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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学霸
好学是“新三届”人的一点共性，好学也是“新三届”获得学习机会的原因，在多年的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知青点的旧屋里复习功课，必须下很多的苦功夫。
《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神奇的图书，是“新三届”学生眼中的圣典。在《上海出版志》上，对这套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是7395万册，这个数字是当下畅销书《盗墓笔记》的3倍多。
1977年的秋天，高考即将开始，但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可用的教科书，中学教科书是《工基》和《农基》两本，和高考要考的数理化完全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最好的参考书，很多人到废品收购站去淘这本书，回收人员也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叫价叫到七毛一本。
出版社也希望尽快再版，但是这套书的纸型已经在“文革”中被毁，必须重新捡铅字，在印刷厂师傅加班加点的努力下，在高考前一个月，第一本《代数1》成功出版。按照当时师傅们的说法，连轴转的加班心甘情愿，因为“谁家还没个知青啊！”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曾经收到一个监狱中青年的求书信，为此他把最后一套样书寄给了他。
尽管只有一本书，尽管只有一个月，但在很多人数学成绩都是个位数也考上了大学的1977年，这本书不啻于一本增加竞争力的核武器。到1978级考试时，这本书已经出满了全套。
这套书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被分到通往各地的邮政车上，送到如饥似渴求学的青年们手中。有托亲戚买的，有没钱买干脆用手抄的，这套书还一度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黄牛——加价拿书。
在经历了黑暗的十年浩劫之后，还能够迅速恢复学习并且取得好成绩的人，一定都是保持了学习习惯、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及能够坐得住、耐得住寂寞的人。像李克强从小在省文史馆大院当中长大，马凯下过干校劳动，之前是中学老师，李源潮、袁贵仁是中学老师，李斌是教育学院教师。
“新三届”的人们也把好学的风气带进了大学。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学习风气浓厚，学习强度也很大，同时公派出国也逐渐出现，和过去讲政治上可靠相比，更多地提到了“外语好”的要求，很多人都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1963年出版的《许国璋英语》成了很多人难得的自学教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习热，自“新三届”始，至少热了十年。
“新三届”也是最早开始“终身学习”的一批人，很多人都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后读大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校园去攻读更高的学位或在职学习，比如国务委员王勇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后来又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外交部部长王毅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后来又获得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审计署署长刘家义毕业于四川省财政学校财政专业（专科），但是后来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财政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本人也是坚持在职学习，在职获得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救急的天使
在发表于《南都学坛》的一篇题为《新三届——跨世纪的栋梁》（作者韩雁群）的文章中曾经把“新三届”描绘为“落尘的精英，救急的天使”。
“新三届”在校园内刻苦读书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打开国门，国际贸易、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各行业都面临着渴求人才的局面。
和今天无数高考排名指南、大学排行榜每年公布的局面相比，那个时代的大学填报有点近乎单纯——有些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往往考虑在家门口学习，因此一些很出色的学生流入了地方院校。
李克强在回忆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曾经说，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当地的一所师范大学，因为“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
类似的曾因把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改成《不称职的父亲》而名噪一时的77级考生阎阳生，在回忆文章中追忆，填报志愿基本不考虑哪所院校、哪个系科合适，只挑离家近的、照顾家庭方便的学校填。
同样，那个时代的大学也没有双向选择这样的就业可能，而是统一分配，这使得很多地方单位留住了人才。当然，这样的工作关系并不稳定，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海、辞职、停薪留职”大潮中瓦解了很多。
幻灭、动摇、追求
“新三届”在毕业之初就面临不同道路的选择。
有些人担任公职，在体制内做事，有些人下海经商或者走上科技类的研究岗位。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个重要的岔道口，如果李克强没有听老师的挽留，和同学陶景洲一起出国留学，可能现在是一个大律师。潘石屹（1979年考上中专）如果没有从廊坊的中石油管道局辞职去海南做地产，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公司部门经理。
