定位和适切的时代切入点。这样，中华一重化生活文明和西方一神教商业文明的对话，就有了自己独立自足、平等舒展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上的立足点。
所以，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冯友兰、金岳霖等对程朱理学接着讲的历史地位，可以相应地标定崔学在它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地位。我们身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中地反映在她的哲学思考之中，挺立这一精神是当代学人的社会责任和神圣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在上述内部的学术要件支撑、外部的环境要件限制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这门学问叫崔学。
最后，让我们援引唐初诗人虞世南（558—638）的咏《蝉》诗作为结句，以表达我们对崔先生的敬意和赞佩：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作者简介：安继民，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450002）。
一、崔学的特点及其思想方法
崔学之所以为崔学，有三个特点和三种思想方法。试简述如下：
崔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关系性。崔著数百万言，视野开阔，总体的内在结构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样三种关系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上位、下位的各个层面展开，形成关系的变奏和交响。今人对《易》学起源的考古学论证以及对这一论证的理解能够清楚地说明：《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它在源头上的基本特点，是人类关系逻辑的最古老形式——阴阳或曰最简关系式。崔先生儒道双修的整体基本面貌，若从儒道互补的视角看，正是易学最简关系式的当代展开并归本儒学。
崔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结构性。结构性即人与自然、社会、自我这三种关系的崔式展开方式。崔先生把儒学的理论结构归结为仁、礼、命三个概念就是上述三种关系的展开方式之一。如，仁的字面义即两个人，两个人是易学最简关系式的儒学表述如父子、君臣、夫妇等，仁是儒学的总德目，只有在人际关系间才有仁爱。又如，礼有礼仪、礼义两解，礼仪历代有损益，礼义则与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墨学有关。墨学的功利性注定墨义有西方正义的神学特征。而以儒学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强调公正而非正义。再如对命的解释。崔学中有“一次不可逆”、“客观必然性”等解，基本上是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概念。因为只有人才有命运问题及其反思，这也是易学的核心和关键要义。
崔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将传统儒学通过生活方式转换成儒学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肯定儒学的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入世特点。只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学，才是有生命力的儒学，才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儒学获得现代性。
就思想方法的历史性、结构性、比较性上看，关系、结构、生活三个概念形成观念性的结构，在崔先生自觉衡定的“历史的、结构的和比较的”思想方法中，它属于“结构的”方面，概言之就是：关系展开是结构，结构沉降入生活。崔先生作为哲学史家，对儒学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哲学在观念上循历史顺序展开，形成观念延异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延异，强调历史辩证法的时间性；中国历史现象的恰当理解，有赖于观念阐释的有效性。“关系”概念的重要性，要放在中国阴阳和西方因果的思想方法对比中来看。以易学阴阳最简关系式为基础，构成崔学最大规模的比较学逻辑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之一。崔著虽对此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在建基于关系性的崔著中，他自觉地运用了中国关系性的思想方法。故曰：阴阳因果中西别，历史延异铸长河。
二、崔学成立的外部环境要件
崔学成立的外部环境要件包括地域要件、时代要件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地域要件。崔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其影响首先在大陆产生展开，崔学的形成和确认也应首先在大陆完成。
（二）时代要件。崔先生出生于1938年。及至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他第二次负笈北上深造时恰为不惑之年，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已大致定型。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不断自我超越，开拓新的思想学术空间，不断有新的创获，在许多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是他那一代人在学术领域的佼佼者。
（三）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这是崔学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及其比较定位问题。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不同年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其共同特点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问题，至今仍在进行中，需要不断深化；但无论如何深化，其传统资源都是相对稳定且确定的，即以易学为主干，儒道两翼（或互补）的思想架构，在各个应用学科的思想展开和理论落实。崔先生早年的著述与马克思主义渊源颇深，后来对道家庄子、儒学及其命运的思考，都事关中华文化形态的全局考察，事关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重构问题，尤其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
三、崔学成立的内部学术要件
从内部学术要件上看，任何人的著述要成其为学说，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否则便不能以人命学。一是要代表一个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寻求精神依托、探索前途命运的思想结晶，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二是要有独特的学术建树。即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这一时代—地域的精神特质，全面地把握时代问题，且有着自己内在逻辑的系统性关联。三是要有一定数量的文本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并被后人所接受。
这就需要厘定崔学在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领域，是否具备了这些要件。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其与上一代的冯友兰的冯学、侯外庐的侯学和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学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定位，从而形成有效的历史性学术支撑点；进而明确其与同时代的蒙培元的蒙学、方克立的方学之间的功能互补关系，从而形成独特有效的时代性学术支撑点。
从历史性的学术支撑意义上，崔学超越了冯学的实在论思想倾向，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崔学超越了侯学的“对子”模式，把中国哲学的众多观念，系统地理解为中华民族为满足特定时代的生活需要而建构的功能性思想要素；崔学不同于牟学的地方，是他承续程朱理学，而非陆王心学。
从时代性的学术支撑意义上，从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总体情况看，崔大华先生的儒家新理学，与蒙培元先生的新心学、方克立先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对接的综合创新派，形成一种三角鼎立的结构互补关系。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的出版计划安排，实际上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崔学既与蒙学、方学一起，构成一种结构性的互补关系，恰又对应地承续了上一代的冯学、牟学和侯学。崔学承续冯学、蒙学承续牟学、方学承续侯学，传承中各有自己的发展。上溯到宋明时代，恰好可以对应于以程朱为主流的理学、陆王派的心学、张载挺立的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气学三派。这一点崔大华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一样，他们都是完全自觉的。
关于崔学、蒙学、方学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崔先生在著述过程中坚持运用比较的方法，以中国的标准来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传统，并放在与西学对应的时代背景下独立思考。构建中国的哲学标准，这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崔先生自觉地始终坚持着这一点，其卓越的成就正是这种学术坚守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崔学的提法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包括我们在内的后学，应以崔先生的著述为对象，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崔学发扬光大，从而建构中国哲学的范式—模型及其相关的标准、理据等等。
崔大华先生牢牢抓住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内在关系结构，继承了中华文化形态的关系性、系统整体性、形式意义的关系、阴阳最简关系式的思想方法。从中国关系性致思进路出发，他自觉引入结构功能思想方法，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标准，挺立中华智慧型的哲学精神。在这种系统性学术努力中，没有思想方法的自觉是不行的。崔先生将中国哲学的智慧型精神特质，落实在生活方式上，这是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准确学术定位和适切的时代切入点。这样，中华一重化生活文明和西方一神教商业文明的对话，就有了自己独立自足、平等舒展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上的立足点。
所以，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冯友兰、金岳霖等对程朱理学接着讲的历史地位，可以相应地标定崔学在它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地位。我们身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中地反映在她的哲学思考之中，挺立这一精神是当代学人的社会责任和神圣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在上述内部的学术要件支撑、外部的环境要件限制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这门学问叫崔学。
最后，让我们援引唐初诗人虞世南（558—638）的咏《蝉》诗作为结句，以表达我们对崔先生的敬意和赞佩：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作者简介：安继民，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