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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时的儒者们已经能够从自然角度和魂魄与生命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生命的本质，他们认为人是由“气”构成的，但人还具有与众不同的道德属性，而且魂魄的聚散决定着人的生死。战国时期儒家的这种认识促进了儒家的生命学的发展
关键词：战国时期;儒家;生命本质;认识
一、戰国时期人们从自然生理的角度认识生死
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大的变革与发展时期，在这一百家争鸣的时期里不但涌现出大批的思想家及鸿篇巨制而且也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一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上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已经能够从自然生理的角度上来认识生死的本质了。
1、战国时期的儒家从气之聚散的角度来看待生死的本质
战国时期的儒家认为构成世界的物质是“气”，世界上一切物质都不过是“气”的不同变化形式而已，既然人类也是万物之一，那么人也应当是由“气”构成的：
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荀子·解蔽》）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元素，人的生死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气”的聚散，“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生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气”的聚散。人有生命是因为身体有了气，一旦气散则会死去。所以判断人生死就要看他身体有无“气”，“属纩以俟绝气”。［1］虽然人所呼气的气不能与代表物质的“气”等同起来，但是人所呼吸的气应是代表物质的“气”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2、战国时期的儒家从生命的构成角度看待生死的本质
战国时期的儒者们除了从“气”构成人的角度来认识生死的本之外，他们还能从其他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生死的本质。在战国时期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中出现了墨家对人生命本质的论述：“生，刑与知处也。佴，所然也。”［2］可见，在墨家看来生命就是人的形体与认识的统一体。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生命=形体+人的认识。一旦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形体不存在了，生命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生命也就灭亡了。战国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在这里荀子探讨了人的本质，在他看来，并非所有有气的东西都会拥有生命，水和火都有气却没有生命。孟子亦看到了人所拥有的道德品质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扎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4］若按照《墨子》中的说法，生命是由型（形）加上知构成的话，那么禽兽也有认识能力，只不过它们的认识能力比人类差些罢了。所以光有认知能力还不够，在荀子和孟子看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与人有义等道德品质，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东西，也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同时也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没有“义”人就与禽兽一样了。《墨经上》的作者只是简单的表述人的生命是由形体加上认识，而荀子和孟子则进一步论述了人的本质。
二、 战国时期的人们从魂魄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生死
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产生了灵魂的观念，一般人们将山顶洞人将铁矿粉洒在死者尸体的周围的现象当作中国灵魂观念产生的标志。在春秋时期这种观念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如《左传·昭公七年》上曾记载过郑国子产的话：“人之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与人，以为淫厉。”从子产的话中可以看出：人一旦获得了生命后其所禀赋的阳气在人体内就叫做魂，所禀赋的阴气在人体内就叫做魄，人所禀赋的阴阳之气越多，其死后魂魄就越能够独立存在。
战国时期这种对魂魄的认识亦得到了儒家的认可，《礼记·郊特牲》上说：“（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人的魂魄是由天地所赋予的，人一旦受形有生命以后就拥有了魂魄。由于魂属阳人死后他的魂就归于天，而人的魄属阴，所以人的魄就还于地。人的生死就是魂魄与形体的聚散，人失去魂魄就会得病，严重的引起死亡。所以人得病首先考虑的就是别让魂魄离开他的身体，一旦魂魄离开身体后就要想办法把魂魄召唤回来，就有可能让病人好起来甚至能够起死回生，因此战国时代才会流传着一种招魂的仪式——“复”。《仪礼·士丧礼》中的复礼就是招魂礼，据《礼记》载：“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5］这些材料反映的都是“复礼”，即人死后其亲属为了挽回死者的生命，登上屋顶而呼喊死者的名字，希望叫回死者的魂魄，这样有可能让死者重新活过来，因为战国时期的人们认为，只要能让人的灵魂与身体结合，人就不会死去。列维—布留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在中国，‘喊回死人’的风俗自远古即已存在，而且至今仍很盛行。”［6］在中国北方的萨满教那里也存在着类似“复”的招魂仪式，“萨满教认为，人死后魂不守舍，魂气浮荡于空间，必须要经过萨满诵颂招魂‘佛波密’，才能使游魂引领到一定的地点，使之凝聚不动。这种不动的形态被认为是像有一层薄质包围着的内部流动的气雾状体，唯萨满可以看见。但它不能长期静止不动，会消散和游走难寻，萨满咒语的约束力亦有一定时限的。为此必须有一定的附着物，作为浮魂所托，使之长久凝其上，象人的肉体依然如活着一样，魂有所归。” ［7］
可见，战国时期的人们认为通过复礼有可能将死者的魂魄喊回来，这样死者就会起死回生；如果喊不回来死者的魂魄，那么死者的家属只好从心里上承认这个人死去了，他的家属就可以为其准备丧礼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魂魄与鬼神的关系。魂魄与鬼神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为按照战国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看来，鬼的本质是精气。比如《礼记·祭义》上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按照这种观点，魂魄或鬼神的本质是精气的话，那么只有“气”才是人最根本的东西。人的生死的本质就应该是精气的聚散，因为鬼神也好魂魄也好不过是精气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从这种认识来看，魂魄或鬼应该是具有物质性的，因为其本质就是“气”。
小结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生命的认识带有一种朴素的唯物思想，他们能够从构成宇宙万物的“气”的角度去探讨生命的本质，同时他们又不忘强调人的道德本质，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承认魂魄的存在，一些儒者试图将“气”与鬼神统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礼记·丧大记［M］.
［2］ 墨子·墨经上［M］.
［3］ 荀子·王制［M］.
