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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当20岁的武怀谔得知参加革命的二哥武怀让在莫斯科失踪的消息后,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寻找二哥的下落。2008年,已经92岁的他,终于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寄来的关于武怀让被确定为我国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公函。捧着这份公函,满头白发的武怀谔落泪了。
在河南省沁阳市市区一所贴着大红喜字的普通民宅里,笔者见到了历经70年、艰难寻找二哥武怀让下落的武怀谔老人。
二哥失踪
1936年,20岁的武怀谔在河南驻马店的一家油坊当学徒。一天,正在劳作的武怀谔接到一封由山东转来的信,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写信人是从未谋面的二嫂侯玉兰的弟弟侯孝昌。信中说,他二哥武怀让在莫斯科失踪了,问他知不知道二哥的下落。武怀谔腿一软坐在了凳子上。
武怀谔最后一次见到二哥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那年6月份,二哥从唐山回家告别,说要和同学一起到德国留学。那晚,年仅8岁的武怀谔非要和二哥一块儿睡。第二天武怀谔醒来时,二哥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武怀谔真没想到,这一别竟再没见过二哥的面。
武怀谔没少听说共产党被砍头的事,他感到二哥说的“CP”就是共产党,难道二哥也遇害了?他不相信。因为在他的心中,二哥太伟大了,无所不能。在他们弟兄三人中,大哥武怀谦和自己都老实本分,唯有二哥武怀让思想活跃,最得父亲的钟爱。二哥是他心中的偶像,这么有能耐的二哥怎么会遇害呢?他想,二哥肯定还活着,一定要找到二哥。
下定决心后,武怀谔一边做工挣钱,一边留意打听二哥的下落。虽说二哥从没对武怀谔说过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过武怀谔暗中认定二哥就是干革命的共产党。只要听说啥地方要枪毙共产党,他就想办法去看;只要听到有人谈闹学潮的事,他就侧耳细听。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打听到了二哥的一些行踪。他听说泌阳的县长曾和二哥相熟,就只身前往,没想到县长一听说是找武怀让的,连面都没让见,因为他早已叛党。后来,他又听说二哥在过汉口,就又赶到汉口。找到熟人一问,说武怀让不在汉口,应该在山东的淄博,他就又反身往淄博赶。当他赶到徐州时,身上仅有的那一点钱被盗了,武怀谔便卖血筹路费。他赶到淄博一打听,矿山工人说,武怀让确实在淄博领导过矿山工会运动,但时间很短,早就离开了……
从1936年到1949年,武怀谔辗转河北、山东、江苏、黑龙江、浙江等地寻找二哥,可始终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忠烈的二哥
全国解放后,武怀谔成了国家干部。1952年年初,他的表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刘锡五回老家办事,对他说:“1930年,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你二哥在江苏省委工作。1935年,他去苏联工作后,我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和胡志明的关系特好,估计他在越南工作吧!”刘锡五的话让武怀谔又惊又喜。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二哥武怀让早已在苏联遇害——
武怀让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也就是现在的孟州市,字迈五,早在1921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适应白区工作需要,武怀让的曾用名与化名多达十余个,分别是:武胡景、武湖景、武和劲、武和景、吴福敬、罗玉堂、李士安、吴克敬、吴客敬、吴夫敬、吴福晋、林大生、林达生,在苏联用名安德列耶夫。
1924年7月,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派遣武怀让带领曾涌泉等13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苏联,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与刘伯坚等人负责中共旅莫党团支部工作。
在任中共旅莫党团支部书记期间,武怀让和曾涌泉等人创办《前进报》,武怀让任社长兼主笔。1926年,他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塞列布耶别墅召开。会议安排武怀让回山东工作,由瞿秋白接任武怀让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武怀让毅然将亲生骨肉南昌(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日,取名南昌)送进了孤儿院,携妻侯玉兰回国,直奔白区工作。
1929年夏,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拜、杨殷等5人牺牲,任弼时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敌,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恽代英就义。4月,政治局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蔡和森惨死。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投敌后,王明当上了总书记。仅当了两个多月总书记的王明,感到上海环境日趋险恶,革命形势严峻,就于1931年9月急忙将总书记职务转交给博古,匆匆携夫人去了莫斯科。193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何人有能力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这一要职。会议选出两人:张国焘和武怀让。当时在苏区的张国焘推诿不赴任,中央决定任命武怀让为中央军事部部长。
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持伍豪、陈云写给武怀让的信,来到哈尔滨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武怀让看到形势如此严峻,于1932年1月中旬,踏着没膝大雪,顶着寒风,带着不满1岁的女儿,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告别哈尔滨,赴上海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之职。当时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上了轮船后,武怀让以为女儿已冻死,打开毛毯后看到还会蠕动。这个女儿就是解放后在北京航天学院工作的武华。
武怀让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期间,有力地抵制了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忍辱负重,大力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军事工作。
