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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料库的引入为翻译的量化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得到学界广泛认可。本研究基于自建小型《中庸》英译本语料库，对《中庸》的辜鸿铭和理雅各英译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对比分析。研究过程中使用AntConc统计两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等相关数据，从词汇层面考察两译者的翻译风格。研究发现两位译者用词灵活度相差不大，相较而言，辜鸿铭译本的词汇密度高于理雅各英译本，文本信息承载量大。最后，基于此研究探析译者身份对翻译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语料库;《中庸》英译本;翻译风格
引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语料库语言学是一个全新的语言学研究领域[1]，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各种相关语言研究也打开了新思路。现已有各类语料库创立，可提供大量直接用于实证研究的语料，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语料库工具的开发为定量研究提供了更科学高效的手段。1995年，Mona Baker首次将语料库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了翻译语料库[2]。将语料库语言学用于翻译研究，为研究者做量化分析提供了有效途径。语料库检索工具提供的数据直观反应整体特征，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做定性分析，以此得出的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目前，将语料库研究方法用于译者风格研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根据Baker的定义，译者风格不仅表现为特有的语言特征，还隐藏在一系列非语言特征里，具体表现在译者翻译过程中下意识选取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3]。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从数据分析入手，可以捕捉到译者的语言习惯。
1文献综述
《中庸》是中国经典四书之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中国典籍外译对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作用，随着学界对《四书》的英译，《中庸》英译也出现了不少版本，相关研究也随之出现。但是，相较《论语》而言，学界对《中庸》英译本的研究较少。国内翻译界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中庸》英譯本中出现的核心概念词汇或者重点篇章进行研究，如江晓梅（2013）着重对比分析了《中庸》中核心概念“天”的英译[4]，官文娟（2021）对《中庸》之“道”和“诚”字英译进行了对比研究[5][6]。此外，从翻译策略入手对《中庸》英译本展开研究也是研究焦点之一。但是国内翻译界对《中庸》不同英译本的整体风格对比研究为数不多，目前，鲜少有学者借助语料库工具，利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庸》不同译本的翻译风格。本研究将利用语料库工具探析《中庸》不同英译本的风格，并探索译者身份对翻译风格的影响。
2语料库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搜索选取辜鸿铭与理雅各的《中庸》电子英译本，转换为纯文本格式。为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利用Corpus Word Parser分别对两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根据研究需要，选用词性赋码工具Tree Tagger对两译本进行词性标注。最后用AntConc语料库检索工具测出研究相关数据。本研究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庸》辜鸿铭译本（简称辜译），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的风格异同，并探讨背后的原因。
3语料讨论与分析
3.1类符/形符比值（TTR）
形符（tokens）指语料库中的单词总量。而类符（types）指语料库中不重复出现的词汇的总个数[7]。以一句诗歌举例说明：“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该诗歌中的类符数为6，形符数为7。“red”出现了两次，在类符计数时只计一次，而统计形符数时可重复计算。类符/形符的比值（TTR）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本词汇层面的特征。类符/形符比（TTR）可有效反映用词的灵活度[8]。TTR值越高，说明文本中的词汇越具有多样性，也说明了译者对词汇的运用能力越强。但是，如果文本词汇总量过大，意味着功能词的使用越多，会对实际情况造成偏差，不能保证TTR值的可靠性。所以学界一般对文本词汇总数超过1000的文本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值（STTR）来观察词汇的丰富度。STTR是指将文本切分成小段（每段一般为1000词），分段计算TTR，最后求出各TTR的平均值。各统计数据如下表：
由上述统计可看出，两译本篇幅长度差距不大，辜译本的类符数比理译本高出近100个，但是STTR却比理译本偏低。这说明理译本用词多变，译本更具有可读性。这与二者的母语使用情况有关，理雅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对英语语言的驾驭能力自然更灵活一些。
原文：“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辜译：The moral law is to be found everywhere and yet it is a secret.The simple intelligence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f the people may understand something of the moral law; but in its utmost reaches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even the wisest and holiest of men cannot understand.”
理译：The way which the superior man pursues， reaches wide and far， and yet is secret.Common men and women， however ignorant， may intermeddle with the knowledge of it; yet in its utmost reaches， there is that which even the sage does not know.
