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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即将揭幕之际，教育问题更加引人关注。在此，我想坦率地就最近各种教育改革议论的动向阐述己见，进行若干具体的提议。
最近，专家指出：“每个孩子都有可能出现旷课现象。”前阵，日本文部省在1999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中指出：小学、中学旷课的学生人数已逾13万。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多人数。在每290位小学生、40位中学生中就有1人，一个班级就有一位学生为此苦恼。
学生因被欺负而自杀等悲剧层出不穷。最近，滥用毒品也有蔓延的趋势，令人担忧。
最近几年，频频发生十四五岁少年的杀人事件。进入今年，又发生17岁青少年杀害家庭主妇、劫持高速公共汽车、用金属球棒杀人等事件，震撼全日本。
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正有待教育界人士与深谙青少年心理的专家们分析解决。恕我直言，大人在面对如此事态时，不正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吗?
作为祈愿未来主人翁能健全成长的众人之一，我曾于16年前在创价学会全国教师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的目标——我的感想》倡言。
我指出教育改革不应以政治为主导，应以人为主，就其理念、目标，具体提出为“整体性”“创造性”和“国际性”。
当时的教育状况也令人担忧：失足青少年激增，校内暴力事件、旷课现象频发等。不仅让直接相关的家长、教师忧心，更令许多有心人士慨叹不已。
15年后的今天，虽经有关人士不断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事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司空见惯，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尤其最近特别严重的是所谓“班级崩溃”的现象，即学生不听教师话，班级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过去，这现象在中学比较多见，但近几年，甚至出现在小学的低年级。
问题严重的地方，竟出现在从幼儿园升小学的阶段。儿童们没有群体观念，班级机能陷于瘫痪。
据调查显示，本应全面负责照顾孩子的教师，竟有1/3的人曾想放弃担任班主任的工作。
如此下去，学校有可能丧失期固有的机能。
近来，除了旷课、欺负弱小、班级秩序崩溃等问题外，更让教师们操心的是学习能力下降这问题。
正如很多学生讨厌算术、数学或理科那样，学生厌倦学习的现象，实令人焦虑。各种调查表明，日本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有普遍下降的趋势。各媒体纷纷指出：受此影响，甚至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理解授课内容，不得不依靠补习学校教师进行补课。
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前人的智能传给后人，通过学习人类共有财产，酝酿为创造力的源泉。把孩子们这种“厌倦学习”的现象视为教育的失败，会是过于偏激吗?
孩子们“厌倦学习”的主因是过于偏重填鸭式教育，以及过激的升学考试战争。
在现今的情况下，缩短上课时间，只会使部分学生把增加的自修时间花费在更多的补习班上，另一部分则会花在电视、游戏机等上，根本不能达到学习指导纲要的目的。
我同样担心，像旷课等孩子们的苦恼是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根深蒂固，单改变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不能立刻解决问题的。
孩子们旷课或逃避学习的现象，其病理背景不单局限于学校，亦存在于社会及家庭等方面。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全社会本有的教育能力的衰退。
所谓人，从广义上来看是要靠教育造就成人，但在目前的我国，教育机能已陷入不健全状态，其弊病集中反映在社会中最脆弱、最敏感的青少年身上。谚语有云，“孩子是社会的镜子”，我们在商讨教育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万古常新的法则。
这样说，可能会被指责为把所有问题都转向本质论，是一种还原主义。但是我认为，大人应时常以孩子这面“镜子”来纠正自我。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反省的目光，所有出于好意的改革，都会变为治标不治本的片面补救。
正如接连发生的涉及保险金谋杀案所象征的一样，丧失目的观、价值观的社会，必然招致拜金主义等的猖狂横行。成人的这些丑态，又怎会不影响孩子的心灵呢?在一个前辈未能以身作则的社会，很难期望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很多传媒只顾报道诱人瞩目、哗众取宠的新闻，但事实上有不少人对这种社会现状仍不屑一顾，过着作家山田太一氏所希望的“以身作则示范孩子”的生活。
虽然他们本着自己的宗旨，自豪而努力地过着每一天，可是，现实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最近，时常听见人们以怀旧的心情渲染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骨气，这正显示了现今日本社会的缺陷。
