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部分博物馆藏泥金写经及有关问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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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西北地区部分博物馆收藏的泥金写经具有重要价值,尤其用西夏文书写的泥金写经较多。泥金写经开始于唐代,一般为皇家用经。据对甘肃、宁夏两省博物馆收藏的两本珍贵的明代泥金写《可兰经》和《古兰经》的研究,我们推测,其与法国泥金写《圣经》的工艺和技术相同,有可能都起源于中国,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
  [关键词]西北地区;泥金写经;《古兰经》;文化传播
  
  
  甘肃是中国纸文物文献出土和保护的大省,甘肃各博物馆收藏的泥金写经是纸文物文献中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尤其是用西夏文泥金写经的藏品较多。甘肃定西县博物馆收藏有泥金写《大方广佛华严经》8面,为该经卷第15《贤首品》中的偈。可以比照此经的是西安市文管处收藏的西夏神宗光定四年(1214)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其上有西夏文押捺提款:“番国贺兰山佛祖远摄禅院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经,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经一部,金觉莲花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 1陈炳应先生推定:“‘番国’是西夏人自称,后面恰好提到有金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又是在宁夏抄写的,与定西这8页金书佛经的出土地点和经名完全吻合。定西金书经可能是上述金书华严经的一部分。”2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考古中发现《高王观世音经》泥金写本一张。绀纸金书,仅存两行字。3定西博物馆收藏品曾长期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过,似后来装裱过,蓝色纸的底子当为西夏时期原物,纸张光洁。
  除甘肃收藏的外,西安市博物馆藏有泥金写西夏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1、第5和第10的部分片段 ,用优质的绀色纸。经末有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项的御制发愿文,文末有“光定四年(1214)年款。学者认为:神宗遵项在内外交困、国力衰微之际,以皇帝的名义发愿缮写金泥字经,以图解除危难。4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法人毛理斯于北京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三册,绀纸金书,装潢华丽,经首有佛像一页。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泥金写本一纸。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泥金字写经,为《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其题记载:“为报答父亲和母亲的养育之恩,儿子们发愿用金粉抄写经文,为父母追福,愿他们早生净土。”
  以上的材料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西夏不仅皇室用泥金写经,大的寺院和尚也可以用泥金写经“报福恩”。第二,西夏文的 泥金写经格式不是统一的,定西博物馆《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上下两栏,西安市博物馆《金光明最胜王经》是通栏。前者是经折装,后者可能是贝叶装。第三,西夏泥金写经的流布范围不限于首都兴庆一地 ,敦煌寺院和黑城地区都有流布。
  除用西夏文写泥金写经外,藏品中还有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泥金写经较为珍贵。甘肃省博物馆藏泥金书写《可兰经》,纵60厘米,横38厘米,皮革封。经文以泥金书写阿拉伯文,经文每行下以古波斯文作注解。扉页、段落、句子结尾和经文上下左右,皆饰以条状和圆形图案花纹,用金和宝石蓝、红等色绘成,十分艳丽精美,堪称《古兰经》古抄本中的精品(见图1、图2)。
  
   宁夏中华回乡文化园回族博物馆藏有明代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古兰经》长26.6厘米、宽20厘米、厚6厘米,装帧考究,用硬牛皮精心制作封面,纸张为精加工的麻纸,纸中加入了很细的棉或丝纤维。经文墨色匀称,阿文书写流利,隽秀。书页中每个篇章的边框均有描金装饰,图案为花卉和阿文。每个阿文经文字行间还有明代惯用的阿文小注。由于年代久远,这本《古兰经》纸质已变黄、发脆,边缘有些破损、掉渣。这本《古兰经》是宁夏西吉县南大寺阿訇关清录祖辈数代珍藏(见图3)。
  
  
  
  
  
