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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是以1840年为起点，讲述了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先后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自身需要，需要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从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固守传统文明的中国在列强军事打击、商品倾销的巨大冲击中败下阵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打败了东方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历史命运由此改变，在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的“变动”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一种满足个体生产和生活需要、封闭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它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紧密结合。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它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走向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以男耕女织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其中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往中国。1845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比战前增长4倍多。其中以棉纱为大宗，约占入口的70%左右。越来越多的农民购买洋纱洋布，这就使得传统自然经济的耕织分离，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参与到市场活动当中，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出口日益增多，逐步改变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生产结构，人们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转而植桑养蚕、种植茶叶。茶、丝的出口贸易大都被英商操纵。他们根据本国和外贸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索取原料。茶、丝出口的数量与价格为外商所左右。中国的丝、茶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总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收购土特产品及工业原料，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被强行拉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里边的“开始”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在整个晚清期间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并且起着阻碍外来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并未真正打开中国市场。
1861年，曾国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当时正是湘军和太平军最后决战的时期，因处于草创时期，该所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技术设备也极其简陋。1862年，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在安庆内军械所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官办”自古就有，主要指政府对盐、铁、生产工具、货币等实行专营专卖。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已与传统官办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一，它采用了机器大生产的方式；第二，采用了雇佣劳动方式，也就是按工人技术程度高低和劳动量大小付给报酬；第三，部分地实行成本核算。这些情况表明，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企业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一般来说，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市场、劳动力、技术、资金。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商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对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十分羡慕，开始购买西方机器设备投资近代工业，这样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之外，还有少数小型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逐渐转为近代企业。还有某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亦转化为独立的商办企业。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条件来看，他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列强入侵，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很显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缺乏资本、市场、技术、人才、思想、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准备。它的先天发育不足，导致后天发展畸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本身又不能生产机器，只能从投资少、周转快和获利多的轻工业开始。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大城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城市多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据点，自然经济较早解体，同时这些地区便于利用外来技术，引进机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畸形布局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第三，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工业设备基本靠进口，技术大多依赖国外，经营管理落后。第四，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产生的，列强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清政府高额征税、敲诈勒索，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民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许多民族工业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求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庇护。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他们的一面。这些特点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缓慢曲折中发展。但民族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社会风俗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的“变动”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一种满足个体生产和生活需要、封闭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它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紧密结合。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它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走向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以男耕女织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其中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往中国。1845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比战前增长4倍多。其中以棉纱为大宗，约占入口的70%左右。越来越多的农民购买洋纱洋布，这就使得传统自然经济的耕织分离，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参与到市场活动当中，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出口日益增多，逐步改变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生产结构，人们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转而植桑养蚕、种植茶叶。茶、丝的出口贸易大都被英商操纵。他们根据本国和外贸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索取原料。茶、丝出口的数量与价格为外商所左右。中国的丝、茶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总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收购土特产品及工业原料，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被强行拉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里边的“开始”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在整个晚清期间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并且起着阻碍外来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并未真正打开中国市场。
1861年，曾国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当时正是湘军和太平军最后决战的时期，因处于草创时期，该所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技术设备也极其简陋。1862年，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在安庆内军械所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官办”自古就有，主要指政府对盐、铁、生产工具、货币等实行专营专卖。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已与传统官办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一，它采用了机器大生产的方式；第二，采用了雇佣劳动方式，也就是按工人技术程度高低和劳动量大小付给报酬；第三，部分地实行成本核算。这些情况表明，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企业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一般来说，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市场、劳动力、技术、资金。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商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对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十分羡慕，开始购买西方机器设备投资近代工业，这样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之外，还有少数小型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逐渐转为近代企业。还有某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亦转化为独立的商办企业。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条件来看，他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列强入侵，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很显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缺乏资本、市场、技术、人才、思想、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准备。它的先天发育不足，导致后天发展畸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本身又不能生产机器，只能从投资少、周转快和获利多的轻工业开始。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大城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城市多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据点，自然经济较早解体，同时这些地区便于利用外来技术，引进机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畸形布局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第三，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工业设备基本靠进口，技术大多依赖国外，经营管理落后。第四，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产生的，列强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清政府高额征税、敲诈勒索，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民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许多民族工业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求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庇护。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他们的一面。这些特点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缓慢曲折中发展。但民族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社会风俗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