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明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朝代，其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政治斗争的复杂程度在历朝历代中都罕有其匹，在明季的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袁崇焕，在清人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中，袁崇焕有着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身处《明史》所建构的袁崇焕神话之中，而本文就将采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明史》文本中的袁崇焕神话。
【关键词】：明史；袁崇焕；历史文本；间距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自《春秋》到《清史稿》两千多年的历史书写几乎没有间断，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通过这些历史书写，后人才能够非常详尽地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往，了解到古人对于如何在这个大地上更好地存在所做的种种努力。明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历史中是一个异类，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另一方面，它将皇权拔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史》成书于明亡之后一百年，满汉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作为胜利者的书写，《明史》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关于袁崇焕的书写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可以说，在《明史》中，书写者有意建构了一个袁崇焕神话。
一 袁崇焕悲剧之解读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崇祯年间官至蓟辽督师，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力挫后金八旗，崇祯三年皇太极进犯大明京师（北京），史称“己巳之变”，袁崇焕因此被下诏狱，后被崇祯帝凌迟处死。由于其抗击后金的功绩以及悲剧的结局，袁崇焕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直至今日。关于袁崇焕之死，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皆众说纷纭，这里就根据《明史》的记载对其死因进行解读。
通观整个中国历史，历来封建王朝的灭亡无非两端：一者内忧，一者外患。然而像明王朝这样内忧外患兼至而最终导致灭亡的例子却很罕见，明清易代对于中国大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这一大事件中，很多杰出的人物站上了历史的舞台，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天启二年正月（1622），袁崇焕“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1]p4483 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三甲，被明王朝授予邵武知县的职位，三年后（天启二年）进京述职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也就是一个可以参与战争决策的低级官员。据《明史》记载，袁崇焕“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1]p4483 在后世的流传中，有一则关于袁崇焕的故事，在他少年时，有一次在路边看见一座土地庙，他问土地神：“土地公，土地公，何不守辽东？”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是通过这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袁崇焕虽然是读书人，但是从很早的时候就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启二年，明军自广宁溃败之后，袁崇焕由于熟知兵事，得以在辽东前线任职，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并在宁远之战中击败努尔哈赤，一战成名，这也是后来崇祯帝重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崇祯即位后袁崇焕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一年之内以布衣之身升至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得到皇帝三次平台召对，这些都说明崇祯帝对袁崇焕所报的期望和幻想，后来崇祯帝处死袁崇焕，可以说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崇祯皇帝深感自己幻想的破灭。
崇祯帝给袁崇焕所定的罪状共有八条，它们分别是：“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遣散援兵、携僧入城和付托不效”。关于这八条罪状阎崇年在《袁崇焕死因解析》一文中一一予以反驳，均斥之为“莫须有”[2]，这里选出“斩帅践约”和“纵敌长驱”这两条来予以解读。
所谓“斩帅践约”这一条指的是袁崇焕计斩皮岛总兵毛文龙，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一事件历来争议不断，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谓的“斩帅践约”是冤枉的。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毛文龙不受节制，不听指挥：“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3]p4490；二是其“擅开马市”。在袁崇焕的性格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自负，在杀毛文龙时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道本部院是個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而且在杀毛文龙之前，袁崇焕也曾未经请示杀过一个贪污的副总兵，被孙承宗训斥过，袁崇焕杀毛文龙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是个错误，因为虽然袁崇焕为毛文龙所罗列的罪行基本属实，但毛文龙在皮岛深处后金后方，对皇太极是一个极大地威胁：“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1]p4489。由此可见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客观上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为皇太极进兵关内扫除了一个障碍，但他又绝非是为了向皇太极“践约”，这一罪名在客观上是成立的但在主观上是被冤枉的。
