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9日《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第7版，发表了题为《“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一文，讨论了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表述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清朝陈元龙编纂的《格致镜源》中的内容为依据，认为真正的表述应为：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
　　其实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展开，有关学者做了较深入的考证。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周树斌于1991年在《农业考古》第2期发表《“神农得茶解毒”考评》一文，认为于光绪年间出版的孙壁文的《新义录》中所写“《本草》则日：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句话是“孙壁文私下穿凿附会的添增”。随后，1994年第4期的《农业考古》发表了安徽农业大学陈橼的《<“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一文和赵天相的《“神农得茶解毒”考补》一文。陈橼列举了六种经文《本草》辑本，并认为辑本都有类似“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至于是“七十二毒”还是“七十毒”，他认为“数字不同是口传失误，抑是抄袭遗漏都有可能，二者必有其一。”赵天相考证后补充完善了周树斌的观点，他发现出版于康熙年间的一本叫做《格致镜源》的类书中，在饮食类“茶”这个条目中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接下去还有一句编撰者的按语“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文华在2009年第2期的《农业考古》中发表《试论神农与茶》一文，更为系统地探讨了神农与茶的关系，他特意强调，“仍保存在唐宋的一些本草书中，如唐代的《新修本草》和宋代的《证类本草》等书，但是至今并未发现有神农得茶解毒的相关词句。不仅如此。有学者查阅了《格致镜源》、《新义录》以前的所有《本草》著作，也都不见有神农得茶解毒的记载。”运用历史研究法则，他认为：“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传说，在历史上找不到文献根据，很可能是陈元龙在《淮南子》‘一日而遇七十毒’基础上增添上去的。”
　　至于陈橼所说的六种经文《本草》辑本中均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一说，至今天尚未得到确证。笔者查阅了(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的《神农本草经》(学苑出版社，2007年)和(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孙冯翼辑，鲁兆麟等校的《神农本草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以及《神农本草经校点》(尚志钧校点)等一系列相关书籍，均未能发现关于神农尝百草的记载。
　　神农尝百草之说在众多史料文献中有所论及，与广泛流传的各类传说相符合。那么在尝百草过程中，神农到底用到了茶没有，又是怎样确切地表述，学术界尚未证实。但一些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993年，福建省福安市茶业局的吴家阔总结了关于“神农发现茶叶解毒治病的民间传说”，发表于《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无论是“用他特异功能的肚子鉴别茶叶”、“用猪鞭鉴别百草而得茶叶”，还是“茶水救神农”，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中神农与茶之间的不可割舍的联系。
　　明朝陈嘉谟所撰《本划蒙筌》序《撮要本草蒙筌序》中写道：“世传《神农本草》，其书仅仅一卷耳!陶弘景而后，更《唐本》、《蜀本》，至于慎微，品类图释，十倍其初，不啻详矣。”这里写道“世传”，其年代应在可考之前，至少在唐朝以前。陈嘉谟引用了西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刘安(公元前179年～122年)的观点：“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所以，刘安之语表明《神农本草经》并非完全由神农所作。宋朝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写道：“旧说《本草经》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可见，《神农本草经》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由多人积累起来的，这与现在所形成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陈元龙与孙壁文的“引用”，使“《本草》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表述法对清朝及以后各时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处的《本草》是否为《神农本草经》呢?由西汉刘向的文字记载来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的早期名称。元朝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序言二中有：“观洁古之说，则知仲景之言，观仲景之言，则知伊芳尹之意，皆不出于神农矣。所以先《本草》，次《汤液》，次《伤寒论》，次《保命书》，缺一不可矣。”以此论述，在医药类著述中，《本草》即为始于神农的《神农本草经》。一些学者认为，汉代托古之风盛行，崇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神圣感，便借用了神农之名，定名为《神农本草经》。
　　历代本草类医药书籍命名有一定规律，一般会在“本草”二字前加上限定语，如《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唐·苏敬等编著)；《蜀本草》(原名《重广英公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异等编著)；《汤液本草》(元·王好古)等等。据此规律，这也可以佐证陈元龙和孙壁文所引用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
