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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素，199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的“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相关项目分别荣获全国“六大”和“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等奖项。周必素女士专注文化遗产领域 30 年，热爱考古，期望在工作之余，让脚步停下来，集中思想将自己的研究与心得转换为文字，唤起大众对考古学及文化遗产的关注、保护和传承。
我与播州杨氏土司结缘，始于杨粲墓。殊不知，一脚踏进的，是播州杨氏土司王国的“盛世”。
杨氏入播之初，播州边患不息，杨氏创业艰难。外与西面罗闽政权长期不和，争端不断、战斗不止;内有“九溪十洞”的不服和家族内部权力纷争。杨昭时期，进入播州杨氏第一个内乱时期。他的两个弟弟杨先、杨蚁各拥强兵，杨先占据白锦东面的遵义军，号下州;杨蚁据白锦南近邑，号扬州，蚁称南衙将军。形成昭居播州、先居下州（遵义军）、蚁居扬州的三足鼎立格局。杨贵迁甚至被其季父杨先叫南川巨族赵隆要将其杀害。这一局面，在杨文广时候得到控制。杨文广的主要政绩是结束了播州杨氏早期的分裂格局，抚平了内乱，平定境内及周边部族蛮夷，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但这一格局维持不久，又被打乱，“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一居播州，一居遵义，以江水为界。其后，居播州者曰‘光荣’，得唐所给州铜牌;居遵义者曰‘文贵’，得州铜印（《宋朝事实》）”。直至杨惟聪，深感家族不和带来的灾难，立下“世世子孙不可以权假人，违此言者，天实殛之”的誓言，最终结束了播州杨氏早期的内部纷争局面。
“家和万事兴”，和平，才能發展。内乱的结束，为杨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杨氏亦深知“文教兴邦”的硬道理。南宋第一位土官杨选注重文教，选“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闻四方士有贤者，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开创了播州文教兴盛的新局面，以后的播州杨氏土官，均重视文教发展。杨氏还崇信佛道二教，大修家庙、寺庙和道观，并逐渐形成了杨氏儒释道并重的宗教信仰体系。有了以上铺垫，杨氏中兴可期。
杨轸治播时，播州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期。杨轸，可以说是播州盛世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杨氏治白锦堡，史家称为杨氏的“白锦堡期”。到杨轸时，旧堡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杨氏家传》载：杨轸“尝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为湘江”，即迁往今遵义市城区老城，这是今遵义市有明确记载的建城之始，此后播州杨氏进入史家所称的“穆家川期”。迁治，是杨氏治播的一次历史转折，标志着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壮大。杨轸时期得到发展的原因，一是杨氏走过北宋时期的内乱后，轸、轼兄弟和睦，杨氏内部分离为“上、下杨”的格局有所缓解，《杨氏家传》载“初，先据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传至焕。轼之幕官犹泳至下州说和，焕顿颡受命，遂盟而还”，同书又载：“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荒蛮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轼官至成忠郎，累赠武节郎。”嘉熙三年（年1239），复设播州沿边安抚司，设播州沿边安抚使，属夔州路，播州建置才最终稳定，杨氏权职之大，从是始矣。以后，播州建置不再有兴废更替，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0年）改土归流废止。
杨粲——统一播州
杨粲治播时，杨氏进入“播州盛世”时期。播州物阜平安，土贡物品有绢、铜鼓、虎皮、麝脐、战马、兵器等，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宋史》卷四百九十六载：“熙宁三年（1070年）……复宾化砦，平荡三族。以其地赋民，凡得租三万五千石，丝绵一万六千两。以宾化砦为隆化县，隶涪州;建荣懿、扶欢两砦。”杨粲于开禧二年（1206年）“贡战马三百，黄白金巨万”，嘉定十二年（1219年），“複輸馬三百於蜀帥”。杨粲重文嗜书，笃信儒教，重文治武功。其政绩突出，可归结如下：