其次是“纵敌长驱”。主要指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自遵化向北京进犯，袁崇焕在其后追而不击，直至北京城下，这一条在主观上依然是冤枉的，因为袁崇焕抗击后金的一贯战略思想就是守坚城而拒敌，他的目的就是以北京为坚城抵抗八旗军，然而在客观上，皇太极得以顺利地自西而东长驱直入数百里，再加上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曾经提议跟皇太极议和，因此“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2]p4491既成事实加上舆论导向，袁崇焕“纵敌长驱”的罪名就坐实了。
袁崇焕曾以孤城宁远击败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他不缺乏勇气和信念，他是民族英雄，但最终却被凌迟处死，死之前，还要被京城的民众骂为“卖国贼”，以命运的悲剧性而言，他遭遇的不幸还要胜于岳飞，但他跟崇祯帝之间又并非一个简单的昏君与良将之间的故事，这个“昏君—良将”之间“自毁长城”的故事，正是源自于自《明史》所建构起来的袁崇焕神话。
二 袁崇焕神话的建构
清人对袁崇焕的评价相当高：“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p4492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其言外之意为：崇焕死，明亡矣。这一评价影响相当的深远，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袁崇焕：“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在《明史》的影响下，袁崇焕已然成为一个维系民族存亡安危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岳飞的民族英雄，而这正是一个历史神话。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指出：“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3]虽然巴尔特所谓的神话是指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但在这里借用巴尔特的这一定义，指代历史书写中的一种现象。在这里，神话就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的书写，中国正史基本上都是后一朝代书写前一朝代之事，史官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正史中有很多的叙事模式，“昏君——良将”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叙事模式，之所以说袁崇焕在《明史》书写中被建构为一种神话，正是因为袁崇焕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在《明史》文本之中就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与袁崇焕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杰出的将领，孙承宗，关锦防线的构建者，在《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八》里是这样评价孙承宗的：“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1]p4329 研究史料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因为关锦防线抵御了清军几十年，直到李自成攻进北京清军也未能破入山海关，而袁崇焕最耀眼的功勋在于宁远大捷，挫败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作用远远不及关锦防线，对于明朝而言，孙承宗所起的才是真正的力挽狂澜的作用，然而，“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历史评价却给了袁崇焕，这是一处逻辑上的矛盾，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看到背后意识形态的运作。
明亡清兴，江山易主，鼎革时期的历史是当朝统治者最敏感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也必然是最有蹊跷的，《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1]p4491 这一段记载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崇祯帝本人是十分憎恶宦官的，袁崇焕下狱为崇祯四年，崇祯杀魏忠贤在崇祯二年，此时他是不会轻易相信宦官的说辞的，又何来“信之不疑”？其次，根据史料来看，崇祯帝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聪明的政治家，从他隐忍除掉魏忠贤就可以看出来，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中了这么拙劣的反間计呢？经考证，这一段话最初的出处是《满文老档》，也就是清人的记载，并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佐证，因此是不足为信的，既然如此，《明史》为什么要采用这一说法呢？作为清朝的史官，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最大的目标和任务，要想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第一，证明前朝统治者昏庸残暴；第二，证明当今统治者英明仁爱。崇祯杀袁崇焕确实是冤杀，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错误之一，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史官当然会将其无限放大，《明史》的成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而且距离明朝灭亡也有百年，许多历史细节已经模糊，史官巧妙地用寥寥数笔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们想要让我们了解的崇祯帝的形象：误听谗言，残杀国之柱石，自毁长城，亡国之君。宋高宗杀岳飞的千古奇冤早已经深入人心，崇祯帝杀袁崇焕的千古奇冤接受起来也就自然而然，这个“反间计”的故事也许只是子虚乌有，但早已经流传下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袁崇焕在《明史》中的被拔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袁崇焕的地位越高，崇祯的昏庸程度也就越高，而这些都是为清朝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服务的。