1932年8月,中央来电,改任武怀让为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武怀让和陈云分别后,又向宋庆龄、路易艾黎等朋友辞别,乘火车赴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夫人孟庆树前来迎接。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武怀让带病写了发言稿,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的时机到了。于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有的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捕或被处死。
面对险恶的环境,武怀让的妻子侯玉兰终日坐卧不安,哭着劝武怀让说:“王、康二人在共产国际还有地位。怀让,我担心两个奸恶会把我们陷害死在苏联,我们必须马上回国才行。”武怀让说:“党中央派我来苏联就是监督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央大权。他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回国,这是党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8月的一天,武怀让从外面回家时敲了门,可侯玉兰开门后,却不见武怀让的身影,他从此失踪。
为寻兄一波三折终无悔
武怀让失踪后,他的妻子侯玉兰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并让在国内的胞弟侯孝昌到武怀让的老家打探消息,但数年努力毫无音讯。
1945年8月,侯玉兰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寻夫仍无结果的情况下,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查寻武怀让的下落。但仍无音信。之后,侯玉兰改名侯志,下决心寻找丈夫。
1954年底,周恩来听了侯志的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1957年,冶金部部长孙冶方上书中央:“武怀让于1936年已经死于莫斯科。”原来,武怀让到莫斯科后,不顾王明、康生的阻拦,宣布遵义会议情况,王明、康生怀恨在心,诬陷他为“托派”叛逆,将其杀害。
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怀让同志为革命烈士。
可这一切武怀谔都不知道,他仍在无怨无悔地寻找着二哥的下落。
1957年6月份,全国反右运动开始后,身为孟县县委工作队队员的武怀谔因为反对浮夸风,说了实话,被打成右派。
1960年,武怀谔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安排到当时的孟县城关公社搞林业工作。他抽时间到开封、郑州等地调查,得知了二哥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消息。正当他准备到哈尔滨市调查时,十年浩劫来了。由于他曾被打为右派,谁也不敢给他开介绍信。一天下午,他听说河南的济源有个老人是二哥读书时的同窗,便想偷偷去了解情况,谁知刚跑出十里地就被抓了回来。在批斗会上,他哭着说:“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想找到俺二哥。他失踪30多年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呀!”看着他的样子,连批斗他的人都流泪了。
1972年,退休后的武怀谔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寻兄路上。他先后发出2000多封信件,有发给济南、哈尔滨、上海等地的,有寄给中组部等中央单位的,还有寄给薄一波、李维汉、冯文彬等领导人的,也有寄给胡华、路海江等党史专家的。
1983年1月5日,来自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一封有价值的回函引起了他的注意。胡华称:“武胡景是由党的特科机关派往莫斯科学习的,此事陈养山同志大概记得。”接着他又写信给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陈养山,陈养山说:“我没有同武胡景同志见过面,他可能是1933年春或初夏,调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说:“吴夫敬(即武怀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年入党。”
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评价,为武怀谔寻兄增添了力量。为了寻兄,他购买了数千册书刊;为了寻兄,他花光了所有积蓄,贱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300多块银元;为了寻兄,他外出走访行程超过1万公里;为了寻兄,他撰写的文稿摞起来有2米多高……
2006年6月5日,武怀谔终于得到了一条残忍但却真实的消息:二哥早在1936年就被诬陷死在了当时的苏联。
那日,他在书摊上买了本残缺的《今古传奇》杂志,该杂志刊载了我国党史专家叶健君撰写的《李立三受审莫斯科》一文,文中披露: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李立山主编《救国时报》,翻译出版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李立三负责编审,林达生(即武怀让)任责任编辑。译稿中有“党徒”一词引起异议,王明、康生提出是“政治错误”。苏联内务部借此事指控李立三等把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是“党徒”,“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将责任编辑林达生逮捕处决。
70年了,这是武怀谔得到的关于二哥最确切的消息。看到这则消息,70年的辛酸一下子涌上心头,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他笑苍天有眼,终于让他看到了真相。他哭苍天不公,让二哥走得如此匆忙。
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专题栏目《永远的丰碑》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郑重介绍了武怀让的革命业绩。当地政府还根据武怀谔提供的资料出版了《武怀让传略》,并投资数十万元建造了武怀让纪念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要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度重视,责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一步查证。该馆编辑研究处在认真查证后给烈士之弟武怀谔发来公函:“根据上述依据,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胡景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任职时间为1931年冬。”这意味着,我党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依照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讲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给自己发来公函,武怀谔老人长长出了一口气,用手使劲搓了搓脸,挺了挺腰说:“二哥的名字能进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心满意足了,二哥也能含笑九泉了。”
