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计划这一使命的海军官员约翰·巴洛说道，“探险任务当中再没有比这次更加让人悲悯、更加一败涂地的了。”
英国在非洲探险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遍，我们的书架上堆满了像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史丹利等著名探险家的传记，探险书籍更是多如牛毛。无一例外，探险传说的结局不是主人公成功回归到“文明世界”，就是英勇就义于“最黑的非洲”。此类故事在维多利亚时期大受欢迎，到今天仍热度不减。但是，一些重要的非洲探险却很少得到关注，只因它们都以不体面的失败告终，这使得“非洲在欧洲人面前不堪一击”的说法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因此，这些故事几乎在历史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但也同样因此，这些故事值得重新拜读。因为它们恰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英国人在非洲希望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达成这种目的会面临如此多挑战。
1815年，拿破仑战争才刚刚结束，英国政府便派遣两支人数众多且资金充足的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部。一支是海上探险队，肩负的使命是溯刚果河航行，冲出大瀑布并尽最大可能抵达上游；另一支是远征军，要从几内亚海滩向内陆行进，接触非洲内陆国家并沿尼日尔河行驶至河口。当时欧洲仍对刚果河之源和尼日尔河之尽一无所知，一些地理学家甚至推测这两条河实际是同一条，共享同一水体。于是他们开始希望两支探险队会在途中相遇。然而，非洲残酷的现实完全击碎了这种希望，让当局者的投入血本无归。
我们对海上探险队的所知主要来源于总指挥詹姆斯·H·塔基和首席博物学家克里森·史密斯死后出版的航海日志，收录于《一支探险队记叙一八一六年在南非扎伊尔河（常称刚果河）的探险》。正如当时许多海上探险一样，这次探险被视作科学事业，探险队出征是为了探寻更多自然界知识。皇家学会会长、科学探险主要倡导者约瑟芬·班克斯爵士参与策划了探险：邀请哥本哈根大学校友、植物学家史密斯加入并建议博尔顿和瓦特设计建造专门护送探险队至刚果河的蒸汽船。然而，这艘船最终没能被建造出来。除了史密斯外，探险队中还有来自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一位动物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和一名园丁。该书最后的附录详细列出了探险队搜集的水文数据、自然标本和土著人信息，配上各种插图，共同证明了探险队在科学上的雄心壮志。
那么探险失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一些非洲人对于探险队表现出怀疑和抗拒，而探险队却需要这些人的配合。在刚果出海口最主要的港口博马，奴隶商人公开称（塔基一行人）的初衷不可能是好的，不应当允许过河。他们怀疑探险队的目的是终结奴隶贸易。这一推测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很多在西非海域航行的英国海军巡逻舰正是持这一目的。塔基不得不做出保证不去阻止奴隶贸易或挑起战争。即便如此，奴隶贸易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探险队前进的步伐。此外，奴隶贸易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探险队的主要翻译是当地一个恢复自由的奴隶，回到博马与父亲团聚。他陪伴探险队继续往河流上游前进，但他很快就扔下他们跑掉了，还带走了四位来自博马的行李搬运工。即便宣称在科学上保持中立，探险队还是不可避免地与奴隶贸易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致命的一击则来自于当地令人生畏的疾病环境。当探险队正费力地通过陆路绕过大瀑布时，队员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于是，塔基的探险队决定原路返回，但回程的道路要比从莫斯科撤退还艰险。他的日志变得越来越简短，越来越不连贯，很快他便死去了。同样献出了生命的还有史密斯、他的自然学家团队还有10多名军官和船队成员。所有人都是死于黄热病。计划这一使命的海军官员约翰·巴洛说道，“探险任务当中再没有比这次更加让人悲悯、更加一败涂地的了。”
（译者：李燕鸣）
英国在非洲探险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遍，我们的书架上堆满了像大卫·利文斯通和亨利·莫顿·史丹利等著名探险家的传记，探险书籍更是多如牛毛。无一例外，探险传说的结局不是主人公成功回归到“文明世界”，就是英勇就义于“最黑的非洲”。此类故事在维多利亚时期大受欢迎，到今天仍热度不减。但是，一些重要的非洲探险却很少得到关注，只因它们都以不体面的失败告终，这使得“非洲在欧洲人面前不堪一击”的说法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因此，这些故事几乎在历史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但也同样因此，这些故事值得重新拜读。因为它们恰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英国人在非洲希望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达成这种目的会面临如此多挑战。
1815年，拿破仑战争才刚刚结束，英国政府便派遣两支人数众多且资金充足的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部。一支是海上探险队，肩负的使命是溯刚果河航行，冲出大瀑布并尽最大可能抵达上游；另一支是远征军，要从几内亚海滩向内陆行进，接触非洲内陆国家并沿尼日尔河行驶至河口。当时欧洲仍对刚果河之源和尼日尔河之尽一无所知，一些地理学家甚至推测这两条河实际是同一条，共享同一水体。于是他们开始希望两支探险队会在途中相遇。然而，非洲残酷的现实完全击碎了这种希望，让当局者的投入血本无归。
我们对海上探险队的所知主要来源于总指挥詹姆斯·H·塔基和首席博物学家克里森·史密斯死后出版的航海日志，收录于《一支探险队记叙一八一六年在南非扎伊尔河（常称刚果河）的探险》。正如当时许多海上探险一样，这次探险被视作科学事业，探险队出征是为了探寻更多自然界知识。皇家学会会长、科学探险主要倡导者约瑟芬·班克斯爵士参与策划了探险：邀请哥本哈根大学校友、植物学家史密斯加入并建议博尔顿和瓦特设计建造专门护送探险队至刚果河的蒸汽船。然而，这艘船最终没能被建造出来。除了史密斯外，探险队中还有来自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一位动物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和一名园丁。该书最后的附录详细列出了探险队搜集的水文数据、自然标本和土著人信息，配上各种插图，共同证明了探险队在科学上的雄心壮志。
那么探险失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一些非洲人对于探险队表现出怀疑和抗拒，而探险队却需要这些人的配合。在刚果出海口最主要的港口博马，奴隶商人公开称（塔基一行人）的初衷不可能是好的，不应当允许过河。他们怀疑探险队的目的是终结奴隶贸易。这一推测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很多在西非海域航行的英国海军巡逻舰正是持这一目的。塔基不得不做出保证不去阻止奴隶贸易或挑起战争。即便如此，奴隶贸易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探险队前进的步伐。此外，奴隶贸易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探险队的主要翻译是当地一个恢复自由的奴隶，回到博马与父亲团聚。他陪伴探险队继续往河流上游前进，但他很快就扔下他们跑掉了，还带走了四位来自博马的行李搬运工。即便宣称在科学上保持中立，探险队还是不可避免地与奴隶贸易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致命的一击则来自于当地令人生畏的疾病环境。当探险队正费力地通过陆路绕过大瀑布时，队员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于是，塔基的探险队决定原路返回，但回程的道路要比从莫斯科撤退还艰险。他的日志变得越来越简短，越来越不连贯，很快他便死去了。同样献出了生命的还有史密斯、他的自然学家团队还有10多名军官和船队成员。所有人都是死于黄热病。计划这一使命的海军官员约翰·巴洛说道，“探险任务当中再没有比这次更加让人悲悯、更加一败涂地的了。”
（译者：李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