“新三届”大学毕业生中，进入党政机关的比例非常高。《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组织的关于“新三届”特质的大讨论当中，署名“萧费”的文章总结道：
“在一般人眼中，‘新三届’比当代大学毕业生要幸运得多。当时，为了尽快改变老中青、工农兵相结合的政权结构，完成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进入各级党政机关。
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政治热情。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改革政策的出台而激动不已；他们不厌其烦地游说自己的上级和同事，请他们相信改革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他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同时也为幻想着早日唱上改革的主角而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又一次迫使他们从梦境中醒来：并非所有的人都希冀改革并支持改革，因为任何改革都意味着一部分人权力和利益的丧失。这种恐惧形成巨大阻力，客观存在的利益阶层、等级秩序、论资排辈的做法，使他们的良好的愿望和美好的设想每每落空，滞留了他们对改革的热情。”
那个时代财富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而守着机关做基层干部的日子可谓相当清苦。陈佩斯曾经主演过一部喜剧《编外丈夫》，说的就是一位“新三届”局长在局被撤编之后，被迫下海摆摊、求人帮求职的困窘局面，学校里学的和机关里用的知识全无用处。最后陈佩斯的新工作很有戏剧性，他用插队时候在牧区练出来的好骑术，找到了一份马术俱乐部经理的工作。
文艺作品是高于生活的，各地机关撤编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把手自己找工作，但是作品歌颂的就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强大精神——那些虚的官僚主义气质被纷纷扔掉（局长扔掉了皮包、中山装、帽子和眼镜），投入自由市场的怀抱，男人重新恢复了自己的野性和活力。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今天的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当中，都有着“新三届”人的身影。
“萧费”用狡猾和务实来描绘自己所在的“新三届”群体的某些特质：
手口并用，一边做一边说，先做后说，这有别于老辈只做不说和小辈人说的多做的少；不论进入哪个人群，很快就能获得一种归属感；他们讲信用，崇尚“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与他们相处你会感到安全；他们也很狡猾，有时也保留一些生存发展的小秘密，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乐意，他们知道怎样讨老辈人和上级领导的欢心，也知道怎样让小辈人获得信任和温暖；他们有时节衣缩食、艰苦朴素为了孩子也为了父母，有时也大把花钱及时行乐，还能做到过把瘾“不”死。
好学是“新三届”人的一点共性，好学也是“新三届”获得学习机会的原因，在多年的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知青点的旧屋里复习功课，必须下很多的苦功夫。
《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神奇的图书，是“新三届”学生眼中的圣典。在《上海出版志》上，对这套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是7395万册，这个数字是当下畅销书《盗墓笔记》的3倍多。
1977年的秋天，高考即将开始，但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可用的教科书，中学教科书是《工基》和《农基》两本，和高考要考的数理化完全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最好的参考书，很多人到废品收购站去淘这本书，回收人员也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叫价叫到七毛一本。
出版社也希望尽快再版，但是这套书的纸型已经在“文革”中被毁，必须重新捡铅字，在印刷厂师傅加班加点的努力下，在高考前一个月，第一本《代数1》成功出版。按照当时师傅们的说法，连轴转的加班心甘情愿，因为“谁家还没个知青啊！”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曾经收到一个监狱中青年的求书信，为此他把最后一套样书寄给了他。
尽管只有一本书，尽管只有一个月，但在很多人数学成绩都是个位数也考上了大学的1977年，这本书不啻于一本增加竞争力的核武器。到1978级考试时，这本书已经出满了全套。
这套书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被分到通往各地的邮政车上，送到如饥似渴求学的青年们手中。有托亲戚买的，有没钱买干脆用手抄的，这套书还一度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黄牛——加价拿书。
在经历了黑暗的十年浩劫之后，还能够迅速恢复学习并且取得好成绩的人，一定都是保持了学习习惯、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及能够坐得住、耐得住寂寞的人。像李克强从小在省文史馆大院当中长大，马凯下过干校劳动，之前是中学老师，李源潮、袁贵仁是中学老师，李斌是教育学院教师。
“新三届”的人们也把好学的风气带进了大学。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学习风气浓厚，学习强度也很大，同时公派出国也逐渐出现，和过去讲政治上可靠相比，更多地提到了“外语好”的要求，很多人都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1963年出版的《许国璋英语》成了很多人难得的自学教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习热，自“新三届”始，至少热了十年。