在此例句中，辜译本共有50个形符，类符占38个，类符形符比值为76%。相较而言，理译本句子短，形符共有43个，而类符却比辜译本要多一个，占39个，比值达到90%。辜鸿铭重复使用“ the moral law”来翻译“道”，而理雅各则用“it”代替前文提到的“way”。出于更完整地传达中国儒家思想的目的，辜鸿铭采用意译的方式，在译文里用“something of the moral law”解释“所至”。 3.2 词汇密度
标准类符、形符比能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文本用词的变化度，但是不足以全面说明文本词汇的丰富度。词汇密度对于文本词汇丰富度的反映更具有参考价值。词汇密度指实词占文本总词数的比值，可用来衡量文本承载的信息量大小，文本口语化或书面语特征。根据Halliday从词汇密度值对口语语体、书面语语体的区分，词汇密度介于1.5至2之间的语篇为口语语篇，平均词汇密度在3至6之间可视为书面语篇。此外，词汇密度越高，文本阅读难度也会相应有所提高[9]。本研究采取Halliday对词汇的分类方法：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归为实词，其他起语法作用和语篇衔接作用的功能词，如：代词、冠词、介词、连词归为虚词[10]（Halliday， 1985）。依据J.Ure提出的计算公式：词汇密度=实词数/总词数*100%.[11]。词汇密度越高，证明实词在文本中所占比例越大，文本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阅读难度也随之有所提高，反之亦然。因此，需要统计出各类实词在各文本的数量。首先借助Tree Tagger对两个小型语料库分别进行词性标注，并依据Tree Tagger词性附码表，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的concordance功能测出各类实词数量。
从表2可看出，辜译本的词汇密度略高于理译本。理雅各受英语母语身份的影响，词汇密度应该比辜鸿铭的译本更接近英语源语的词汇密度。可是在《中庸》这一译本中，结果恰好相反。这与二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关。辜鸿铭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哲学思维来翻译《中庸》。在译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辜鸿铭对原文的解释，相对增加了文本中实词的数量，在词汇密度上也相对接近源语文本。理雅各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奉行解经原则，他认为作者的本义需要切身体会，所以采取直译的策略，忠实于原文[12]。以二者对《中庸》开篇一句话的翻译为例：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辜译：The 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 To fulfill the law of our being is what we call the moral law. The moral law when reduced to a system is what we call religion.
理译：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 an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ure is called The Path of duty; 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 is called Instruction.
首先整體来看，辜译比理译多出13个词，而且多有重复使用“we call”这一句式，相较而言，理译句式多变，避免重复。这是导致辜译本词汇密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同时又与前文提到的类符/形符比的发现不谋而合。其次，从关键词“天”的翻译来看，辜鸿铭采用西方思维，选取“God”一词，而理雅各却选择更符合中国哲学的“heaven”一词。辜鸿铭在译文尽量使用西方的语言，表达方式，致使译文词汇特征比理译本更贴近西方的源语文本。辜译本词汇密度高于理译本，也说明辜译本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更利于西方读者接受中国经典。
3.3 平均词长
平均词长指的是所研究语料中所有词汇的平均长度，是反映文本词汇难度的指标。对于单个单词而言，所含字母数越多，说明词汇越复杂，平均词长与此类似，平均每个词越长，说明此文本使用的复杂词汇越多。一般来说，文本平均词长约为四个字母，如果测出的平均词长指数远高于此，就说明文本整体用词偏难[11]。利用wordsmith 8.0测出两文本的平均词长均为4.46。可见，辜译本和理译本的阅读难度相差不大，且都处于中间难度水平。两译本中2-4个字母长度的简单词汇占文本总词数的60%，这说明两译本的正式程度不高，易于阅读。尽管整体阅读倾向比较相似，但是辜译本和理译本在五个字母的长词的使用频率差距最大，分别为11.2%、9.2%。从复杂词汇的使用频率来看，辜译本的词汇阅读难度较理译本高，说明辜鸿铭译本为了推介中华文化，采取学术性词语更多，而理雅各采取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口语化特征。从下句的例文翻译可看出二者在此方面的异同。
原文：“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
辜译：Great as the Universe is， man with the infinite moral nature in him is never satisfied.
