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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改革教育的强烈要求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变通科举的思想在今天仍不乏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炽艺科变通科举制度
陈炽(1855-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和军机处章京等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著名的教育家。陈炽对改革教育的强烈要求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本文着重对陈炽关于封建教育的批判和他在清末改革封建旧科举制度中的作用进行初步剖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采用分科选举人才，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这在它的兴盛时期，对于封建统治中央打破门第观念和地方豪族势力，选拔经国治世之才，笼络人才，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来说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自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开始，实行了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后，将科举与八股文结合存一起，科举制度口益走向机械、空疏和腐败，它日益禁锢文明的发展和人民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才力的发挥。特别是到清朝中后期，它已经难以存在下去了。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侵略，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为此痛心疾首，他们艰难地探寻着拯救中国的道路。面对“千古非常之变”，在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机器面前，传统的科举取土教育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凼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们在猛烈抨击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时，极力主张推行西学教育，发出了“教育救围”的呼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炽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兴亡史，着重分析比较了日本之所以强盛而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一方面他感到处在危难之际的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维新变法就必须摧用大批新进人才。他指出：“日本，海中岛国，土地之人，人民之多，财富之富，万不能如中国，乃维新以来一洗贫弱，西人不敢侮慢，恒从而叹服之。而我中国事事为其愚弄，时时受其要挟，所以然者，无人焉。”在陈炽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受尽屈辱，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进行维新变法，推究根源，正是由于缺乏支持和赞助维新变法的人才。
清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朽，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思想文化日益闭塞，从最高统治者到社会上的顽固守旧势力，都冥顽不灵，造成人才匮乏的恶劣现象，“朝野上下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内治外交，两无实际。”在外交事务上，不能像日本那样“考察本末，慎选贤才，洞之彼此之情形，熟悉坤舆之大势”，“而我所遣之使，或书生迂腐，不达外情，或新进浮夸，未谙政体”，因而受尽外人的欺侮和愚弄；在办工商业上，“工则彼巧而我拙，商则彼富而我贫，相校相形而优绌立见”，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长足的发展。鉴于上述情况，陈炽认为，如果不像两方和日本那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也就不能以强盛的国力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万里旷若无人，而外患之来，遂横溃侧出而不可救药。”陈炽急切地指出了缺乏人才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危害。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才缺乏的状况呢?陈炽认为主要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他认为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人才缺乏。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文以制艺取士，武以弓石量才，此外别无专科。”陈炽认为，当时的科举是以八股之文、八股之诗、试帖楷法来取士的。为了应试科举，广人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即使一旦科举得中，走上仕途，但是选拔上来的人才大多数是“所学非所用，所见非所闻，不习民情，不谙政体”，并不能选拔真才识学者。在当今“千古非常之变”之时，“必生非常之才”，如果没有“非常之才”，就“不足以待非常之变。”在当时急需内政、外交、治兵、理财等各种“非常之才”之时，那些通过科举侥幸入仕者，“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困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意思就是说，那些整天钻研八股时文的读书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一无所知，就是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也是知之甚少的，其知识的贫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陈炽指出，科举之法，诱使着天下的读书人为了光宗耀祖，走上仕途，沉溺于帖括、词章、考据等，所以当通商以后，“时势变迁”，造成“国步之多艰”，人才缺乏，内无以修政，外无以御侮，根本原因就在于科举不变所造成的。为了消除内忧外患，陈炽主张效法康熙乾隆两朝，增设艺学科，变通科举。具体措施首先是派遣“幼慧诸生出洋学习”，然后“增设大书院以教之”。等到乡试、会试之时，“宜由礼部先期奏明，人数若干，请定中额”。为了鼓励读书人报考艺科，应扩大录取名额。在“开科之始，以二名取中一名，稍宽其途，以资鼓舞”。为了选拔真才识学，“当总署录科之日，考核不妨稍严，俾通达者不致见遗，而摽窃者无由悻进。”等“立科暂久，人数渐多”，则根据情况相应增加录取的名额，然后“约以五名取中一一名为永式”。为了选拔经世致用之才，艺科考试的内容与八股取士是不同的，“所命题目，宜切艺学，别于诸生考古证今，致诸实用。”按照考试的等级及成绩，“详定阶资”，然后分配到海关、译署、海军等部门，“如是行之十年，必有宏效大验，以破中国数千百年未泄之奇，而他邦之人，咸欲慕而不敢侮慢矣”。