［4］ 孟子·告子上［M］.
［5］ 礼记·礼运［M］.
［6］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5.
［7］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271.
关键词：战国时期;儒家;生命本质;认识
一、戰国时期人们从自然生理的角度认识生死
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大的变革与发展时期，在这一百家争鸣的时期里不但涌现出大批的思想家及鸿篇巨制而且也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一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上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已经能够从自然生理的角度上来认识生死的本质了。
1、战国时期的儒家从气之聚散的角度来看待生死的本质
战国时期的儒家认为构成世界的物质是“气”，世界上一切物质都不过是“气”的不同变化形式而已，既然人类也是万物之一，那么人也应当是由“气”构成的：
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荀子·解蔽》）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元素，人的生死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气”的聚散，“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生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气”的聚散。人有生命是因为身体有了气，一旦气散则会死去。所以判断人生死就要看他身体有无“气”，“属纩以俟绝气”。［1］虽然人所呼气的气不能与代表物质的“气”等同起来，但是人所呼吸的气应是代表物质的“气”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2、战国时期的儒家从生命的构成角度看待生死的本质
战国时期的儒者们除了从“气”构成人的角度来认识生死的本之外，他们还能从其他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生死的本质。在战国时期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中出现了墨家对人生命本质的论述：“生，刑与知处也。佴，所然也。”［2］可见，在墨家看来生命就是人的形体与认识的统一体。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生命=形体+人的认识。一旦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形体不存在了，生命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生命也就灭亡了。战国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在这里荀子探讨了人的本质，在他看来，并非所有有气的东西都会拥有生命，水和火都有气却没有生命。孟子亦看到了人所拥有的道德品质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扎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4］若按照《墨子》中的说法，生命是由型（形）加上知构成的话，那么禽兽也有认识能力，只不过它们的认识能力比人类差些罢了。所以光有认知能力还不够，在荀子和孟子看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与人有义等道德品质，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东西，也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同时也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没有“义”人就与禽兽一样了。《墨经上》的作者只是简单的表述人的生命是由形体加上认识，而荀子和孟子则进一步论述了人的本质。
二、 战国时期的人们从魂魄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生死
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产生了灵魂的观念，一般人们将山顶洞人将铁矿粉洒在死者尸体的周围的现象当作中国灵魂观念产生的标志。在春秋时期这种观念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如《左传·昭公七年》上曾记载过郑国子产的话：“人之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与人，以为淫厉。”从子产的话中可以看出：人一旦获得了生命后其所禀赋的阳气在人体内就叫做魂，所禀赋的阴气在人体内就叫做魄，人所禀赋的阴阳之气越多，其死后魂魄就越能够独立存在。
战国时期这种对魂魄的认识亦得到了儒家的认可，《礼记·郊特牲》上说：“（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人的魂魄是由天地所赋予的，人一旦受形有生命以后就拥有了魂魄。由于魂属阳人死后他的魂就归于天，而人的魄属阴，所以人的魄就还于地。人的生死就是魂魄与形体的聚散，人失去魂魄就会得病，严重的引起死亡。所以人得病首先考虑的就是别让魂魄离开他的身体，一旦魂魄离开身体后就要想办法把魂魄召唤回来，就有可能让病人好起来甚至能够起死回生，因此战国时代才会流传着一种招魂的仪式——“复”。《仪礼·士丧礼》中的复礼就是招魂礼，据《礼记》载：“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5］这些材料反映的都是“复礼”，即人死后其亲属为了挽回死者的生命，登上屋顶而呼喊死者的名字，希望叫回死者的魂魄，这样有可能让死者重新活过来，因为战国时期的人们认为，只要能让人的灵魂与身体结合，人就不会死去。列维—布留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在中国，‘喊回死人’的风俗自远古即已存在，而且至今仍很盛行。”［6］在中国北方的萨满教那里也存在着类似“复”的招魂仪式，“萨满教认为，人死后魂不守舍，魂气浮荡于空间，必须要经过萨满诵颂招魂‘佛波密’，才能使游魂引领到一定的地点，使之凝聚不动。这种不动的形态被认为是像有一层薄质包围着的内部流动的气雾状体，唯萨满可以看见。但它不能长期静止不动，会消散和游走难寻，萨满咒语的约束力亦有一定时限的。为此必须有一定的附着物，作为浮魂所托，使之长久凝其上，象人的肉体依然如活着一样，魂有所归。” ［7］
可见，战国时期的人们认为通过复礼有可能将死者的魂魄喊回来，这样死者就会起死回生；如果喊不回来死者的魂魄，那么死者的家属只好从心里上承认这个人死去了，他的家属就可以为其准备丧礼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魂魄与鬼神的关系。魂魄与鬼神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为按照战国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看来，鬼的本质是精气。比如《礼记·祭义》上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按照这种观点，魂魄或鬼神的本质是精气的话，那么只有“气”才是人最根本的东西。人的生死的本质就应该是精气的聚散，因为鬼神也好魂魄也好不过是精气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从这种认识来看，魂魄或鬼应该是具有物质性的，因为其本质就是“气”。
小结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生命的认识带有一种朴素的唯物思想，他们能够从构成宇宙万物的“气”的角度去探讨生命的本质，同时他们又不忘强调人的道德本质，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承认魂魄的存在，一些儒者试图将“气”与鬼神统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礼记·丧大记［M］.
［2］ 墨子·墨经上［M］.
［3］ 荀子·王制［M］.
［4］ 孟子·告子上［M］.
［5］ 礼记·礼运［M］.
［6］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5.
［7］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