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泽厚先生曾经讲过:“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特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
中国的“封建”一词起源于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那时的统治者按亲属关系封邦建国,简称为“封建”。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被固定在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只要少发生战争,就算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做稳奴隶的时代”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史记·货殖列传序》)由于生产方式的封闭自给性,导致了个体农民依附于家庭而生存的状态。狭隘而闭塞的现实条件,使老百姓很乐意接受与家庭同结构的社会组织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社会陷于大的动乱。鲁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社会环境相对要安定得多,这与鲁国所提倡的“亲亲孝悌”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在这层道德制约下,当政的贵族还不至于过度放肆残暴。然而,时代的洪流必然涤荡全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终于酿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新的现实催促人们尽快地寻找一种权威的理论。鉴于传统的势力依然强大,求之于“礼乐”的呼声便如潮水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吴国的季札,都努力提倡“礼乐”,尊“礼乐”为根本。依此定名分、辩是非、安邦治世,鲁国也因此成为复兴“礼乐”的中心。这对于年少就“好礼”而“好学”,“入太庙,每事问”,且聪颖过人、三十几岁已是闻名于鲁国的“礼乐”专家——孔子来说,无疑是“天时、地利”。再加上孔子学广识远,不断有各国的弟子前来求教学礼的“人和”,注定他将被载入不朽的史册。但孔子最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不是鲁国文化的代表。鲁国的“礼乐”文化只是孔子思想产生的环境和土壤,而春秋的时代才催开了儒家的思想之花。
孔子在世时,儒家思想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与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整体局面有很大的关系。但儒学后来能够以独特的智慧主导着中国文化,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儒学的命运几度兴衰,总是随着社会统治的“治”“乱”而变化。凡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权者们必尊孔,以君臣之大礼稳定社会之制度;而造反者们必反孔,因为冲击固有的秩序是与儒家学说的要求相违背的。而造反一旦成功,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必然想方设法地尊儒祭孔,以求用固有的理论来支持新的统治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具有保持封建社会稳定的因素。
“儒”在《论语》里是指君子要儒雅自好,深于“礼”“文”修养,精通六艺。《说文解字》中释为:“儒,柔也。”可知儒有“柔弱”义,即是文雅。儒学是在礼仪规范及美的基础上所诞生的思想,以“文雅”为风貌,以“仁爱”为灵魂。在《论语》中有五十几条论及“仁爱”的词句。在经济上主张惠民精神,在政治上则痛切苛政,主张“德治”,以人为根本统摄诸德。孔子以“爱人”为最高道德。例如在奴隶制社会末期,社会上尚有用活人殉葬的现象。孔子坚决反对“人殉”,这是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始作俑者,甚无后乎。”认为就是以俑人代替活人,也同样是缺“德”的行为。
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培养基。儒家认为,天下无道,就是因为人不能彼此相爱,因此,要在家庭中栽下“仁”之根,便能开出“孝悌”之花,结出“仁德”之果。先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待疾之事。孔子以“仁爱”为心理基础,以孝悌组织人伦关系,用“礼”规定孝悌内容,强化家族中的伦理美。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曰:“无违。”“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礼”使人孝亲慈幼,在骨肉之情中培养“仁德”,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个体能安心于家庭之内,是社会最大的稳定系数之一。孔子的孝悌观念确实在中华家庭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辩证地理解这种家庭观,在其伦理的方面,要求每个人都“顾家”,家中敬老慈幼,亲情极重,充满了和谐美。而成人之后,要以这种爱父母之心去爱君主,这样“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以此推演,“孝”于父母就扩展到“忠”于君。使封建统治者惯以父辈的尊严实行社会统治,而百姓则以为上尊下卑完全是自然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结构犹如金字塔形。在高度中央集权化、全国受皇帝一人管辖、即所谓“朕即天下”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主要成为帝王用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御用工具”。不管是汉代大儒董仲书的“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还是朱熹使儒学走上僧侣道路,都是为封建帝王和封建王朝服务的。中国式的血缘家庭的确是培养民族道义的母体,也确实培养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美好道德,比如:尊老爱幼,情真礼周,先人后己,义重而轻利,以德化人高于以法治人。但过分将社会关系“血缘化”,将人伦与政治混为一谈,则迷惑了古代民众的思想意识,留下了许多弊病。在礼仪的掩盖下,各级统治者为所欲为,自居于“民之父母”。而老百姓则安于天命,永远寄希望于“圣明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关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心态下,若不彻底摧毁封建家长制,中华民族是难以真正觉醒的。
在先秦,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因此之故,近百年来,当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时,目光往往首先投在儒家的学说上。激进论者总是拿儒学开刀来否定传统;保守论者亦以儒家伦理为“中体”而过分肯定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课题。作为国人,一方面应努力探寻,继承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应当以开拓的精神自省于本民族的历史,而决定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决不能沉醉于往日的光荣,而要以“汇纳百川”的气魄,为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例如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的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而儒学也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应该自如地融合时代的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推进及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体现着真善美。进步的文化永远应当是对人类理想的记录。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审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文化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琴章泰,高光植.续儒学近百年[M].汉城:骊江出版社,1989.
[2]柳麟锡.毅庵集[M].汉城:景仁文化社,1973.
[3]南富熙.3.1运动儒教界性格.第3号,1987年.
[4]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济南:齐鲁书社,2002.
