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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影响到书法、绘画、雕塑等各个领域，魏晋书法在大的历史环境下与佛教进行结合，展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佛教与书法互相推动，相互促进，是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
【关键词】：佛教；魏晋书法；历史背景
一、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
从汉朝以来，虽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混乱、土地兼并严重等社会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的时期，各个朝代如走马观花般短暂的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政治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思想文化界出现百花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佛教作为人们寻求精神世界的依托在这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
魏晋时期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困苦，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空前加强，于是从西域传来的佛教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这样就为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和自由的土壤。“据相关史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刘大杰先生甚至认为该时期是‘儒学的堕落’），而是由儒道佛三家合流而成的综合文化形态。特别是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开始，标志着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的开端。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最为璀璨炫目的一页，但作为中国哲学中古时期主要的思潮恰恰是佛学。”[1]
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如南朝梁武帝十分信仰佛教，“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2]梁武帝时期建设大量的佛寺，修建数座佛像，还四次在同泰寺为奴，让国家出大量的资金来赎他，来作为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可见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地位尤其重要，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由于魏晋时期国家重视佛教，大量寺庙修建，这就需要大量的经书来供人们阅读，佛教的传播与扩大需要大量的善书者来抄写经书来满足社会和佛教徒的需要，因此善书者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魏晋书法的特点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堪，士族崛起，人物品评出现，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魏晋书法固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魏晋书法追求“风骨”，这既是书法研究领域的另一高峰，又可使书法研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魏晋书法美学理论中的风骨范畴， 指称的是一种与纤圆、 疏巧和浮弱无力相对的书法风貌，主要体现为一种笔力的雄健、奔逸、 刚劲，它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而有力，使书法显示出笔力强健、 端直峻整地力度美；它不取点画规矩， 弃浮表之媚好，故书论家在提倡与运用它进行艺术批评时， 赋予它以力的内容，实在是很自然的事。”[3]
其次，魏晋书法与文学相交。正如张克峰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书法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4]
最后，魏晋时期书法理论的成熟。“书势”为主题的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王羲之《笔势论》、《草书势》、索靖《书势》等，同时还有注重对书体摹状的“体势”，和对字体造型摹状的“字势”等。还出现了对装饰性图案的美术文字研究的书论形式。如朱桢指出的那样：“魏晋书法理论史上出现的颇具特色的书论形式 ，它以其直观、形象、生动、精炼的优点，对南北朝乃至唐宋后人的书法评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
三、佛教与魏晋书法的结合
魏晋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对当时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佛教的兴盛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人用佛教来为生者祈福，为逝者颂葬，使得佛教的实用性大大的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佛教的书法作品，如：造像记、摩崖石经及碑志，它们的出现，就显露出书法的高超技艺，并且人们对这些书法作品的认同更多是建立在书法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大大超过了佛教的精神实质。如：造像记和碑志所展现出的字体，已明显出现隶减楷增的趋势，为唐代楷书的产生和发展的滥觞。其字体刚劲有力、质朴淳厚、风格多样，如康有为曾言：“北碑莫盛于魏 ，莫备于魏 … … 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有若 《灵庙》、《鞠 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 《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 《灵庙碑 阴》、《郑 道昭碑》、《六十人造 像》 … … 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6]因此，魏晋书法随佛教之兴盛而繁荣。