“新三届”也是最早开始“终身学习”的一批人，很多人都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后读大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校园去攻读更高的学位或在职学习，比如国务委员王勇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后来又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外交部部长王毅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后来又获得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审计署署长刘家义毕业于四川省财政学校财政专业（专科），但是后来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财政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本人也是坚持在职学习，在职获得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救急的天使
在发表于《南都学坛》的一篇题为《新三届——跨世纪的栋梁》（作者韩雁群）的文章中曾经把“新三届”描绘为“落尘的精英，救急的天使”。
“新三届”在校园内刻苦读书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打开国门，国际贸易、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各行业都面临着渴求人才的局面。
和今天无数高考排名指南、大学排行榜每年公布的局面相比，那个时代的大学填报有点近乎单纯——有些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往往考虑在家门口学习，因此一些很出色的学生流入了地方院校。
李克强在回忆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曾经说，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当地的一所师范大学，因为“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
类似的曾因把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改成《不称职的父亲》而名噪一时的77级考生阎阳生，在回忆文章中追忆，填报志愿基本不考虑哪所院校、哪个系科合适，只挑离家近的、照顾家庭方便的学校填。
同样，那个时代的大学也没有双向选择这样的就业可能，而是统一分配，这使得很多地方单位留住了人才。当然，这样的工作关系并不稳定，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海、辞职、停薪留职”大潮中瓦解了很多。
幻灭、动摇、追求
“新三届”在毕业之初就面临不同道路的选择。
有些人担任公职，在体制内做事，有些人下海经商或者走上科技类的研究岗位。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个重要的岔道口，如果李克强没有听老师的挽留，和同学陶景洲一起出国留学，可能现在是一个大律师。潘石屹（1979年考上中专）如果没有从廊坊的中石油管道局辞职去海南做地产，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公司部门经理。
“新三届”大学毕业生中，进入党政机关的比例非常高。《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组织的关于“新三届”特质的大讨论当中，署名“萧费”的文章总结道：
“在一般人眼中，‘新三届’比当代大学毕业生要幸运得多。当时，为了尽快改变老中青、工农兵相结合的政权结构，完成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进入各级党政机关。
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政治热情。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改革政策的出台而激动不已；他们不厌其烦地游说自己的上级和同事，请他们相信改革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他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同时也为幻想着早日唱上改革的主角而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又一次迫使他们从梦境中醒来：并非所有的人都希冀改革并支持改革，因为任何改革都意味着一部分人权力和利益的丧失。这种恐惧形成巨大阻力，客观存在的利益阶层、等级秩序、论资排辈的做法，使他们的良好的愿望和美好的设想每每落空，滞留了他们对改革的热情。”
那个时代财富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而守着机关做基层干部的日子可谓相当清苦。陈佩斯曾经主演过一部喜剧《编外丈夫》，说的就是一位“新三届”局长在局被撤编之后，被迫下海摆摊、求人帮求职的困窘局面，学校里学的和机关里用的知识全无用处。最后陈佩斯的新工作很有戏剧性，他用插队时候在牧区练出来的好骑术，找到了一份马术俱乐部经理的工作。
文艺作品是高于生活的，各地机关撤编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把手自己找工作，但是作品歌颂的就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强大精神——那些虚的官僚主义气质被纷纷扔掉（局长扔掉了皮包、中山装、帽子和眼镜），投入自由市场的怀抱，男人重新恢复了自己的野性和活力。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今天的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当中，都有着“新三届”人的身影。
“萧费”用狡猾和务实来描绘自己所在的“新三届”群体的某些特质：
手口并用，一边做一边说，先做后说，这有别于老辈只做不说和小辈人说的多做的少；不论进入哪个人群，很快就能获得一种归属感；他们讲信用，崇尚“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与他们相处你会感到安全；他们也很狡猾，有时也保留一些生存发展的小秘密，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乐意，他们知道怎样讨老辈人和上级领导的欢心，也知道怎样让小辈人获得信任和温暖；他们有时节衣缩食、艰苦朴素为了孩子也为了父母，有时也大把花钱及时行乐，还能做到过把瘾“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