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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左丘明写的吗？
《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料汇编，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周当时虽为中央王朝，实已与诸侯国无异），记事时间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时代大致与《春秋》《左传》相同而稍长。
关于《国语》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
一种说法是，《国语》和《左传》都是出自左丘明之手。这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西汉后期的刘歆，则首创“内、外传”说，认为《左传》是“《春秋内传》”，《国语》是“《春秋外传》”。东汉时，史学家班固除认同司马迁之说，以及刘歆之称外，还落实了《左传》与《国语》的关系。《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这是认为先有《左传》，后有《国语》；《左传》为主，《国语》为辅。此外，《汉书·律历志》引《国语》也都称《春秋外传》。于是，就有这样一个观点：左丘明在作《左传》之余，利用剩下的史料，写成了《国语》，以补《左传》之不尽，并共同“辅佐”《春秋》。这是汉朝人的流行看法。到了宋代和清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不乏其人。
不过从晋代开始，便有不少学者对《左传》《国语》同出一人（左丘明）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像唐代陆淳便引赵匡之语说：“《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这是从文体上对《左传》《国语》出于一人说提出了疑问。宋代叶适的《习学记言》则认为《左传》虽曾参考过《国语》，但二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两种著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国语》非一人完成的作品这一观点。主要理由有：
第一，《国语》一书共八国“语”，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共记有周穆、恭、厉、宣等十二王时期的事迹，前五个是西周统治者，后七个是东周统治者。如果从数量上看，《周语》记东周时期史事多于西周，但稍加留意，不难发现，真正记周朝大事的多在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多是记周朝与诸侯的往来及一些琐言碎语；《郑语》则主要记西周时史伯纵论天下局势；《鲁语》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且记事仅局限于春秋之内；《齐语》则集中在齐桓公称霸一事上；《晋语》是国语中占篇幅最多的，共九卷，几乎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记事始于鲁桓公三年，迄于战国初年，时间延续长，内容涉及广，相对于其他各国要全面、具体得多；《吴语》《越语》则是记春秋末、战国初之事。可见，《国语》一书在分配比例、记事的时间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差距。
第二，《国语》中文章风格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像《周语》《齐语》《郑语》《楚语》等多长篇大论，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等诸多方面，文章理论性、逻辑性都较强。与此形成对照的《晋语》《越语》等，多为短小文章，文笔也较简洁精炼。《鲁语》则往往一事一议，虽显琐碎，却每有真知灼见于其中。《吴语》《楚语》文字流畅整饬，气势充沛饱满，且讲究词句的安排利用。《越语》则如柳宗元所云“尤为奇峻”，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用韵现象。
第三，《国语》一书的指导思想也很杂乱，既有重民、崇礼、知天命的儒家思想，如《周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有重“ 法、术、势”，主张赏罚分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如《吴语》记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前，聚众发令，有罪者斩；还有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的墨家思想，如《周语上》祭公谋父劝穆王弥兵：“先王耀德不观兵。”此外，更有提倡君主“与民并耕而食，警飨而治”的农家思想，以及主张“以奇用兵”“顺时而发”的兵家思想。
总的说来，《国语》中的篇目，无论是在各自所占的比例上，还是记述的侧重点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是一个人统撰全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能够兼容各家思想并将其杂糅在一起撰成一书，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语》不是由某个人单独撰成的。
关于《国语》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语》这部书，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说明：
第一，《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都是单独流传的，并借朝聘赴告的机会得到交流。到了战国初年，某位或几位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就成了今本的《国语》。
第二，《国语》主要在于记言（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等）。每篇的形成过程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每篇的作者实际有两位：一是讲述者，即言论的发表者；一是记载和整理加工的人，通常是史官。同时，《国语》中的“语”还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开头用简要的语言叙述有关事由和缘起，导入主题；主体部分提出论点（这是文章的主旨），展开论说（论述、论证或辩诘，通常是以议论或问对的形式出现）；结尾交待事情的结果。