听着老人的言语,看着老人的表情,我能感受到老人身上兄弟间血浓于水的无疆大爱,不由更加敬佩他的毅力与他的执着。 (责编 刘毅)
在河南省沁阳市市区一所贴着大红喜字的普通民宅里,笔者见到了历经70年、艰难寻找二哥武怀让下落的武怀谔老人。
二哥失踪
1936年,20岁的武怀谔在河南驻马店的一家油坊当学徒。一天,正在劳作的武怀谔接到一封由山东转来的信,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写信人是从未谋面的二嫂侯玉兰的弟弟侯孝昌。信中说,他二哥武怀让在莫斯科失踪了,问他知不知道二哥的下落。武怀谔腿一软坐在了凳子上。
武怀谔最后一次见到二哥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那年6月份,二哥从唐山回家告别,说要和同学一起到德国留学。那晚,年仅8岁的武怀谔非要和二哥一块儿睡。第二天武怀谔醒来时,二哥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武怀谔真没想到,这一别竟再没见过二哥的面。
武怀谔没少听说共产党被砍头的事,他感到二哥说的“CP”就是共产党,难道二哥也遇害了?他不相信。因为在他的心中,二哥太伟大了,无所不能。在他们弟兄三人中,大哥武怀谦和自己都老实本分,唯有二哥武怀让思想活跃,最得父亲的钟爱。二哥是他心中的偶像,这么有能耐的二哥怎么会遇害呢?他想,二哥肯定还活着,一定要找到二哥。
下定决心后,武怀谔一边做工挣钱,一边留意打听二哥的下落。虽说二哥从没对武怀谔说过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过武怀谔暗中认定二哥就是干革命的共产党。只要听说啥地方要枪毙共产党,他就想办法去看;只要听到有人谈闹学潮的事,他就侧耳细听。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打听到了二哥的一些行踪。他听说泌阳的县长曾和二哥相熟,就只身前往,没想到县长一听说是找武怀让的,连面都没让见,因为他早已叛党。后来,他又听说二哥在过汉口,就又赶到汉口。找到熟人一问,说武怀让不在汉口,应该在山东的淄博,他就又反身往淄博赶。当他赶到徐州时,身上仅有的那一点钱被盗了,武怀谔便卖血筹路费。他赶到淄博一打听,矿山工人说,武怀让确实在淄博领导过矿山工会运动,但时间很短,早就离开了……
从1936年到1949年,武怀谔辗转河北、山东、江苏、黑龙江、浙江等地寻找二哥,可始终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忠烈的二哥
全国解放后,武怀谔成了国家干部。1952年年初,他的表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刘锡五回老家办事,对他说:“1930年,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你二哥在江苏省委工作。1935年,他去苏联工作后,我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和胡志明的关系特好,估计他在越南工作吧!”刘锡五的话让武怀谔又惊又喜。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二哥武怀让早已在苏联遇害——
武怀让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也就是现在的孟州市,字迈五,早在1921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适应白区工作需要,武怀让的曾用名与化名多达十余个,分别是:武胡景、武湖景、武和劲、武和景、吴福敬、罗玉堂、李士安、吴克敬、吴客敬、吴夫敬、吴福晋、林大生、林达生,在苏联用名安德列耶夫。
1924年7月,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派遣武怀让带领曾涌泉等13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苏联,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与刘伯坚等人负责中共旅莫党团支部工作。
在任中共旅莫党团支部书记期间,武怀让和曾涌泉等人创办《前进报》,武怀让任社长兼主笔。1926年,他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塞列布耶别墅召开。会议安排武怀让回山东工作,由瞿秋白接任武怀让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武怀让毅然将亲生骨肉南昌(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日,取名南昌)送进了孤儿院,携妻侯玉兰回国,直奔白区工作。
1929年夏,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拜、杨殷等5人牺牲,任弼时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敌,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恽代英就义。4月,政治局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蔡和森惨死。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投敌后,王明当上了总书记。仅当了两个多月总书记的王明,感到上海环境日趋险恶,革命形势严峻,就于1931年9月急忙将总书记职务转交给博古,匆匆携夫人去了莫斯科。193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何人有能力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这一要职。会议选出两人:张国焘和武怀让。当时在苏区的张国焘推诿不赴任,中央决定任命武怀让为中央军事部部长。
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持伍豪、陈云写给武怀让的信,来到哈尔滨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武怀让看到形势如此严峻,于1932年1月中旬,踏着没膝大雪,顶着寒风,带着不满1岁的女儿,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告别哈尔滨,赴上海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之职。当时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上了轮船后,武怀让以为女儿已冻死,打开毛毯后看到还会蠕动。这个女儿就是解放后在北京航天学院工作的武华。
武怀让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期间,有力地抵制了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忍辱负重,大力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军事工作。
1932年8月,中央来电,改任武怀让为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武怀让和陈云分别后,又向宋庆龄、路易艾黎等朋友辞别,乘火车赴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夫人孟庆树前来迎接。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武怀让带病写了发言稿,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的时机到了。于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有的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捕或被处死。
