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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莎评流派中，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以其激进的政治特色卓尔不群。这种批评把莎士比亚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对人与社会的冲突、阶级斗争、种族矛盾、性别冲突等都进行了政治学的解读。相对于其他莎评流派，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具有颠覆性和意识形态性，这样也导致了该批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诗学体系的模糊性。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尽管有其局限，但其激进的政治批评中包含着强烈的道德诉求，这也使其成为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批评。
[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政治批评；颠覆；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0-05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莎评流派，在其肇始阶段就显示出一种激进的批评姿态，并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了政治的解读。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在英国有悠久的传统，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出现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T.S.艾略特（Eliot）、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和E.P.汤普森（Thompson）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①。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这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这种研究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充分利用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及文化学的各种成果进行文学批评，在批评中十分强调政治性[1]。在具体批评方法上是从政治出发，把政治分为种族、阶级、性别、性四个方面，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这四个方面都与权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这些关系中论析文本的政治意图、政治内容和政治功能。这种批评深受马克思、阿尔都塞（Althusser）和福柯（Foucoult）思想的影响，批评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和运用权力策略对文本进行批评研究，开创了莎士比亚研究历史的新维度。
一、激进的政治批评
人们把以乔纳森·多利默（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为代表的莎士比亚批评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乔纳森·多利默和艾伦·辛菲尔德在1985年合编了《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该书明确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编者开篇明确表示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致力于从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文本分析等结合的方法从事批评研究。传统的历史语境分析削弱了文学文本的丰富意义，这促使我们去发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精于理论的分析方法往往倾向于空洞的理论使文本与主观的批评不能很好地契合在一起；社会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其过于保守；文本分析作为一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亦不能忽视；各种方法的结合才能达到批评的力度。我们称这种综合的批评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2]编者较明了地表述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观点，而且带有一定的激进意味。一些保守的批评家对这种危机传统的批评方法颇多微词，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批评方法的捍卫。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方法过于大而泛，显得空洞，激进的态度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很多青年批评者则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策略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力作面世，乔纳森·多利默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1984年）、约翰·德雷克基斯（John Drakakis）编的论文集《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Alternative Shakespeares，1985年）、198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所出由琼·伊·霍华德（Jean E. Howard）和马里恩·奥康纳（Marion O’Connor）主编的论文集《重塑莎士比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文本》（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1987年）、格雷姆·霍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编的《莎士比亚神话》（The Shakespeare Myth，1988年）、霍克斯（Hawkes）编的《莎士比亚片语》（Shakespeare Rag）等，这些作品都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了深入研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家除了注重分析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等身份之外，还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机构”（institutions），例如社会机构中的宫廷、城市、监督者、英国教堂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校、各种各样的资助以及其他的社会权威性机构，他们同样关注剧场的事物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从中窥出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单地说，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者继承发展了威廉斯和福柯的观点，注重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这种对权力关系的阐释，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
