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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家女》杂志是中国唯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月刊，由杂志派生出来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也是中国转型时期诞生的一个为弱势妇女服务的NGO组织，在GDP为导向的大环境下，“农家女”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广大农村妇女的欢迎，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这期我们采访的就是农家女事业的创办人，《农家女》杂志的主编谢丽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其精彩的一生。“送你一颗果子，只能享用一次；送你一粒种子，可以受用一生”，年近花甲的谢丽华，用生命履行自己的承诺，给自己的承诺，给千千万万农家妇女的梦想。
记者：1998年，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访问中国时，在“女性圆桌会议”上，您是第一个发言的，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谢丽华：这我当然记得，是1998年6月27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作为陪同总统访华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与中国妇女代表举行“女性圆桌会议”，讨论“妇女在变化社会中的机遇和挑战”，当时台上的六位中国代表排成V字形，希拉里与主持人冯淬（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坐中间，台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和新闻记者200余人。当时主持人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我压力很大也很紧张，毕竟是和第一夫人对话，说不好的话，那丢面子的可不是我个人。还好，对话取得了成功。会后，希拉里情不自禁地说道：“我认为在中国的这次对话会议是非常成功的。”
记者：在商业化期刊如火如荼的开办时，您为什么选择了要创办《农家女》这样一本没有漂亮装帧和外表的杂志？
谢丽华：《农家女》原名《农家女百事通》，是90年代初，全国妇联为了更好地配合在农村妇女中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要创办的一个面向农村女性的刊物，因为国家没有资金投入，所以一直没人愿意干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部队转业后，1984年参与了中国妇女报的创办。从记者编辑一直做到部门主任、编委、副总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我出生在农村，６岁跟着母亲从山东老家到北京与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团聚，因此我对农村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当我在报社下乡采访时，看到众多的农村妇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农村妇女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婚姻、家庭、健康、贫困等众多生存和出路问题困扰着她们，她们渴望改变命运，更需要在关键的时候有人能伸出手来拉她们一把……所以，我主动请缨把创办《农家女》杂志的任务接过来，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只要下决心办出一本贴近农家姐妹心窝子的杂志，就一定有前途。
记者：《农家女》杂志创刊至今18年了，作为一“老”资格的杂志，其不仅深受读者喜爱而且销量也稳据一定市场，作为《农家女》杂志的主编，您能谈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吗？
谢丽华：《农家女》杂志到目前还是全国惟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创办于1993年1月，读者对象是16至45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农村妇女。已故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和著名作家冰心分别在创刊号上题写了贺词。其实，在《农家女》杂志创办之初，我们的运营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刚开始的时候报社投入的启动资金只有6万元，在创刊几期之后就已经资金短缺了。正在到处寻找资源的时候，通过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我认识了福特基金会驻中国的项目官员白梅女士，我就给她讲述了创办《农家女》的思路，引起了她的共鸣。作为性别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她决定与我们合作。在她的建议下，杂志上开辟生殖健康专栏，她便连续三年用每期订了一万本杂志的方式资助我们，有我们将杂志赠送到贫困地区的妇女。这样，《农家女》挺过了艰难的创业期。在世界妇女大会妇女传媒与发展论坛上，《农家女》杂志也受到极大关注，也因此，杂志社也成了各国妇女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村妇女的窗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多次被邀请走出国门参加有关妇女发展的国际会议，并先后与20多家国际基金会和NGO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守，农家女杂志社2007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版发行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到目前为止，《农家女》发行面已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每期发行均在10份左右，18年来累计读者达两亿人。这么一本我们把它定位为非赢利性杂志，一直坚持“让农村妇女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办刊理念，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到现在，不能不说这是期刊界的奇迹。
记者：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您可以舒适的过着都市人的生活，是什么使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为“农家女”坚持着？
