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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南艺黄瓜园时,南艺校园还不是现在这样大厦矗立,而是树木如盖,进门沿坡行走可以看到灼灼桃花、蔽日的松竹和芭蕉。在这一片景致中,我经常看到一位年轻的画家往往身置竹林之中,面对芭蕉挥笔抒写,而身形却凝然不动,全神贯注,仿佛要与芭、竹融为一体。这使我由然想起苏轼之言“神与万物交”,“其身与竹化”—他就是我后来渐渐熟识、而今已闻名画坛的张友宪。
我与友宪最早结交,且一直友谊笃厚,两人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自然是书画艺术。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话题可以集中地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画的用笔问题。表面看来,这大体属于中国画技法问题。但往深处探究,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理论层面上讲,从东汉的书论一直到后来的许多画论—具体来看,从蔡邕到谢赫,再至张彦远、荆浩直至清人石涛,用笔一概构成了他们书画理论的核心问题。我并不是讲用笔等于中国画问题的全部,但忽略了用笔问题,无疑是抛弃了中国画的本体存在。石涛在《画语录》中将中国画的用笔问题提炼为一个抽象范畴:“一画”。他说“一画者,字画先有之根本也”,“人能从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还说:“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可以说,不懂得用笔,也不能把握“一画”,将用笔提升到“一画”的高度,就能参透天地、山川的形神和化育的根本。因此来讲,用笔就不只是一个技法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画的基本命脉。我深信,友宪正是从这种高度上来理解和重视用笔问题的,我记得友宪多次与我谈起唐人张彦远的一段话“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这段话与石涛之言是相通的,他也没有将用笔仅仅归结为一个技法问题,而是将之与中国画的“骨气”、“形意”这样一种本体精神紧密相连。作为画家,友宪乃是从绘画实践中深刻体悟到用笔的丰富内涵和美学价值的,在这方面他与这些先贤大师是心心相印的。著名画家周京新曾对我说:“友宪的用笔质量在全国来讲,是屈指可数的一位。”在南艺黄瓜园,如果说周京新多以墨取胜(当然并不排斥用笔)的话,那么友宪则以笔见著(同样也不排斥用墨)。在画史上,据史料所载,吴道子以笔为胜,项容则以墨见长,“八大山人长于笔,清湘大涤子长于墨”。可见一个画家只要在用笔或用墨上达到一种高度,就能在画史上立住脚跟,中国画创作,人人皆需用笔用墨,但并非人人皆能锤炼出一种笔墨高度。所以我们看到,友宪对画史上一些以笔取胜的画家推崇不已,在古代,他推崇顾恺之、吴道子,他们的用笔皆达到了一种与天地万物相参化合的审美高度;在现代,他推崇刘海粟、吕凤子的用笔;而在我这里,则推崇张友宪,友宪的用笔与物宛转,但又不质不形,如飞如动,透发出激越、奋厉的风调,这种风调使他的作品自然拥有一种卓立的风格气象。我一直认为,一个画家的风格形式,与许多因素如造型方式、题材选择、环境气质相关,但从最切近的意义上讲,却是与笔墨相连的,尤其是与用笔直接贯通,一个人如果用笔有了某种风调—一种从内在生命中吐露出来的、具有特有形态的用笔风调,那么他的绘画风格就必然会彰显而出,这里我想谈谈话题的第二个方面:友宪对于用笔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他对生命、人性的体察相联系的。据我所知,友宪在白描上具有精湛的功力,在素描上亦有很高造诣,造型严谨、笔触精细,绝非常人所能及也,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这种古典的表现手法与他内在的生命本性总有某种隔膜之感。因而几乎是同时,友宪已然在追求一种与生命内涵相合的、真气勃勃的笔墨形态了。我们从他早期素描作品《父亲》肖像中即可见到那种欲求挣脱谨严法度的生命彰显的表现主义倾向。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他将这种倾向定位而称之“大写意”。写意之“大”正在于生命本身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于生命所渗透于表现物象的深度和力度,更在于与之结合的用笔之深度和力度。可以说,友宪那种优质的用笔高度正是由其生命深度和力度所决定的。借用韩愈之言来讲,可谓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笔所发焉。友宪平日是一个言词见讷之人,然于画笔却是一位痛快淋漓的言说者,他于中国画诸种题材,乃是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精,其与人物,恢诡憰怪、尽显笔端;其与山水,则层峦叠峰、邃谷深崖、 岏突兀、岚气雾露,皆能挥毫而现;其与花鸟、纵横争折、枯木枝桠,更是笔意奋飞、令人神旺,真正做到万物皆驱使于笔下,没有丝毫的凝滞和犹豫,而是大手笔、大写意、大痛快也!
