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披露下来，亏损榜前十名，多是央企或地方国企。“领衔”的中国远洋亏损95亿元，“十巨头”一年亏掉了500亿元。数字刺眼，舆论颇有些哗然，大概的意思是，央企（国企）如此无能，留他何用？
　　事情总是比表面看上去复杂一些。仅仅斥责央企无能，至少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在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榜单的另一端，也就是盈利榜上，位居前列的同样都是央企或地方国企。亏大钱时千夫所指，赚大钱时又怎能视而不见？
　　企业亏损额或盈利额的大小，在样本足够多的前提下，是取决于企业的体量而非质量的。国企普遍规模大，亏赚都显眼。用亏损额或者盈利额的绝对值，来评价央企或者国企的赚钱能力，说服力其实是有限的——无论赚钱的能力来自创新或者垄断。
　　更具说服力的数据或评价标准当然也有，但关键不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央企或国企的存在目的是什么？目的决定手段，也就决定了适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央企或国企的业绩。注意，是业绩，而不是效益。
　　一般来说，企业存在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赚钱”。不过，至少对目前中国的央企来说，这不是唯一目的。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国企或同等性质的企业，比如在撒切尔夫人改革前的英国，国企（及工会）就曾经“权倾一时”。不过，大多数国企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企形式保证社会服务的质量，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高铁；或通过形成垄断型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一些企业。与它们相比，中国的央企和地方国企，还是存在目的性差异的。确切地说，企业盈利能力意义上的“赚钱”，从一开始，就不是国企的唯一目的。
　　中国国企的前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主要是不负责产生经济效益，而是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经济效益考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翻阅中国国企改革史——实际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史，国企的盈利状况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围绕国企改革，纠结最深的问题不是盈利，而是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其中较重要的如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两年以后是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此又进行了进一步深化。
　　“国民经济命脉”一词，或可以视为特定背景下改革话语的一种策略性创新。不过，这个词语本身，也是中国国企改革核心难题的缩影：国企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还是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功能？当然，有人会说，二者并不矛盾，可以得兼。但在很多具体的案例中，这种内在的冲突是很难协调、必须舍弃其一，比如前述的榜单现象。那些排名榜尾的国企和央企，不仅没有因此而被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认定是“鸡肋”，还收到了大量补贴，正是佐证。
　　这也使国企的角色更像一只双头鹰，虽然力量强大，却常常受制于历史形成的悖论。一头是“正常”企业的赚钱使命，一头是改革前的“控制”使命，改革的“半渡”之势，决定了国企的“双头”形象。
　　但改革的大方向毕竟是清晰的。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地方国企在近两年的盈利能力上也出现了分化。央企的垄断性与地方国企的资源属性，使两者在取向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市场对资源性产品的吸引力是强大的。这还只是一个小侧面。随着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改革话语体系的进一步更新，从理论到实践上，央企与国企的定位都将逐渐与全球市场体系深度接轨，“双头鹰”的未来，取决于改革的推进速度。用单纯的市场标准来评价企业，终将成为中国国企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