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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改编自第二届“林荣三文学奖”散文首奖的同名电影《父后七日》在台湾上映，票房突破4500万（新台币），成为当年台湾本土电影票房亚军。身兼编剧、导演，也是同名散文作者的刘梓洁更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今年，台湾新生代鬼才作家九把刀，改编、导演自己的同名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台湾和香港上映之后，票房一路攀升到令人咂舌的高度。
台湾本土电影自1990年代末式微，到2001年达到市场最低点，本土原创文学作品即使被电影公司买走版权也因为资金问题没有被拍成电影。2008年《海角七号》带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上升，本土文学与电影因此有了更紧密的结合。
作为作家和新晋导演，刘梓洁认为：“在本土文学里，还有很多值得被影像化的内容。好莱坞每年花很大成本购买文学版权用来改编电影，《哈利·波特》、《魔戒》带来的全球效益非常大，这对写作的人来讲，好像是苦尽甘来的时候。台湾这两年好像本土原创文学和电影有了很好的结盟，可是未来会怎么走还不晓得。因为版权的付费机制还不是那么健全，要更成熟的话，也许必须先形成一个机制。”
跨界成为导演
刘梓洁从散文写作者变成电影导演，并不偶然。2006年，她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的4000字散文《父后七日》，获“林荣三文学奖”散文首奖。文章在报纸上被刊登出来大约半年后，也就是2007年，导演王育麟联络刘梓洁，问她愿不愿意将这篇散文改编成剧本，并邀请她一同担任同名电影的导演。刘梓洁与王育麟的结识是源于公共电视的百万原创剧本比赛。当时（2005年），刘梓洁与《九降风》编剧蔡宗翰合著剧本参加这个比赛获得入围。王育麟对刘梓洁的编剧能力有很深印象。
在接到改编邀请之后，刘梓洁很犹豫，因为觉得文章里写的是家里的事情、自己父亲过世的事情，写成文章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拍成电影给人家看？电影拍起来会是怎样？会像丧葬录像带吗？那样的东西会好看吗？……她的心里有很多的问号。不过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改编剧本和担任电影导演的邀约。
改编成剧本之后，刘梓洁笔下的《父后七日》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4000字的散文只提供了骨架，她往里面添加了很多血肉。“从散文到剧本，对我来说，是从真实到虚构，既然是虚构，就要让它变成好玩、生动、精彩的故事。在写剧本的时候，感觉不是在写一个自己的故事，而是全新的故事，比较没有心理上的包袱。”刘梓洁说，“改编《父后七日》用的并不是那四千字的散文，而是考验我二十多年来所累积的和家乡的情感、认识的乡亲、听到的语言。”而在拍片的时候，她与资深导演王育麟分工合作，技术层面由王导及工作人员帮忙，自己负责的是情感与俚俗的部分。
最想做的是编剧
跨界成为导演，电影卖座、获奖之后，刘梓洁被问得最多的是，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当导演？是否会进入影视圈？“当导演到目前为止还不在我的规划中。”刘梓洁说。“我比较倾向于每个位置都有专业的人来把关、担任，对我来说，最想呆的位置还是编剧。把剧本写好，然后交给信任的导演和制片。”
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作家下乡”演讲中，刘梓洁在回答观众时也说道：“在台湾并没有专业编剧的职衔，我很努力地要往这个路迈进。”在刘梓洁看来，目前台湾的电影导演多是自己写剧本，所以没有编剧的位置，即便一些制片人找来了编剧也只是服务于他们，写出他们想要的故事。编剧成了工具型的人物。在欧美、日本，真正名牌的编剧是很受推崇的。在日本，很多“挂保证”的好戏，其实挂的就是编剧的名字。
而亲自操刀改编自己的作品与把作品交给专业编剧改编，又有什么不同？刘梓洁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办法在改编中加入不同的人的思考？是不是诞生出不同的东西？如果是自己改编就会觉得比较顾得住，因为成败都自己负责。如果是交给别人来改编，则还是会不放心。”事实上，在成熟的商业机制底下，每个阶段都应该交由专业人员去负责才对。“换句话说，因为现在的机制不健全，所以才会让创作者有这样的担心，或者变成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
让文学被看见
在经历过一轮电影筹备、拍摄、宣传之后，刘梓洁对台湾电影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一直自认为是写字的人，她将从电影获得的激荡反思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电影产业发达了之后势必需要更多的故事，由现有的文学作品改编的话，一来它的故事框架在，有很扎实的故事，电影创作者可以省去找故事的时间；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则是多了一次被看见的机会。至于能不能拍得好这是后面的事情，至少要先跨出那一步。”
今年上半年，宝瓶文化邀请她为贺景滨的小说《去年在阿鲁吧》做一部五分钟的预告片，她欣然答应。“在台湾还没有人为一部小说拍摄五分钟的预告片，所以我很想尝试。而另一个理由则是参与过电影制作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虽然台湾本土电影被视为弱势，但是比较起来，文学才是真正的弱势，它能享受的资源比电影少太多了。如果可以多做一点事情，让文学被看见的话，我非常乐意。”刘梓洁之前的工作经历一直与文学创作有关，因此并没有亲身体会到电影的感染力有那么大。