理译：Great as heaven and earth are， men still find some things in them with which to be dissatisfied.
在上述例句中，辜鸿铭使用的universe， infinite还有nature等比较正式的词，而理雅各使用 heaven， earth， things 这样较为口语化的简单词。相对而言，辜译本语体偏正式，理译本选词简单，文风简洁。总之，从词汇密度来看，辜译本的阅读难度要略高于理译本。
4结语
通过自建《中庸》英译本小型语料库，并借助语料库工具，本研究对《中庸》两经典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译本有很大相似性。两译本篇幅相差较小，文体风格都偏向书面语体，译本阅读难度都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当然，仔细考察细微之处，两译本也存在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二者文本长度相差不大，理译的STTR比辜译高，但是词汇密度却低于辜译本，这说明理雅各的英语母语身份在用词灵活度上发挥了优势。但是辜鸿铭在翻译时会加入自己的解释，而且用词多有重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词汇密度。通过比较两文本的长词使用频率发现，辜译本使用长词的频率高于理译本，因此阅读难度相对较高。究其原因，辜鸿铭是以对外传播儒家经典为目的，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尽量贴合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及思维来组织译文。而理雅各采取解经的态度，尽量保留了中国经典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黄水清，王东波.国内语料库研究综述[J/OL].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1， 1-15[2021-03-11].
[2]王克非，黄立波.语料库翻译学十五年[J].中国外语，2008（6）：9-14.
[3]Baker， Mona.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2000， （2）： 241-216.
[4]江晓梅.《中庸》核心概念“天”的英译对比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0（6）：134-138.
[5]官文娟.《中庸》之“道”字英译对比研究[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1，37（1）：82-87.
[6]官文娟.基于《中庸》汉英平行语料库之“诚”字英译对比[J].长春大学学报，2021，31（1）：40-45.
[7]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8]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9]杨信彰.英语书面语体中的词汇密度特征[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 3：14-18.
[10]Halliday， M.A.K.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Victoir： DUP， 1985.
[11]蔡永贵，余星.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J].外国语文，2018，34（5）：127-136.
[12]乔飞鸟.《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山东：山东大学， 2012.
关键词：语料库;《中庸》英译本;翻译风格
引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语料库语言学是一个全新的语言学研究领域[1]，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各种相关语言研究也打开了新思路。现已有各类语料库创立，可提供大量直接用于实证研究的语料，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语料库工具的开发为定量研究提供了更科学高效的手段。1995年，Mona Baker首次将语料库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了翻译语料库[2]。将语料库语言学用于翻译研究，为研究者做量化分析提供了有效途径。语料库检索工具提供的数据直观反应整体特征，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做定性分析，以此得出的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目前，将语料库研究方法用于译者风格研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根据Baker的定义，译者风格不仅表现为特有的语言特征，还隐藏在一系列非语言特征里，具体表现在译者翻译过程中下意识选取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3]。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从数据分析入手，可以捕捉到译者的语言习惯。
1文献综述
《中庸》是中国经典四书之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中国典籍外译对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作用，随着学界对《四书》的英译，《中庸》英译也出现了不少版本，相关研究也随之出现。但是，相较《论语》而言，学界对《中庸》英译本的研究较少。国内翻译界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中庸》英譯本中出现的核心概念词汇或者重点篇章进行研究，如江晓梅（2013）着重对比分析了《中庸》中核心概念“天”的英译[4]，官文娟（2021）对《中庸》之“道”和“诚”字英译进行了对比研究[5][6]。此外，从翻译策略入手对《中庸》英译本展开研究也是研究焦点之一。但是国内翻译界对《中庸》不同英译本的整体风格对比研究为数不多，目前，鲜少有学者借助语料库工具，利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庸》不同译本的翻译风格。本研究将利用语料库工具探析《中庸》不同英译本的风格，并探索译者身份对翻译风格的影响。