第三，《国语》内容广泛，涉及“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的内容远远多于颂美。应该承认，《国语》的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 他（或他们）所选入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国语·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的，从中可见编者提供借鉴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第四，《国语》是“编”而不是“著”，是“选”而不是“作”。这一点与《左传》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前面已经说到，《国语》的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每国的《语》所占比例差距很大，正是由于编者手中的史料多寡不一所致。而书中未收入陈、宋、燕、秦等诸侯国之《语》，大概是因为编者手中本来就缺乏这些资料。 第五，《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历史是一条不断流的长河，因此作为严格的史书，应该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若用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共收有二百余条史料，除《晋语》《吴语》中某些史料上下有所衔接外，大多数史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每一条史料都可以各自独立成篇。《国语》只不过是把这些独立成篇的文章汇编在一起罢了。
最后，《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这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所在。编者没有对全书的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和提炼，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我们读《国语》，很容易感受到各篇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此外，《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的现象，这应该是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收入到《国语》中的缘故。
《国语》韦昭注的特点和价值
提到《国语》，不得不提为它作注的一个人——三国时期的
韦昭。
韦昭为《国语》作的注有以下特点：
第一，体例完备，成一家之名学。所谓“成一家之名学”，首先在于韦昭有明确的注释目的，即令浅闻初学者亦能通晓并祛他注之过。其次，韦昭以疏通文意为宗旨，针对《国语》所记史实，参照《春秋》《左传》对史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加以注释，从而弥补《国语》记史时间上的空白，增强其史实记载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韦昭考校训释文字、补充史实和世系、解析名物和制度、梳理典故和职官、考地理、通天文等等，注释内容细致入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例。这些注释，也多有经典文献的依托和权威学者的佐证。
第二，兼采诸家，比并释疑。在全部注释中，韦昭自己的注仅过半数，其余则征引其他诸人之说，如直接或间接征引郑众注12条、贾逵注67条、唐固注72条、虞翻注17条。韦昭征引诸家，多加梳理，给出贴近文意的更为浅近的注释，其中不乏个人意见，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这种边注释边研究的注书方法，也为后人所沿用，开集解之风。
第三，征引文献广博，注释具有权威性。除了引用他人注释外，韦昭还引用了一些典籍文献来充实自己的注，以便于理解《国语》的原文，其中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左传》《诗经》《周易》《论语》《尚书》《孝经》《世本》《尔雅》等，达到了疏通文意和补充史实的目的。应该看到，韦昭所征引的文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它比任何一部“国语注”的生命力都强。直到今天，学者也不能抛开韦注来研究《国语》。
最后，训释简括，紧扣原文。大凡为古书作注者，其目的都是要让当时人能够读懂古书的文字，所以都是用当时浅显易懂的语言。韦昭的注便是如此，简洁、通俗易懂，即使今天看，也并不古奥。这体现了韦昭深厚的学养和文字功力。
韦昭的《国语注》是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韦注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的价值。韦昭注开集解之风，对后世何晏的《论语集解》、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等经、史之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有学者指出，在以经学为主导的时代，《国语》能随《左传》而得以流传，韦昭功不可没。韦昭的注与《国语》相结合，直接影响了《国语》一书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从史料汇编上升为史学著作。
《国语》的现代价值