去年的刘梓洁，今年的九把刀，台湾本土文学注入电影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刘梓洁说：“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把作品做好。做出你自己满意也有一些影响力的作品，这就是最有说服力也是最基本的。不能够只参与运动，却不去生产。”
台湾本土电影自1990年代末式微，到2001年达到市场最低点，本土原创文学作品即使被电影公司买走版权也因为资金问题没有被拍成电影。2008年《海角七号》带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上升，本土文学与电影因此有了更紧密的结合。
作为作家和新晋导演，刘梓洁认为：“在本土文学里，还有很多值得被影像化的内容。好莱坞每年花很大成本购买文学版权用来改编电影，《哈利·波特》、《魔戒》带来的全球效益非常大，这对写作的人来讲，好像是苦尽甘来的时候。台湾这两年好像本土原创文学和电影有了很好的结盟，可是未来会怎么走还不晓得。因为版权的付费机制还不是那么健全，要更成熟的话，也许必须先形成一个机制。”
跨界成为导演
刘梓洁从散文写作者变成电影导演，并不偶然。2006年，她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的4000字散文《父后七日》，获“林荣三文学奖”散文首奖。文章在报纸上被刊登出来大约半年后，也就是2007年，导演王育麟联络刘梓洁，问她愿不愿意将这篇散文改编成剧本，并邀请她一同担任同名电影的导演。刘梓洁与王育麟的结识是源于公共电视的百万原创剧本比赛。当时（2005年），刘梓洁与《九降风》编剧蔡宗翰合著剧本参加这个比赛获得入围。王育麟对刘梓洁的编剧能力有很深印象。
在接到改编邀请之后，刘梓洁很犹豫，因为觉得文章里写的是家里的事情、自己父亲过世的事情，写成文章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拍成电影给人家看？电影拍起来会是怎样？会像丧葬录像带吗？那样的东西会好看吗？……她的心里有很多的问号。不过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改编剧本和担任电影导演的邀约。
改编成剧本之后，刘梓洁笔下的《父后七日》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4000字的散文只提供了骨架，她往里面添加了很多血肉。“从散文到剧本，对我来说，是从真实到虚构，既然是虚构，就要让它变成好玩、生动、精彩的故事。在写剧本的时候，感觉不是在写一个自己的故事，而是全新的故事，比较没有心理上的包袱。”刘梓洁说，“改编《父后七日》用的并不是那四千字的散文，而是考验我二十多年来所累积的和家乡的情感、认识的乡亲、听到的语言。”而在拍片的时候，她与资深导演王育麟分工合作，技术层面由王导及工作人员帮忙，自己负责的是情感与俚俗的部分。
最想做的是编剧
跨界成为导演，电影卖座、获奖之后，刘梓洁被问得最多的是，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当导演？是否会进入影视圈？“当导演到目前为止还不在我的规划中。”刘梓洁说。“我比较倾向于每个位置都有专业的人来把关、担任，对我来说，最想呆的位置还是编剧。把剧本写好，然后交给信任的导演和制片。”
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作家下乡”演讲中，刘梓洁在回答观众时也说道：“在台湾并没有专业编剧的职衔，我很努力地要往这个路迈进。”在刘梓洁看来，目前台湾的电影导演多是自己写剧本，所以没有编剧的位置，即便一些制片人找来了编剧也只是服务于他们，写出他们想要的故事。编剧成了工具型的人物。在欧美、日本，真正名牌的编剧是很受推崇的。在日本，很多“挂保证”的好戏，其实挂的就是编剧的名字。
而亲自操刀改编自己的作品与把作品交给专业编剧改编，又有什么不同？刘梓洁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办法在改编中加入不同的人的思考？是不是诞生出不同的东西？如果是自己改编就会觉得比较顾得住，因为成败都自己负责。如果是交给别人来改编，则还是会不放心。”事实上，在成熟的商业机制底下，每个阶段都应该交由专业人员去负责才对。“换句话说，因为现在的机制不健全，所以才会让创作者有这样的担心，或者变成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
让文学被看见
在经历过一轮电影筹备、拍摄、宣传之后，刘梓洁对台湾电影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一直自认为是写字的人，她将从电影获得的激荡反思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电影产业发达了之后势必需要更多的故事，由现有的文学作品改编的话，一来它的故事框架在，有很扎实的故事，电影创作者可以省去找故事的时间；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则是多了一次被看见的机会。至于能不能拍得好这是后面的事情，至少要先跨出那一步。”
今年上半年，宝瓶文化邀请她为贺景滨的小说《去年在阿鲁吧》做一部五分钟的预告片，她欣然答应。“在台湾还没有人为一部小说拍摄五分钟的预告片，所以我很想尝试。而另一个理由则是参与过电影制作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虽然台湾本土电影被视为弱势，但是比较起来，文学才是真正的弱势，它能享受的资源比电影少太多了。如果可以多做一点事情，让文学被看见的话，我非常乐意。”刘梓洁之前的工作经历一直与文学创作有关，因此并没有亲身体会到电影的感染力有那么大。
去年的刘梓洁，今年的九把刀，台湾本土文学注入电影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刘梓洁说：“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把作品做好。做出你自己满意也有一些影响力的作品，这就是最有说服力也是最基本的。不能够只参与运动，却不去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