陈炽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弊端百出，但是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耳目之所熟习，心志之所专营”，如果骤然废除，恐怕“易滋流弊”。因此，陈炽主张“科目之制，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可也，因而废之，不可也。”陈炽在此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改革科举，但不主张骤然废除，而是“变而通之”，逐渐改革，这在当时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虽然当时改革、废除科举的呼声很高，但牵涉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前途生计，骤然废除，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增加改革的阻力。我们在谈到公车上书时往往极力赞扬康梁的大无畏精神，而忽视了其负面影响。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将近万人，当他们听说康梁的公车上书主张改革科举时，“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康梁“几被殴击”。戊戌变法期间，当清廷已“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而举国守旧愚谬之人，惟恐失其安身立命之业，于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在如此顽固的旧势力面前必须运用正确的策略，尽量减少阻力，否则操之过急，往往欲速则不达。直到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还奏议：“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可见废除科举阻力之大。
陈炽在主张将科举“变而通之”的同时，还主张在学校 中增设西学内容，他指出传统教育“仅以时文帖括猎取科名，而经史之故籍无存”，不能培养真正的有用人才。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必须“中学、西学，合同而化”，在学校中设置西学课程，突破了传统的课程结构，开创了中国的科学教育领域。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陈炽认为应该摒弃民族偏见和封闭保守的陈腐思想观念，而应该采取“善者取之，不善者弃之，有益于国者行之，否者斥之”的态度。这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的价值取向，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同时随着人们眼界的打开，在清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不仅是痛陈科举之弊，而且要求变科举，废科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维持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最后一个阶段走上全面崩溃。甲午战争对科举制度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加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
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围绕着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多次上书，并发表论著猛烈地攻击科举制，提出变科举、废八股的种种建议，遭到举人、朝中官员们的坚决反对，“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从变科举的步履艰难，戊戌政变后，又全面恢复八股取士，以及守旧者们的聚谋对策，都可以说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在变科举问题上，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由于骤然废除科举，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安抚天下读书人，科举骤然废除，使士人失去入仕的途径，因此遭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的激烈反对，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因为科举是他们的“守旧之命脉”，如果改革、废除科举，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们才会将废科举视为洪水猛兽，疾之如仇敌，“出死力以阻挠之”。在维新前陈炽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说“科目之制，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可也，因而废之，不可也。”而“欲推而广之，非增设艺学科不可”。陈炽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主张改革科举，增设艺科。但为了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主张“变而通之”，他认为在列强环伺，世变日多之时，“守旧者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图新者偏激而味于体要。”主张暂不废除科举，而是变通科举，然后逐渐废除。后来梁启超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骤然变革，必然会事与愿违。因此，在这场新旧斗争，梁启超对科举制不仅有尖锐的批评，改革的建议，而且还为变法后如何安置守旧大臣，作了充分的考虑，以减少变怯的阻力。这些考虑如，一切原有公爵、将军等旧官，依然“授袭职”，“奉朝请”，“受赏赐”，“富贵不失，恩荣依旧”；要变官制，任新官，使之有名有权；增加官员俸禄，以改舞弊陋规等。这些看起来，虽然仍然是一种暂时“安顿”旧臣的改良办法，这与陈炽变法思想中，主张渐变的思想如出一辙。这在当时清末守旧势力相当强大的条件下，这样做也不失为一种过渡的、切合实际的作法，也说明了陈炽认识的深刻。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炽在清末对改革封建教育以及腐败的科举制度上，首先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的《请开艺学科说》一文，论述了变革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就为科举制度的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他提出变科举制度要“变而通之”，“参究西法”，是他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陈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和办法，这些都为变科举到最后废止科举制度，同时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指出了具体的途径和改革的措施，为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主张思想及改革行动提供了借鉴。
从隋大业二年开科取士，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经过一千三百年的封建科举制度终于被废止，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它标志着封建时代旧制度的结束，预示着近代教育的新曙光即将出现。从此，中国教育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统治教育的时代，陈炽怀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与一批有识之士一道，批判封建旧教育，提出变科举，改革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的主张，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但是科举制度的骤然废除，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造成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知识分子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采取渐进的“变而通之”的方法，就能尽量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也许就能避免科举骤然废除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
