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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戏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受民众喜爱。本文将从水浒戏与侠义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探讨水浒戏的魅力。文章第一部分探讨水浒戏的来源问题，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是水浒戏的两个主要来源。第二部分探讨水浒戏的发展概况，以《水浒传》成书前后分为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三部分是对水浒戏侠义精神进行解读，分为水浒侠义精神的社会根源、水浒戏侠义精神的演变两部分。第四部分从水浒戏的影响方面研究，水浒戏沟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一直传承至今。
关键字：水浒戏；水浒传；侠义精神
绪论
“水浒戏”一般是指以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发生在山东济宁水泊梁山的宋江三十六人起义为故事题材而进行创作的杂剧作品。水浒戏一直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因外力被迫中断的时候，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绵连不绝，在民间有着很深的民众基础。本文认为水浒戏的独特魅力在于其中蕴藏的侠义文化，正是因为侠义文化，才使水浒戏大受欢迎。
一、水浒戏的来源
（一）历史记载中的水浒故事
根据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的观点：“元剧的故事取材，基本上都有所依据。除了一部分民间传说无从考之其来源外，大部分是历史记载和唐代传奇文，或唐宋文人的笔记。”[1]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水浒戏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历史记载。最早的关于水浒故事记载在王偁的《东都事略》中。据《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2]史书中对于宋江起义着墨虽少，却可以确信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宋江起义的事件。
在古籍记载中，水浒故事相当简略，主要情节是宋江起义和攻打方腊。规模远没有《水浒传》中英姿飒爽的一百单八将，只是规模很小的三十六人。此时的记载中甚至还没有出现梁山好汉的聚集地——梁山泊，水浒戏中一些重要人物也没有出现。但简洁的历史记载，为后世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是水浒戏素材的重要来源。
（二）民间故事中的水浒故事
民间传说也是水浒戏的重要来源，水浒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民众口头传说阶段→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戏曲家的编辑或改写阶段。民间故事的第一阶段是流传在民众中间的口耳相传的小故事，它起到了初步整理和加工的作用。“宋元时代的说话人和书会先生多是落魄书生，他们怀才不遇、饱尝世故，为了吸引观众，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难免要渲染夸大一番，使故事更加绘声绘色；或者添枝加叶，使情节更为丰富多彩。历时既久，流传既广，互相取长补短，润色、增添之处也就越来越多。”[3]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记载的水浒故事的题目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几种。在宋末元初的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中，标目有七条标目是水浒故事。与后来多彩的水浒戏相比，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相对较少，但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话本小说在传承水浒戏中的作用。
二、水浒戏发展概况
《水浒传》是水浒故事高度发展的典型代表，根据《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水浒戏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水浒戏大致是指元代至明初的水浒戏，后期的水浒戏大约是指明、清两代的水浒戏。
（一）《水浒传》成书前的水浒戏
根据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朱权《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的水浒戏约有三十九种，如《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断案》、《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等。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像宋江、李逵、武松、林冲等主要人物的原型已经具备。笔者翻阅各种资料，认为现存的水浒戏有十二种。它们分别是“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妾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排九宫八卦阵》”[4]。
此时的水浒戏尚处于自由发展时期，水浒人物尚未定型，元代剧作家根据史料记载、口耳相传，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加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水浒戏。此时的水浒戏在故事情节上会有差异和矛盾，比如排名问题，在《黑旋风双献功》等剧中，李逵排名十三，而在《争报恩三虎下山》中，花荣却自称十三头领。这无疑是相互矛盾的。究其原因，正如鲁迅《五代史平话》云：“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5]
（二）《水浒传》之后的水浒戏
明清时期，水浒戏继续繁荣发展。杂剧中《水浒传》成书后的水浒戏存目约有9种，现存全本3种：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张韬《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唐英《十字坡》。明清传奇中，水浒戏约有42种，现今留存有19种。清代中叶花部中的水浒戏约43种。可见水浒戏创作的繁荣和演出时受欢迎的程度。
此时的水浒戏杂剧都是在已成书《水浒传》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因此明清水浒戏人物故事趋于定型，但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内涵。此时的水浒戏把水浒侠士们转化成为忠君报国的追寻者，缺少了元代水浒戏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三、水浒戏侠义精神解读