其一，治兵有术，精通“寓兵于农”的治军之术，“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地方武装“涅手军”，故“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确保了他在数次“讨伐”中的胜利;其二，讨伐有功，如开禧二年四川宣抚使吴曦叛，本欲亲自率兵协助伐叛，但已经被安丙、杨巨源处死。遂“贡战马三百、黄白金银巨万，以助国用”。平南平夷穆永忠叛。“南平闽酋伟桂杀父自立”，杨粲“败其众于滇池。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其三，统一播州，下杨杨焕违盟，抄掠界上，粲遣兵诛之，归焕所掠地赋于珍州，最终平定了下杨，彻底结束了自北宋时期第5世杨昭时开始的因权力之争形成的上、下杨及白锦堡三杨鼎立的格局，实现了播州的统一;其四，崇儒重教，粲“喜儒好礼，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并“留意艺文、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多处。“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
杨粲还发展交通，嘉定十七年（1224年），杨粲在治北竹飅溪上建普济桥，即今汇川区高桥，为遵义现存最早的石拱桥。端平（1234～1236年）及淳祐（1241～1252年）年间，由于播州两次派兵入蜀，开拓了播州至渝州大道。杨粲是播州杨氏继往开来的人物，治政四十余年，播州版图扩大、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文教兴盛，“俨然与中土文物同”，播州版图，发展至此，亦较唐大为扩展，“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后世典籍均称“播州盛世”。杨粲晚年作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侫，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被宋濂等称赞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获赐庙号“忠烈”，封威毅候。
杨价——起兵抗蒙、兴文教
杨价，也是播州杨氏历史长河中必须浓墨重书的一位。杨价在播州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抗蒙战争中，《宋史》载：“（嘉熙四年五月，1240年5月）丁巳，武功大夫、雄威军都统制杨价世守南边，连年调戍，播州捍御勤瘁”，是杨氏土司中战功最为卓著者。其父杨粲死后，即“以郡政畀其子文，专志养母”。但适逢蒙军南侵至蜀地，南宋端平（1234～1236年）至淳祐四年（1244年），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于是给制置使赵彦呐请缨，帅播兵五千戍蜀口，解青野原之围。在杨文领郡期间，蜀警又急，价仍统兵如故，诏杨价以雄威军戍夔峡，价分别屯兵于泸州、重庆之间。嘉熙间，杨价领兵从南面协助制置使彭大雅镇守重庆长江一线，价领播兵驻守长江南岸，与蜀军呼应， 形成强大的防线，有效遏制了蒙军南进。故，在孟珙宣抚荆湘、余玠制置西蜀期间，皆倚价为重。杨价好学，善属文，也是播州文教开先河之人，他向朝廷争取到“岁贡士三人”，开始在播州设科取士，嘉熙二年（1238年），播州考取了第一个进士冉从周，被称为“破荒冉家”。杨价获赐庙号“忠显”，封威灵英烈侯。 杨文——建海龙囤
南宋最后一位首领杨文，对西南抗蒙战线的巩固和蜀地的维稳作用巨大。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留心文治，首先在播州“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发展文教，宋代编写的《遵义军图经》即有如下描述“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二是接纳川渝入播避乱之人;三是修筑抗蒙防线，淳祐六年（1246年），向四川制置使余玠“条陈保蜀三策”：“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况西番部落，以为北兵所诱，势必扰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并吞蛮部，阚邕、广，窥沅、靖，则后门斡腹，深可忧也”。玠伟其论，采纳其中策，于是“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君发明之力居多”。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军将循云南入播，诏节度使吕文德入播州，与杨文合议“筑龙岩新城”即海龙囤，以为“保固之根本”;四是杨文多次亲自率兵或派兵赴抗蒙前线。如石洞峡之战、俞兴西征、余玠北伐汉中、马鞍山擒获秃懑、汉嘉之战、阆中擒播胡撒拉、解渔城围等，战功卓著。景定五年（1264年），以战功，进中亮大夫、和州团练使、播州沿边安抚使、爵播州伯，食邑七百户，诏雄威将军加“御前”二字，以宠异之。岁赐盐帛给边用，著为令。