谢丽华：尽管我6岁就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但当我在创刊筹备阶段，回到家乡搞需求调研时，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一听到浓浓的乡音，一吃到家乡的饭菜，就实实在在感到了我的根仍深深地埋在泥土里，我在创刊上写的第一篇《主编的话》中就说，“让我找到了生命的底色”。这决定了我办刊的心态，我不能坐在城市办公室为农家女妇女“指点江山”，而是要和她们一起探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的出路在哪里？开发农村妇女的潜能，做生命和生活的主人，让她们过上富裕、自主、平等的生活，成了我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日本稻盛和夫写的一本书《活法》，这个与松下、索尼、本田三个顶尖企业的创始人一起被称为日本的四大“经营之圣”。但他的书并不谈经营之道，而是谈人生，谈活法。他的一段话说到了我的心里：“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人的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追求人生的善与不朽，把有价值的财富留给后人。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充实的、有价值的人生。只有如此，终有一天我们才能说，我努力工作，有所贡献，我是个快乐的人。”我从参与《中国妇女报》的创刊，到独自创办《农家女》杂志，之后又创办了打工妹之家、农家女培训学校、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就是靠着“追求人生善与不朽”这个强大的内动力，硬是把一本小小的杂志发展成一项轰轰烈烈的公益事业。在这里我由衷地告诉大家，我真的很快乐，因为从拼搏中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记者：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时刻关注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嬗变，特别是您对改变中国传统妇女思想观的影响是巨大的，您能否就这方面简单地讲一下？
谢丽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生活的贫穷与地位的弱势，是长期捆在农村妇女身上的两根绳索，虽然我们的宪法强调了男女平等的五项基本权力，但在中国农村，人们还是以所谓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来评判女性。比如，评选的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的活动每年都会花样翻新，将忍辱负重无私贡献给家庭的妇女，颂声高扬为东方女性美德的典型。1986年我在中国妇女报做《婚姻与家庭》专版主编时，就组织了一场《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的大讨论。我觉得对于那些“抬头看金匾一片，低头则泪水涟涟”的妇女，我们应该与她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是花环和桂冠！这场大讨论对传统妇女观形成了很大冲击，也促使妇联上下对评选“五好家庭”的内容和导向进行反思，为推进了妇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记者：您是军人出身，14年的军旅生涯对您以后的生活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谢丽华：我17岁当兵到云南，从战士当到宣传股长，31岁转业到全国妇联。部队的生活和磨练对我之后的人生旅程有着很大的影响。部队赋予了我强烈的责任感，这对我在了解到中国农村妇女现状之后，决定接手《农家女》杂志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实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我也哭过、沮丧甚至后悔过，最后能一步一步的坚持下来，除了有诸多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与在部队培养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分不开地。
记者：您是中国妇女界最早参与组织女性NGO的人之一，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也是我国早期组织女性的NGO，您也曾参加过国内外举行的“妇女传媒与妇女发展NGO论坛”，NGO工作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丽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于2001年正式注册成立的。在《农家女》杂志创办初期遇到了困难时，是福特基金会的白梅女士帮助了我，也是她的积极推荐，我才有幸在1994年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是去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妇女传媒与发展论坛”，中国共有10家妇女媒体参加，但只有《农家女》一家是面向农村妇女的。那次会议也让我知道了许多新名词：NGO（非政府组织）、家庭暴力、妇女参与、性别意识、公民社会等，更让我拥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从始至终给了我支持和帮助的吴青教授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农村妇女。因为教育一个农村妇女就等于教育了一家人乃至几代人”，这也成了我们共同为农家女事业奋斗的精神动力。
记者：您做慈善事业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体会，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谢丽华：首先就是要身体力行，不能只说不做。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对我感慨：“中国不缺评论家，缺的是实干家。当人们看到马路上有一堆牛粪，人人都说不雅观、不好看，然后绕道走开，而你们却拿起了铁锹把这堆牛粪铲了起来……”真正的坚持一项公益事业，是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60余人的农家女团队。