经书的书写与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书法文化的繁荣。由于魏晋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和社会各阶级对佛教世界的向往，使大量的经书需要被流传，这就让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从事经书抄录的人，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魏晋书法的发展。虽然相关作品都是与庄重、肃穆佛家经典有关，但大多是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的，体现了佛家“无法归有法”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界隶、楷、草书的演变过程。其中敦煌遗书就是魏晋时期佛教与书法相结合的代表之一，从有关敦煌的大量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为了抄写经文供世人阅读，寺庙还专门培养了一批从事佛经抄写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书法培训，其中多以前人书法大家的作品为范本，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既有隶楷之风，又具有佛学之意。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上的一大特点。经文除了抄录在纸上，方便流传，为了更好的保存经书，让其免遭战火的洗礼，经书刻石也是另一种传播佛教的方式。经书刻石一般规模比较大，为了更好的与佛家庄重、神秘的氛围相映对，其刻石的字体选用一般也是给人一种庄严、稳重的感觉。山水景色与佛家的经典融为一体，让人不禁肃然起敬。魏晋时期就有一大批作品问世，如有《岗山佛说观无量寿经》、《金刚般若经》、《大乘妙褐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无量意经》、《维摩洁 经》、《香泉寺华严经摩崖》、《祖徕山文殊般若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这些碑刻经书都显示出高超的书法艺术，字体端正雄伟，兼具隶楷之意，李叔同曾言 ：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 ”《尸迦罗越经》中，佛陀曰“父母教育子女：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楞伽经》卷二中“佛告大慧，辟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这些都表明魏晋佛教与书法的紧密关系。
魏晋的书法与佛教存在着同期发展的状况，在魏晋时期书法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碑刻、墓志、简牍、写经、造像等各种形式的作品，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在这一时期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并出现了一批书法大家，如王羲之《兰亭序》、卫夫人《笔阵图》、杨泉《草书赋》等，至今都是书法史中的经典。同时魏晋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佛教的传播需要统治阶级及贵族、文人志士的帮助，再加上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手抄佛经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因此佛教与书法也就自然融合了。
综观魏晋南北朝书法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是与物质条件的具备宗教信仰的盛社会上崇尚书法以及以书法取士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中 ，我国的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鼎盛时期。
注释：
[1]陈俊堂：《佛教与书法文化——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大众文艺》，2012年第19期。
[2]《全梁书》卷二十三
[3]黄佳宝：《“骨”与“势”----魏晋书法的审美追求》，《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张克峰：《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 书法与文学的交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11月，第16卷第6期。
[5]朱桢：《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理论》，《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康有为：《广艺 舟双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关键词】：佛教；魏晋书法；历史背景
一、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
从汉朝以来，虽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混乱、土地兼并严重等社会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的时期，各个朝代如走马观花般短暂的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政治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思想文化界出现百花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佛教作为人们寻求精神世界的依托在这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
魏晋时期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困苦，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空前加强，于是从西域传来的佛教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这样就为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和自由的土壤。“据相关史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刘大杰先生甚至认为该时期是‘儒学的堕落’），而是由儒道佛三家合流而成的综合文化形态。特别是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开始，标志着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的开端。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最为璀璨炫目的一页，但作为中国哲学中古时期主要的思潮恰恰是佛学。”[1]
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如南朝梁武帝十分信仰佛教，“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2]梁武帝时期建设大量的佛寺，修建数座佛像，还四次在同泰寺为奴，让国家出大量的资金来赎他，来作为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可见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地位尤其重要，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由于魏晋时期国家重视佛教，大量寺庙修建，这就需要大量的经书来供人们阅读，佛教的传播与扩大需要大量的善书者来抄写经书来满足社会和佛教徒的需要，因此善书者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魏晋书法的特点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堪，士族崛起，人物品评出现，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魏晋书法固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魏晋书法追求“风骨”，这既是书法研究领域的另一高峰，又可使书法研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魏晋书法美学理论中的风骨范畴， 指称的是一种与纤圆、 疏巧和浮弱无力相对的书法风貌，主要体现为一种笔力的雄健、奔逸、 刚劲，它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而有力，使书法显示出笔力强健、 端直峻整地力度美；它不取点画规矩， 弃浮表之媚好，故书论家在提倡与运用它进行艺术批评时， 赋予它以力的内容，实在是很自然的事。”[3]