多利默在分析莎剧时，强调阶级冲突，但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他在分析中运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与人的关系理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3]153在多利默及其他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者的文章里，社会中的权力对人的作用一直是他们分析的主要内容。多利默的观点与唯心主义关于历史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唯心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观点①，正如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对个体意识中心（individual centers of consciousness）所定义的那样：“个人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抽象的个人主义”）是以本质主义为前提的，个体与社会明显不同并高于社会。在前社会本质（pre-social essence）的前提下才能理解个体，也就是说个体的本质或身份具有类似精神的自主性。个体是一切意义之源，按照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个体的本质先于历史和社会。”[3]250多利默认为，在分析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时，利用本质主义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在分析莎剧时，对传统莎评家运用本质主义理念分析莎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显然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批评观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多利默在《激进的悲剧》中曾四次提到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Derrida），八次提到福柯，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对其莎士比亚批评实践影响之深。解构主义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叛，它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①，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全部哲学传统赖以安身立命的始源范畴的语言学基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经解构主义的解剖，本质主义作为终极的、始源的范畴已无可能，这无疑是对企图为世界寻找某个终极根源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反叛和致命的打击，体现出一种极其鲜明的反传统色彩和大胆变革、锐意创新的强烈愿望，这也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变革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多利默对解构思想心领神会，他把这一思想用在莎评中开创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新局面。多利默认为在詹姆斯时代的剧作里，“人”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它没有了浓烈的本质主义色彩，而多了些唯物主义的特色。对于当时社会主体被社会关系或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现实，这些剧作里包含的思想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现存的社会秩序。多利默的莎评关注个体，并含有强烈的颠覆思想，这也使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政治特色更加明显。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通过意识形态的批评，达到了与莎士比亚政治对话的目的。我们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首先是因为这种批评是随着时代而产生的。20世纪前半叶，结构主义一统天下，文学批评成了对文本结构的分析，成了书斋里的自我娱乐，文学的使命感被淡化。莎士比亚批评同样如此，对莎剧蕴含的人文精神，许多批评者视而不见。20世纪70、80年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日益暴露，终于唤起了批评者的良知，在一些人叫喊着文学已经走向没落的时候，新历史主义莎评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忽然发现，经典之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和新历史主义莎评并肩战斗后，更加激进地走到了政治批评的前沿。有些人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只知道政治的审视，却不懂得审美的力量，只知道历史的表述，却忘了文学的本分。文学的本分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就是要在文学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打转，不透过时间的隧道去驰骋想象，不去睁大眼睛，环视一下现实的情景，而是拿着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找美丽意象。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批评永远肩负着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就是要召唤着人们永远不要丢失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所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虽然不能承担这个重任，但它在尽力地呐喊；它以激进的政治姿态，使莎士比亚研究重新回归为人学的研究，这有着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其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非常关注社会历史中的种种矛盾和现实问题。对人与社会的冲突、阶级斗争、种族矛盾、性别冲突等，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些冲突中，我们感到社会平等、人的尊严是何等重要；专制统治、宗法思想是何等令人厌恶。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历史对话中，折射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作为一个批评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深忧虑。这种忧患意识使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具有人文主义的关怀特质。再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具有一种文化批评意识。种族、阶级的批评希冀人类的和谐，性别批评折射出两性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而反本质人文主义的批评透视出对人类存在的反思性思考，对文化行业（诸如演出、教育、影视等）中莎士比亚的分析，使我们感觉到莎士比亚业已成为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化符号。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政治的批评包含着道德诉求，是和莎士比亚的写作目的与激情相吻合的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所说：“我们知道，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野蛮的，不能被对正义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莎士比亚的写作先于上述的分离；我们意识到，他既具清晰的理智，也具有强有力的激情，而且在他那里，二者并不削弱对方。如果我们有片刻和他在一起，也许，我们就能重新追寻到生活的完整性，重新发现已经迷失的通向统一性之路。”[4]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触及到了对社会存在意义的深深思考和“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道德意蕴的政治话题，这种道德意蕴表现在对平等的渴求、对霸权的颠覆和对人的深切关怀。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揭示种种冲突，是希望这些冲突不要在历史上重演，这也是我们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话的愿望。这种愿望中还包含着我们对目前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思考。在各种理论喧嚷的中国莎学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却“失声”和“不在场”，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尽管我们是一个标榜马克思主义无处不在的国度，可莎士比亚的批评总是不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总是缺少更深刻的人文关怀。也许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政治语境容易引发莎评者对历史创伤的过度敏感，也许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实情，有着太多令人无从把握的现实问题，使他们选择了规避、沉默和放弃。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莎学界的悲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写道：“任何事实都并不仅仅因为构成原因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一事件是在事后，跨越可能与它相距千百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才具有了历史意义。一个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不再把一系列的事件当作成串的念珠去讲述。”[5]可见本雅明主张为了现在而打开历史。我们也可以说，为了现在，让我们以政治之维阅读莎士比亚吧！