还有我认为慈善不是捐钱、举牌子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现在捐的钱多就说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快，衡量慈善的标准不是金钱，现在我们做慈善事业过于注重物质上的帮助，忽视了对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改变人们的观念，让她们自己站起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真的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做农村的慈善事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钱虽然解决得了眼前的一时的问题，但之后他们还是会一样的贫穷落后，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看问题，从改变观念入手，为她们提供发展机会，通过培训提升她们选择机会的能力。所以令我满足的不是我捐了多少钱而是我创办的《农家女》杂志改变了许多姐妹的思想观念。而我们创办的农家女学校就是通过对不同需求的妇女姐妹进行培训，提升她们的能力。许多农村的妇女看了我们的杂志，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些就直接过来找我，我就推荐她们参加学校培训，她们听到了对她们完全不同的评价，看到了在家乡看不到的“榜样”，这些农村女性由此变得自立自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了农家女的种子，播撒在祖国各地，传播着农家女的精神。
记者：您不仅仅是《农家女》杂志主编，还创办了以农村妇女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给我们介绍一下农家女学校的办学成功经验？
谢丽华：农家女培训学校是第一所面向全国农村妇女的非学历、非营利、公益性学校，为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自立于社会创造条件，已经办学13年。可以说，我们学校资金、物品全部来自国内外爱心人士、社会群团组织、民主党派、公司企业和基金会的无私捐赠。社会各界为什么如此关注和青睐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是在真正帮助她们，通过她们的改变，去改变她们的家庭，改变她们的社区。我们的目标是由一个人的改变来带动一个家庭的改变，社会的改变。我们学校的经费都是来自社会各界捐助，学校的每一笔钱的用处都会有详细的记录，节俭花钱，不但要让资助方认可我们，更要让他们从心底里愿意帮助我们。
记者：您还在很多地方都创建了“农家女书社”，在当时的情况下您是作何考虑的，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谢丽华：随着《农家女》杂志在农村妇女中越来越大的影响，读者的反馈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农家女学校毕竟能够培训的人员有限，在一位内蒙古读者的建议下，在农村为我们发现的“农家女种子”搭建平台，让她们发挥作用。我们提出在全国建立100个农家女书社，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总结出可以复制的模式。做农村妇女发展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这个群体被埋没的太久，但一旦被开发出来，她们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但能改变自己，也能用自己的光和热，去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只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农村姐妹完全是能够离开麻将桌而捧起书本的。所以“农家女书社”第一步就是挑选“种子”，她本身要爱看书，有服务意识，在当地妇女中有人缘，有组织能力。挑选好“种子”后，我们会有一个3天的集中培训，书社有的设在“种子”家里，有的设在村委会，我们配套的包括一台电脑，没有上网条件的可以选择一台电视加VCD机，1000～2000本书，外加一年的操作费用。操作费用包括付给“种子”的水电房租、活动经费和每年更新20%书的费用，这样的费用一个书社大概在3万元钱左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进行统一挂牌，这样一来书社落地就落得很实在。
记者：1998年，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访问中国时，在“女性圆桌会议”上，您是第一个发言的，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谢丽华：这我当然记得，是1998年6月27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作为陪同总统访华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与中国妇女代表举行“女性圆桌会议”，讨论“妇女在变化社会中的机遇和挑战”，当时台上的六位中国代表排成V字形，希拉里与主持人冯淬（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坐中间，台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和新闻记者200余人。当时主持人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我压力很大也很紧张，毕竟是和第一夫人对话，说不好的话，那丢面子的可不是我个人。还好，对话取得了成功。会后，希拉里情不自禁地说道：“我认为在中国的这次对话会议是非常成功的。”
记者：在商业化期刊如火如荼的开办时，您为什么选择了要创办《农家女》这样一本没有漂亮装帧和外表的杂志？
谢丽华：《农家女》原名《农家女百事通》，是90年代初，全国妇联为了更好地配合在农村妇女中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要创办的一个面向农村女性的刊物，因为国家没有资金投入，所以一直没人愿意干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部队转业后，1984年参与了中国妇女报的创办。从记者编辑一直做到部门主任、编委、副总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我出生在农村，６岁跟着母亲从山东老家到北京与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团聚，因此我对农村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当我在报社下乡采访时，看到众多的农村妇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农村妇女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婚姻、家庭、健康、贫困等众多生存和出路问题困扰着她们，她们渴望改变命运，更需要在关键的时候有人能伸出手来拉她们一把……所以，我主动请缨把创办《农家女》杂志的任务接过来，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只要下决心办出一本贴近农家姐妹心窝子的杂志，就一定有前途。