这几年友宪担任南艺美术学院院长,事务繁杂,然于绘画创作却从不稍懈,他经常带学生外出写生,归来后结集成册,观之自然生动,真切如睹,虽为小品,却仍是八面开锋,墨澜生色。据我所知,友宪读书之多是很多画家不能比拟的,前一段时间,他购置了百余本中国思想家丛书,计划一本本读完,我听了不由动容而生敬佩,读书明理,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把握社会、自然和艺术的大道理,古人称之为见“道”,从内在方面看,就是要充实、丰富人自身的生命质量和内涵,唐人张璪曾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能保证心源的内在充沛,你就必须通过学习储蓄,积累“源”的能量,这样才会在审美创造中有所“得”。友宪正是这样,他那高质量的笔墨表现和奋厉而激越的绘画风格形成不是偶然的。它能将一切写生的,长期修养而积蓄起来的艺术能量汇聚一体,诉诸于笔端,他能将传统的精粹和现代的人生感悟集中于一点—绘画创作真正成为他生命表白的自由载体。正是这样,你与友宪交谈、你看友宪的画作,会明显感到透出一种底气和信心。目前画坛不少人自以为名家、大家,现代媒体也确能将这些人拥推到这样的名分地位,然而他们大都是“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友宪在2007年有一则书法题跋,很好地表露了这一点,“余观今日各类刊行之作,深虑其笔墨也。数年来,画人每为孔方兄所累或有合意之构,亦多泛泛之笔耳。”的确,与友宪相比,他们其人其画多缺乏一种真正的底气和自信。在我看来,这种底气和自信才是一个大家所应有的人格风范。敢问诸君,你们从友宪的作品中,是否可以验证以上我之所言呢?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欢呼
我与友宪最早结交,且一直友谊笃厚,两人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自然是书画艺术。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话题可以集中地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画的用笔问题。表面看来,这大体属于中国画技法问题。但往深处探究,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理论层面上讲,从东汉的书论一直到后来的许多画论—具体来看,从蔡邕到谢赫,再至张彦远、荆浩直至清人石涛,用笔一概构成了他们书画理论的核心问题。我并不是讲用笔等于中国画问题的全部,但忽略了用笔问题,无疑是抛弃了中国画的本体存在。石涛在《画语录》中将中国画的用笔问题提炼为一个抽象范畴:“一画”。他说“一画者,字画先有之根本也”,“人能从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还说:“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可以说,不懂得用笔,也不能把握“一画”,将用笔提升到“一画”的高度,就能参透天地、山川的形神和化育的根本。因此来讲,用笔就不只是一个技法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画的基本命脉。我深信,友宪正是从这种高度上来理解和重视用笔问题的,我记得友宪多次与我谈起唐人张彦远的一段话“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这段话与石涛之言是相通的,他也没有将用笔仅仅归结为一个技法问题,而是将之与中国画的“骨气”、“形意”这样一种本体精神紧密相连。作为画家,友宪乃是从绘画实践中深刻体悟到用笔的丰富内涵和美学价值的,在这方面他与这些先贤大师是心心相印的。著名画家周京新曾对我说:“友宪的用笔质量在全国来讲,是屈指可数的一位。”在南艺黄瓜园,如果说周京新多以墨取胜(当然并不排斥用笔)的话,那么友宪则以笔见著(同样也不排斥用墨)。在画史上,据史料所载,吴道子以笔为胜,项容则以墨见长,“八大山人长于笔,清湘大涤子长于墨”。可见一个画家只要在用笔或用墨上达到一种高度,就能在画史上立住脚跟,中国画创作,人人皆需用笔用墨,但并非人人皆能锤炼出一种笔墨高度。