　　《本草》是不同时代医学经验积累的结果，按编写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是不断扩充的。所以从一卷本(明朝陈嘉谟所撰《本划蒙筌》序中提到)发展到多卷本，如《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中记载为三卷，宋《通志·艺文略》中记载为八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记载为三卷，《国史经籍志》中记载为三卷，虽然卷数不一样，但均是在前人基础上所辑而成的，因此内容是在不断扩充中的。
　　据此，可认定如果没有明显且充分的证据，上代版本中的内容不会被轻易删减或改动，尤其在中国传统医药类书籍中，解释说明类文字更为重要。由于传统社会中出版发行问题，书籍流通仍十分有限，加之实践积累的差异，不同的^所辑《本草》会在内容上存在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但不会对原有版本的重要内容进行删减。
　　现存版本中有清朝时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和清朝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在其中均未发现关于神农与茶间关系的表述。
　　陈元龙(1652年-1736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历官文渊阁大学士，于归养故里时纂《格致镜原》，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孙壁文，清代光绪年间人。《新义录》成书于1882年。这样看来，孙星衍、孙冯翼以及顾观光是在陈元龙成书之后完成对《神农本草经》新的集辑工作的；而孙壁文所撰《新义录》则是在《格致镜原》之后，也在孙星衍、孙冯翼以及顾观光所辑《神农本草经》之后。从时间关系来看，关于神农与茶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神农本草经》中未见出现与传承，却出现在其它史料文献中并得以传承，而这些史料却注明引自《神农本草经》。这显然矛盾。
　　笔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资治通鉴外纪》第一卷之上，“神农氏”中发现了这样的记叙：“又尝百草酸酰之味，察水泉之甘苦。合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号日神农。”在此，刘恕(宋)运用了大量前人关于“神而化 之”的观点。“此白虎通德论文天下号日神农”，这里的《白虎通德论》是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经史类会议的成果汇编，各类经史官员陈述见解，内容由汉章帝亲自裁决，意图做一个古文经学的标准版本。《淮南子·原道训》以及《路使后纪三》等等中均有相关引述，“神而化之”既是神农氏名称的来历也是他“一日而遇七十毒”而安然无恙的原因。由此可见，这与茶也就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查神农遇毒以茶解之的说法。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侯仙明在《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7月10日第004@的《“神农一日遇七十毒”可信》一文中指出，依据《黄帝内经》中对“毒”字的理解以及明朝张介宾观点：“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可理解为神农在品尝草木之滋味时，一日内发现了70种草药(70可作为泛数理解)。如果按此理解，那么，以茶解毒之说便无从谈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
　　第一，陈元龙和孙壁文所引用之《本草》就是《神农本草经》，二者为同一所指。
　　第二，现有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尚未发现明确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表述。
　　第三，据清代文献所引用的内容，在某一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表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如果有的话，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考证。
　　第四，根据“茶”字的使用情况分析，可推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表述如确有记载的话，应出自唐以后版本的《本草》。竺济法认为，“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
　　第五，通过更为深入的分析，各类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明确记载神农与茶关系的文字不但尚未发现，且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六，神农以茶解毒之说在一些史料文献中流行的同时，也有其它文献用了另一种表述，即“神而化之”，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二者共同暗示了神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之大，因此不论哪种表述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第七，神农以茶解毒之说能出现在历史史料中，并且在民间广泛传播，说明其文化影响之深。按史学家的观点，对中国传说时代的诸多历史故事及传说，不能简单进行否定。诸多学者认为，神农是多个氏族首领的统称，表明神农与茶之间的文化关系是有着历史基础的。
　　第八，基于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以及神农与茶之间构成的深远文化。考证上的各别疑问并不会影响神农茶祖的地位，而且，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神农与茶文化的传播与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