（1）水浒戏侠义精神的社会根源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和缩影，它能反映社会的现状和民众的愿望。元代是蒙古人统治的时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一系列严苛、黑暗的政策，使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古统治者把实行一系列打压汉人的政策和手段，汉人连正常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威胁。汉族文人在元代也受到了严重打压，没有科举，使他们断送了为官的机会，社会地位也极其底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他们既不能指望元代统治者实行仁政，又不能指望政府官员善待自己。深重的压迫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侠义之士来拯救自己。就像郑振铎说：“龚氏之作《三十六人赞》是有深意的。他处在蒙古民族的铁蹄之下，颇希望有宋江之类的豪杰出来，以恢复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浒事’便也是这个心理。他们为金人所侵凌，畏之如虎，便不禁的会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来。虽然只不过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这都是时代的变化使他们不由的有这样的心情。”[6]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替天行道的侠义理想暗合了民众的心理期盼，迎合了他们对英雄的渴望和向往，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状态的精神寄托。 （二）水浒戏侠义精神的演变
1、侠的注解
侠义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的血液当中，不论时期，不论阶层，都给以很高的推崇。他们之所以被成为“侠”，是因为他们身上都践行这“义”这一准则。孔子在《中庸》里说：“义者，宜也。”由此可知，“义”是指做适合的、应该做的事。李德裕在其《豪侠论》中说：“夫侠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是侠的核心，行侠仗义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侠与侠义精神，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极，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7]
2、元代水浒戏的侠义精神
元代的水浒戏的侠义精神集中表现为义，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见义勇为。如当孔目孙荣因要到泰安还香愿，求助好友宋江时，李逵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不惧怕那里“慌子极多、哨子极广”。当孙荣的妻子郭念儿与白衙内私奔并将孙荣投入死牢时，李逵不仅使计救出了孙荣，并放了其他囚犯，而且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报了仇。李逵为了朋友可谓是两肋插刀、肝脑涂地，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兄弟义气。二是为了报恩而行义。如在《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关胜、徐宁、花荣下山探听官兵消息时，受到赵通判的妻子李千娇的帮助。当李千娇被诬陷将要斩首时，花、徐、关先后下山劫法场，救千娇。并帮助赵、李夫妻二人团聚，杀了腊梅和丁都管。梁山好汉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性格，让大家拍手称快，也是在那个时代所盼望的。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前半部分讲述了秀才刘庆甫和妻子遇到蔡衙内，强占妻子不成，毒打刘庆甫。幸得梁山好汉杨雄搭救，赶跑了蔡衙内。杨雄与刘庆甫素昧平生，却在紧要关头帮助了刘庆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侠义的精神。
“作品中，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目的，既不是从政治上反对官府的统治，也不是从经济上打击贪官污吏对百姓的侵占，而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恢复被败坏了的道德秩序，即‘将那奸夫淫妇都杀坏，方显得义气仁风格四海’。”[8]
3、明、清水浒戏的忠义精神
明朝建立后，外夷统治中国的情况结束，国家再度被汉人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族文人被压抑的“忠君”思想渐渐显现，明清水浒戏中水浒英雄的“忠义”思想的加强。
人物语言是人物内心的反映，最能体现人物的思想。首先，我们从水浒英雄的语言中寻找他们的忠义思想。宋江是义军首领，在很大程度上，宋江的思想将成为整个义军的思想。他念念不忘的是“俺虽则啸聚在此，日夜指望招安，要与国家出力。”（沈璟《义侠记》）“愿兄弟每各体天心，共行仁道，颙望招安，同作良臣。”（李素甫《元宵闹》）林冲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存在，可见作者们对他的喜爱。当他被逼上梁山时，想的是“专心投水浒，回首望长安”，一旦有机会就要回到朝廷，报效国君。（《宝剑记》、《灵宝刀》）武松同样是水浒戏中的重要人物，在沈璟《义侠记》中，他一出场就说：“幼习韬钤，长闲弓马，功名未遂鹰扬。片言然诺，结客少年场。凛凛英姿义胆，论男儿侠骨生香”，还表明心迹：“宁为紫塞千夫长，不作青衿一老生”，从中我们都能看出一颗报君之心。
最后，朝廷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在宋江等招安派的坚持侠，水浒英雄们基本上都接受了招安，并攻打方腊，最后走上一条忠君之路。
四、水浒戏的影响
（一）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水浒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从元、明、清一直传承至今，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成为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元代水浒戏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文人将平民的人情事故、审美情趣、理想愿望纳入到创作当中。此时的文人摆脱了文人的矫揉造作、附庸风雅，多了一股平民的生活气息，满足了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郑振铎曾精辟地论及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因素：“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债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9]在文人的笔下，元代水浒戏凸显了侠义精神，灌输了为下层民众伸张正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精神，同时出现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引人入胜的人物，这是水浒戏大众文化与上层文人文化碰撞的火花。
明、清时期社会统治加强，使之明、清水浒戏加入了更多儒家思想成分。水浒英雄们在遵循“义”的行为准则时，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也是他们的目标，比如满口“忠孝节义”思想的头领宋江、卢俊义等人物，任何时候都想要为皇帝尽忠。这是水浒戏与精英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结果，也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加强文化统治的必然结果。但值的注意的是此时民间的花部水浒戏回归了民间，使水浒英雄们又穿上了世俗的外衣。民间戏剧家们为他们注入了民间的嬉笑怒骂，使水浒英雄更加平民化。比如偷鸡的时迁、惩治客人的孙二娘，使人读之可亲，这是大众文化战胜精英文化的结果。