首先，《国语》提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重信的优秀传统，《国语》中也把信作为重要的品德之一。申叔时在论傅太子之道时，就提出要“明久长以导之信”，也就是通过引导他讲诚信来阐明如何可以使国祚长久的道理，这不仅把诚信当作为人的准则，更把它提高到安邦定国的地位。《国语》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上，楚军欲违信而偷袭晋军。晋军主帅赵武“以忠谋诸侯，以信覆之”，坚持以忠信对待诸侯，终于折服了楚国，使“楚人不敢谋，畏晋之信也”。与此相对，《国语》中对背信之人予以严厉的谴责。如晋惠公为求成为国君，内许大臣里克田百万、丕郑田七十万，外许秦穆公“河外列城五”。但他回国后，立刻“背外内之赂”，不仅如此，还借故杀了里克和丕郑，而且恩将仇报，在秦国大饥之时不卖粮食给秦国。对此，书中指责道：“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而不讲求信用，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可见诚信的重要性。
其次，《国语》中体现着民本思想。《国语》主张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国语》开篇即提到周武王得国是因“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商纣失国是因其“大恶于民，庶民不忍”。书中对关心民情、急民所急的明君贤臣都是予以肯定的。像齐鲁长勺之战，鲁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鲁庄公爱民，曹刿据此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同样，对于贪残虐民的君臣，《国语》都无一例外地予以痛斥。像周厉王暴虐无道，贪婪无度，在被告诫“民不堪命矣”后，非但不听劝谏，反而“防民之口”，芮良夫因此叹息“周必败”。
第三，《国语》倡导为人要具有恭敬、节俭和谦让的品质。《国语》把“敬”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认为恭敬的态度体现着礼的精神。范武子教育其子如何为人处事，以承君命时，只说“唯敬”两字：“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 ”可见，恭敬就是守德，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呢？《国语》还极力赞美节俭，反对奢侈，提出“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鲁大夫叔孙宣子、东门子生活奢靡，周卿士刘康公即直言“叔孙、东门其亡乎！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因为“敬恪恭俭”才是为人之道。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语》中对谦虚谨慎、严以律己的人物进行了褒扬，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赵衰让贤的佳话。晋文公三次任命赵衰为卿，赵衰三次推辞，并三次举贤。这种谦让精神并非虚假，而是能正确地知人知己，可以说“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谦让的出发点是先国家后个人，先公后私。在赵衰等的影响下，晋国群臣让贤、举贤形成风气，从而为晋国的持久霸业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 最后，《国语》中蕴含着“以史为鉴”的思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尚书·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思想可以说是最早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国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其中讨论了西周衰亡的原因以及各诸侯国为政的成败得失。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编纂的意图上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资治通鉴’。从编纂的性质看，《国语》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经世文编’”。
《国语》选读
伍举论台美而楚殆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使富都那竖赞焉，而使长鬛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
“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楚语上》）
楚灵王建造章华之台，与楚大夫伍举一起登台，说：“台真美呀！”伍举说：“我听说国君以接受上天福禄为美，以安定民众为乐，以听从有德者为耳聪，以能够使远方人归服为眼明。我没有听说过以土木建筑崇高、彩绘雕饰为美，以金石匏竹乐器盛大众多为乐；没有听说过以观赏场面宏大、视觉奢侈、淫于女色为眼明，而以辨察音乐清浊为耳聪。
“我们的先君庄王曾经建造匏居之台，台的高度不过是便于观望国家吉凶云气，台的大小面积不过是可以容纳宴会俎豆，建台所需木料不妨害国家守备，费用不动用官府开支，民众不至于荒废时务，官员不改变上朝常规。……如今君王建造这座章华台，楚国民众为此疲惫，楚国财用为此用尽，年成谷物为此歉收，百官为此厌烦，全国民众都来筑土，用了几年才建成。您希望能够与各国诸侯一起登台，可是各国诸侯都予以拒绝，没有人来。此后您派太宰启疆请鲁侯来，以蜀之役相威胁，鲁侯这才来楚。您派容貌美丽、风度优雅的美少年赞礼，派高大健壮的人相助行礼，我不知道章华台美在哪里。
“所谓美，是指对上下、内外、小大、远近都没有危害，这才叫美。如果眼睛看着舒服就是美，但乱取财用导致匮乏，那么这就是聚敛民财使自己富厚而让民众贫穷，如此何美之有？做国君的人，应该与民共处；民众贫穷，君主怎么能独自肥厚？况且人的私欲膨胀，德义就会缺少；德义不能施行，就会近者忧愁叛离而远者抗拒违命。天子的尊贵，就体现在他以公侯作为官长，而以伯子男作为诸位官员。天子之所以具有美名，只是因为他将美德施行到远近之处，使大小诸侯都得到安定。如果聚敛民财来成就自己的私欲，使民众忧伤失去安乐，因而产生叛离之心，那么造成的罪恶就大了，眼睛看着舒服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台不过是用来观望国家吉凶云气。因而建造榭只要考虑便于士卒讲武，建造台只要考虑能够达到观望云气的高度。台榭的场所不应该侵夺耕地，建造台榭的行为不至于造成财用匮乏，建造台榭的事务不至于影响官员行政，建造台榭的时间不至于荒废农时。贫瘠的土地，可以作为台榭的场所；筑城守备的剩余木料，可以用作建造台榭的材料；官员在空闲时间，可以登临台榭观赏；四季中的空闲，可以作为建造台榭的时机。……建造台榭，是用来让百姓获得利益，没有听说为建造台榭而让民众匮乏的。如果君王认为这座台美丽而以为是正确的，那么楚国就危险了！”