三 对袁崇焕神话的间距化理解
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里，历史记载就是一种文本，它总是遮蔽一些真相。“文本”在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利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本的间距化，在利科那里，文本的间距化是指文本因脱离文本的创造者以及产生这一文本的文化条件而造成的远离效应[4]。这种远离效应使愿意难以成为愿意，但是对于历史文本来说，这种远离却有可能使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显现出来。
保罗·利科将间距化划分为四种形式，它们分别是：
一，作者所说的意思疏远了所说的事件。即作者的主观意愿与说出来的意思有间距；
二，文字表达与作者的言语之间的间距化；
三，间距化是文字表达的东西与原来的听者所听到的东西之间的间距化；
四，文本中的表面指称与实际指称之间出现间距。
文本的间距化经历了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口头传达而造成的间距化，另一方面是被文字固定下来之后的间距化。作品或者文本的结构和篇目顺序决定着文本的整体意义，在《明史》关于袁崇焕的记述中，前面先列举了熊廷弼、王化贞等人，这些人都是袁崇焕之前的辽东经略要么是所用非人，要么是皇帝听信谗言下令处死，这些可以说是一个铺垫：即明朝东北边事已经万分危机，而朝廷却毫无办法。在这样一种铺垫之下，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就显得尤为重要，重要的超过了它本来的意义，而崇祯帝误杀袁崇焕就显得尤为不可救药。
现今的史学界对于袁崇焕和崇祯的评价已经趋于客观，明史学家孟森这样说到：“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5] 孟森之语对于《明史》来说就是一种文本的间距化，虽然现时代距明朝灭亡比《明史》成书时更为久远，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差距反而使《明史》作者本来的意图得到稀释，去除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作者意图，真相会慢慢被析出。
四 结语
中国是一个历史化的国家，“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曾自我期许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的史书绝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从司马迁开始，史书就包含着浓厚的“作”的成分，福柯之后，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知的历史就是文本，而作为历史文本的读者，作者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袁崇焕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名人和代表，在几百年的评述过程中其形象已经固化和神圣化，但在诠释学的视野之下，我们终将认识在那个历史记载之外的袁崇焕，他被冤杀，却不是岳飞，崇祯有错，却不是宋高宗，这样一种解读才是对历史以及古人的一种尊重。
參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中华书局.2000.（8）.
[2]阎崇年.袁崇焕死因解析[J].历史档案.1995.（4）.
[3]（法）罗兰·巴尔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4]（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5]孟森.《明史讲义》[M].中华书局.2010.（7）.
作者简介：王勃（1991-）男，汉，河南省信阳市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
【关键词】：明史；袁崇焕；历史文本；间距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自《春秋》到《清史稿》两千多年的历史书写几乎没有间断，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通过这些历史书写，后人才能够非常详尽地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往，了解到古人对于如何在这个大地上更好地存在所做的种种努力。明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历史中是一个异类，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另一方面，它将皇权拔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史》成书于明亡之后一百年，满汉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作为胜利者的书写，《明史》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关于袁崇焕的书写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可以说，在《明史》中，书写者有意建构了一个袁崇焕神话。
一 袁崇焕悲剧之解读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崇祯年间官至蓟辽督师，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力挫后金八旗，崇祯三年皇太极进犯大明京师（北京），史称“己巳之变”，袁崇焕因此被下诏狱，后被崇祯帝凌迟处死。由于其抗击后金的功绩以及悲剧的结局，袁崇焕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直至今日。关于袁崇焕之死，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皆众说纷纭，这里就根据《明史》的记载对其死因进行解读。