二、互为镜像的参照
在当代莎士比亚批评流派中，各种莎评流派都十分关注历史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则更加激进。1988年，新历史主义莎评家格林布拉特出版《莎士比亚的协合》一书时，称他的研究是“文化诗学”的研究[6]。这说明了新历史主义莎评欲纠其在批评中过分注重历史，而不十分关注文化的倾向。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与新历史主义莎评相较，不但一样重视历史，还把文化纳入政治的范畴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莎评在进行语言、文化、政治的综合分析时把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同等看待，注重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的细微关系和权力运作方式，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的是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像新历史主义莎评那样只注重历史权力的分析，而是在历史权力分析的同时，对当代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现象也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当代文化行业中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分析具有突出的特点，新历史主义莎评则没有触及到这一点。当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性也非常鲜明，这说明了它对政治的关切度较新历史主义莎评要强烈得多，因而它更强调意识形态的“颠覆”功能，而新历史主义莎评更注重权力的“抑制”功能。不过在对历史深度的把握、症候批评的缜密度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尚不及新历史主义莎评。但对新历史主义把“历史”压缩“表述”（representation）的倾向也要引起警惕，因为这样会使得新历史主义莎评注重解释历史，却忽视改造历史。我们认为文学研究不应该停留在“解释世界”上，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值得称赞。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向我们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批评时，也不可忽视文化的批评。文化批评包含着更深刻的人文关怀，这也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增添了诗意①的色彩。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 Iser）就说：“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物，它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于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的区域。”[7]这段话说明了文学批评是离不开文化的。 正是对文化批评的重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充分借鉴了历史主义莎评、女性主义莎评和后殖民主义莎评的批评方法，使其批评具有了综合特色。严格地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的是批评实践，其理论建构的特色并不十分突出。也正是这样，对其进行精确的理论描述只能是对本体论的佞妄。我们只有在与它进行的对话中，感知其批判的锋芒，领会其批评的意蕴。尽管在批评方法上它有“杂糅”的特点，但它与其他的批评流派仍有不同之处。历史主义莎评在分析中强调历史、强调人性，并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但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社会秩序持肯定态度[8]，而且认为人的本质也不是由社会所规定，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批评是一种保守的政治批判，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则打破这种保守思想，以激进的姿态对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强调冲突与斗争，更加关注社会中人被物化和各种意识左右的情形，显示出了对人在社会中处境的深切关注。女性主义莎评多是借鉴了历史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有的把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人物，跟文艺复兴时代的女性的现实联系起来，说明宗法思想对女性的压迫；有的主要分析莎士比亚剧中男女之间的性心理关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与宗法思想有关，而且与政治制度、物质利益、阶级差别有关。当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文化心理分析上亦有不足之处，这对于揭示性别之间冲突的深层原因是不利的，而且一味地强调冲突，却没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莎评做了可贵的探索。后殖民主义莎评把莎士比亚作品放到了一个更广大的政治文化空间，通过分析非欧洲人与欧洲人、非基督教人与信仰基督教人、不同种族的人的差异等来揭示种族冲突；或者是通过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对莎士比亚一些剧作的接受史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殖民文化的霸权行径[9]。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看到了种族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多与战争有关，所以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多关注莎士比亚个别剧本，把种族冲突置于最惨烈的战争中，以说明种族冲突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因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这些莎评流派在批评上侧重点不同，但都关注政治的批评，都从马克思主义批评那里吸收营养，特别是女性主义莎评、后殖民主义莎评，当然还有新历史主义莎评，它们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批评，都表达了对人的关切，折射出人文主义的光辉，并引发我们去思考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走。我们在和莎士比亚对话时，还要和我们的心灵对话，和社会对话，和文化对话，更要和政治对话。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政治对话方面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三、困境与希望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精华和意识形态的观点，从文化研究中汲取批评的思路和内容，从后现代反本质、消解中心的思想中汲取批评的策略，其视野和方法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从多利默对本质主义莎评的批判，到辛菲尔德倡导的“分歧”（dissident）阅读①，都具有颠覆的特点，在批评的方法上都有所创新。但也应该看到，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从最初对人性和权力的激进批评，到后来对文化行业的意识形态研究，再到后来专注性别研究，越来越趋向政治微观层面上的批评，其意识形态的批评也包罗万象，各种历史文化批评理论和一些莎评流派与其杂糅在一起，这使其理论的根基变得有些模糊，批评的身份也难以界定。这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没有新历史主义莎评影响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新历史主义莎评相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来说有一套较完整的诗学体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注重解构②的同时，并不注意建构，其反本质主义批评的背后也隐含着对自身的解构，其所强调的颠覆策略有重要意义，但颠覆以后的建构问题却很少论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尽管强调了历史文化的参与过程，但它更多的是注重阐释而不是研究，这使其批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致使个别地方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和逻辑的缜密。