在最近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动向中，不时呼吁要求修改战后教育的支柱——“教育基本法”，相信也是起因于这背景。
首相的私人咨询机关“教育改革国民会议”7月份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人认为有必要修改教育基本法”，提出“在前文及第一项目中，过分强调个人或普遍意义的人类，缺乏尊重国家、乡里、传统、文化、家庭、自然等精神”。
虽然不是“国民会议”的报告，但为弥补这些欠缺的部分，有人主张应加入“教育敕语”中的“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夫妇和睦、信赖朋友、恭谦持己、博爱及众……”等语句，颇有复古的倾向。
附带言之，“教育基本法”的第一项“教育目的”，强调“教育应以完善人格的目标，培养能建设和平国家及社会、能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勤劳、尽责、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全的国民”。
此条文立足于尊重个人，以“完善人格”为目标，于古今内外对谁而言都应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普遍理念”的正当性，应不断从不同风俗习惯的立场加以验证。就这点来说，若回顾制定“教育基本”的经纬时，不难发现日本教育界的想法似乎过于天真。
人，是一“个体”的同时，也是“人伦”中的一个因素。“个体”要成为真正的“个体”，即为了“完善人格”，只能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为形成“人伦”，必须抑制幼稚的利己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成长、成熟。可见，我们过于低估了要实践这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困难的现实。
一言以蔽之，人因过分强调个性或自由，导致“个人”变质为“私人”。对人的利己主义，我们通常太没防备、缺乏警戒。
不管是战前的富国强兵政策，还是战后的经济大国主义，以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为目标而急起直追的近代日本政策，及从明治时期来一直以达成此目标为其教育方针的教育政策，也都明显地陷入僵局。在社会从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时代的同时，教育方针也不得不加以修正。
值此，我要呼吁，在思索21世纪教育之际，把“为社会的教育体系”转换成“为教育的社会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为教育的社会”思考模式，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主任罗伯·撒曼(Robert Thurman)博士。
我曾与博士晤谈数次，每每对他的渊博见识感铭肺腑。博士在接受美国SGI(国际创价学会)机关报采访时，对教育在社会应起如何作用的提问，作了如下的回答：
“你这提问错了，应该问‘社会对教育应如何发挥作用’才对。我认为，教育是人生命的目的。”
不愧为真知灼见。博士说，这构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最初的教师”之一的释迦牟尼的影响。与康德的人格哲学相似，释迦主张自由的人格，不应成为达成其它目的的手段，因其自身就是目的。
与此相反，日本乃至20世纪的整个世界，往往把使人获得“完善人格”，即使人活得有价值的教育，从属于其它目的，或贬之为达成目的的手段。
尤其是作为国家近代化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从属于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国家目标，被贬为专门为此等效力的“培养人材”手段。
当然，这种教育制度完全培养不出丰富多彩的人格，只能铸造同一模式、特定类型的人物形象。
把教育视为一种手段，也就等于把人视为一种手段。
20世纪的战争与暴力无止无休，而最为遗憾的是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屠杀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可归咎于科技使武器的杀伤力增大，而另一方面，更是由于近代文明的颠倒价值所致。我们没有把价值基准搁置于人，没有正确地掌握教育这人的本源活动。
与此相关，我对最近围绕“IT(信息技术)革命”的动向也难掩不安。
的确，正如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冲绳宪章中所强调的：“IT是构成21世纪最强力量之一”，“IT革命”确实形成21世纪的巨大潮流，日本也不能落后。
正因如此，例如提到学力下降的问题时，大学有关人士经常指出，假如对显著低落的理科学力置之不理，定将会给日本的经济或技术方面带来不良影响，使日本落伍于迈进“IT革命”的世界行例。
这当然也令人担心。在此姑且不提全球化的是与非，21世纪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在闭关自守的锁国时代还可得过且过，现在的日本不能不投身于这股潮流之中。
我感到忧虑的是，这种呼吁提高学力的目的，不仍是故态依然地重蹈“为社会的教育”之覆辙吗?