通观整个中国历史，历来封建王朝的灭亡无非两端：一者内忧，一者外患。然而像明王朝这样内忧外患兼至而最终导致灭亡的例子却很罕见，明清易代对于中国大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这一大事件中，很多杰出的人物站上了历史的舞台，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天启二年正月（1622），袁崇焕“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1]p4483 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三甲，被明王朝授予邵武知县的职位，三年后（天启二年）进京述职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也就是一个可以参与战争决策的低级官员。据《明史》记载，袁崇焕“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1]p4483 在后世的流传中，有一则关于袁崇焕的故事，在他少年时，有一次在路边看见一座土地庙，他问土地神：“土地公，土地公，何不守辽东？”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是通过这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袁崇焕虽然是读书人，但是从很早的时候就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启二年，明军自广宁溃败之后，袁崇焕由于熟知兵事，得以在辽东前线任职，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并在宁远之战中击败努尔哈赤，一战成名，这也是后来崇祯帝重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崇祯即位后袁崇焕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一年之内以布衣之身升至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得到皇帝三次平台召对，这些都说明崇祯帝对袁崇焕所报的期望和幻想，后来崇祯帝处死袁崇焕，可以说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崇祯皇帝深感自己幻想的破灭。
崇祯帝给袁崇焕所定的罪状共有八条，它们分别是：“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遣散援兵、携僧入城和付托不效”。关于这八条罪状阎崇年在《袁崇焕死因解析》一文中一一予以反驳，均斥之为“莫须有”[2]，这里选出“斩帅践约”和“纵敌长驱”这两条来予以解读。
所谓“斩帅践约”这一条指的是袁崇焕计斩皮岛总兵毛文龙，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一事件历来争议不断，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所谓的“斩帅践约”是冤枉的。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毛文龙不受节制，不听指挥：“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3]p4490；二是其“擅开马市”。在袁崇焕的性格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自负，在杀毛文龙时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道本部院是個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而且在杀毛文龙之前，袁崇焕也曾未经请示杀过一个贪污的副总兵，被孙承宗训斥过，袁崇焕杀毛文龙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是个错误，因为虽然袁崇焕为毛文龙所罗列的罪行基本属实，但毛文龙在皮岛深处后金后方，对皇太极是一个极大地威胁：“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1]p4489。由此可见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客观上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为皇太极进兵关内扫除了一个障碍，但他又绝非是为了向皇太极“践约”，这一罪名在客观上是成立的但在主观上是被冤枉的。
其次是“纵敌长驱”。主要指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自遵化向北京进犯，袁崇焕在其后追而不击，直至北京城下，这一条在主观上依然是冤枉的，因为袁崇焕抗击后金的一贯战略思想就是守坚城而拒敌，他的目的就是以北京为坚城抵抗八旗军，然而在客观上，皇太极得以顺利地自西而东长驱直入数百里，再加上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曾经提议跟皇太极议和，因此“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2]p4491既成事实加上舆论导向，袁崇焕“纵敌长驱”的罪名就坐实了。
袁崇焕曾以孤城宁远击败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他不缺乏勇气和信念，他是民族英雄，但最终却被凌迟处死，死之前，还要被京城的民众骂为“卖国贼”，以命运的悲剧性而言，他遭遇的不幸还要胜于岳飞，但他跟崇祯帝之间又并非一个简单的昏君与良将之间的故事，这个“昏君—良将”之间“自毁长城”的故事，正是源自于自《明史》所建构起来的袁崇焕神话。
二 袁崇焕神话的建构
清人对袁崇焕的评价相当高：“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p4492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其言外之意为：崇焕死，明亡矣。这一评价影响相当的深远，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袁崇焕：“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在《明史》的影响下，袁崇焕已然成为一个维系民族存亡安危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岳飞的民族英雄，而这正是一个历史神话。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指出：“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3]虽然巴尔特所谓的神话是指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但在这里借用巴尔特的这一定义，指代历史书写中的一种现象。在这里，神话就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的书写，中国正史基本上都是后一朝代书写前一朝代之事，史官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正史中有很多的叙事模式，“昏君——良将”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叙事模式，之所以说袁崇焕在《明史》书写中被建构为一种神话，正是因为袁崇焕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在《明史》文本之中就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与袁崇焕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杰出的将领，孙承宗，关锦防线的构建者，在《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八》里是这样评价孙承宗的：“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1]p4329 研究史料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因为关锦防线抵御了清军几十年，直到李自成攻进北京清军也未能破入山海关，而袁崇焕最耀眼的功勋在于宁远大捷，挫败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作用远远不及关锦防线，对于明朝而言，孙承宗所起的才是真正的力挽狂澜的作用，然而，“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历史评价却给了袁崇焕，这是一处逻辑上的矛盾，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看到背后意识形态的运作。