【关键词】陈炽艺科变通科举制度
陈炽(1855-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和军机处章京等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著名的教育家。陈炽对改革教育的强烈要求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本文着重对陈炽关于封建教育的批判和他在清末改革封建旧科举制度中的作用进行初步剖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采用分科选举人才，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这在它的兴盛时期，对于封建统治中央打破门第观念和地方豪族势力，选拔经国治世之才，笼络人才，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来说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自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开始，实行了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后，将科举与八股文结合存一起，科举制度口益走向机械、空疏和腐败，它日益禁锢文明的发展和人民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才力的发挥。特别是到清朝中后期，它已经难以存在下去了。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侵略，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为此痛心疾首，他们艰难地探寻着拯救中国的道路。面对“千古非常之变”，在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机器面前，传统的科举取土教育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凼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们在猛烈抨击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时，极力主张推行西学教育，发出了“教育救围”的呼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炽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兴亡史，着重分析比较了日本之所以强盛而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一方面他感到处在危难之际的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维新变法就必须摧用大批新进人才。他指出：“日本，海中岛国，土地之人，人民之多，财富之富，万不能如中国，乃维新以来一洗贫弱，西人不敢侮慢，恒从而叹服之。而我中国事事为其愚弄，时时受其要挟，所以然者，无人焉。”在陈炽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受尽屈辱，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进行维新变法，推究根源，正是由于缺乏支持和赞助维新变法的人才。
清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朽，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思想文化日益闭塞，从最高统治者到社会上的顽固守旧势力，都冥顽不灵，造成人才匮乏的恶劣现象，“朝野上下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内治外交，两无实际。”在外交事务上，不能像日本那样“考察本末，慎选贤才，洞之彼此之情形，熟悉坤舆之大势”，“而我所遣之使，或书生迂腐，不达外情，或新进浮夸，未谙政体”，因而受尽外人的欺侮和愚弄；在办工商业上，“工则彼巧而我拙，商则彼富而我贫，相校相形而优绌立见”，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长足的发展。鉴于上述情况，陈炽认为，如果不像两方和日本那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也就不能以强盛的国力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万里旷若无人，而外患之来，遂横溃侧出而不可救药。”陈炽急切地指出了缺乏人才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危害。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才缺乏的状况呢?陈炽认为主要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他认为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人才缺乏。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文以制艺取士，武以弓石量才，此外别无专科。”陈炽认为，当时的科举是以八股之文、八股之诗、试帖楷法来取士的。为了应试科举，广人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即使一旦科举得中，走上仕途，但是选拔上来的人才大多数是“所学非所用，所见非所闻，不习民情，不谙政体”，并不能选拔真才识学者。在当今“千古非常之变”之时，“必生非常之才”，如果没有“非常之才”，就“不足以待非常之变。”在当时急需内政、外交、治兵、理财等各种“非常之才”之时，那些通过科举侥幸入仕者，“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困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意思就是说，那些整天钻研八股时文的读书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一无所知，就是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也是知之甚少的，其知识的贫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陈炽指出，科举之法，诱使着天下的读书人为了光宗耀祖，走上仕途，沉溺于帖括、词章、考据等，所以当通商以后，“时势变迁”，造成“国步之多艰”，人才缺乏，内无以修政，外无以御侮，根本原因就在于科举不变所造成的。为了消除内忧外患，陈炽主张效法康熙乾隆两朝，增设艺学科，变通科举。具体措施首先是派遣“幼慧诸生出洋学习”，然后“增设大书院以教之”。等到乡试、会试之时，“宜由礼部先期奏明，人数若干，请定中额”。为了鼓励读书人报考艺科，应扩大录取名额。在“开科之始，以二名取中一名，稍宽其途，以资鼓舞”。为了选拔真才识学，“当总署录科之日，考核不妨稍严，俾通达者不致见遗，而摽窃者无由悻进。”等“立科暂久，人数渐多”，则根据情况相应增加录取的名额，然后“约以五名取中一一名为永式”。为了选拔经世致用之才，艺科考试的内容与八股取士是不同的，“所命题目，宜切艺学，别于诸生考古证今，致诸实用。”按照考试的等级及成绩，“详定阶资”，然后分配到海关、译署、海军等部门，“如是行之十年，必有宏效大验，以破中国数千百年未泄之奇，而他邦之人，咸欲慕而不敢侮慢矣”。
