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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哪些人可算是知识分子，人们没有一致的看法。可大致地把从事教学、科研和写作的人们都称为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类：谋食者、竞技者和求道者。
知识分子中的谋食者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没有什么远大抱负，也没有很强的名利之心。他们教书、写作或搞研究，只是为了养家活口，即只是“为稻粱谋”，也许还出于一种不十分浓厚的个人兴趣。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又没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故不大可能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建树。但不可小瞧了他们的整体作用，大量的平凡工作是他们做的，没有他们所做的大量的平凡工作，就不可能有教育和学术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不可能有杰出学人的脱颖而出(杰出是平庸衬托出来的)。正如没有人民群众的辛勤劳作，就不可能有杰出人物的英雄创举。
竞技者是一心要在教学和学术上胜过同行的人们。他们有极强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往往有极好的天赋，即智商很高。今天，是他们在领导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是他们在主导着学术舞台。我们正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商品生产要求大批量。这种要求也强烈地影响着学界和教育界。为追求高效率，学界和教育界也制定了对个人成绩进行定量评估的标准，成果多的人能得到高报酬、高荣誉。今天的学人想出名靠“一本书”(据说50年代丁玲曾提出“一本书主义”)已远远不够了，没几个人能认认真真地把某人的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作者必须用“批量产品”去占领市场，让自己的名字不断地通过包装不同的出版物出现在读者面前才能出名。于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表明自己比同行利害，就必须出版、发表很多东西，像曹雪芹那样只写一部《红楼梦》，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生前只出版一本专著是不可能出名的。立誓写出经典的学人之“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只会淹没在出版物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竞技者们总是出版、发表很多著作或作品，而不再愚顽地坚持“十年磨一剑”。竞技者们的竞争意识极强，他们对同行的批评往往毫不留情，这能很好地促进学术繁荣和思想进步；但他们也容易借贬低他人而凸显自己。竞技者中的少数人由于功名利禄之心太强，往往也会做一些有违学术惯例、张扬出去颇不体面的事。竞技即技术竞赛。姑且不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哲学人文学科亦有个“技术”层面，例如外语水平的高低，逻辑思维的精密程度，对古代和国外文献的占有，等等。冯友兰先生曾把诗分为“止于技底诗”与“进于道底诗”(参见《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413页)。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亦可分为“止于技底”与“进于道底”。竞技者的追求往往“止于技”，他们要与同行一比高下的就是“技术”，也只有在技术层面，从事同一行当的人才能一比高下。
求道者是执着的真理追求者。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求道者。张子一意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亦为求道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是“终极关怀”，为了求道，得道，可抛却世俗的功名利禄，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求道者并不十分在意同行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要与同行一争高下。求道者追求的目标是超越的，而非世俗的。求道者与竞技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求道者不太看重世俗的荣誉，而竞技者极看重世俗的荣誉。不仅政府和大众授予或认同的荣誉是世俗的荣誉，学术界所授予或认同的荣誉也是世俗的荣誉。竞技者中的少数人可能不看重政府和大众给予的荣誉，但他们不可能不看重学界所给予的荣誉，求道者则连这种荣誉也并不十分看重。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或道更重要，得到荣誉并不意味着寻得了真理。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今天的求道者一概是可笑迂腐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人”。但多数人的看法不见得就正确。求道者的境遇可能很糟糕，可能极为穷愁潦倒，但他们若有幸拥有足以保证温饱的收入，那便肯定拥有充实而又幸福的生活。从学术上看，真正能影响后世的学人不是那些竞技者，而是极少数求道者。哲学人文学科所求之道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层次，形而上的真理不是技术性的，而是高度抽象的，高度综合性的，是对世界、社会与人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是大智慧，是真正的远见灼识。当然，求道者所求之道不能不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求道者不能不具备基本的“技术”，但“技术”只是他求道的工具，而不是最高目的。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求道者大约不会认为道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真理体系，不会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指望一朝得道便万事大吉，他们只能永远行进在求索的道路上。
现代社会特重技术，特重智能，这是启蒙之后西方唯理智主义文化价值导向的结果。工程技术人员和哲学人文学界的竞技者是现代建设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但在现代文明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芸芸众生和竞技者们对这些危机浑然不觉。只有求道者有足够的远见灼识从而能看到这种潜伏的危机。现代社会该适时地听一听极少数求道者所发出的微弱呼声，以免被现代技术的巨大惯性带入毁灭的深渊。这里没有贬低技术的意思，人类不能不发展技术，解决像生态破坏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必须诉诸技术，但人类仅有技术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须有大智慧的指引，才能保证生存的安全。求道者是追求大智慧者，他们今天被我们 嘲笑为“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们有可能为后人所景仰。