特别是在对文化行业中的莎士比亚进行解释时，一些分析不能令人信服，更为突出的是在霍德尼斯主编的《莎士比亚神话》和霍克斯的《莎士比亚片语》两本书中，政治批评的锋芒和对主体的关注都大为减弱，一些分析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这种阐释也是其注重文化批评和主观阐释的特点所致。当然，在批评的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结合历史进行了分析并在“历史化”的分析中更多地强调政治动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历史化”最终不是为了破解历史真实，还原过去的情景，满足现在的知识需求，而是为了拯救现在，给现在注入革命的活力。但在拯救途径上，从其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更多强调激烈的斗争。我们需要斗争，但我们也需要弥赛亚，也许两者的结合，才更能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
尽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有自己的局限，但其批评的锋芒时时透出追求平等、反抗霸权、颠覆中心的思想意识，这种人文精神把当代莎士比亚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让我们更愿意阅读莎士比亚了，因为我们从政治的莎士比亚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并思索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也使我们思考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种族、性别、意识形态教育等问题。当然，我们在阅读莎士比亚时，也不能盲目地追随某个理论的指导，而是看重某个理论如何与莎士比亚对话，如何在对话中敲击人文主义的火石。所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批判眼光阅读莎士比亚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这是人文主义批评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批评意识给我们的启示。
四、结语
马克思曾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就是说人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存在，社会是一切关系的总和，而政治则是所有这些关系的制度性表达。所以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莎士比亚批评也必将与政治连接在一起。可见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所张扬的激进政治批评，也必将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而发展。只要始终坚持人文关怀的政治批评，莎士比亚虽然不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其作品也会更加地“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暴风雨》1幕2场）。
[参考文献]
[1]杨正润.文学和莎学研究的政治化：文化唯物主义述评[N].文艺报，1990-12-22.
[2]Jonathan Dollimore， Alan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4： vii.
[3]Jonathan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M].New York： Macmillan， 2004.
[4]刘小枫，等.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封页.
[5]陈永国，等.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14.
[6]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i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5.
[7]沃尔夫冈·伊瑟尔.走向文学人类学[M]//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97-298.
[8]Russ McDonald. ed.. Shakespea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1945-2000[M].Oxford： Blackwell，2004：418.
[9]Stanley Well， Lena Cowen Orlin. eds.. Shakespeare： An Oxford Guid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492.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政治批评；颠覆；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0-05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莎评流派，在其肇始阶段就显示出一种激进的批评姿态，并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了政治的解读。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在英国有悠久的传统，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出现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T.S.艾略特（Eliot）、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和E.P.汤普森（Thompson）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①。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这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这种研究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充分利用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及文化学的各种成果进行文学批评，在批评中十分强调政治性[1]。在具体批评方法上是从政治出发，把政治分为种族、阶级、性别、性四个方面，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这四个方面都与权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这些关系中论析文本的政治意图、政治内容和政治功能。这种批评深受马克思、阿尔都塞（Althusser）和福柯（Foucoult）思想的影响，批评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和运用权力策略对文本进行批评研究，开创了莎士比亚研究历史的新维度。
一、激进的政治批评
人们把以乔纳森·多利默（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为代表的莎士比亚批评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乔纳森·多利默和艾伦·辛菲尔德在1985年合编了《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该书明确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编者开篇明确表示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致力于从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文本分析等结合的方法从事批评研究。传统的历史语境分析削弱了文学文本的丰富意义，这促使我们去发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精于理论的分析方法往往倾向于空洞的理论使文本与主观的批评不能很好地契合在一起；社会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其过于保守；文本分析作为一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亦不能忽视；各种方法的结合才能达到批评的力度。我们称这种综合的批评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2]编者较明了地表述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观点，而且带有一定的激进意味。