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解构主义的创新特点及其对翻译学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旨在对翻译活动进行更好的指导。
【关键词】解构主义 翻译学 译者主体性 创译 化境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法国兴起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批判理论，即解构主义思潮，它由美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6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构主义以解释哲学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的看问题，旨在打破结构的封闭性，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解构主义学派强调消除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即对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都予以否定，主张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非传统译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主次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翻译界虽然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从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无法引进接受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传统翻译思想，但是其所奉行的发展思路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如：长期以来被中国译者视为至高标准的“信、达、雅”，鲁迅所秉承的“宁信而不顺”以及自翻译活动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且延续至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都能体现这种传统的翻译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源文本的价值视为不可动摇的权威，认为翻译活动是从属于源本文的价值，是第二性的东西，传统翻译观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译者在翻译时对源文本的忠实程度，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近似性、等值性等等。8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翻译思想很快成为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发现该派理论存在各种缺陷，因此开始尝试寻求更先进更正确的翻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研究。而从90年代开始，解构主义学派的翻译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该理论刷新了中国学者对传统译论的看法，其创新的核心思想使其在众多的西方翻译理论中脱颖而成，一度成为我国翻译界研究的“风暴中心”，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具体体现在近现代一些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提出的翻译理论都出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翻译观有所契合。
二、关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兴起之后，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它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这种创新观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野。归结起来，解构主义通过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和冲击对翻译理论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冲击“忠实”原则，强调翻译的创造性。解构主义宣扬：主体消散、能指自由、意义延宕和二元崩溃，这就给翻译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以及启发，主要表现在：意义的确定性遭到质疑和颠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忠实”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进而原文和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颠覆。从其语言观来看，根据索绪尔的语言观，该学派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既然存在着差异，那么原文的意义就不可能一成不变，那所谓的绝对忠实原作也就不可能存在。首次提出解构主义的雅克·德里达以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和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形成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其中，“延异”的概念在解构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主要表现在：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始的差异，既有空间上的差异和区别，又有时间的延期或推迟，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播撒”的概念是指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种子播散后“印迹”的追寻，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传统的结构主义认为原作品是通过“在场”的符号表达出来的确定的终极意义，而解构主义学派与之截然不同，该学派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文本中除了“在场”的符号外，还有“不在场”符号显现的隐藏意义。而“播撒”就意味着这种潜在的不在场，它们不断而又必然地瓦解着文本，揭露文本存在的种种缺陷。如上所述，“印迹”正好就意味着这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原本就是它自己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解构主义学派主张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构，译文和原文是延续和创作的关系，通过延异、播撒、印迹，原文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才得以生生不息。
2.冲击二元对立关系，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其实，上述的“创译论”和“创作论”同时还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对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这也就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另一个冲击，即对原文和译文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所谓的主次关系进行否定，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始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原作是第一性的、主导性的，而译文是次要的、第二性的，译文只能服从于原文。译者必须力求再现作者的原意，而原文与译文是一种模式，它们之间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解构主义正好消解了结构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中，他开始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表示质疑，他认为译文和原文本来就没有“忠实”可言，译文并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义，而是与原作的一种和谐，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在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界，亦不乏将译者的地位提到与作者同等高度，同时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译出创造性译文具有重要作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
三、解构主义与中国近现代主要翻译思想
基于以上观点，其实也可说是每位译者同时还拥有者“读者”和“作者”这两种特殊的身份，在近现代的中国翻译界，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翻译家，或者是他们的翻译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两种思想趋势。比如许渊冲的“创译论”，郭沫若的“创作论”，钱钟书的“化境”说，金岳霖的“译味”，曾虚白的“神韵”说等等。
1.许渊冲的“创译论”。许渊冲是我国的一位翻译大家，尤其在中国文学英译领域颇有建树，有着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此外，还总结得出许多先进创新的翻译理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创译论”，他认为，译者翻译时应该再现原作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只有实现这三美，才能让译文的读者体会到与原文读者在品读原作时一样的心情，这就需要译者既有在翻译上的专业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创作才能。他曾在《翻译的艺术》中写道：“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对等翻译’是不可能的”， 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具有不确定性，译者对原文的意义总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因此总能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赋予新的意义就是创译，这就是‘创译’的理论基础”。他还曾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来说明“创译”这一过程，“一首诗更是作者和译者心血的结晶。如果把作者比作父亲的话，那译者就可以比作母亲，而译诗就是父母结合的产儿。产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像父亲，也不会一点不留下母亲的胎记。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也不可能不留下译者再创造的痕迹”。他还认为，“文学翻译等于创作，力图把翻译文学提升到文学翻译的地位，从而解构了译者的从属地位，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 2.郭沫若的“创作论”。文学大师郭沫若就提出了“创作论”的翻译思想，他曾在《论文学翻译工作》中就曾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在谈到文学翻译时，他十分强调译者的主观感情的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这不仅体现了体现了解构主义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也是对传统翻译思想中的“忠实”原文这一观点有所创新，在翻译过程中，主张译者可以且被允许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行适当的发挥，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最终得出富有创造性的译文。
