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些历史性的著作，很偏重它的纪实性，比如叙述事件的经过，或解说它的前因后果等，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在复制历史作品，常让我们觉得很有史感而其诗性又不足。但是，《白鹿原》不同，因为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表现的一种使命感和自信心。只有深入探讨民族的生存权才是作家们写作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宽阔的河床是历史的长河流淌的根基一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随着河床而起伏和消退。
　　关键词：《白鹿原》；民生权；民族秘史；艺术典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陈忠实的《白鹿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在历史浪潮中展现人物复杂的性格。作者运用历史的眼光认真的去审视、去思考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曲折和复杂。这也就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历史那种单一的认识。当前的历史作品，大多会消解政治关系，而《白鹿原》并没有完全漩涡于政治斗争，刻意地再现阶级关系，来为政治服务。它剔除了旧的创作模式，从历史虚无的态度和狭隘功能的原则中摆脱出来，真实地给我们诉说、再现一个全新的历史过程。
　　小说的开头很醒目地援用巴尔扎克的话语“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这里，关键词“秘史”指民族那种内在而又深层、精神而又道德，同时又是文化的一类的东西，也可以理解为民族的民生精神和魂魄。《白鹿原》以白、鹿两个大家族为主，真实再现传统旧文化的博大，同时又显示了它即将幻灭的状态。小说主要从文化传统、国民的心理、伦理道德和乡俗风土人情这些方面来唱响民族的灵魂，通过对众多艺术典型的塑造，达到对民生的触点与渐逝。
　　《白鹿原》，意在揭示民族“秘史”，虽然人们对秘史秉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但陈忠实用他特有的创作手段，为我们打开了隐秘在这种悲怆国史，同时又是畸形性史后面的许久曾未开启的民生权的争斗史。
　　而所谓的民生，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求生存的意欲，民生就是经济，民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民生的核心主要在于生命。中国农民深度的民生权秘史在这部作品里被展现得惟妙惟肖，比如在“交农事件”中出现的生存权；农民协会里积聚的反抗权；黑娃曲折复杂的反叛权；鹿兆鹏抗婚的自由权等。甚至是“白鹿原上的仁义承载者白家轩，其貌似挺直板正的身躯内依然存储着的民生权一再飘落的一腔苦涩；仁义被分化，逆子背叛、爱女逃跑、妻子逝去等，一切都已呈现出一片江河日下的末世。”[2]让这个原来享有重福威望的家族，犹如自身挺不起的佝偻腰反而杂碎了的仁义碑一样那么失败。
　　白嘉轩和鹿子霖是《白鹿原》集中描写的两个主要人物。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他们作为穷乡僻壤的小地主，无论是其经济状态还是生活方式，与一般农民的差距都不太大。但是作品选择他们两个做主人公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小说把白嘉轩和鹿子霖当做传统文化的某种体现者，把他们作为这个生活大群体中的主要领导人来描写，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描写我国某些农民的性格，侧面刻画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方面。
　　白嘉轩是个复杂的艺术典型，作品写他命很硬，有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还突出地描写了他的人生观——仁义为本。作为一个封建阶级性的人物，他敢于号召交农等各种反抗国民党掠夺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活动，他还下跪给田福贤，求情释放那被捕的农协骨干；“四一二”政变发生之后，田福贤还乡但他又是唯一不愿低头互动搭讪问候的一个。他身体里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脉液,他的生活信条就是“仁义”，他在原上办学馆，对长工鹿三的兄弟情更是真挚、感人。他这种以正压邪，以柔克刚的做法，完全是他自信并忠实于自己生活的清规戒条。他对黑娃和鹿子霖的解救，源自于他不计较个人恩怨的真诚心理。刻于门上的“耕读传家”，更是他治家济民的法宝，他坚强，所以腰刚好就敢吼着秦腔去田地干活；他也很正直自守，立下的乡约和族规不是对他人，而且更以严律自己，他杖罚放荡的小娥，鞭抽逆子孝文。他又有着刚毅不屈的个性，求神降雨、造塔镇妖时的举动，把他遭遇曲折痛苦的个性给我们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他精神上这种威严和自尊，也正因为他这种刚正巍峨的脊梁背，才支撑着整个白鹿原，也巩固着我国旧社会封建主义的根基。但后来，他又阻抗不了自己家族的不幸遭遇，最终还是佝偻到永远，甚至眼睛也因着“气血蒙目”而被挖。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唱出了一曲更加深沉的挽歌。