所以我们看到,友宪对画史上一些以笔取胜的画家推崇不已,在古代,他推崇顾恺之、吴道子,他们的用笔皆达到了一种与天地万物相参化合的审美高度;在现代,他推崇刘海粟、吕凤子的用笔;而在我这里,则推崇张友宪,友宪的用笔与物宛转,但又不质不形,如飞如动,透发出激越、奋厉的风调,这种风调使他的作品自然拥有一种卓立的风格气象。我一直认为,一个画家的风格形式,与许多因素如造型方式、题材选择、环境气质相关,但从最切近的意义上讲,却是与笔墨相连的,尤其是与用笔直接贯通,一个人如果用笔有了某种风调—一种从内在生命中吐露出来的、具有特有形态的用笔风调,那么他的绘画风格就必然会彰显而出,这里我想谈谈话题的第二个方面:友宪对于用笔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他对生命、人性的体察相联系的。据我所知,友宪在白描上具有精湛的功力,在素描上亦有很高造诣,造型严谨、笔触精细,绝非常人所能及也,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这种古典的表现手法与他内在的生命本性总有某种隔膜之感。因而几乎是同时,友宪已然在追求一种与生命内涵相合的、真气勃勃的笔墨形态了。我们从他早期素描作品《父亲》肖像中即可见到那种欲求挣脱谨严法度的生命彰显的表现主义倾向。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他将这种倾向定位而称之“大写意”。写意之“大”正在于生命本身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于生命所渗透于表现物象的深度和力度,更在于与之结合的用笔之深度和力度。可以说,友宪那种优质的用笔高度正是由其生命深度和力度所决定的。借用韩愈之言来讲,可谓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笔所发焉。友宪平日是一个言词见讷之人,然于画笔却是一位痛快淋漓的言说者,他于中国画诸种题材,乃是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精,其与人物,恢诡憰怪、尽显笔端;其与山水,则层峦叠峰、邃谷深崖、 岏突兀、岚气雾露,皆能挥毫而现;其与花鸟、纵横争折、枯木枝桠,更是笔意奋飞、令人神旺,真正做到万物皆驱使于笔下,没有丝毫的凝滞和犹豫,而是大手笔、大写意、大痛快也!
这几年友宪担任南艺美术学院院长,事务繁杂,然于绘画创作却从不稍懈,他经常带学生外出写生,归来后结集成册,观之自然生动,真切如睹,虽为小品,却仍是八面开锋,墨澜生色。据我所知,友宪读书之多是很多画家不能比拟的,前一段时间,他购置了百余本中国思想家丛书,计划一本本读完,我听了不由动容而生敬佩,读书明理,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把握社会、自然和艺术的大道理,古人称之为见“道”,从内在方面看,就是要充实、丰富人自身的生命质量和内涵,唐人张璪曾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能保证心源的内在充沛,你就必须通过学习储蓄,积累“源”的能量,这样才会在审美创造中有所“得”。友宪正是这样,他那高质量的笔墨表现和奋厉而激越的绘画风格形成不是偶然的。它能将一切写生的,长期修养而积蓄起来的艺术能量汇聚一体,诉诸于笔端,他能将传统的精粹和现代的人生感悟集中于一点—绘画创作真正成为他生命表白的自由载体。正是这样,你与友宪交谈、你看友宪的画作,会明显感到透出一种底气和信心。目前画坛不少人自以为名家、大家,现代媒体也确能将这些人拥推到这样的名分地位,然而他们大都是“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友宪在2007年有一则书法题跋,很好地表露了这一点,“余观今日各类刊行之作,深虑其笔墨也。数年来,画人每为孔方兄所累或有合意之构,亦多泛泛之笔耳。”的确,与友宪相比,他们其人其画多缺乏一种真正的底气和自信。在我看来,这种底气和自信才是一个大家所应有的人格风范。敢问诸君,你们从友宪的作品中,是否可以验证以上我之所言呢?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