陈炽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弊端百出，但是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耳目之所熟习，心志之所专营”，如果骤然废除，恐怕“易滋流弊”。因此，陈炽主张“科目之制，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可也，因而废之，不可也。”陈炽在此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改革科举，但不主张骤然废除，而是“变而通之”，逐渐改革，这在当时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虽然当时改革、废除科举的呼声很高，但牵涉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前途生计，骤然废除，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增加改革的阻力。我们在谈到公车上书时往往极力赞扬康梁的大无畏精神，而忽视了其负面影响。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将近万人，当他们听说康梁的公车上书主张改革科举时，“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康梁“几被殴击”。戊戌变法期间，当清廷已“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而举国守旧愚谬之人，惟恐失其安身立命之业，于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在如此顽固的旧势力面前必须运用正确的策略，尽量减少阻力，否则操之过急，往往欲速则不达。直到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还奏议：“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可见废除科举阻力之大。
陈炽在主张将科举“变而通之”的同时，还主张在学校 中增设西学内容，他指出传统教育“仅以时文帖括猎取科名，而经史之故籍无存”，不能培养真正的有用人才。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必须“中学、西学，合同而化”，在学校中设置西学课程，突破了传统的课程结构，开创了中国的科学教育领域。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陈炽认为应该摒弃民族偏见和封闭保守的陈腐思想观念，而应该采取“善者取之，不善者弃之，有益于国者行之，否者斥之”的态度。这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的价值取向，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同时随着人们眼界的打开，在清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不仅是痛陈科举之弊，而且要求变科举，废科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维持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最后一个阶段走上全面崩溃。甲午战争对科举制度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加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
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围绕着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多次上书，并发表论著猛烈地攻击科举制，提出变科举、废八股的种种建议，遭到举人、朝中官员们的坚决反对，“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从变科举的步履艰难，戊戌政变后，又全面恢复八股取士，以及守旧者们的聚谋对策，都可以说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在变科举问题上，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由于骤然废除科举，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安抚天下读书人，科举骤然废除，使士人失去入仕的途径，因此遭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的激烈反对，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因为科举是他们的“守旧之命脉”，如果改革、废除科举，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们才会将废科举视为洪水猛兽，疾之如仇敌，“出死力以阻挠之”。在维新前陈炽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说“科目之制，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可也，因而废之，不可也。”而“欲推而广之，非增设艺学科不可”。陈炽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主张改革科举，增设艺科。但为了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主张“变而通之”，他认为在列强环伺，世变日多之时，“守旧者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图新者偏激而味于体要。”主张暂不废除科举，而是变通科举，然后逐渐废除。后来梁启超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骤然变革，必然会事与愿违。因此，在这场新旧斗争，梁启超对科举制不仅有尖锐的批评，改革的建议，而且还为变法后如何安置守旧大臣，作了充分的考虑，以减少变怯的阻力。这些考虑如，一切原有公爵、将军等旧官，依然“授袭职”，“奉朝请”，“受赏赐”，“富贵不失，恩荣依旧”；要变官制，任新官，使之有名有权；增加官员俸禄，以改舞弊陋规等。这些看起来，虽然仍然是一种暂时“安顿”旧臣的改良办法，这与陈炽变法思想中，主张渐变的思想如出一辙。这在当时清末守旧势力相当强大的条件下，这样做也不失为一种过渡的、切合实际的作法，也说明了陈炽认识的深刻。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炽在清末对改革封建教育以及腐败的科举制度上，首先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的《请开艺学科说》一文，论述了变革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就为科举制度的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他提出变科举制度要“变而通之”，“参究西法”，是他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陈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和办法，这些都为变科举到最后废止科举制度，同时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指出了具体的途径和改革的措施，为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主张思想及改革行动提供了借鉴。
从隋大业二年开科取士，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经过一千三百年的封建科举制度终于被废止，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它标志着封建时代旧制度的结束，预示着近代教育的新曙光即将出现。从此，中国教育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统治教育的时代，陈炽怀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与一批有识之士一道，批判封建旧教育，提出变科举，改革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的主张，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但是科举制度的骤然废除，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造成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知识分子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采取渐进的“变而通之”的方法，就能尽量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也许就能避免科举骤然废除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