《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料汇编，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周当时虽为中央王朝，实已与诸侯国无异），记事时间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时代大致与《春秋》《左传》相同而稍长。
关于《国语》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
一种说法是，《国语》和《左传》都是出自左丘明之手。这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西汉后期的刘歆，则首创“内、外传”说，认为《左传》是“《春秋内传》”，《国语》是“《春秋外传》”。东汉时，史学家班固除认同司马迁之说，以及刘歆之称外，还落实了《左传》与《国语》的关系。《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这是认为先有《左传》，后有《国语》；《左传》为主，《国语》为辅。此外，《汉书·律历志》引《国语》也都称《春秋外传》。于是，就有这样一个观点：左丘明在作《左传》之余，利用剩下的史料，写成了《国语》，以补《左传》之不尽，并共同“辅佐”《春秋》。这是汉朝人的流行看法。到了宋代和清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不乏其人。
不过从晋代开始，便有不少学者对《左传》《国语》同出一人（左丘明）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像唐代陆淳便引赵匡之语说：“《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这是从文体上对《左传》《国语》出于一人说提出了疑问。宋代叶适的《习学记言》则认为《左传》虽曾参考过《国语》，但二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两种著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国语》非一人完成的作品这一观点。主要理由有：
第一，《国语》一书共八国“语”，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共记有周穆、恭、厉、宣等十二王时期的事迹，前五个是西周统治者，后七个是东周统治者。如果从数量上看，《周语》记东周时期史事多于西周，但稍加留意，不难发现，真正记周朝大事的多在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多是记周朝与诸侯的往来及一些琐言碎语；《郑语》则主要记西周时史伯纵论天下局势；《鲁语》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且记事仅局限于春秋之内；《齐语》则集中在齐桓公称霸一事上；《晋语》是国语中占篇幅最多的，共九卷，几乎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记事始于鲁桓公三年，迄于战国初年，时间延续长，内容涉及广，相对于其他各国要全面、具体得多；《吴语》《越语》则是记春秋末、战国初之事。可见，《国语》一书在分配比例、记事的时间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差距。
第二，《国语》中文章风格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像《周语》《齐语》《郑语》《楚语》等多长篇大论，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等诸多方面，文章理论性、逻辑性都较强。与此形成对照的《晋语》《越语》等，多为短小文章，文笔也较简洁精炼。《鲁语》则往往一事一议，虽显琐碎，却每有真知灼见于其中。《吴语》《楚语》文字流畅整饬，气势充沛饱满，且讲究词句的安排利用。《越语》则如柳宗元所云“尤为奇峻”，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用韵现象。
第三，《国语》一书的指导思想也很杂乱，既有重民、崇礼、知天命的儒家思想，如《周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有重“ 法、术、势”，主张赏罚分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如《吴语》记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前，聚众发令，有罪者斩；还有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的墨家思想，如《周语上》祭公谋父劝穆王弥兵：“先王耀德不观兵。”此外，更有提倡君主“与民并耕而食，警飨而治”的农家思想，以及主张“以奇用兵”“顺时而发”的兵家思想。
总的说来，《国语》中的篇目，无论是在各自所占的比例上，还是记述的侧重点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是一个人统撰全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能够兼容各家思想并将其杂糅在一起撰成一书，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语》不是由某个人单独撰成的。
关于《国语》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语》这部书，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说明：
第一，《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都是单独流传的，并借朝聘赴告的机会得到交流。到了战国初年，某位或几位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就成了今本的《国语》。
第二，《国语》主要在于记言（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等）。每篇的形成过程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每篇的作者实际有两位：一是讲述者，即言论的发表者；一是记载和整理加工的人，通常是史官。同时，《国语》中的“语”还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开头用简要的语言叙述有关事由和缘起，导入主题；主体部分提出论点（这是文章的主旨），展开论说（论述、论证或辩诘，通常是以议论或问对的形式出现）；结尾交待事情的结果。