知识分子中的谋食者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没有什么远大抱负，也没有很强的名利之心。他们教书、写作或搞研究，只是为了养家活口，即只是“为稻粱谋”，也许还出于一种不十分浓厚的个人兴趣。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又没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故不大可能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建树。但不可小瞧了他们的整体作用，大量的平凡工作是他们做的，没有他们所做的大量的平凡工作，就不可能有教育和学术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不可能有杰出学人的脱颖而出(杰出是平庸衬托出来的)。正如没有人民群众的辛勤劳作，就不可能有杰出人物的英雄创举。
竞技者是一心要在教学和学术上胜过同行的人们。他们有极强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往往有极好的天赋，即智商很高。今天，是他们在领导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是他们在主导着学术舞台。我们正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商品生产要求大批量。这种要求也强烈地影响着学界和教育界。为追求高效率，学界和教育界也制定了对个人成绩进行定量评估的标准，成果多的人能得到高报酬、高荣誉。今天的学人想出名靠“一本书”(据说50年代丁玲曾提出“一本书主义”)已远远不够了，没几个人能认认真真地把某人的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作者必须用“批量产品”去占领市场，让自己的名字不断地通过包装不同的出版物出现在读者面前才能出名。于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表明自己比同行利害，就必须出版、发表很多东西，像曹雪芹那样只写一部《红楼梦》，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生前只出版一本专著是不可能出名的。立誓写出经典的学人之“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只会淹没在出版物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竞技者们总是出版、发表很多著作或作品，而不再愚顽地坚持“十年磨一剑”。竞技者们的竞争意识极强，他们对同行的批评往往毫不留情，这能很好地促进学术繁荣和思想进步；但他们也容易借贬低他人而凸显自己。竞技者中的少数人由于功名利禄之心太强，往往也会做一些有违学术惯例、张扬出去颇不体面的事。竞技即技术竞赛。姑且不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哲学人文学科亦有个“技术”层面，例如外语水平的高低，逻辑思维的精密程度，对古代和国外文献的占有，等等。冯友兰先生曾把诗分为“止于技底诗”与“进于道底诗”(参见《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413页)。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亦可分为“止于技底”与“进于道底”。竞技者的追求往往“止于技”，他们要与同行一比高下的就是“技术”，也只有在技术层面，从事同一行当的人才能一比高下。
求道者是执着的真理追求者。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求道者。张子一意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亦为求道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是“终极关怀”，为了求道，得道，可抛却世俗的功名利禄，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求道者并不十分在意同行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要与同行一争高下。求道者追求的目标是超越的，而非世俗的。求道者与竞技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求道者不太看重世俗的荣誉，而竞技者极看重世俗的荣誉。不仅政府和大众授予或认同的荣誉是世俗的荣誉，学术界所授予或认同的荣誉也是世俗的荣誉。竞技者中的少数人可能不看重政府和大众给予的荣誉，但他们不可能不看重学界所给予的荣誉，求道者则连这种荣誉也并不十分看重。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或道更重要，得到荣誉并不意味着寻得了真理。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今天的求道者一概是可笑迂腐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人”。但多数人的看法不见得就正确。求道者的境遇可能很糟糕，可能极为穷愁潦倒，但他们若有幸拥有足以保证温饱的收入，那便肯定拥有充实而又幸福的生活。从学术上看，真正能影响后世的学人不是那些竞技者，而是极少数求道者。哲学人文学科所求之道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层次，形而上的真理不是技术性的，而是高度抽象的，高度综合性的，是对世界、社会与人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是大智慧，是真正的远见灼识。当然，求道者所求之道不能不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求道者不能不具备基本的“技术”，但“技术”只是他求道的工具，而不是最高目的。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求道者大约不会认为道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真理体系，不会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指望一朝得道便万事大吉，他们只能永远行进在求索的道路上。
现代社会特重技术，特重智能，这是启蒙之后西方唯理智主义文化价值导向的结果。工程技术人员和哲学人文学界的竞技者是现代建设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但在现代文明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芸芸众生和竞技者们对这些危机浑然不觉。只有求道者有足够的远见灼识从而能看到这种潜伏的危机。现代社会该适时地听一听极少数求道者所发出的微弱呼声，以免被现代技术的巨大惯性带入毁灭的深渊。这里没有贬低技术的意思，人类不能不发展技术，解决像生态破坏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必须诉诸技术，但人类仅有技术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须有大智慧的指引，才能保证生存的安全。求道者是追求大智慧者，他们今天被我们 嘲笑为“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们有可能为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