杨氏墓葬文化
粲、价的辉煌，在其墓葬里得到极致表现。
杨粲墓规模宏大，位居西南地区同类石刻宋墓之首，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墓室内以龛窟的形式雕刻出琼楼玉宇，墓主、文官武士、侍从、力士等人物雕刻等级分明，杨粲与夫人端坐于悬挂匾刻的厅堂的后方，侍从、男女文官武将纵列左右前方两旁，配以家具什物、雕龙画凤、戏狮嗔鹿、富丽繁花。身处墓室，似乎置身于杨粲生前治播理政衙署的大堂之内。惜早年被盗，随葬品被洗劫殆尽，幸存于腰坑里的铜鼓，是杨氏权力的象征。
杨价墓却是南宋中期国内罕见的大型土坑木椁墓，是唯一没有被盗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而其他土司墓因为均为埋藏浅的土坑石室墓而被盗劫一空。因为独特的墓葬形制、宏大的规模以及出土了随葬的成套精美金银玉器，杨价墓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葬品主要放置在男女室头箱、男室棺椁之间、棺内和腰坑。女室头箱出土有狮纽银执壶、银烛台、银瓶、银匙、银箸、金杯、金盤。男室仅头箱就出土金银器32件和铅玻璃单耳杯1件。其中，金器6件，有盘、碗、箸、匙、茶托、杯。银器20件，有执壶、温碗、碗、杯、盘、盖、钵、茶托、盒等。男室右侧棺椁间出土鎏金双鱼银洗、温碗、执壶和烛台和大量髹漆皮甲胄片;左侧棺椁间出土环首金柄铁刀（带金鞘）、木胎包银皮盾、弓箭、银壶等。棺内主要有金凤冠、凤钗、条脱、覆面、补子、下颌托等，玉带、印，银唾盂、尊等。两墓室椁底板中部下各有一圆筒形土质腰坑，内置陶鼔及陶钱。这些器物，有丧葬用具如覆面、下颌托和专门烧制的明器陶鼓等，有兵器如刀、盾、弓箭等，有生活用具如洗、唾盂、烛台等，有香具如金、银质香箸瓶等，有酒具如执壶、杯、盏等，有茶具如盏、盘、盒等，有佩饰如凤冠、条脱、腰带等。可窥墓主生平、等级和生活情趣等。
杨文墓却令人匪夷所思，主人政绩显赫，墓葬却很节俭，规模小不说，还素面朝天，未施雕饰。因早年被盗，随葬品被洗劫一空。但是，从该墓迥异于其祖父、父亲墓葬的节俭风格，可能其随葬品的规模也是不能比拟的。分析原因，杨文墓建于南宋抗蒙后期，杨氏的经济实力，应该在抗蒙战争中为满足朝廷的军需和直接参与一线而受到很大削弱。而保留至今的重庆合江钓鱼城等系列抗蒙山城和遵义海龙囤等遗址，却是由杨文倡导或主持修建的体现杨文功绩的历史丰碑，与杨文墓的极简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杨氏“顾大家而舍小家”的忠君思想。当然，这也是始于秦汉成熟于元明时期我国中央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因俗而治、以夷制夷、松弛有度”羁縻·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点睛之笔。
（责任编辑/黄莎莎）
我与播州杨氏土司结缘，始于杨粲墓。殊不知，一脚踏进的，是播州杨氏土司王国的“盛世”。
杨氏入播之初，播州边患不息，杨氏创业艰难。外与西面罗闽政权长期不和，争端不断、战斗不止;内有“九溪十洞”的不服和家族内部权力纷争。杨昭时期，进入播州杨氏第一个内乱时期。他的两个弟弟杨先、杨蚁各拥强兵，杨先占据白锦东面的遵义军，号下州;杨蚁据白锦南近邑，号扬州，蚁称南衙将军。形成昭居播州、先居下州（遵义军）、蚁居扬州的三足鼎立格局。杨贵迁甚至被其季父杨先叫南川巨族赵隆要将其杀害。这一局面，在杨文广时候得到控制。杨文广的主要政绩是结束了播州杨氏早期的分裂格局，抚平了内乱，平定境内及周边部族蛮夷，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但这一格局维持不久，又被打乱，“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一居播州，一居遵义，以江水为界。其后，居播州者曰‘光荣’，得唐所给州铜牌;居遵义者曰‘文贵’，得州铜印（《宋朝事实》）”。直至杨惟聪，深感家族不和带来的灾难，立下“世世子孙不可以权假人，违此言者，天实殛之”的誓言，最终结束了播州杨氏早期的内部纷争局面。
“家和万事兴”，和平，才能發展。内乱的结束，为杨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杨氏亦深知“文教兴邦”的硬道理。南宋第一位土官杨选注重文教，选“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闻四方士有贤者，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开创了播州文教兴盛的新局面，以后的播州杨氏土官，均重视文教发展。杨氏还崇信佛道二教，大修家庙、寺庙和道观，并逐渐形成了杨氏儒释道并重的宗教信仰体系。有了以上铺垫，杨氏中兴可期。