一些保守的批评家对这种危机传统的批评方法颇多微词，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批评方法的捍卫。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方法过于大而泛，显得空洞，激进的态度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很多青年批评者则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策略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力作面世，乔纳森·多利默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1984年）、约翰·德雷克基斯（John Drakakis）编的论文集《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Alternative Shakespeares，1985年）、198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所出由琼·伊·霍华德（Jean E. Howard）和马里恩·奥康纳（Marion O’Connor）主编的论文集《重塑莎士比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文本》（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1987年）、格雷姆·霍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编的《莎士比亚神话》（The Shakespeare Myth，1988年）、霍克斯（Hawkes）编的《莎士比亚片语》（Shakespeare Rag）等，这些作品都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了深入研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家除了注重分析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等身份之外，还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机构”（institutions），例如社会机构中的宫廷、城市、监督者、英国教堂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校、各种各样的资助以及其他的社会权威性机构，他们同样关注剧场的事物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从中窥出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单地说，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者继承发展了威廉斯和福柯的观点，注重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这种对权力关系的阐释，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
多利默在分析莎剧时，强调阶级冲突，但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他在分析中运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与人的关系理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3]153在多利默及其他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者的文章里，社会中的权力对人的作用一直是他们分析的主要内容。多利默的观点与唯心主义关于历史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唯心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观点①，正如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对个体意识中心（individual centers of consciousness）所定义的那样：“个人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抽象的个人主义”）是以本质主义为前提的，个体与社会明显不同并高于社会。在前社会本质（pre-social essence）的前提下才能理解个体，也就是说个体的本质或身份具有类似精神的自主性。个体是一切意义之源，按照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个体的本质先于历史和社会。”[3]250多利默认为，在分析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时，利用本质主义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在分析莎剧时，对传统莎评家运用本质主义理念分析莎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显然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批评观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多利默在《激进的悲剧》中曾四次提到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Derrida），八次提到福柯，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对其莎士比亚批评实践影响之深。解构主义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叛，它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①，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全部哲学传统赖以安身立命的始源范畴的语言学基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经解构主义的解剖，本质主义作为终极的、始源的范畴已无可能，这无疑是对企图为世界寻找某个终极根源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反叛和致命的打击，体现出一种极其鲜明的反传统色彩和大胆变革、锐意创新的强烈愿望，这也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变革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多利默对解构思想心领神会，他把这一思想用在莎评中开创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新局面。多利默认为在詹姆斯时代的剧作里，“人”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它没有了浓烈的本质主义色彩，而多了些唯物主义的特色。对于当时社会主体被社会关系或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现实，这些剧作里包含的思想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现存的社会秩序。多利默的莎评关注个体，并含有强烈的颠覆思想，这也使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政治特色更加明显。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通过意识形态的批评，达到了与莎士比亚政治对话的目的。我们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首先是因为这种批评是随着时代而产生的。20世纪前半叶，结构主义一统天下，文学批评成了对文本结构的分析，成了书斋里的自我娱乐，文学的使命感被淡化。莎士比亚批评同样如此，对莎剧蕴含的人文精神，许多批评者视而不见。20世纪70、80年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日益暴露，终于唤起了批评者的良知，在一些人叫喊着文学已经走向没落的时候，新历史主义莎评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忽然发现，经典之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和新历史主义莎评并肩战斗后，更加激进地走到了政治批评的前沿。有些人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只知道政治的审视，却不懂得审美的力量，只知道历史的表述，却忘了文学的本分。文学的本分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就是要在文学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打转，不透过时间的隧道去驰骋想象，不去睁大眼睛，环视一下现实的情景，而是拿着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找美丽意象。