IT革命，只要具有颠覆近代文明基盘的威力，对人类社会就必定会有其明与暗的影响。
眼观现状，虽不如过去的“未来论”那么轰动，但也是极乐观地在大事宣传“明”的部分。
在金融界率先进行IT革命的美国，于“金钱资本主义”、“赌博资本主义”好像在独领风骚，但其“暗”的部分毋容置疑地确实在扩散着。大张旗鼓宣传的IT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的若只是拜金主义风潮，那意义又何在?
我建议，应重新思考“完善人格”的含义。
“完善人格”，在教育基本法中被视为“教育目的”，为什么如此难以落实?难道不能把它变成内容充实的普遍理念?显然，个中蕴含着一切教育改革的“原点”，再三强调也不为过。
为此，我尝试把“完善人格”更替为“幸福”，那又如何?
身为卓越教育家的创价学会初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一直大力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
当今牧口教育学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注目，但在战前的军国主义下，当所有教育机关在忙着培养“皇国少年”、“军国少年”时，牧口先生独自抗拒时代歪风，呼吁只有“孩子的幸福”才最为重要，批评教育诏书“只会教示人类生活道德的最低基准”。换而言之，牧口会长独具慧眼、有先见之明，他在当时就坚定指出不应是“为社会的教育”，而应该是“为教育的社会”。
顺便一提，以教育为核心，把“享乐”误解为“幸福”，我认为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最大错误。这种张冠李戴的误解，使“自由”堕落为“放纵”、“为所欲为”，视“和平”为“怯懦”、“安逸”，把“人权”沦陷为“独善”，使“民主主义”坠入“众愚主义”。
结果，不单达不成“完善人格”，反而培养出大批心态幼稚、无视他人意见、桀骜不驯的“大少爷”。
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联结”，才能活得像人，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充实、幸福。这正是佛法“缘起观”所讲述的人生观、幸福观的核心。
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等等，难免发生激烈的冲突、矛盾、对立、纠缠。只要坚韧不拔地加以克服，使之升华为应有的“联结”关系，那么，自己的个性与人格也将同增光泽。
一旦切断这种“联结”，人的灵魂只能毫无目的地徘徊在孤独的黑暗中，精神医学用语称之为“沟通不健全”。总而言之，这问题就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淡薄的病根。
就此，围绕“少年法”时下众说纷纭。激增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凶恶化，只是此病根的冰山一角，光凭现在的议论无法解决问题。我们要一边倾听孩子们在黑暗中渴求救愈的心声，一边耐心地恢复与他们的沟通，这才是成人的责任和义务。
有则轶事：人们评价苏格拉底对青年的感化力像“电鳐”。对此，他说，正因为自己的身体通着电流，所以才能使他人感到触电发麻。
在思考教育力量之际，这既是万古不变，也是不能改变的王道。总之，能打动人心的只有人心。
创价学会教育部的宗旨是“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环境”。最后，我经阅览他们的报告，得知他们通过十多年的辛勤，已积累了逾万份的教育实践记录，令人深感欣慰。
把教育列为最优先的国民课题，进一步加深讨论，当然很重要。但应注意，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切忌因过于追求所谓的“特效药”而缺乏长期展望，落得“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应随时代变化，不断摸索。但是，不可否认，改革的方向时常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左右，或是采取只顾眼前的措施。就是在战前，这样的弊害也曾成为问题。
牧口会长在《他价教育学体系》中指出：“如同修理旧房屋，只是采取所谓修修补补的应急措施，结果是留下像今天这样虎头蛇尾的教育制度。学校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使进入校门的青少年前途茫然，一片困惑。”
教育是培育下一代的远大事业，绝不应受当时政治权力的左右，要有自主性。这也是牧口会长及户田第二任会长奋不顾身对抗推崇战争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信念。
我认为，不该因过分指责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而推行可能会破坏其基础的全盘缩减政策。正确的改革，应该注重探讨怎样才能使学校教育恢复“教授正确智育”的本来面貌。
要真正改变学校教育，我认为必须进行“内在的改革”。