[5]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中国的“封建”一词起源于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那时的统治者按亲属关系封邦建国,简称为“封建”。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被固定在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只要少发生战争,就算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做稳奴隶的时代”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史记·货殖列传序》)由于生产方式的封闭自给性,导致了个体农民依附于家庭而生存的状态。狭隘而闭塞的现实条件,使老百姓很乐意接受与家庭同结构的社会组织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社会陷于大的动乱。鲁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社会环境相对要安定得多,这与鲁国所提倡的“亲亲孝悌”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在这层道德制约下,当政的贵族还不至于过度放肆残暴。然而,时代的洪流必然涤荡全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终于酿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新的现实催促人们尽快地寻找一种权威的理论。鉴于传统的势力依然强大,求之于“礼乐”的呼声便如潮水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吴国的季札,都努力提倡“礼乐”,尊“礼乐”为根本。依此定名分、辩是非、安邦治世,鲁国也因此成为复兴“礼乐”的中心。这对于年少就“好礼”而“好学”,“入太庙,每事问”,且聪颖过人、三十几岁已是闻名于鲁国的“礼乐”专家——孔子来说,无疑是“天时、地利”。再加上孔子学广识远,不断有各国的弟子前来求教学礼的“人和”,注定他将被载入不朽的史册。但孔子最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不是鲁国文化的代表。鲁国的“礼乐”文化只是孔子思想产生的环境和土壤,而春秋的时代才催开了儒家的思想之花。
孔子在世时,儒家思想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与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整体局面有很大的关系。但儒学后来能够以独特的智慧主导着中国文化,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儒学的命运几度兴衰,总是随着社会统治的“治”“乱”而变化。凡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权者们必尊孔,以君臣之大礼稳定社会之制度;而造反者们必反孔,因为冲击固有的秩序是与儒家学说的要求相违背的。而造反一旦成功,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必然想方设法地尊儒祭孔,以求用固有的理论来支持新的统治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具有保持封建社会稳定的因素。
“儒”在《论语》里是指君子要儒雅自好,深于“礼”“文”修养,精通六艺。《说文解字》中释为:“儒,柔也。”可知儒有“柔弱”义,即是文雅。儒学是在礼仪规范及美的基础上所诞生的思想,以“文雅”为风貌,以“仁爱”为灵魂。在《论语》中有五十几条论及“仁爱”的词句。在经济上主张惠民精神,在政治上则痛切苛政,主张“德治”,以人为根本统摄诸德。孔子以“爱人”为最高道德。例如在奴隶制社会末期,社会上尚有用活人殉葬的现象。孔子坚决反对“人殉”,这是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始作俑者,甚无后乎。”认为就是以俑人代替活人,也同样是缺“德”的行为。
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培养基。儒家认为,天下无道,就是因为人不能彼此相爱,因此,要在家庭中栽下“仁”之根,便能开出“孝悌”之花,结出“仁德”之果。先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待疾之事。孔子以“仁爱”为心理基础,以孝悌组织人伦关系,用“礼”规定孝悌内容,强化家族中的伦理美。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曰:“无违。”“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礼”使人孝亲慈幼,在骨肉之情中培养“仁德”,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个体能安心于家庭之内,是社会最大的稳定系数之一。孔子的孝悌观念确实在中华家庭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辩证地理解这种家庭观,在其伦理的方面,要求每个人都“顾家”,家中敬老慈幼,亲情极重,充满了和谐美。而成人之后,要以这种爱父母之心去爱君主,这样“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以此推演,“孝”于父母就扩展到“忠”于君。使封建统治者惯以父辈的尊严实行社会统治,而百姓则以为上尊下卑完全是自然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结构犹如金字塔形。在高度中央集权化、全国受皇帝一人管辖、即所谓“朕即天下”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主要成为帝王用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御用工具”。不管是汉代大儒董仲书的“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还是朱熹使儒学走上僧侣道路,都是为封建帝王和封建王朝服务的。中国式的血缘家庭的确是培养民族道义的母体,也确实培养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美好道德,比如:尊老爱幼,情真礼周,先人后己,义重而轻利,以德化人高于以法治人。但过分将社会关系“血缘化”,将人伦与政治混为一谈,则迷惑了古代民众的思想意识,留下了许多弊病。在礼仪的掩盖下,各级统治者为所欲为,自居于“民之父母”。而老百姓则安于天命,永远寄希望于“圣明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关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心态下,若不彻底摧毁封建家长制,中华民族是难以真正觉醒的。
在先秦,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因此之故,近百年来,当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时,目光往往首先投在儒家的学说上。激进论者总是拿儒学开刀来否定传统;保守论者亦以儒家伦理为“中体”而过分肯定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课题。作为国人,一方面应努力探寻,继承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应当以开拓的精神自省于本民族的历史,而决定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决不能沉醉于往日的光荣,而要以“汇纳百川”的气魄,为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例如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的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而儒学也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应该自如地融合时代的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推进及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体现着真善美。进步的文化永远应当是对人类理想的记录。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审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文化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琴章泰,高光植.续儒学近百年[M].汉城:骊江出版社,1989.
[2]柳麟锡.毅庵集[M].汉城:景仁文化社,1973.
[3]南富熙.3.1运动儒教界性格.第3号,1987年.
[4]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济南:齐鲁书社,2002.
[5]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