总之，水浒戏沟通了大众的侠文化和精英的儒文化，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侠义精神的传承
侠义英雄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是何阶层，侠士都始终在心底占据一个角落，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决定的。海外学者田毓英定义侠形象说：“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为难，但总站在民众这一边。”是的，无论侠义精神如何演变，它的基本精神不会变，侠客永远是快意恩仇、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扶贫济弱的形象。他们是民间塑造的平民英雄，将会一直留在民众心中。
“在中国古代，戏剧是一种深刻但又常常被误解的文化教育学资源。表面看，它是娱乐文化的载体，但从实质和功用的角度看，这类文体确实有助于教育社会和个体人格，比如对观众的道德修养、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培养。”[10]对于不识字的普通大众来说，民间戏剧起到了文化娱乐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消解了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也学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步入现代，侠义精神的内涵得到扩展，加入了对情爱等的需求，增添了一股人性之风。因为对侠义英雄的喜爱和对侠义精神的向往，文化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电视、电影、小说等的创作当中，引起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共鸣，满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需求，提高了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像风靡整个华人圈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享誉国际的《藏龙卧虎》等电影作品都是侠义精神传承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侠义精神在内的社会道德缺失严重。如今社会上太多见死不救的案例，提醒这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我们应当努力弘扬和维护侠义精神等传统道德，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流传下去。
当然，侠义精神也有被错误理解和运用的方面。比如我们说熟知的帮派文化中的拉帮结派、义气用事、执着个人恩怨、以暴制暴等行为则需要被禁止。我们应该在文明和法制的基础上弘扬侠义精神。
结语
水浒戏是我国戏剧史上重要的剧种，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中蕴藏着的侠义精神，使他的魅力长盛不衰。水浒戏和水浒戏中的侠义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7.
[2]王偁.东都事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231
[3]陈建平.水浒戏与中国侠义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39.
[4]邵曾祺，赵景深.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357.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92.
[6]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55.
[7]焦若薇.灵魂的另一面——中国侠义精神的传承与衍变[N].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2）.
[8]刘方政.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论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82.
[9]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4.
[10]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20.
关键字：水浒戏；水浒传；侠义精神
绪论
“水浒戏”一般是指以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发生在山东济宁水泊梁山的宋江三十六人起义为故事题材而进行创作的杂剧作品。水浒戏一直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因外力被迫中断的时候，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绵连不绝，在民间有着很深的民众基础。本文认为水浒戏的独特魅力在于其中蕴藏的侠义文化，正是因为侠义文化，才使水浒戏大受欢迎。
一、水浒戏的来源
（一）历史记载中的水浒故事
根据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的观点：“元剧的故事取材，基本上都有所依据。除了一部分民间传说无从考之其来源外，大部分是历史记载和唐代传奇文，或唐宋文人的笔记。”[1]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水浒戏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历史记载。最早的关于水浒故事记载在王偁的《东都事略》中。据《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2]史书中对于宋江起义着墨虽少，却可以确信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宋江起义的事件。
在古籍记载中，水浒故事相当简略，主要情节是宋江起义和攻打方腊。规模远没有《水浒传》中英姿飒爽的一百单八将，只是规模很小的三十六人。此时的记载中甚至还没有出现梁山好汉的聚集地——梁山泊，水浒戏中一些重要人物也没有出现。但简洁的历史记载，为后世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是水浒戏素材的重要来源。
（二）民间故事中的水浒故事
民间传说也是水浒戏的重要来源，水浒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民众口头传说阶段→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戏曲家的编辑或改写阶段。民间故事的第一阶段是流传在民众中间的口耳相传的小故事，它起到了初步整理和加工的作用。“宋元时代的说话人和书会先生多是落魄书生，他们怀才不遇、饱尝世故，为了吸引观众，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难免要渲染夸大一番，使故事更加绘声绘色；或者添枝加叶，使情节更为丰富多彩。历时既久，流传既广，互相取长补短，润色、增添之处也就越来越多。”[3]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记载的水浒故事的题目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几种。在宋末元初的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中，标目有七条标目是水浒故事。与后来多彩的水浒戏相比，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相对较少，但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话本小说在传承水浒戏中的作用。