我提议的制度是，改变目前中央主导的统一指导系统，扩大各校的自主范围，校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透明，扩大基于前项选出的校长权限，嘉奖教员创新精神。
以往的改革，是从上而下、附带各种制约的号令，使第一线的教员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应付，难以期待能出现什么创新立意。
教育之本是为了孩子，而不是“国家的专有物”。国家深入仔细地干涉包括检定教科书和学习指导要领的制度，既不能培养学校和教师的自律性，也不能培育孩子的个性和创造力。
今后，政府该做的应仅止于制订统一基准的大纲，尊重第一线的自主运作。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教师们应该在现场不断摸索，相互积极努力地谋求上进。
最近的教育改革议论中，有人提出实施“教师文凭”的更新制度，以此管理教师的个人资质。但我认为，要真正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须是学校全体团结一致共同挑战。
例如，举办“开放课堂”，跨越学科及学校的架构，所有教师都定期公开自己的授课来进行校内研修，或通过积极与邻近学校交流来增进教育研修。
就像在一般的企业，以终身雇用和年资序列为主轴的日本式制度已行不通，如果没有良性的相互竞争，人的团体则难以有所进展。
为了提升学校教育的品质，必须超越教师间的不同立场，相互“刺激”和“启发”，共同切磋琢磨，加强彼此的联系，努力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
另外，对家长或社区的有关人士，定期设定学校开放日，同一社区的高中、初中、小学教师之间积极交换意见，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加深社区的合作关系。
最近，专家指出：“每个孩子都有可能出现旷课现象。”前阵，日本文部省在1999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中指出：小学、中学旷课的学生人数已逾13万。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多人数。在每290位小学生、40位中学生中就有1人，一个班级就有一位学生为此苦恼。
学生因被欺负而自杀等悲剧层出不穷。最近，滥用毒品也有蔓延的趋势，令人担忧。
最近几年，频频发生十四五岁少年的杀人事件。进入今年，又发生17岁青少年杀害家庭主妇、劫持高速公共汽车、用金属球棒杀人等事件，震撼全日本。
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正有待教育界人士与深谙青少年心理的专家们分析解决。恕我直言，大人在面对如此事态时，不正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吗?
作为祈愿未来主人翁能健全成长的众人之一，我曾于16年前在创价学会全国教师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的目标——我的感想》倡言。
我指出教育改革不应以政治为主导，应以人为主，就其理念、目标，具体提出为“整体性”“创造性”和“国际性”。
当时的教育状况也令人担忧：失足青少年激增，校内暴力事件、旷课现象频发等。不仅让直接相关的家长、教师忧心，更令许多有心人士慨叹不已。
15年后的今天，虽经有关人士不断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事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司空见惯，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尤其最近特别严重的是所谓“班级崩溃”的现象，即学生不听教师话，班级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过去，这现象在中学比较多见，但近几年，甚至出现在小学的低年级。
问题严重的地方，竟出现在从幼儿园升小学的阶段。儿童们没有群体观念，班级机能陷于瘫痪。
据调查显示，本应全面负责照顾孩子的教师，竟有1/3的人曾想放弃担任班主任的工作。
如此下去，学校有可能丧失期固有的机能。
近来，除了旷课、欺负弱小、班级秩序崩溃等问题外，更让教师们操心的是学习能力下降这问题。
正如很多学生讨厌算术、数学或理科那样，学生厌倦学习的现象，实令人焦虑。各种调查表明，日本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有普遍下降的趋势。各媒体纷纷指出：受此影响，甚至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理解授课内容，不得不依靠补习学校教师进行补课。
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前人的智能传给后人，通过学习人类共有财产，酝酿为创造力的源泉。把孩子们这种“厌倦学习”的现象视为教育的失败，会是过于偏激吗?