面对险恶的环境,武怀让的妻子侯玉兰终日坐卧不安,哭着劝武怀让说:“王、康二人在共产国际还有地位。怀让,我担心两个奸恶会把我们陷害死在苏联,我们必须马上回国才行。”武怀让说:“党中央派我来苏联就是监督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央大权。他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回国,这是党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8月的一天,武怀让从外面回家时敲了门,可侯玉兰开门后,却不见武怀让的身影,他从此失踪。
为寻兄一波三折终无悔
武怀让失踪后,他的妻子侯玉兰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并让在国内的胞弟侯孝昌到武怀让的老家打探消息,但数年努力毫无音讯。
1945年8月,侯玉兰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寻夫仍无结果的情况下,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查寻武怀让的下落。但仍无音信。之后,侯玉兰改名侯志,下决心寻找丈夫。
1954年底,周恩来听了侯志的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1957年,冶金部部长孙冶方上书中央:“武怀让于1936年已经死于莫斯科。”原来,武怀让到莫斯科后,不顾王明、康生的阻拦,宣布遵义会议情况,王明、康生怀恨在心,诬陷他为“托派”叛逆,将其杀害。
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怀让同志为革命烈士。
可这一切武怀谔都不知道,他仍在无怨无悔地寻找着二哥的下落。
1957年6月份,全国反右运动开始后,身为孟县县委工作队队员的武怀谔因为反对浮夸风,说了实话,被打成右派。
1960年,武怀谔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安排到当时的孟县城关公社搞林业工作。他抽时间到开封、郑州等地调查,得知了二哥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消息。正当他准备到哈尔滨市调查时,十年浩劫来了。由于他曾被打为右派,谁也不敢给他开介绍信。一天下午,他听说河南的济源有个老人是二哥读书时的同窗,便想偷偷去了解情况,谁知刚跑出十里地就被抓了回来。在批斗会上,他哭着说:“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想找到俺二哥。他失踪30多年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呀!”看着他的样子,连批斗他的人都流泪了。
1972年,退休后的武怀谔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寻兄路上。他先后发出2000多封信件,有发给济南、哈尔滨、上海等地的,有寄给中组部等中央单位的,还有寄给薄一波、李维汉、冯文彬等领导人的,也有寄给胡华、路海江等党史专家的。
1983年1月5日,来自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一封有价值的回函引起了他的注意。胡华称:“武胡景是由党的特科机关派往莫斯科学习的,此事陈养山同志大概记得。”接着他又写信给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陈养山,陈养山说:“我没有同武胡景同志见过面,他可能是1933年春或初夏,调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说:“吴夫敬(即武怀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年入党。”
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评价,为武怀谔寻兄增添了力量。为了寻兄,他购买了数千册书刊;为了寻兄,他花光了所有积蓄,贱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300多块银元;为了寻兄,他外出走访行程超过1万公里;为了寻兄,他撰写的文稿摞起来有2米多高……
2006年6月5日,武怀谔终于得到了一条残忍但却真实的消息:二哥早在1936年就被诬陷死在了当时的苏联。
那日,他在书摊上买了本残缺的《今古传奇》杂志,该杂志刊载了我国党史专家叶健君撰写的《李立三受审莫斯科》一文,文中披露: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李立山主编《救国时报》,翻译出版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李立三负责编审,林达生(即武怀让)任责任编辑。译稿中有“党徒”一词引起异议,王明、康生提出是“政治错误”。苏联内务部借此事指控李立三等把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是“党徒”,“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将责任编辑林达生逮捕处决。
70年了,这是武怀谔得到的关于二哥最确切的消息。看到这则消息,70年的辛酸一下子涌上心头,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他笑苍天有眼,终于让他看到了真相。他哭苍天不公,让二哥走得如此匆忙。
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专题栏目《永远的丰碑》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郑重介绍了武怀让的革命业绩。当地政府还根据武怀谔提供的资料出版了《武怀让传略》,并投资数十万元建造了武怀让纪念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要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度重视,责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一步查证。该馆编辑研究处在认真查证后给烈士之弟武怀谔发来公函:“根据上述依据,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胡景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任职时间为1931年冬。”这意味着,我党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依照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讲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给自己发来公函,武怀谔老人长长出了一口气,用手使劲搓了搓脸,挺了挺腰说:“二哥的名字能进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心满意足了,二哥也能含笑九泉了。”
听着老人的言语,看着老人的表情,我能感受到老人身上兄弟间血浓于水的无疆大爱,不由更加敬佩他的毅力与他的执着。 (责编 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