二、水浒戏发展概况
《水浒传》是水浒故事高度发展的典型代表，根据《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水浒戏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水浒戏大致是指元代至明初的水浒戏，后期的水浒戏大约是指明、清两代的水浒戏。
（一）《水浒传》成书前的水浒戏
根据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朱权《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的水浒戏约有三十九种，如《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断案》、《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等。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像宋江、李逵、武松、林冲等主要人物的原型已经具备。笔者翻阅各种资料，认为现存的水浒戏有十二种。它们分别是“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妾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排九宫八卦阵》”[4]。
此时的水浒戏尚处于自由发展时期，水浒人物尚未定型，元代剧作家根据史料记载、口耳相传，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加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水浒戏。此时的水浒戏在故事情节上会有差异和矛盾，比如排名问题，在《黑旋风双献功》等剧中，李逵排名十三，而在《争报恩三虎下山》中，花荣却自称十三头领。这无疑是相互矛盾的。究其原因，正如鲁迅《五代史平话》云：“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5]
（二）《水浒传》之后的水浒戏
明清时期，水浒戏继续繁荣发展。杂剧中《水浒传》成书后的水浒戏存目约有9种，现存全本3种：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张韬《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唐英《十字坡》。明清传奇中，水浒戏约有42种，现今留存有19种。清代中叶花部中的水浒戏约43种。可见水浒戏创作的繁荣和演出时受欢迎的程度。
此时的水浒戏杂剧都是在已成书《水浒传》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因此明清水浒戏人物故事趋于定型，但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内涵。此时的水浒戏把水浒侠士们转化成为忠君报国的追寻者，缺少了元代水浒戏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三、水浒戏侠义精神解读
（1）水浒戏侠义精神的社会根源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和缩影，它能反映社会的现状和民众的愿望。元代是蒙古人统治的时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一系列严苛、黑暗的政策，使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古统治者把实行一系列打压汉人的政策和手段，汉人连正常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威胁。汉族文人在元代也受到了严重打压，没有科举，使他们断送了为官的机会，社会地位也极其底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他们既不能指望元代统治者实行仁政，又不能指望政府官员善待自己。深重的压迫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侠义之士来拯救自己。就像郑振铎说：“龚氏之作《三十六人赞》是有深意的。他处在蒙古民族的铁蹄之下，颇希望有宋江之类的豪杰出来，以恢复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浒事’便也是这个心理。他们为金人所侵凌，畏之如虎，便不禁的会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来。虽然只不过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这都是时代的变化使他们不由的有这样的心情。”[6]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替天行道的侠义理想暗合了民众的心理期盼，迎合了他们对英雄的渴望和向往，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状态的精神寄托。 （二）水浒戏侠义精神的演变
1、侠的注解
侠义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的血液当中，不论时期，不论阶层，都给以很高的推崇。他们之所以被成为“侠”，是因为他们身上都践行这“义”这一准则。孔子在《中庸》里说：“义者，宜也。”由此可知，“义”是指做适合的、应该做的事。李德裕在其《豪侠论》中说：“夫侠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是侠的核心，行侠仗义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侠与侠义精神，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极，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7]
2、元代水浒戏的侠义精神
元代的水浒戏的侠义精神集中表现为义，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见义勇为。如当孔目孙荣因要到泰安还香愿，求助好友宋江时，李逵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不惧怕那里“慌子极多、哨子极广”。当孙荣的妻子郭念儿与白衙内私奔并将孙荣投入死牢时，李逵不仅使计救出了孙荣，并放了其他囚犯，而且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报了仇。李逵为了朋友可谓是两肋插刀、肝脑涂地，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兄弟义气。二是为了报恩而行义。如在《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关胜、徐宁、花荣下山探听官兵消息时，受到赵通判的妻子李千娇的帮助。当李千娇被诬陷将要斩首时，花、徐、关先后下山劫法场，救千娇。并帮助赵、李夫妻二人团聚，杀了腊梅和丁都管。梁山好汉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性格，让大家拍手称快，也是在那个时代所盼望的。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前半部分讲述了秀才刘庆甫和妻子遇到蔡衙内，强占妻子不成，毒打刘庆甫。幸得梁山好汉杨雄搭救，赶跑了蔡衙内。杨雄与刘庆甫素昧平生，却在紧要关头帮助了刘庆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侠义的精神。