杨轸治播时，播州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期。杨轸，可以说是播州盛世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杨氏治白锦堡，史家称为杨氏的“白锦堡期”。到杨轸时，旧堡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杨氏家传》载：杨轸“尝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为湘江”，即迁往今遵义市城区老城，这是今遵义市有明确记载的建城之始，此后播州杨氏进入史家所称的“穆家川期”。迁治，是杨氏治播的一次历史转折，标志着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壮大。杨轸时期得到发展的原因，一是杨氏走过北宋时期的内乱后，轸、轼兄弟和睦，杨氏内部分离为“上、下杨”的格局有所缓解，《杨氏家传》载“初，先据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传至焕。轼之幕官犹泳至下州说和，焕顿颡受命，遂盟而还”，同书又载：“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荒蛮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轼官至成忠郎，累赠武节郎。”嘉熙三年（年1239），复设播州沿边安抚司，设播州沿边安抚使，属夔州路，播州建置才最终稳定，杨氏权职之大，从是始矣。以后，播州建置不再有兴废更替，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0年）改土归流废止。
杨粲——统一播州
杨粲治播时，杨氏进入“播州盛世”时期。播州物阜平安，土贡物品有绢、铜鼓、虎皮、麝脐、战马、兵器等，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宋史》卷四百九十六载：“熙宁三年（1070年）……复宾化砦，平荡三族。以其地赋民，凡得租三万五千石，丝绵一万六千两。以宾化砦为隆化县，隶涪州;建荣懿、扶欢两砦。”杨粲于开禧二年（1206年）“贡战马三百，黄白金巨万”，嘉定十二年（1219年），“複輸馬三百於蜀帥”。杨粲重文嗜书，笃信儒教，重文治武功。其政绩突出，可归结如下：
其一，治兵有术，精通“寓兵于农”的治军之术，“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地方武装“涅手军”，故“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确保了他在数次“讨伐”中的胜利;其二，讨伐有功，如开禧二年四川宣抚使吴曦叛，本欲亲自率兵协助伐叛，但已经被安丙、杨巨源处死。遂“贡战马三百、黄白金银巨万，以助国用”。平南平夷穆永忠叛。“南平闽酋伟桂杀父自立”，杨粲“败其众于滇池。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其三，统一播州，下杨杨焕违盟，抄掠界上，粲遣兵诛之，归焕所掠地赋于珍州，最终平定了下杨，彻底结束了自北宋时期第5世杨昭时开始的因权力之争形成的上、下杨及白锦堡三杨鼎立的格局，实现了播州的统一;其四，崇儒重教，粲“喜儒好礼，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并“留意艺文、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多处。“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
杨粲还发展交通，嘉定十七年（1224年），杨粲在治北竹飅溪上建普济桥，即今汇川区高桥，为遵义现存最早的石拱桥。端平（1234～1236年）及淳祐（1241～1252年）年间，由于播州两次派兵入蜀，开拓了播州至渝州大道。杨粲是播州杨氏继往开来的人物，治政四十余年，播州版图扩大、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文教兴盛，“俨然与中土文物同”，播州版图，发展至此，亦较唐大为扩展，“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后世典籍均称“播州盛世”。杨粲晚年作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侫，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被宋濂等称赞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获赐庙号“忠烈”，封威毅候。
杨价——起兵抗蒙、兴文教
杨价，也是播州杨氏历史长河中必须浓墨重书的一位。杨价在播州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抗蒙战争中，《宋史》载：“（嘉熙四年五月，1240年5月）丁巳，武功大夫、雄威军都统制杨价世守南边，连年调戍，播州捍御勤瘁”，是杨氏土司中战功最为卓著者。其父杨粲死后，即“以郡政畀其子文，专志养母”。但适逢蒙军南侵至蜀地，南宋端平（1234～1236年）至淳祐四年（1244年），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于是给制置使赵彦呐请缨，帅播兵五千戍蜀口，解青野原之围。在杨文领郡期间，蜀警又急，价仍统兵如故，诏杨价以雄威军戍夔峡，价分别屯兵于泸州、重庆之间。嘉熙间，杨价领兵从南面协助制置使彭大雅镇守重庆长江一线，价领播兵驻守长江南岸，与蜀军呼应， 形成强大的防线，有效遏制了蒙军南进。故，在孟珙宣抚荆湘、余玠制置西蜀期间，皆倚价为重。杨价好学，善属文，也是播州文教开先河之人，他向朝廷争取到“岁贡士三人”，开始在播州设科取士，嘉熙二年（1238年），播州考取了第一个进士冉从周，被称为“破荒冉家”。杨价获赐庙号“忠显”，封威灵英烈侯。 杨文——建海龙囤