3.钱钟书的“化境”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也是针对传统译论的一种创新，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虽然译界往往误将钱钟书的“化境”说作为传统译论的一部分，认为该理论主张的是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最高规范，其实不然，“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这是因为钱钟书在对林纾翻译作品进行鉴赏时，认为林译小说存在大量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因此对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却对作品其中存在的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现象，称之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尽管这一观点过于“解构主义”，但是其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解构主义观的特点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其中所说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判断会采用到的翻译策略，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对紧扣原文这一“忠实”的做法采取的却是批判的态度，也正好符合解构主义对“忠实”观予以否定的这一核心思想。
4.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就在解构主义和读者接受理论等翻译理论中一些观点的影响下，产生了“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这样想法。这里明确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突出译者主体性。因为一部作品完成之后，译者对其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原作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已，并非作者本身，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当然，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和情感已经都体现在原作的文本中了，但是译者也只有通过对这些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进行解读，从而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这整个过程中，如果译者只知一味地忠实于原文，不断地模仿和复制原文信息，那么得出的译文势必会干瘪乏味、毫无生机可言。假如按照读者接受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不断解读，那么基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及译者同时拥有的读者身份，我们可以说，译者能够同时决定原文文本能否存在下去，以及怎样存在下去。
四、结语
总之，根据解构主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翻译创造性和主体性，但是为达到这一结果所要采取“手段”的程度就得由我们自己把握了，因为解构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否认其对于翻译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不该因为解构主义的部分真理性而对其全盘肯定，要辩证地看待它和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不能全盘否定传统译论，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选取恰当的翻译思想为指导，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而不至于让某个学派的思想大行其道以致滥觞。
参考文献：
[1]陈涵.从后结构主义看许渊冲的“创译伦”[J].衡水学院学报，2008（10）：62-64.
[2]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评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3（4）：26-29.
[3]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8）.
[4]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2002（5）：48-54.
[5]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6]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7]谢天振.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J].中国比较文学，2004（4）：24-42.
[8]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9]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24.
【关键词】解构主义 翻译学 译者主体性 创译 化境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法国兴起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批判理论，即解构主义思潮，它由美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6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构主义以解释哲学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的看问题，旨在打破结构的封闭性，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解构主义学派强调消除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即对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都予以否定，主张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非传统译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主次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翻译界虽然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从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无法引进接受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传统翻译思想，但是其所奉行的发展思路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如：长期以来被中国译者视为至高标准的“信、达、雅”，鲁迅所秉承的“宁信而不顺”以及自翻译活动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且延续至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都能体现这种传统的翻译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源文本的价值视为不可动摇的权威，认为翻译活动是从属于源本文的价值，是第二性的东西，传统翻译观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译者在翻译时对源文本的忠实程度，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近似性、等值性等等。8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翻译思想很快成为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发现该派理论存在各种缺陷，因此开始尝试寻求更先进更正确的翻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研究。而从90年代开始，解构主义学派的翻译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该理论刷新了中国学者对传统译论的看法，其创新的核心思想使其在众多的西方翻译理论中脱颖而成，一度成为我国翻译界研究的“风暴中心”，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具体体现在近现代一些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提出的翻译理论都出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翻译观有所契合。
二、关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兴起之后，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它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这种创新观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野。归结起来，解构主义通过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和冲击对翻译理论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冲击“忠实”原则，强调翻译的创造性。解构主义宣扬：主体消散、能指自由、意义延宕和二元崩溃，这就给翻译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以及启发，主要表现在：意义的确定性遭到质疑和颠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忠实”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进而原文和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颠覆。从其语言观来看，根据索绪尔的语言观，该学派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既然存在着差异，那么原文的意义就不可能一成不变，那所谓的绝对忠实原作也就不可能存在。首次提出解构主义的雅克·德里达以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和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形成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其中，“延异”的概念在解构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主要表现在：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始的差异，既有空间上的差异和区别，又有时间的延期或推迟，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播撒”的概念是指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种子播散后“印迹”的追寻，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传统的结构主义认为原作品是通过“在场”的符号表达出来的确定的终极意义，而解构主义学派与之截然不同，该学派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文本中除了“在场”的符号外，还有“不在场”符号显现的隐藏意义。而“播撒”就意味着这种潜在的不在场，它们不断而又必然地瓦解着文本，揭露文本存在的种种缺陷。如上所述，“印迹”正好就意味着这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原本就是它自己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解构主义学派主张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构，译文和原文是延续和创作的关系，通过延异、播撒、印迹，原文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才得以生生不息。