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批评永远肩负着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就是要召唤着人们永远不要丢失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所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虽然不能承担这个重任，但它在尽力地呐喊；它以激进的政治姿态，使莎士比亚研究重新回归为人学的研究，这有着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其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非常关注社会历史中的种种矛盾和现实问题。对人与社会的冲突、阶级斗争、种族矛盾、性别冲突等，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些冲突中，我们感到社会平等、人的尊严是何等重要；专制统治、宗法思想是何等令人厌恶。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历史对话中，折射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作为一个批评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深忧虑。这种忧患意识使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具有人文主义的关怀特质。再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具有一种文化批评意识。种族、阶级的批评希冀人类的和谐，性别批评折射出两性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而反本质人文主义的批评透视出对人类存在的反思性思考，对文化行业（诸如演出、教育、影视等）中莎士比亚的分析，使我们感觉到莎士比亚业已成为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化符号。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政治的批评包含着道德诉求，是和莎士比亚的写作目的与激情相吻合的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所说：“我们知道，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野蛮的，不能被对正义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莎士比亚的写作先于上述的分离；我们意识到，他既具清晰的理智，也具有强有力的激情，而且在他那里，二者并不削弱对方。如果我们有片刻和他在一起，也许，我们就能重新追寻到生活的完整性，重新发现已经迷失的通向统一性之路。”[4]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触及到了对社会存在意义的深深思考和“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道德意蕴的政治话题，这种道德意蕴表现在对平等的渴求、对霸权的颠覆和对人的深切关怀。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揭示种种冲突，是希望这些冲突不要在历史上重演，这也是我们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话的愿望。这种愿望中还包含着我们对目前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思考。在各种理论喧嚷的中国莎学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却“失声”和“不在场”，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尽管我们是一个标榜马克思主义无处不在的国度，可莎士比亚的批评总是不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总是缺少更深刻的人文关怀。也许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政治语境容易引发莎评者对历史创伤的过度敏感，也许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实情，有着太多令人无从把握的现实问题，使他们选择了规避、沉默和放弃。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莎学界的悲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写道：“任何事实都并不仅仅因为构成原因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一事件是在事后，跨越可能与它相距千百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才具有了历史意义。一个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不再把一系列的事件当作成串的念珠去讲述。”[5]可见本雅明主张为了现在而打开历史。我们也可以说，为了现在，让我们以政治之维阅读莎士比亚吧！
二、互为镜像的参照
在当代莎士比亚批评流派中，各种莎评流派都十分关注历史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则更加激进。1988年，新历史主义莎评家格林布拉特出版《莎士比亚的协合》一书时，称他的研究是“文化诗学”的研究[6]。这说明了新历史主义莎评欲纠其在批评中过分注重历史，而不十分关注文化的倾向。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与新历史主义莎评相较，不但一样重视历史，还把文化纳入政治的范畴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莎评在进行语言、文化、政治的综合分析时把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同等看待，注重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的细微关系和权力运作方式，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的是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像新历史主义莎评那样只注重历史权力的分析，而是在历史权力分析的同时，对当代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现象也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当代文化行业中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分析具有突出的特点，新历史主义莎评则没有触及到这一点。当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性也非常鲜明，这说明了它对政治的关切度较新历史主义莎评要强烈得多，因而它更强调意识形态的“颠覆”功能，而新历史主义莎评更注重权力的“抑制”功能。不过在对历史深度的把握、症候批评的缜密度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尚不及新历史主义莎评。但对新历史主义把“历史”压缩“表述”（representation）的倾向也要引起警惕，因为这样会使得新历史主义莎评注重解释历史，却忽视改造历史。我们认为文学研究不应该停留在“解释世界”上，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值得称赞。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向我们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批评时，也不可忽视文化的批评。文化批评包含着更深刻的人文关怀，这也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增添了诗意①的色彩。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 Iser）就说：“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物，它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于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的区域。”[7]这段话说明了文学批评是离不开文化的。 正是对文化批评的重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充分借鉴了历史主义莎评、女性主义莎评和后殖民主义莎评的批评方法，使其批评具有了综合特色。严格地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的是批评实践，其理论建构的特色并不十分突出。也正是这样，对其进行精确的理论描述只能是对本体论的佞妄。我们只有在与它进行的对话中，感知其批判的锋芒，领会其批评的意蕴。尽管在批评方法上它有“杂糅”的特点，但它与其他的批评流派仍有不同之处。历史主义莎评在分析中强调历史、强调人性，并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但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社会秩序持肯定态度[8]，而且认为人的本质也不是由社会所规定，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批评是一种保守的政治批判，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则打破这种保守思想，以激进的姿态对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强调冲突与斗争，更加关注社会中人被物化和各种意识左右的情形，显示出了对人在社会中处境的深切关注。