第三，《国语》内容广泛，涉及“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的内容远远多于颂美。应该承认，《国语》的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 他（或他们）所选入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国语·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的，从中可见编者提供借鉴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第四，《国语》是“编”而不是“著”，是“选”而不是“作”。这一点与《左传》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前面已经说到，《国语》的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每国的《语》所占比例差距很大，正是由于编者手中的史料多寡不一所致。而书中未收入陈、宋、燕、秦等诸侯国之《语》，大概是因为编者手中本来就缺乏这些资料。 第五，《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历史是一条不断流的长河，因此作为严格的史书，应该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若用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共收有二百余条史料，除《晋语》《吴语》中某些史料上下有所衔接外，大多数史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每一条史料都可以各自独立成篇。《国语》只不过是把这些独立成篇的文章汇编在一起罢了。
最后，《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这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所在。编者没有对全书的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和提炼，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我们读《国语》，很容易感受到各篇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此外，《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的现象，这应该是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收入到《国语》中的缘故。
《国语》韦昭注的特点和价值
提到《国语》，不得不提为它作注的一个人——三国时期的
韦昭。
韦昭为《国语》作的注有以下特点：
第一，体例完备，成一家之名学。所谓“成一家之名学”，首先在于韦昭有明确的注释目的，即令浅闻初学者亦能通晓并祛他注之过。其次，韦昭以疏通文意为宗旨，针对《国语》所记史实，参照《春秋》《左传》对史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加以注释，从而弥补《国语》记史时间上的空白，增强其史实记载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韦昭考校训释文字、补充史实和世系、解析名物和制度、梳理典故和职官、考地理、通天文等等，注释内容细致入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例。这些注释，也多有经典文献的依托和权威学者的佐证。
第二，兼采诸家，比并释疑。在全部注释中，韦昭自己的注仅过半数，其余则征引其他诸人之说，如直接或间接征引郑众注12条、贾逵注67条、唐固注72条、虞翻注17条。韦昭征引诸家，多加梳理，给出贴近文意的更为浅近的注释，其中不乏个人意见，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这种边注释边研究的注书方法，也为后人所沿用，开集解之风。
第三，征引文献广博，注释具有权威性。除了引用他人注释外，韦昭还引用了一些典籍文献来充实自己的注，以便于理解《国语》的原文，其中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左传》《诗经》《周易》《论语》《尚书》《孝经》《世本》《尔雅》等，达到了疏通文意和补充史实的目的。应该看到，韦昭所征引的文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它比任何一部“国语注”的生命力都强。直到今天，学者也不能抛开韦注来研究《国语》。
最后，训释简括，紧扣原文。大凡为古书作注者，其目的都是要让当时人能够读懂古书的文字，所以都是用当时浅显易懂的语言。韦昭的注便是如此，简洁、通俗易懂，即使今天看，也并不古奥。这体现了韦昭深厚的学养和文字功力。
韦昭的《国语注》是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韦注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的价值。韦昭注开集解之风，对后世何晏的《论语集解》、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等经、史之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有学者指出，在以经学为主导的时代，《国语》能随《左传》而得以流传，韦昭功不可没。韦昭的注与《国语》相结合，直接影响了《国语》一书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从史料汇编上升为史学著作。
《国语》的现代价值
首先，《国语》提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重信的优秀传统，《国语》中也把信作为重要的品德之一。申叔时在论傅太子之道时，就提出要“明久长以导之信”，也就是通过引导他讲诚信来阐明如何可以使国祚长久的道理，这不仅把诚信当作为人的准则，更把它提高到安邦定国的地位。《国语》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上，楚军欲违信而偷袭晋军。晋军主帅赵武“以忠谋诸侯，以信覆之”，坚持以忠信对待诸侯，终于折服了楚国，使“楚人不敢谋，畏晋之信也”。与此相对，《国语》中对背信之人予以严厉的谴责。如晋惠公为求成为国君，内许大臣里克田百万、丕郑田七十万，外许秦穆公“河外列城五”。但他回国后，立刻“背外内之赂”，不仅如此，还借故杀了里克和丕郑，而且恩将仇报，在秦国大饥之时不卖粮食给秦国。对此，书中指责道：“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而不讲求信用，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可见诚信的重要性。
