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祁门市“民警工作餐‘饮酒死’获赔130万”事件刚退出公共视野，广东省韶光市“官员接受老板宴请，酒后死亡政府赔75万”的消息，又引发关注。
　　这次“喝酒死”的是韶关沙坪镇副镇长黄宜宾。他在接受当地私人老板吃请后，次日凌晨在镇政府宿舍死亡。之后，在未查清死因的情况下，当地镇政府欲给35万元“赔偿”，但经不住其家属的“天天闹”，与其达成协议：镇政府给家属75万元、帮其妻子完成工作调动。但因工作调动未落实，黄宜宾妻子还到韶关市纪委举报。
　　如果说，祁门警察因“饮酒死”获赔130万元的巨款，包括“因公牺牲”的75万元抚恤金和“对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部分”的垫付，已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那官员吃私宴后死亡，也要政府赔钱，更让人生出“纳税人当冤大头”的感慨。为什么一些公务人员“喝酒死”后，总能获得公款赔偿？
　　追根溯源，问题恐怕在于，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适用于普通职工，却不适用于公务员，公务员本身没有独立的工伤制度，长期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执行，而军人死亡按三类情况抚恤：病故、因公牺牲、烈士。这就导致：一是公务员“因公牺牲”的适用标准，远比普通职工的工伤“优惠”；二是具体标准比较模糊，让死者家属与政府间有了“博弈”空间，最终却由纳税人来埋单。
　　普通职工因醉酒身亡，法规明确不能定为工伤；而官员“喝酒死”却可能套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在执行任务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的条款，被认定“因公牺牲”。而又因“参照”执行，基层政府在执行中从宽掌握，使近年来官员“喝酒死”后得到巨额赔偿的事，屡屡被曝光。这次一个吃私宴“喝酒死”的官员获赔，就再证其积弊。
　　也正因公务员适用着比普通职工“实惠”得多的工伤标准，“乱赔偿”的现象才会层出不穷。以此个案而言，当地政府不走司法途径，在对涉事官员之死定性不明的情况下就赔75万元，有无违规，显然应深入查究。而就长远看，解决公务人员工伤标准问题，才是关键。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季鸿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