记者：《农家女》杂志创刊至今18年了，作为一“老”资格的杂志，其不仅深受读者喜爱而且销量也稳据一定市场，作为《农家女》杂志的主编，您能谈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吗？
谢丽华：《农家女》杂志到目前还是全国惟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创办于1993年1月，读者对象是16至45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农村妇女。已故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和著名作家冰心分别在创刊号上题写了贺词。其实，在《农家女》杂志创办之初，我们的运营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刚开始的时候报社投入的启动资金只有6万元，在创刊几期之后就已经资金短缺了。正在到处寻找资源的时候，通过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我认识了福特基金会驻中国的项目官员白梅女士，我就给她讲述了创办《农家女》的思路，引起了她的共鸣。作为性别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她决定与我们合作。在她的建议下，杂志上开辟生殖健康专栏，她便连续三年用每期订了一万本杂志的方式资助我们，有我们将杂志赠送到贫困地区的妇女。这样，《农家女》挺过了艰难的创业期。在世界妇女大会妇女传媒与发展论坛上，《农家女》杂志也受到极大关注，也因此，杂志社也成了各国妇女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村妇女的窗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多次被邀请走出国门参加有关妇女发展的国际会议，并先后与20多家国际基金会和NGO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守，农家女杂志社2007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版发行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到目前为止，《农家女》发行面已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每期发行均在10份左右，18年来累计读者达两亿人。这么一本我们把它定位为非赢利性杂志，一直坚持“让农村妇女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办刊理念，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到现在，不能不说这是期刊界的奇迹。
记者：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您可以舒适的过着都市人的生活，是什么使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为“农家女”坚持着？
谢丽华：尽管我6岁就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但当我在创刊筹备阶段，回到家乡搞需求调研时，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一听到浓浓的乡音，一吃到家乡的饭菜，就实实在在感到了我的根仍深深地埋在泥土里，我在创刊上写的第一篇《主编的话》中就说，“让我找到了生命的底色”。这决定了我办刊的心态，我不能坐在城市办公室为农家女妇女“指点江山”，而是要和她们一起探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的出路在哪里？开发农村妇女的潜能，做生命和生活的主人，让她们过上富裕、自主、平等的生活，成了我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日本稻盛和夫写的一本书《活法》，这个与松下、索尼、本田三个顶尖企业的创始人一起被称为日本的四大“经营之圣”。但他的书并不谈经营之道，而是谈人生，谈活法。他的一段话说到了我的心里：“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人的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追求人生的善与不朽，把有价值的财富留给后人。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充实的、有价值的人生。只有如此，终有一天我们才能说，我努力工作，有所贡献，我是个快乐的人。”我从参与《中国妇女报》的创刊，到独自创办《农家女》杂志，之后又创办了打工妹之家、农家女培训学校、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就是靠着“追求人生善与不朽”这个强大的内动力，硬是把一本小小的杂志发展成一项轰轰烈烈的公益事业。在这里我由衷地告诉大家，我真的很快乐，因为从拼搏中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记者：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时刻关注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嬗变，特别是您对改变中国传统妇女思想观的影响是巨大的，您能否就这方面简单地讲一下？
谢丽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生活的贫穷与地位的弱势，是长期捆在农村妇女身上的两根绳索，虽然我们的宪法强调了男女平等的五项基本权力，但在中国农村，人们还是以所谓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来评判女性。比如，评选的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的活动每年都会花样翻新，将忍辱负重无私贡献给家庭的妇女，颂声高扬为东方女性美德的典型。1986年我在中国妇女报做《婚姻与家庭》专版主编时，就组织了一场《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的大讨论。我觉得对于那些“抬头看金匾一片，低头则泪水涟涟”的妇女，我们应该与她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是花环和桂冠！这场大讨论对传统妇女观形成了很大冲击，也促使妇联上下对评选“五好家庭”的内容和导向进行反思，为推进了妇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记者：您是军人出身，14年的军旅生涯对您以后的生活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谢丽华：我17岁当兵到云南，从战士当到宣传股长，31岁转业到全国妇联。部队的生活和磨练对我之后的人生旅程有着很大的影响。部队赋予了我强烈的责任感，这对我在了解到中国农村妇女现状之后，决定接手《农家女》杂志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实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我也哭过、沮丧甚至后悔过，最后能一步一步的坚持下来，除了有诸多朋友的支持帮助之外，与在部队培养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分不开地。