其次，《国语》中体现着民本思想。《国语》主张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国语》开篇即提到周武王得国是因“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商纣失国是因其“大恶于民，庶民不忍”。书中对关心民情、急民所急的明君贤臣都是予以肯定的。像齐鲁长勺之战，鲁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鲁庄公爱民，曹刿据此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同样，对于贪残虐民的君臣，《国语》都无一例外地予以痛斥。像周厉王暴虐无道，贪婪无度，在被告诫“民不堪命矣”后，非但不听劝谏，反而“防民之口”，芮良夫因此叹息“周必败”。
第三，《国语》倡导为人要具有恭敬、节俭和谦让的品质。《国语》把“敬”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认为恭敬的态度体现着礼的精神。范武子教育其子如何为人处事，以承君命时，只说“唯敬”两字：“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 ”可见，恭敬就是守德，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呢？《国语》还极力赞美节俭，反对奢侈，提出“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鲁大夫叔孙宣子、东门子生活奢靡，周卿士刘康公即直言“叔孙、东门其亡乎！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因为“敬恪恭俭”才是为人之道。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语》中对谦虚谨慎、严以律己的人物进行了褒扬，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赵衰让贤的佳话。晋文公三次任命赵衰为卿，赵衰三次推辞，并三次举贤。这种谦让精神并非虚假，而是能正确地知人知己，可以说“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谦让的出发点是先国家后个人，先公后私。在赵衰等的影响下，晋国群臣让贤、举贤形成风气，从而为晋国的持久霸业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 最后，《国语》中蕴含着“以史为鉴”的思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尚书·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思想可以说是最早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国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其中讨论了西周衰亡的原因以及各诸侯国为政的成败得失。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编纂的意图上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资治通鉴’。从编纂的性质看，《国语》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经世文编’”。
《国语》选读
伍举论台美而楚殆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使富都那竖赞焉，而使长鬛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
“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楚语上》）
楚灵王建造章华之台，与楚大夫伍举一起登台，说：“台真美呀！”伍举说：“我听说国君以接受上天福禄为美，以安定民众为乐，以听从有德者为耳聪，以能够使远方人归服为眼明。我没有听说过以土木建筑崇高、彩绘雕饰为美，以金石匏竹乐器盛大众多为乐；没有听说过以观赏场面宏大、视觉奢侈、淫于女色为眼明，而以辨察音乐清浊为耳聪。
“我们的先君庄王曾经建造匏居之台，台的高度不过是便于观望国家吉凶云气，台的大小面积不过是可以容纳宴会俎豆，建台所需木料不妨害国家守备，费用不动用官府开支，民众不至于荒废时务，官员不改变上朝常规。……如今君王建造这座章华台，楚国民众为此疲惫，楚国财用为此用尽，年成谷物为此歉收，百官为此厌烦，全国民众都来筑土，用了几年才建成。您希望能够与各国诸侯一起登台，可是各国诸侯都予以拒绝，没有人来。此后您派太宰启疆请鲁侯来，以蜀之役相威胁，鲁侯这才来楚。您派容貌美丽、风度优雅的美少年赞礼，派高大健壮的人相助行礼，我不知道章华台美在哪里。
“所谓美，是指对上下、内外、小大、远近都没有危害，这才叫美。如果眼睛看着舒服就是美，但乱取财用导致匮乏，那么这就是聚敛民财使自己富厚而让民众贫穷，如此何美之有？做国君的人，应该与民共处；民众贫穷，君主怎么能独自肥厚？况且人的私欲膨胀，德义就会缺少；德义不能施行，就会近者忧愁叛离而远者抗拒违命。天子的尊贵，就体现在他以公侯作为官长，而以伯子男作为诸位官员。天子之所以具有美名，只是因为他将美德施行到远近之处，使大小诸侯都得到安定。如果聚敛民财来成就自己的私欲，使民众忧伤失去安乐，因而产生叛离之心，那么造成的罪恶就大了，眼睛看着舒服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台不过是用来观望国家吉凶云气。因而建造榭只要考虑便于士卒讲武，建造台只要考虑能够达到观望云气的高度。台榭的场所不应该侵夺耕地，建造台榭的行为不至于造成财用匮乏，建造台榭的事务不至于影响官员行政，建造台榭的时间不至于荒废农时。贫瘠的土地，可以作为台榭的场所；筑城守备的剩余木料，可以用作建造台榭的材料；官员在空闲时间，可以登临台榭观赏；四季中的空闲，可以作为建造台榭的时机。……建造台榭，是用来让百姓获得利益，没有听说为建造台榭而让民众匮乏的。如果君王认为这座台美丽而以为是正确的，那么楚国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