女性主义莎评多是借鉴了历史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有的把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人物，跟文艺复兴时代的女性的现实联系起来，说明宗法思想对女性的压迫；有的主要分析莎士比亚剧中男女之间的性心理关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与宗法思想有关，而且与政治制度、物质利益、阶级差别有关。当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文化心理分析上亦有不足之处，这对于揭示性别之间冲突的深层原因是不利的，而且一味地强调冲突，却没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莎评做了可贵的探索。后殖民主义莎评把莎士比亚作品放到了一个更广大的政治文化空间，通过分析非欧洲人与欧洲人、非基督教人与信仰基督教人、不同种族的人的差异等来揭示种族冲突；或者是通过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对莎士比亚一些剧作的接受史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殖民文化的霸权行径[9]。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看到了种族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多与战争有关，所以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多关注莎士比亚个别剧本，把种族冲突置于最惨烈的战争中，以说明种族冲突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因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这些莎评流派在批评上侧重点不同，但都关注政治的批评，都从马克思主义批评那里吸收营养，特别是女性主义莎评、后殖民主义莎评，当然还有新历史主义莎评，它们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批评，都表达了对人的关切，折射出人文主义的光辉，并引发我们去思考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走。我们在和莎士比亚对话时，还要和我们的心灵对话，和社会对话，和文化对话，更要和政治对话。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政治对话方面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三、困境与希望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精华和意识形态的观点，从文化研究中汲取批评的思路和内容，从后现代反本质、消解中心的思想中汲取批评的策略，其视野和方法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从多利默对本质主义莎评的批判，到辛菲尔德倡导的“分歧”（dissident）阅读①，都具有颠覆的特点，在批评的方法上都有所创新。但也应该看到，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从最初对人性和权力的激进批评，到后来对文化行业的意识形态研究，再到后来专注性别研究，越来越趋向政治微观层面上的批评，其意识形态的批评也包罗万象，各种历史文化批评理论和一些莎评流派与其杂糅在一起，这使其理论的根基变得有些模糊，批评的身份也难以界定。这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没有新历史主义莎评影响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新历史主义莎评相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来说有一套较完整的诗学体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注重解构②的同时，并不注意建构，其反本质主义批评的背后也隐含着对自身的解构，其所强调的颠覆策略有重要意义，但颠覆以后的建构问题却很少论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尽管强调了历史文化的参与过程，但它更多的是注重阐释而不是研究，这使其批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致使个别地方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和逻辑的缜密。特别是在对文化行业中的莎士比亚进行解释时，一些分析不能令人信服，更为突出的是在霍德尼斯主编的《莎士比亚神话》和霍克斯的《莎士比亚片语》两本书中，政治批评的锋芒和对主体的关注都大为减弱，一些分析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这种阐释也是其注重文化批评和主观阐释的特点所致。当然，在批评的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结合历史进行了分析并在“历史化”的分析中更多地强调政治动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历史化”最终不是为了破解历史真实，还原过去的情景，满足现在的知识需求，而是为了拯救现在，给现在注入革命的活力。但在拯救途径上，从其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更多强调激烈的斗争。我们需要斗争，但我们也需要弥赛亚，也许两者的结合，才更能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
尽管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有自己的局限，但其批评的锋芒时时透出追求平等、反抗霸权、颠覆中心的思想意识，这种人文精神把当代莎士比亚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让我们更愿意阅读莎士比亚了，因为我们从政治的莎士比亚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并思索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也使我们思考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种族、性别、意识形态教育等问题。当然，我们在阅读莎士比亚时，也不能盲目地追随某个理论的指导，而是看重某个理论如何与莎士比亚对话，如何在对话中敲击人文主义的火石。所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批判眼光阅读莎士比亚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这是人文主义批评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激进批评意识给我们的启示。
四、结语
马克思曾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就是说人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存在，社会是一切关系的总和，而政治则是所有这些关系的制度性表达。所以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莎士比亚批评也必将与政治连接在一起。可见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所张扬的激进政治批评，也必将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而发展。只要始终坚持人文关怀的政治批评，莎士比亚虽然不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其作品也会更加地“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暴风雨》1幕2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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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i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5.
[7]沃尔夫冈·伊瑟尔.走向文学人类学[M]//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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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tanley Well， Lena Cowen Orlin. eds.. Shakespeare： An Oxford Guid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492.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