其次，魏晋书法与文学相交。正如张克峰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书法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4]
最后，魏晋时期书法理论的成熟。“书势”为主题的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王羲之《笔势论》、《草书势》、索靖《书势》等，同时还有注重对书体摹状的“体势”，和对字体造型摹状的“字势”等。还出现了对装饰性图案的美术文字研究的书论形式。如朱桢指出的那样：“魏晋书法理论史上出现的颇具特色的书论形式 ，它以其直观、形象、生动、精炼的优点，对南北朝乃至唐宋后人的书法评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
三、佛教与魏晋书法的结合
魏晋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对当时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佛教的兴盛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人用佛教来为生者祈福，为逝者颂葬，使得佛教的实用性大大的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佛教的书法作品，如：造像记、摩崖石经及碑志，它们的出现，就显露出书法的高超技艺，并且人们对这些书法作品的认同更多是建立在书法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大大超过了佛教的精神实质。如：造像记和碑志所展现出的字体，已明显出现隶减楷增的趋势，为唐代楷书的产生和发展的滥觞。其字体刚劲有力、质朴淳厚、风格多样，如康有为曾言：“北碑莫盛于魏 ，莫备于魏 … … 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有若 《灵庙》、《鞠 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 《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 《灵庙碑 阴》、《郑 道昭碑》、《六十人造 像》 … … 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6]因此，魏晋书法随佛教之兴盛而繁荣。
经书的书写与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书法文化的繁荣。由于魏晋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和社会各阶级对佛教世界的向往，使大量的经书需要被流传，这就让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从事经书抄录的人，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魏晋书法的发展。虽然相关作品都是与庄重、肃穆佛家经典有关，但大多是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的，体现了佛家“无法归有法”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界隶、楷、草书的演变过程。其中敦煌遗书就是魏晋时期佛教与书法相结合的代表之一，从有关敦煌的大量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为了抄写经文供世人阅读，寺庙还专门培养了一批从事佛经抄写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书法培训，其中多以前人书法大家的作品为范本，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既有隶楷之风，又具有佛学之意。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上的一大特点。经文除了抄录在纸上，方便流传，为了更好的保存经书，让其免遭战火的洗礼，经书刻石也是另一种传播佛教的方式。经书刻石一般规模比较大，为了更好的与佛家庄重、神秘的氛围相映对，其刻石的字体选用一般也是给人一种庄严、稳重的感觉。山水景色与佛家的经典融为一体，让人不禁肃然起敬。魏晋时期就有一大批作品问世，如有《岗山佛说观无量寿经》、《金刚般若经》、《大乘妙褐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无量意经》、《维摩洁 经》、《香泉寺华严经摩崖》、《祖徕山文殊般若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这些碑刻经书都显示出高超的书法艺术，字体端正雄伟，兼具隶楷之意，李叔同曾言 ：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 ”《尸迦罗越经》中，佛陀曰“父母教育子女：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楞伽经》卷二中“佛告大慧，辟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这些都表明魏晋佛教与书法的紧密关系。
魏晋的书法与佛教存在着同期发展的状况，在魏晋时期书法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碑刻、墓志、简牍、写经、造像等各种形式的作品，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在这一时期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并出现了一批书法大家，如王羲之《兰亭序》、卫夫人《笔阵图》、杨泉《草书赋》等，至今都是书法史中的经典。同时魏晋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佛教的传播需要统治阶级及贵族、文人志士的帮助，再加上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手抄佛经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因此佛教与书法也就自然融合了。
综观魏晋南北朝书法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是与物质条件的具备宗教信仰的盛社会上崇尚书法以及以书法取士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中 ，我国的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鼎盛时期。
注释：
[1]陈俊堂：《佛教与书法文化——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大众文艺》，2012年第19期。
[2]《全梁书》卷二十三
[3]黄佳宝：《“骨”与“势”----魏晋书法的审美追求》，《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张克峰：《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 书法与文学的交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11月，第16卷第6期。
[5]朱桢：《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理论》，《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康有为：《广艺 舟双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