南宋最后一位首领杨文，对西南抗蒙战线的巩固和蜀地的维稳作用巨大。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留心文治，首先在播州“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发展文教，宋代编写的《遵义军图经》即有如下描述“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二是接纳川渝入播避乱之人;三是修筑抗蒙防线，淳祐六年（1246年），向四川制置使余玠“条陈保蜀三策”：“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况西番部落，以为北兵所诱，势必扰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并吞蛮部，阚邕、广，窥沅、靖，则后门斡腹，深可忧也”。玠伟其论，采纳其中策，于是“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君发明之力居多”。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军将循云南入播，诏节度使吕文德入播州，与杨文合议“筑龙岩新城”即海龙囤，以为“保固之根本”;四是杨文多次亲自率兵或派兵赴抗蒙前线。如石洞峡之战、俞兴西征、余玠北伐汉中、马鞍山擒获秃懑、汉嘉之战、阆中擒播胡撒拉、解渔城围等，战功卓著。景定五年（1264年），以战功，进中亮大夫、和州团练使、播州沿边安抚使、爵播州伯，食邑七百户，诏雄威将军加“御前”二字，以宠异之。岁赐盐帛给边用，著为令。
杨氏墓葬文化
粲、价的辉煌，在其墓葬里得到极致表现。
杨粲墓规模宏大，位居西南地区同类石刻宋墓之首，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墓室内以龛窟的形式雕刻出琼楼玉宇，墓主、文官武士、侍从、力士等人物雕刻等级分明，杨粲与夫人端坐于悬挂匾刻的厅堂的后方，侍从、男女文官武将纵列左右前方两旁，配以家具什物、雕龙画凤、戏狮嗔鹿、富丽繁花。身处墓室，似乎置身于杨粲生前治播理政衙署的大堂之内。惜早年被盗，随葬品被洗劫殆尽，幸存于腰坑里的铜鼓，是杨氏权力的象征。
杨价墓却是南宋中期国内罕见的大型土坑木椁墓，是唯一没有被盗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而其他土司墓因为均为埋藏浅的土坑石室墓而被盗劫一空。因为独特的墓葬形制、宏大的规模以及出土了随葬的成套精美金银玉器，杨价墓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葬品主要放置在男女室头箱、男室棺椁之间、棺内和腰坑。女室头箱出土有狮纽银执壶、银烛台、银瓶、银匙、银箸、金杯、金盤。男室仅头箱就出土金银器32件和铅玻璃单耳杯1件。其中，金器6件，有盘、碗、箸、匙、茶托、杯。银器20件，有执壶、温碗、碗、杯、盘、盖、钵、茶托、盒等。男室右侧棺椁间出土鎏金双鱼银洗、温碗、执壶和烛台和大量髹漆皮甲胄片;左侧棺椁间出土环首金柄铁刀（带金鞘）、木胎包银皮盾、弓箭、银壶等。棺内主要有金凤冠、凤钗、条脱、覆面、补子、下颌托等，玉带、印，银唾盂、尊等。两墓室椁底板中部下各有一圆筒形土质腰坑，内置陶鼔及陶钱。这些器物，有丧葬用具如覆面、下颌托和专门烧制的明器陶鼓等，有兵器如刀、盾、弓箭等，有生活用具如洗、唾盂、烛台等，有香具如金、银质香箸瓶等，有酒具如执壶、杯、盏等，有茶具如盏、盘、盒等，有佩饰如凤冠、条脱、腰带等。可窥墓主生平、等级和生活情趣等。
杨文墓却令人匪夷所思，主人政绩显赫，墓葬却很节俭，规模小不说，还素面朝天，未施雕饰。因早年被盗，随葬品被洗劫一空。但是，从该墓迥异于其祖父、父亲墓葬的节俭风格，可能其随葬品的规模也是不能比拟的。分析原因，杨文墓建于南宋抗蒙后期，杨氏的经济实力，应该在抗蒙战争中为满足朝廷的军需和直接参与一线而受到很大削弱。而保留至今的重庆合江钓鱼城等系列抗蒙山城和遵义海龙囤等遗址，却是由杨文倡导或主持修建的体现杨文功绩的历史丰碑，与杨文墓的极简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杨氏“顾大家而舍小家”的忠君思想。当然，这也是始于秦汉成熟于元明时期我国中央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因俗而治、以夷制夷、松弛有度”羁縻·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点睛之笔。
（责任编辑/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