　　如果说在白嘉轩身上还贮存了传统文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与他相对照的鹿子霖则更多地显示了旧文化的衰败与没落。他风流成性，乘人之危不但霸占了小娥，而且又教唆她去勾引、以至于报复白孝文，与他相似的长睫毛深眼窝的“干娃”可坐三四席，如此等等，暴露了他下流恶毒的本性。但作品并没有将人物完全模式化，而是再次通过写他和儿媳妇那段难以启齿的纠缠，惟妙惟肖地揭示出了他没落腐朽、阴险毒辣，但还没有完全丢失人伦理念的灵魂。这种人的下场，当然要比白嘉轩惨得多。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阴魂至今并未完全泯灭，仍在某些人的身上游荡，这是生活的不幸，但却又是艺术的成功。
　　陈忠实笔下白鹿原人的生存景况，各有不同。白孝文婚后房事缠绵，却被奶奶“我替你打狼”的猥亵偷听而打断，也遭父亲因没能割断床上那点事的“毫狠”而严厉训斥，继而被断定“一辈子也成不了大气候”。像白孝文这样血气充方刚的青年，其内心深处原本萌动的对于生命的意欲就这样被所谓的仁义礼信所扼杀在摇篮里，从而使其成为斗争场上的一个活的葬品。
　　作品里白灵所享受的是自由权和受教育的权力，她是一个在白家貌似被捧在掌上依着性子撒娇的明珠，实际的自由实在少的可怜，终日被锁定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牢笼里。她逃离，虽获得了身体的自由，却被家人断绝了亲情享有权，被冷漠的父亲所遗弃，并声明她已死。像白灵这样获取身心的生存和自由究竟换来了什么？白鹿原上民生权的如此叙述，我们可知在作家的内心是何等的愤怒。然而，白家庭院的主妇又是怎样的遭遇呢？我们知道仙草最大的愿望是享有女人的尊重权。可以说，她是白家人、财双旺的一个福星，有权得到丈夫的尊重，但实际上她只扮演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和里外忙碌干活的双重角色，她享受夫爱少得可怜，坐月子因喝了丈夫白嘉轩亲手递过来的一碗白开水而感激涕零。根据部分可以推知全体，我们通过这个能够知道这种悲怆史的真实面目。
　　相比，黑娃和财主田小娥之间的相爱，纯属是出于自然健康，而又人性的合理要求。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地位的出身和不屈的个性，使他自发地产生了强烈的阶级观念。当财东娃鹿兆鹏给他从未吃过的冰糖和水晶饼时，他颤抖、痛苦，并发狠摔进草丛。白嘉轩“挺得太硬、过直”的腰板，引起了他本能的反感，他是白鹿原第一任农协主任，虽然经历了落草为寇和起义等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一直保持着他的阶级本色，他可以皈依传统文化，却永不向田福贤低头，最后当被蒙冤而处以极刑枪决时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他和田福贤分开，这就更加剧了人物的阶级本性，更加剧了其悲剧性，极大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从理论上讲，自由和尊重权等本在中国农民民生权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它是人类生理的必须，也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基本权利，所以说它们都具有普遍性，也不应该受其他权利的控制与束缚。”，但在白鹿原上，在白鹿村里，这种基本的权利却以浓厚的阶级理论色彩，极为冷淡的伦理礼教，不但吞噬着造物主赋予人的权利，而且野性又带有浓烈的血腥味。再如命苦女子田小娥的生命享有权被践踏，她有做人的正当权利和要求，她的不平和哀怨是值得同情的，她的叛逆精神、反抗和報复都是正当、值得赞扬的。然而，她毕竟为旧文化所孕育，她的反抗带有浓重的旧文化气息。她风情万种，读到她，我们不得不想起《聊斋志异》里那些狐妖仙女。她是白鹿原上一朵艳丽动人的罂粟花，可入药但又有毒。她的人生是苦涩的，连做个农家院好媳妇的卑微愿望也未能实现，三番五次被原上的男人们侮辱、欺凌、甚至被杀害焚烧，可悲的是最后连尸首也不肯放过。所以说，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人物性格复杂化，并且赤裸裸地展现在每个读者面前，让人从中去感叹和评说。
　　作品《白鹿原》在深度叙事民生权的过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鲜明地反映时代的特征，作为关中这块广袤土地上的最后一位儒家大师，朱先生在作品中被神圣化。他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预言家，更是道德完人和传统文化的体现者。他动员大家犁罂粟花，自己公正廉明，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小说第三十二章写朱先生临终剃头时突然动情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然后双泪滚滚地叫了妻子一声“妈！”，凄苦地告别人世，这也为传统文化无可挽回的没落唱了一曲哀怨的挽歌。
　　《白鹿原》很好地发挥了小说的艺术特性，不仅写得十分大气，而且也塑造了更多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矛盾冲突、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真可谓是跌宕起伏！小说全景式地给读者展现了从清末明初到封建主义大厦倒塌直至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的人世沧桑，艺术性地勾勒了一个时代的悲怆过去和一个新世纪的痛苦到来，从而使作品在叙事的规模上具有了鲜明的史诗性品格。
　　小说仅仅是小说，它不是革命，更不是政治教科书，应该允许对生活本质的探索，而正是这种尖锐的描写，才彰显了作家的大家风范，形成了作品巨大的撼人力度。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华夏出版社,1996,(1).
　　[2]文艺理论与批评[M].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