2语料库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搜索选取辜鸿铭与理雅各的《中庸》电子英译本，转换为纯文本格式。为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利用Corpus Word Parser分别对两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根据研究需要，选用词性赋码工具Tree Tagger对两译本进行词性标注。最后用AntConc语料库检索工具测出研究相关数据。本研究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庸》辜鸿铭译本（简称辜译），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的风格异同，并探讨背后的原因。
3语料讨论与分析
3.1类符/形符比值（TTR）
形符（tokens）指语料库中的单词总量。而类符（types）指语料库中不重复出现的词汇的总个数[7]。以一句诗歌举例说明：“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该诗歌中的类符数为6，形符数为7。“red”出现了两次，在类符计数时只计一次，而统计形符数时可重复计算。类符/形符的比值（TTR）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本词汇层面的特征。类符/形符比（TTR）可有效反映用词的灵活度[8]。TTR值越高，说明文本中的词汇越具有多样性，也说明了译者对词汇的运用能力越强。但是，如果文本词汇总量过大，意味着功能词的使用越多，会对实际情况造成偏差，不能保证TTR值的可靠性。所以学界一般对文本词汇总数超过1000的文本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值（STTR）来观察词汇的丰富度。STTR是指将文本切分成小段（每段一般为1000词），分段计算TTR，最后求出各TTR的平均值。各统计数据如下表：
由上述统计可看出，两译本篇幅长度差距不大，辜译本的类符数比理译本高出近100个，但是STTR却比理译本偏低。这说明理译本用词多变，译本更具有可读性。这与二者的母语使用情况有关，理雅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对英语语言的驾驭能力自然更灵活一些。
原文：“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辜译：The moral law is to be found everywhere and yet it is a secret.The simple intelligence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f the people may understand something of the moral law; but in its utmost reaches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even the wisest and holiest of men cannot understand.”
理译：The way which the superior man pursues， reaches wide and far， and yet is secret.Common men and women， however ignorant， may intermeddle with the knowledge of it; yet in its utmost reaches， there is that which even the sage does not know.
在此例句中，辜译本共有50个形符，类符占38个，类符形符比值为76%。相较而言，理译本句子短，形符共有43个，而类符却比辜译本要多一个，占39个，比值达到90%。辜鸿铭重复使用“ the moral law”来翻译“道”，而理雅各则用“it”代替前文提到的“way”。出于更完整地传达中国儒家思想的目的，辜鸿铭采用意译的方式，在译文里用“something of the moral law”解释“所至”。 3.2 词汇密度
标准类符、形符比能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文本用词的变化度，但是不足以全面说明文本词汇的丰富度。词汇密度对于文本词汇丰富度的反映更具有参考价值。词汇密度指实词占文本总词数的比值，可用来衡量文本承载的信息量大小，文本口语化或书面语特征。根据Halliday从词汇密度值对口语语体、书面语语体的区分，词汇密度介于1.5至2之间的语篇为口语语篇，平均词汇密度在3至6之间可视为书面语篇。此外，词汇密度越高，文本阅读难度也会相应有所提高[9]。本研究采取Halliday对词汇的分类方法：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归为实词，其他起语法作用和语篇衔接作用的功能词，如：代词、冠词、介词、连词归为虚词[10]（Halliday， 1985）。依据J.Ure提出的计算公式：词汇密度=实词数/总词数*100%.[11]。词汇密度越高，证明实词在文本中所占比例越大，文本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阅读难度也随之有所提高，反之亦然。因此，需要统计出各类实词在各文本的数量。首先借助Tree Tagger对两个小型语料库分别进行词性标注，并依据Tree Tagger词性附码表，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的concordance功能测出各类实词数量。
从表2可看出，辜译本的词汇密度略高于理译本。理雅各受英语母语身份的影响，词汇密度应该比辜鸿铭的译本更接近英语源语的词汇密度。可是在《中庸》这一译本中，结果恰好相反。这与二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关。辜鸿铭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哲学思维来翻译《中庸》。在译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辜鸿铭对原文的解释，相对增加了文本中实词的数量，在词汇密度上也相对接近源语文本。理雅各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奉行解经原则，他认为作者的本义需要切身体会，所以采取直译的策略，忠实于原文[12]。以二者对《中庸》开篇一句话的翻译为例：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辜译：The 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 To fulfill the law of our being is what we call the moral law. The moral law when reduced to a system is what we call religion.