2.冲击二元对立关系，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其实，上述的“创译论”和“创作论”同时还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对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这也就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另一个冲击，即对原文和译文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所谓的主次关系进行否定，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始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原作是第一性的、主导性的，而译文是次要的、第二性的，译文只能服从于原文。译者必须力求再现作者的原意，而原文与译文是一种模式，它们之间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解构主义正好消解了结构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中，他开始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表示质疑，他认为译文和原文本来就没有“忠实”可言，译文并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义，而是与原作的一种和谐，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在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界，亦不乏将译者的地位提到与作者同等高度，同时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译出创造性译文具有重要作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
三、解构主义与中国近现代主要翻译思想
基于以上观点，其实也可说是每位译者同时还拥有者“读者”和“作者”这两种特殊的身份，在近现代的中国翻译界，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翻译家，或者是他们的翻译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两种思想趋势。比如许渊冲的“创译论”，郭沫若的“创作论”，钱钟书的“化境”说，金岳霖的“译味”，曾虚白的“神韵”说等等。
1.许渊冲的“创译论”。许渊冲是我国的一位翻译大家，尤其在中国文学英译领域颇有建树，有着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此外，还总结得出许多先进创新的翻译理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创译论”，他认为，译者翻译时应该再现原作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只有实现这三美，才能让译文的读者体会到与原文读者在品读原作时一样的心情，这就需要译者既有在翻译上的专业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创作才能。他曾在《翻译的艺术》中写道：“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对等翻译’是不可能的”， 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具有不确定性，译者对原文的意义总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因此总能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赋予新的意义就是创译，这就是‘创译’的理论基础”。他还曾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来说明“创译”这一过程，“一首诗更是作者和译者心血的结晶。如果把作者比作父亲的话，那译者就可以比作母亲，而译诗就是父母结合的产儿。产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像父亲，也不会一点不留下母亲的胎记。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也不可能不留下译者再创造的痕迹”。他还认为，“文学翻译等于创作，力图把翻译文学提升到文学翻译的地位，从而解构了译者的从属地位，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 2.郭沫若的“创作论”。文学大师郭沫若就提出了“创作论”的翻译思想，他曾在《论文学翻译工作》中就曾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在谈到文学翻译时，他十分强调译者的主观感情的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这不仅体现了体现了解构主义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也是对传统翻译思想中的“忠实”原文这一观点有所创新，在翻译过程中，主张译者可以且被允许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行适当的发挥，给原文赋予新的意义，最终得出富有创造性的译文。
3.钱钟书的“化境”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也是针对传统译论的一种创新，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虽然译界往往误将钱钟书的“化境”说作为传统译论的一部分，认为该理论主张的是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最高规范，其实不然，“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这是因为钱钟书在对林纾翻译作品进行鉴赏时，认为林译小说存在大量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因此对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却对作品其中存在的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现象，称之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尽管这一观点过于“解构主义”，但是其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解构主义观的特点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其中所说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判断会采用到的翻译策略，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对紧扣原文这一“忠实”的做法采取的却是批判的态度，也正好符合解构主义对“忠实”观予以否定的这一核心思想。
4.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就在解构主义和读者接受理论等翻译理论中一些观点的影响下，产生了“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这样想法。这里明确体现了解构主义学派突出译者主体性。因为一部作品完成之后，译者对其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原作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已，并非作者本身，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当然，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和情感已经都体现在原作的文本中了，但是译者也只有通过对这些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进行解读，从而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这整个过程中，如果译者只知一味地忠实于原文，不断地模仿和复制原文信息，那么得出的译文势必会干瘪乏味、毫无生机可言。假如按照读者接受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不断解读，那么基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及译者同时拥有的读者身份，我们可以说，译者能够同时决定原文文本能否存在下去，以及怎样存在下去。
四、结语
总之，根据解构主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翻译创造性和主体性，但是为达到这一结果所要采取“手段”的程度就得由我们自己把握了，因为解构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否认其对于翻译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不该因为解构主义的部分真理性而对其全盘肯定，要辩证地看待它和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不能全盘否定传统译论，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选取恰当的翻译思想为指导，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而不至于让某个学派的思想大行其道以致滥觞。
参考文献：
[1]陈涵.从后结构主义看许渊冲的“创译伦”[J].衡水学院学报，2008（10）：62-64.
[2]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评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3（4）：26-29.
[3]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8）.
[4]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2002（5）：48-54.
[5]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6]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7]谢天振.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J].中国比较文学，2004（4）：24-42.
[8]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9]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