“作品中，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目的，既不是从政治上反对官府的统治，也不是从经济上打击贪官污吏对百姓的侵占，而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恢复被败坏了的道德秩序，即‘将那奸夫淫妇都杀坏，方显得义气仁风格四海’。”[8]
3、明、清水浒戏的忠义精神
明朝建立后，外夷统治中国的情况结束，国家再度被汉人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族文人被压抑的“忠君”思想渐渐显现，明清水浒戏中水浒英雄的“忠义”思想的加强。
人物语言是人物内心的反映，最能体现人物的思想。首先，我们从水浒英雄的语言中寻找他们的忠义思想。宋江是义军首领，在很大程度上，宋江的思想将成为整个义军的思想。他念念不忘的是“俺虽则啸聚在此，日夜指望招安，要与国家出力。”（沈璟《义侠记》）“愿兄弟每各体天心，共行仁道，颙望招安，同作良臣。”（李素甫《元宵闹》）林冲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存在，可见作者们对他的喜爱。当他被逼上梁山时，想的是“专心投水浒，回首望长安”，一旦有机会就要回到朝廷，报效国君。（《宝剑记》、《灵宝刀》）武松同样是水浒戏中的重要人物，在沈璟《义侠记》中，他一出场就说：“幼习韬钤，长闲弓马，功名未遂鹰扬。片言然诺，结客少年场。凛凛英姿义胆，论男儿侠骨生香”，还表明心迹：“宁为紫塞千夫长，不作青衿一老生”，从中我们都能看出一颗报君之心。
最后，朝廷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在宋江等招安派的坚持侠，水浒英雄们基本上都接受了招安，并攻打方腊，最后走上一条忠君之路。
四、水浒戏的影响
（一）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水浒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从元、明、清一直传承至今，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成为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元代水浒戏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文人将平民的人情事故、审美情趣、理想愿望纳入到创作当中。此时的文人摆脱了文人的矫揉造作、附庸风雅，多了一股平民的生活气息，满足了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郑振铎曾精辟地论及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因素：“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债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9]在文人的笔下，元代水浒戏凸显了侠义精神，灌输了为下层民众伸张正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精神，同时出现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引人入胜的人物，这是水浒戏大众文化与上层文人文化碰撞的火花。
明、清时期社会统治加强，使之明、清水浒戏加入了更多儒家思想成分。水浒英雄们在遵循“义”的行为准则时，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也是他们的目标，比如满口“忠孝节义”思想的头领宋江、卢俊义等人物，任何时候都想要为皇帝尽忠。这是水浒戏与精英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结果，也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加强文化统治的必然结果。但值的注意的是此时民间的花部水浒戏回归了民间，使水浒英雄们又穿上了世俗的外衣。民间戏剧家们为他们注入了民间的嬉笑怒骂，使水浒英雄更加平民化。比如偷鸡的时迁、惩治客人的孙二娘，使人读之可亲，这是大众文化战胜精英文化的结果。
总之，水浒戏沟通了大众的侠文化和精英的儒文化，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侠义精神的传承
侠义英雄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是何阶层，侠士都始终在心底占据一个角落，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决定的。海外学者田毓英定义侠形象说：“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为难，但总站在民众这一边。”是的，无论侠义精神如何演变，它的基本精神不会变，侠客永远是快意恩仇、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扶贫济弱的形象。他们是民间塑造的平民英雄，将会一直留在民众心中。
“在中国古代，戏剧是一种深刻但又常常被误解的文化教育学资源。表面看，它是娱乐文化的载体，但从实质和功用的角度看，这类文体确实有助于教育社会和个体人格，比如对观众的道德修养、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培养。”[10]对于不识字的普通大众来说，民间戏剧起到了文化娱乐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消解了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也学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步入现代，侠义精神的内涵得到扩展，加入了对情爱等的需求，增添了一股人性之风。因为对侠义英雄的喜爱和对侠义精神的向往，文化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电视、电影、小说等的创作当中，引起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共鸣，满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需求，提高了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像风靡整个华人圈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享誉国际的《藏龙卧虎》等电影作品都是侠义精神传承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侠义精神在内的社会道德缺失严重。如今社会上太多见死不救的案例，提醒这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我们应当努力弘扬和维护侠义精神等传统道德，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流传下去。
当然，侠义精神也有被错误理解和运用的方面。比如我们说熟知的帮派文化中的拉帮结派、义气用事、执着个人恩怨、以暴制暴等行为则需要被禁止。我们应该在文明和法制的基础上弘扬侠义精神。
结语
水浒戏是我国戏剧史上重要的剧种，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中蕴藏着的侠义精神，使他的魅力长盛不衰。水浒戏和水浒戏中的侠义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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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4.
[10]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