理译：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the nature; an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ure is called The Path of duty; 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 is called Instruction.
首先整體来看，辜译比理译多出13个词，而且多有重复使用“we call”这一句式，相较而言，理译句式多变，避免重复。这是导致辜译本词汇密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同时又与前文提到的类符/形符比的发现不谋而合。其次，从关键词“天”的翻译来看，辜鸿铭采用西方思维，选取“God”一词，而理雅各却选择更符合中国哲学的“heaven”一词。辜鸿铭在译文尽量使用西方的语言，表达方式，致使译文词汇特征比理译本更贴近西方的源语文本。辜译本词汇密度高于理译本，也说明辜译本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更利于西方读者接受中国经典。
3.3 平均词长
平均词长指的是所研究语料中所有词汇的平均长度，是反映文本词汇难度的指标。对于单个单词而言，所含字母数越多，说明词汇越复杂，平均词长与此类似，平均每个词越长，说明此文本使用的复杂词汇越多。一般来说，文本平均词长约为四个字母，如果测出的平均词长指数远高于此，就说明文本整体用词偏难[11]。利用wordsmith 8.0测出两文本的平均词长均为4.46。可见，辜译本和理译本的阅读难度相差不大，且都处于中间难度水平。两译本中2-4个字母长度的简单词汇占文本总词数的60%，这说明两译本的正式程度不高，易于阅读。尽管整体阅读倾向比较相似，但是辜译本和理译本在五个字母的长词的使用频率差距最大，分别为11.2%、9.2%。从复杂词汇的使用频率来看，辜译本的词汇阅读难度较理译本高，说明辜鸿铭译本为了推介中华文化，采取学术性词语更多，而理雅各采取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口语化特征。从下句的例文翻译可看出二者在此方面的异同。
原文：“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
辜译：Great as the Universe is， man with the infinite moral nature in him is never satisfied.
理译：Great as heaven and earth are， men still find some things in them with which to be dissatisfied.
在上述例句中，辜鸿铭使用的universe， infinite还有nature等比较正式的词，而理雅各使用 heaven， earth， things 这样较为口语化的简单词。相对而言，辜译本语体偏正式，理译本选词简单，文风简洁。总之，从词汇密度来看，辜译本的阅读难度要略高于理译本。
4结语
通过自建《中庸》英译本小型语料库，并借助语料库工具，本研究对《中庸》两经典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译本有很大相似性。两译本篇幅相差较小，文体风格都偏向书面语体，译本阅读难度都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当然，仔细考察细微之处，两译本也存在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二者文本长度相差不大，理译的STTR比辜译高，但是词汇密度却低于辜译本，这说明理雅各的英语母语身份在用词灵活度上发挥了优势。但是辜鸿铭在翻译时会加入自己的解释，而且用词多有重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词汇密度。通过比较两文本的长词使用频率发现，辜译本使用长词的频率高于理译本，因此阅读难度相对较高。究其原因，辜鸿铭是以对外传播儒家经典为目的，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尽量贴合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及思维来组织译文。而理雅各采取解经的态度，尽量保留了中国经典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黄水清，王东波.国内语料库研究综述[J/OL].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1， 1-15[2021-03-11].
[2]王克非，黄立波.语料库翻译学十五年[J].中国外语，2008（6）：9-14.
[3]Baker， Mona.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2000， （2）： 241-216.
[4]江晓梅.《中庸》核心概念“天”的英译对比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0（6）：134-138.
[5]官文娟.《中庸》之“道”字英译对比研究[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1，37（1）：82-87.
[6]官文娟.基于《中庸》汉英平行语料库之“诚”字英译对比[J].长春大学学报，2021，31（1）：40-45.
[7]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8]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9]杨信彰.英语书面语体中的词汇密度特征[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 3：14-18.
[10]Halliday， M.A.K.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Victoir： DUP， 1985.
[11]蔡永贵，余星.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J].外国语文，2018，34（5）：127-136.
[12]乔飞鸟.《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山东：山东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