孩子们“厌倦学习”的主因是过于偏重填鸭式教育，以及过激的升学考试战争。
在现今的情况下，缩短上课时间，只会使部分学生把增加的自修时间花费在更多的补习班上，另一部分则会花在电视、游戏机等上，根本不能达到学习指导纲要的目的。
我同样担心，像旷课等孩子们的苦恼是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根深蒂固，单改变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不能立刻解决问题的。
孩子们旷课或逃避学习的现象，其病理背景不单局限于学校，亦存在于社会及家庭等方面。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全社会本有的教育能力的衰退。
所谓人，从广义上来看是要靠教育造就成人，但在目前的我国，教育机能已陷入不健全状态，其弊病集中反映在社会中最脆弱、最敏感的青少年身上。谚语有云，“孩子是社会的镜子”，我们在商讨教育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万古常新的法则。
这样说，可能会被指责为把所有问题都转向本质论，是一种还原主义。但是我认为，大人应时常以孩子这面“镜子”来纠正自我。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反省的目光，所有出于好意的改革，都会变为治标不治本的片面补救。
正如接连发生的涉及保险金谋杀案所象征的一样，丧失目的观、价值观的社会，必然招致拜金主义等的猖狂横行。成人的这些丑态，又怎会不影响孩子的心灵呢?在一个前辈未能以身作则的社会，很难期望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很多传媒只顾报道诱人瞩目、哗众取宠的新闻，但事实上有不少人对这种社会现状仍不屑一顾，过着作家山田太一氏所希望的“以身作则示范孩子”的生活。
虽然他们本着自己的宗旨，自豪而努力地过着每一天，可是，现实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最近，时常听见人们以怀旧的心情渲染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骨气，这正显示了现今日本社会的缺陷。
在最近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动向中，不时呼吁要求修改战后教育的支柱——“教育基本法”，相信也是起因于这背景。
首相的私人咨询机关“教育改革国民会议”7月份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人认为有必要修改教育基本法”，提出“在前文及第一项目中，过分强调个人或普遍意义的人类，缺乏尊重国家、乡里、传统、文化、家庭、自然等精神”。
虽然不是“国民会议”的报告，但为弥补这些欠缺的部分，有人主张应加入“教育敕语”中的“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夫妇和睦、信赖朋友、恭谦持己、博爱及众……”等语句，颇有复古的倾向。
附带言之，“教育基本法”的第一项“教育目的”，强调“教育应以完善人格的目标，培养能建设和平国家及社会、能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勤劳、尽责、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全的国民”。
此条文立足于尊重个人，以“完善人格”为目标，于古今内外对谁而言都应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普遍理念”的正当性，应不断从不同风俗习惯的立场加以验证。就这点来说，若回顾制定“教育基本”的经纬时，不难发现日本教育界的想法似乎过于天真。
人，是一“个体”的同时，也是“人伦”中的一个因素。“个体”要成为真正的“个体”，即为了“完善人格”，只能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为形成“人伦”，必须抑制幼稚的利己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成长、成熟。可见，我们过于低估了要实践这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困难的现实。