记者：您是中国妇女界最早参与组织女性NGO的人之一，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也是我国早期组织女性的NGO，您也曾参加过国内外举行的“妇女传媒与妇女发展NGO论坛”，NGO工作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丽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于2001年正式注册成立的。在《农家女》杂志创办初期遇到了困难时，是福特基金会的白梅女士帮助了我，也是她的积极推荐，我才有幸在1994年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是去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妇女传媒与发展论坛”，中国共有10家妇女媒体参加，但只有《农家女》一家是面向农村妇女的。那次会议也让我知道了许多新名词：NGO（非政府组织）、家庭暴力、妇女参与、性别意识、公民社会等，更让我拥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从始至终给了我支持和帮助的吴青教授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农村妇女。因为教育一个农村妇女就等于教育了一家人乃至几代人”，这也成了我们共同为农家女事业奋斗的精神动力。
记者：您做慈善事业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体会，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谢丽华：首先就是要身体力行，不能只说不做。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对我感慨：“中国不缺评论家，缺的是实干家。当人们看到马路上有一堆牛粪，人人都说不雅观、不好看，然后绕道走开，而你们却拿起了铁锹把这堆牛粪铲了起来……”真正的坚持一项公益事业，是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60余人的农家女团队。还有我认为慈善不是捐钱、举牌子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现在捐的钱多就说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快，衡量慈善的标准不是金钱，现在我们做慈善事业过于注重物质上的帮助，忽视了对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改变人们的观念，让她们自己站起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真的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做农村的慈善事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钱虽然解决得了眼前的一时的问题，但之后他们还是会一样的贫穷落后，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看问题，从改变观念入手，为她们提供发展机会，通过培训提升她们选择机会的能力。所以令我满足的不是我捐了多少钱而是我创办的《农家女》杂志改变了许多姐妹的思想观念。而我们创办的农家女学校就是通过对不同需求的妇女姐妹进行培训，提升她们的能力。许多农村的妇女看了我们的杂志，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些就直接过来找我，我就推荐她们参加学校培训，她们听到了对她们完全不同的评价，看到了在家乡看不到的“榜样”，这些农村女性由此变得自立自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了农家女的种子，播撒在祖国各地，传播着农家女的精神。
记者：您不仅仅是《农家女》杂志主编，还创办了以农村妇女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给我们介绍一下农家女学校的办学成功经验？
谢丽华：农家女培训学校是第一所面向全国农村妇女的非学历、非营利、公益性学校，为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自立于社会创造条件，已经办学13年。可以说，我们学校资金、物品全部来自国内外爱心人士、社会群团组织、民主党派、公司企业和基金会的无私捐赠。社会各界为什么如此关注和青睐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是在真正帮助她们，通过她们的改变，去改变她们的家庭，改变她们的社区。我们的目标是由一个人的改变来带动一个家庭的改变，社会的改变。我们学校的经费都是来自社会各界捐助，学校的每一笔钱的用处都会有详细的记录，节俭花钱，不但要让资助方认可我们，更要让他们从心底里愿意帮助我们。
记者：您还在很多地方都创建了“农家女书社”，在当时的情况下您是作何考虑的，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谢丽华：随着《农家女》杂志在农村妇女中越来越大的影响，读者的反馈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农家女学校毕竟能够培训的人员有限，在一位内蒙古读者的建议下，在农村为我们发现的“农家女种子”搭建平台，让她们发挥作用。我们提出在全国建立100个农家女书社，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总结出可以复制的模式。做农村妇女发展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这个群体被埋没的太久，但一旦被开发出来，她们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但能改变自己，也能用自己的光和热，去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只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农村姐妹完全是能够离开麻将桌而捧起书本的。所以“农家女书社”第一步就是挑选“种子”，她本身要爱看书，有服务意识，在当地妇女中有人缘，有组织能力。挑选好“种子”后，我们会有一个3天的集中培训，书社有的设在“种子”家里，有的设在村委会，我们配套的包括一台电脑，没有上网条件的可以选择一台电视加VCD机，1000～2000本书，外加一年的操作费用。操作费用包括付给“种子”的水电房租、活动经费和每年更新20%书的费用，这样的费用一个书社大概在3万元钱左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进行统一挂牌，这样一来书社落地就落得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