明亡清兴，江山易主，鼎革时期的历史是当朝统治者最敏感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也必然是最有蹊跷的，《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1]p4491 这一段记载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崇祯帝本人是十分憎恶宦官的，袁崇焕下狱为崇祯四年，崇祯杀魏忠贤在崇祯二年，此时他是不会轻易相信宦官的说辞的，又何来“信之不疑”？其次，根据史料来看，崇祯帝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聪明的政治家，从他隐忍除掉魏忠贤就可以看出来，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中了这么拙劣的反間计呢？经考证，这一段话最初的出处是《满文老档》，也就是清人的记载，并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佐证，因此是不足为信的，既然如此，《明史》为什么要采用这一说法呢？作为清朝的史官，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最大的目标和任务，要想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第一，证明前朝统治者昏庸残暴；第二，证明当今统治者英明仁爱。崇祯杀袁崇焕确实是冤杀，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错误之一，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史官当然会将其无限放大，《明史》的成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而且距离明朝灭亡也有百年，许多历史细节已经模糊，史官巧妙地用寥寥数笔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们想要让我们了解的崇祯帝的形象：误听谗言，残杀国之柱石，自毁长城，亡国之君。宋高宗杀岳飞的千古奇冤早已经深入人心，崇祯帝杀袁崇焕的千古奇冤接受起来也就自然而然，这个“反间计”的故事也许只是子虚乌有，但早已经流传下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袁崇焕在《明史》中的被拔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袁崇焕的地位越高，崇祯的昏庸程度也就越高，而这些都是为清朝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服务的。
三 对袁崇焕神话的间距化理解
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里，历史记载就是一种文本，它总是遮蔽一些真相。“文本”在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利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本的间距化，在利科那里，文本的间距化是指文本因脱离文本的创造者以及产生这一文本的文化条件而造成的远离效应[4]。这种远离效应使愿意难以成为愿意，但是对于历史文本来说，这种远离却有可能使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显现出来。
保罗·利科将间距化划分为四种形式，它们分别是：
一，作者所说的意思疏远了所说的事件。即作者的主观意愿与说出来的意思有间距；
二，文字表达与作者的言语之间的间距化；
三，间距化是文字表达的东西与原来的听者所听到的东西之间的间距化；
四，文本中的表面指称与实际指称之间出现间距。
文本的间距化经历了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口头传达而造成的间距化，另一方面是被文字固定下来之后的间距化。作品或者文本的结构和篇目顺序决定着文本的整体意义，在《明史》关于袁崇焕的记述中，前面先列举了熊廷弼、王化贞等人，这些人都是袁崇焕之前的辽东经略要么是所用非人，要么是皇帝听信谗言下令处死，这些可以说是一个铺垫：即明朝东北边事已经万分危机，而朝廷却毫无办法。在这样一种铺垫之下，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就显得尤为重要，重要的超过了它本来的意义，而崇祯帝误杀袁崇焕就显得尤为不可救药。
现今的史学界对于袁崇焕和崇祯的评价已经趋于客观，明史学家孟森这样说到：“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5] 孟森之语对于《明史》来说就是一种文本的间距化，虽然现时代距明朝灭亡比《明史》成书时更为久远，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差距反而使《明史》作者本来的意图得到稀释，去除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作者意图，真相会慢慢被析出。
四 结语
中国是一个历史化的国家，“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曾自我期许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的史书绝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从司马迁开始，史书就包含着浓厚的“作”的成分，福柯之后，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知的历史就是文本，而作为历史文本的读者，作者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袁崇焕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名人和代表，在几百年的评述过程中其形象已经固化和神圣化，但在诠释学的视野之下，我们终将认识在那个历史记载之外的袁崇焕，他被冤杀，却不是岳飞，崇祯有错，却不是宋高宗，这样一种解读才是对历史以及古人的一种尊重。
參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中华书局.2000.（8）.
[2]阎崇年.袁崇焕死因解析[J].历史档案.1995.（4）.
[3]（法）罗兰·巴尔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4]（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5]孟森.《明史讲义》[M].中华书局.2010.（7）.
作者简介：王勃（1991-）男，汉，河南省信阳市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