一言以蔽之，人因过分强调个性或自由，导致“个人”变质为“私人”。对人的利己主义，我们通常太没防备、缺乏警戒。
不管是战前的富国强兵政策，还是战后的经济大国主义，以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为目标而急起直追的近代日本政策，及从明治时期来一直以达成此目标为其教育方针的教育政策，也都明显地陷入僵局。在社会从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时代的同时，教育方针也不得不加以修正。
值此，我要呼吁，在思索21世纪教育之际，把“为社会的教育体系”转换成“为教育的社会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为教育的社会”思考模式，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主任罗伯·撒曼(Robert Thurman)博士。
我曾与博士晤谈数次，每每对他的渊博见识感铭肺腑。博士在接受美国SGI(国际创价学会)机关报采访时，对教育在社会应起如何作用的提问，作了如下的回答：
“你这提问错了，应该问‘社会对教育应如何发挥作用’才对。我认为，教育是人生命的目的。”
不愧为真知灼见。博士说，这构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最初的教师”之一的释迦牟尼的影响。与康德的人格哲学相似，释迦主张自由的人格，不应成为达成其它目的的手段，因其自身就是目的。
与此相反，日本乃至20世纪的整个世界，往往把使人获得“完善人格”，即使人活得有价值的教育，从属于其它目的，或贬之为达成目的的手段。
尤其是作为国家近代化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从属于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国家目标，被贬为专门为此等效力的“培养人材”手段。
当然，这种教育制度完全培养不出丰富多彩的人格，只能铸造同一模式、特定类型的人物形象。
把教育视为一种手段，也就等于把人视为一种手段。
20世纪的战争与暴力无止无休，而最为遗憾的是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屠杀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可归咎于科技使武器的杀伤力增大，而另一方面，更是由于近代文明的颠倒价值所致。我们没有把价值基准搁置于人，没有正确地掌握教育这人的本源活动。
与此相关，我对最近围绕“IT(信息技术)革命”的动向也难掩不安。
的确，正如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冲绳宪章中所强调的：“IT是构成21世纪最强力量之一”，“IT革命”确实形成21世纪的巨大潮流，日本也不能落后。
正因如此，例如提到学力下降的问题时，大学有关人士经常指出，假如对显著低落的理科学力置之不理，定将会给日本的经济或技术方面带来不良影响，使日本落伍于迈进“IT革命”的世界行例。
这当然也令人担心。在此姑且不提全球化的是与非，21世纪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在闭关自守的锁国时代还可得过且过，现在的日本不能不投身于这股潮流之中。
我感到忧虑的是，这种呼吁提高学力的目的，不仍是故态依然地重蹈“为社会的教育”之覆辙吗?
IT革命，只要具有颠覆近代文明基盘的威力，对人类社会就必定会有其明与暗的影响。
眼观现状，虽不如过去的“未来论”那么轰动，但也是极乐观地在大事宣传“明”的部分。
在金融界率先进行IT革命的美国，于“金钱资本主义”、“赌博资本主义”好像在独领风骚，但其“暗”的部分毋容置疑地确实在扩散着。大张旗鼓宣传的IT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的若只是拜金主义风潮，那意义又何在?
我建议，应重新思考“完善人格”的含义。
“完善人格”，在教育基本法中被视为“教育目的”，为什么如此难以落实?难道不能把它变成内容充实的普遍理念?显然，个中蕴含着一切教育改革的“原点”，再三强调也不为过。
为此，我尝试把“完善人格”更替为“幸福”，那又如何?
