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1900～1995年），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3年，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在《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中向世界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虽然是很多东西的最早发现者和发明者，但最终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却是欧洲的科学和思想。“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伟大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对于这段吊诡的历史，李约瑟的答案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倶有”;“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他并不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向官吏专制和权力文化，“中国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布罗代尔语）。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华兹的“深层结构”、鲁迅的“铁屋”、柏杨的“酱缸”，说的都是一回事。黄仁宇进一步指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这里必须分清，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如果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更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中国传统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就如同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中国自古不缺乏熟练的技术，有无数工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却几乎没有研究技术原理的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伦理和道德。随着秦始皇建立专制极权，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基本失去了思想原创动力。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以后的2000多年称为“经学时代”，与之前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相对。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有内容都未能超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终清一代，读书人只能皓首穷经“代圣人立言”。正当西方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天朝却万马齐喑，文字成狱。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2000年前的希腊的水平。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但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在孔子、韩非子创立“做人”和“做官”方法的同一时代，古希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得、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虽然没有使希腊免于灭亡，但没有科学，西方世界就不会兴起。就中国古代而言，虽然不乏许多造福于世界的技术成就，但这些技术从未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牛顿和瓦特的水平。
　　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李约瑟难题”也不例外。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年代的话，那么这一切得益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相对而言，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创造精神要逊色得多。“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费正清语）另一方面，中国发达的农业产出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的流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成为歪门邪道。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最终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中国巨大的人口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
　　在古代中国权力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对统治者来说，他并没有使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使民穷国富，权力和资本的垄断是完全“反市场”的。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的帝国管制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利玛窦曾经这样记录：“官吏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们整天都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脆弱的私有产权造成人口失控，人口过剩又使提高效率的机器失去“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没有发明。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但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成了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重农抑商虽然一直都是“中国特色”，但清朝时期达到极致，而当时西方世界已经从重农走向重商，最后以国家力量发展自由贸易。康熙四十年（1710年），中国实业家几乎垄断了巴达维亚的糖业生产;84个糖厂中，中国拥有其中的79个;糖业工人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当荷兰殖民当局大肆屠杀中国商人时，清政府不仅坐视不救反而幸灾乐祸。清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税收、低价收购和无偿摊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层层设限，严厉控制，阻止其发展。中国许多城市虽然人口并不比伦敦、巴黎少，但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占主体，中国城市只是政治中心。这种城市的繁荣完全依靠官吏集团挥霍消费，基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民群体，更不用说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会和工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不远万里给天朝带来了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礼物;在天朝眼中，这些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贡品”和“玩好”;得知望远镜是玻璃而不是玉石制作后，天朝官吏无不鄙夷。在天朝的字典里，只有权力没有科学。
　　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狄德罗”的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在崇祯十年（1637年）刊行后，《天工开物》很快就传到日本和朝鲜，形成“开物之学”;辗转又在欧洲风靡，被达尔文等人奉若圭臬;但它却在中国失传，以至于很多年后再从日本传回时，人们竟不以为是国人所著。
　　英国学者毕瑟姆在《官僚制》中说：“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成为一种经济停滞的力量。”从“焚书坑儒”到“乾嘉学派”，专制皇权不仅垄断了暴力和权力，也垄断了一切知识和技术。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4000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能工巧匠之手”;皇家钟表工场雇用了近百名工人，其中包括不少欧洲技师。民间禁止一切火器，唯一的火器研发中心就设在养心殿。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犹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种：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狂热与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权利;个人有判断是非、批判权力的权利，同时权力接受民众的批判。只有开放社会才是进步的。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高华认为，由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剌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从生态研究出发，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中国与英国都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传统模式下，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中国一直处于糊口经济，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养活更多的人口，纤维（衣服）、燃料和森林（建材）都严重短缺;但西欧突然得到了大自己许多倍的美洲新大陆，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如棉花、木材和谷物，西欧因此跳出了生态制约，反倒人力成为紧缺资源，提高效率和代替人的机器因此被迫出现。
　　但在弗兰克看来，“李约瑟难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在世界经济史的宏大叙事中，全球化并不是18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而亚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将蒸汽机看作一场革命的话，那么火药和火器何尝不是一场革命呢？因此中国学者汪晖提出“宋朝资本主义”：欧洲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的10世纪，宋帝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出自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   作者：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