  可以看出,甘肃省博物馆藏《可兰经》的尺幅要大于宁夏回族博物馆所藏,两本《可兰经》用纸差不多,装帧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
  明清时期《古兰经》印制量不多,穆斯林信徒视之为“圣物”。随着经学教育的普及,极稀少的《古兰经》手抄本,远远满足不了广大穆斯林的需求,欲购置一部30卷本《古兰经》,索价白银数百两,某些山村穷寺购置不起,每逢重大宗教节庆,举办诵经仪式,就必须派专人奔赴外地,向“藏经之家”商借,约期归还,往返奔波百数十里,疲于奔命。除上述两本善本外,中国收藏《古兰经》善本还有:青海循化街子寺珍藏的元代撒拉族带入的《古兰经》,北京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古兰经》。6明时,胡登洲(1522~1597)在陕西关中地区开创寺院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教传人,以讲经为主,师傅口传,经生心记。当时,《古兰经》没有印本,经生边抄边学。不少经生身负行装,携带竹笔纸张,千里跋涉,访求名师,以求深造。因而经生首先必须学会“制纸”(将纸张裱厚刮平)和写经。
  在西方,泥金技术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艺,因此通常用在有特殊用途的书籍上,例如祭坛上摆放的圣经。富人通常都拥有贵重的泥金祷告书,这样在礼拜天的很多时候都可以进行祈祷。在制作泥金手写本的过程中,通常首先抄写内文。按照一定的尺寸裁好羊皮纸后,再经过总体的页面规划设计(首字母、边框等),将纸页用尖木棍固定,抄写者就用鹅毛笔或者苇杆笔沾着墨水开始抄写了。内文抄写完成后,插画师开始在衬有耐热耐腐蚀的金属板上做蜡板草图,然后再影描到皮纸上。甘肃省博物馆和宁夏回族博物馆藏明代泥金书《可兰经》的装饰工艺与18世纪法国泥金写《圣经》相同。但泥金手书《可兰经》的时代要早于法国泥金写《圣经》至少一个世纪。可见,其写经工艺和技术可能源于中国,经阿拉伯地区传播至欧洲,是有根据的。
  其他书体的泥金写经也较普遍,明正统六年,《北藏》首部佛经初到张掖之时,钦差镇守甘肃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王贵为了“上以图报列圣庑赐之洪恩,下以孝资宗祖栽培之厚德”,并祈已逝之父母“航登彼岸”,集多士用泥金书抄《大般若经》,不幸他“未竟志愿,不遂而殁”。左少监李贵继承遗志,于正统七年(1442)完成了这项600卷佛经的泥金书写工作。这部金经以绀青纸为底本,金银粉书写并“裁绫锦以装潢”,每函卷首精绘富丽堂皇的“曼荼罗”金粉画,不愧为大佛寺藏经中的瑰宝。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597~1598),张掖大佛寺以姑苏坊刻本佛经为蓝本,再造5大部金经140余卷,并6卷《大般若经》俱供设于水陆堂“永远讽诵”。珍贵的明北藏金经,现藏张掖市博物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张掖金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100套复仿制工作已成功完成。8
  
  图4张掖金藏《大般若经序》
  泥金技术可能源于唐朝,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3记载有“泥金帖子”,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乡曲姻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唐代泥金写经,在日本有奈良时代天平十三年(741)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一洒金洒银的彩纸为长卷以泥金泥银写经绘画,以水晶、玛瑙、金银装饰轴头,为日本写经的历史之最。日本几家收藏部门和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泥金写经是平清盛泥金写本经(时代相当中国北宋末南宋初)。有《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无量义经》和《观普贤经》。北大所藏日本平清盛泥金写经《阿弥陀经》,高30.3厘米,长845厘米,用磁青纸8张,粘连成卷。9
  泥金书写时,先在纸上涂墨地,用调胶的白粉先写,再用笔蘸金箔与桃胶等粘合剂写在白粉上,因粘稠不易运笔,所以很难书写。唐以后,泥金多为皇室和富贵人家所用,黄金贵重,藉以表达对信仰的虔诚与恭敬。
  关于泥金的制作,许多文献都有记载,清王概《芥子园画传·画翎毛浅说》云:“泥金:将真金箔以指略黏胶水,蘸金箔逐张入碟内乾研。胶水不可多,多则水浮金沉,不受指研矣。俟研细,金箔如泥,黏于碟内,始加滚水。研稀漂出胶水,微火炽乾,再加轻胶水用之。”简略地叙述了泥金的制作过程。
  泥金写经大都用磁青纸,写出的字金光烨烨,色泽鲜亮。磁青纸,又名瓷青纸,是古代常用的写经用纸,以桑皮纸为原料,用靛蓝染料染成深青色,再经研光,其色如明代青花瓷,故名。明清文人多将其与宣德瓷并列,认为是明代宣德年间所产,其实不然,这种纸产生的时间很早,现存敦煌唐人写经中就已有用磁青纸的了,只是没有这个名称而已。磁青纸在明代颇为流行,明项子京《蕉窗九录》有“磁青纸,如段素,坚韧可宝”,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四有:“磁青纸,坚韧如段素,可用书泥金”的记载。但磁青纸颇为昂贵,据明朝沈榜《宛署杂记》中讲,一张磁青纸值一钱银子,而当时一钱银子可买2瓶烧酒,或白面10斤。宣德年间著名的皇家专用写经贡纸羊脑笺就是用磁青纸制成,为磁青纸中的极品。清沈初《西清笔记》中载:“羊脑笺以宣德瓷青纸为之,以羊脑和顶烟墨,窨藏久之。取以涂纸,砑光成笺。”此纸黑如漆,明如镜,用于写经,既工整又不易虫蛀,其制作技艺,令人惊叹。磁青纸颜色深蓝,有种静谧、意象深远的特质,与泥金明暗相映,可彰显经典的庄严肃穆,尊贵典雅。
  [注释]
  ○1○2 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年第5期,第92~93页。
  ○3○5崔红芬:《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兰州学刊》,2009年第2期。
  ○4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6页。
  ○6周健伟、刘泉龙:《宁夏发现珍贵的明代牛皮封面描金<古兰经>》,央视国际·人文探索·快报快评,2007年4月29日。
  ○7纳国昌:《<古兰经>在中国》,?中文伊斯兰学术城《经训研究》,2006年8月12日。
  ○8向文:《张掖金经复仿制成功》,《人民日报》2001年11月9日。
  ○9沈乃文:《新发现的日本珍贵文物——平清盛泥金写本<阿弥陀经>》,《文物》,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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