身为卓越教育家的创价学会初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一直大力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
当今牧口教育学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注目，但在战前的军国主义下，当所有教育机关在忙着培养“皇国少年”、“军国少年”时，牧口先生独自抗拒时代歪风，呼吁只有“孩子的幸福”才最为重要，批评教育诏书“只会教示人类生活道德的最低基准”。换而言之，牧口会长独具慧眼、有先见之明，他在当时就坚定指出不应是“为社会的教育”，而应该是“为教育的社会”。
顺便一提，以教育为核心，把“享乐”误解为“幸福”，我认为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最大错误。这种张冠李戴的误解，使“自由”堕落为“放纵”、“为所欲为”，视“和平”为“怯懦”、“安逸”，把“人权”沦陷为“独善”，使“民主主义”坠入“众愚主义”。
结果，不单达不成“完善人格”，反而培养出大批心态幼稚、无视他人意见、桀骜不驯的“大少爷”。
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联结”，才能活得像人，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充实、幸福。这正是佛法“缘起观”所讲述的人生观、幸福观的核心。
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等等，难免发生激烈的冲突、矛盾、对立、纠缠。只要坚韧不拔地加以克服，使之升华为应有的“联结”关系，那么，自己的个性与人格也将同增光泽。
一旦切断这种“联结”，人的灵魂只能毫无目的地徘徊在孤独的黑暗中，精神医学用语称之为“沟通不健全”。总而言之，这问题就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淡薄的病根。
就此，围绕“少年法”时下众说纷纭。激增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凶恶化，只是此病根的冰山一角，光凭现在的议论无法解决问题。我们要一边倾听孩子们在黑暗中渴求救愈的心声，一边耐心地恢复与他们的沟通，这才是成人的责任和义务。
有则轶事：人们评价苏格拉底对青年的感化力像“电鳐”。对此，他说，正因为自己的身体通着电流，所以才能使他人感到触电发麻。
在思考教育力量之际，这既是万古不变，也是不能改变的王道。总之，能打动人心的只有人心。
创价学会教育部的宗旨是“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环境”。最后，我经阅览他们的报告，得知他们通过十多年的辛勤，已积累了逾万份的教育实践记录，令人深感欣慰。
把教育列为最优先的国民课题，进一步加深讨论，当然很重要。但应注意，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切忌因过于追求所谓的“特效药”而缺乏长期展望，落得“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应随时代变化，不断摸索。但是，不可否认，改革的方向时常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左右，或是采取只顾眼前的措施。就是在战前，这样的弊害也曾成为问题。
牧口会长在《他价教育学体系》中指出：“如同修理旧房屋，只是采取所谓修修补补的应急措施，结果是留下像今天这样虎头蛇尾的教育制度。学校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使进入校门的青少年前途茫然，一片困惑。”
教育是培育下一代的远大事业，绝不应受当时政治权力的左右，要有自主性。这也是牧口会长及户田第二任会长奋不顾身对抗推崇战争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信念。
我认为，不该因过分指责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而推行可能会破坏其基础的全盘缩减政策。正确的改革，应该注重探讨怎样才能使学校教育恢复“教授正确智育”的本来面貌。
要真正改变学校教育，我认为必须进行“内在的改革”。
我提议的制度是，改变目前中央主导的统一指导系统，扩大各校的自主范围，校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透明，扩大基于前项选出的校长权限，嘉奖教员创新精神。
以往的改革，是从上而下、附带各种制约的号令，使第一线的教员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应付，难以期待能出现什么创新立意。
教育之本是为了孩子，而不是“国家的专有物”。国家深入仔细地干涉包括检定教科书和学习指导要领的制度，既不能培养学校和教师的自律性，也不能培育孩子的个性和创造力。
今后，政府该做的应仅止于制订统一基准的大纲，尊重第一线的自主运作。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教师们应该在现场不断摸索，相互积极努力地谋求上进。
最近的教育改革议论中，有人提出实施“教师文凭”的更新制度，以此管理教师的个人资质。但我认为，要真正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须是学校全体团结一致共同挑战。
例如，举办“开放课堂”，跨越学科及学校的架构，所有教师都定期公开自己的授课来进行校内研修，或通过积极与邻近学校交流来增进教育研修。
就像在一般的企业，以终身雇用和年资序列为主轴的日本式制度已行不通，如果没有良性的相互竞争，人的团体则难以有所进展。
为了提升学校教育的品质，必须超越教师间的不同立场，相互“刺激”和“启发”，共同切磋琢磨，加强彼此的联系，努力提高学校的教育能力。
另外，对家长或社区的有关人士，定期设定学校开放日，同一社区的高中、初中、小学教师之间积极交换意见，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加深社区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