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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存的明清两朝上党地区的府县方志数量颇多。从文本整体的角度看，明清两朝的上党方志文本上存在着延续性;而从文本细部看，上党地区的志书则存在着套志、繁志、简志三种大的类型。以《弘治潞州志》为首的套志在将县志附属与州志之中，属于特例，也使得珍贵的前朝文本得以保存;繁志则以内容丰富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简志作为繁志的增补，可补繁志记载内容之不足。把握这些志书的书写特点，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上党地方社会、社会地理等大有助益。
【关键词】 明清上党;府县方志;地方社会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46-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明清潞泽府县方志风俗观研究”（2019XSY010）结项成果。
“上党从来天下脊”。在三晋大地上，上党地区由于地域相对封闭、地势险要，在文化上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而研究上党地区，府县方志是基础的研究文史材料。恰如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所言，“郡之有志，尤国之有史”，方志于地方社会研究之重要性不言而愈。而在现存的上党府县方志中，以清代居首，明代次之，这为研究明清时期上党地方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
明清两朝方志编修较之宋元更为频繁。沿着宋代形成的“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统，明清二朝统治者对方志编修极为重视。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即令魏俊民等大臣“类编天下州郡形势，降附始末”，对帝国统辖范围内的山川水文进行描绘。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为修一统志则颁布了修志凡例，对方志的类目及其记载范围进行了规定。上党地区现存方志多为嘉靖、万历二朝所作，然据《弘治潞州志》所录《拙庵杜先生行状》，潞州下辖的壶关县确曾于明初纂修方志，这究竟是个例，还是州县悉数为之，难于考证。虽则明初上党方志并无存留，但明朝中后期的方志显然只是在永乐朝凡例的基础上稍加调整为之，可见国家层面倡导对地方修志的深远影响。
清代受前朝影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皆对纂修《一统志》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康熙帝曾于康熙十一年、二十一年下诏纂修《一统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方志搜集工作，“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并且要求“省征于郡，郡征于县，俾各分条别类，编次成书”，同明代相比，清代的志书修纂进一步将明代逐级修志、颁布凡例、呈报上级的制度进行了强化，这就使得清朝志书的修纂更为频繁且佳作频出。
当然，中央政府的诏命与地方上的执行始终存在着差异。明清而来，“皇权不下县”，虽则有制命为约束，但限于本区域政治经济因素、地方势力、官僚知识水平与积极性的影响，志书呈现出繁、简不同及体例上的差异。解读方志，首先应当对体例进行分析。据考察，上党地区的方志可分为套志、繁志、简志三类。
一、套志
首先说套志。所谓套志者，即在州府志之中套有其下属县邑志书的形式。这类志书在上党府县志书中仅一例，即《弘治潞州志》。此志书由时任潞州知州马暾纂辑，共分十一卷四十二目，按照“总-分”的模式编写，其中第一卷至第五卷对潞州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叙说，具体而言，第一卷从地理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分建置沿革志、郡名志、分野志、疆域志、风俗志、形胜志、城郭志、山川志、土产志、田赋志、户口志、藩府志、公署志十二目。
第二卷主要则主要从公共建筑、聚落等的角度进行了记载，分学校志、坛壝志、宫室志、铺舍志、闾里志、寺观志、祠庙志、陵墓志、古迹志、职官志、封建志等十一目。
第三卷主要从对潞州历史的人物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记载，分名宦志、流寓志、人物志、孝义志、列女志、科贡志、方技志、玄释志、灾祥志九目。
第四、第五卷为祠翰志，记载潞州历代人物所作诗文。与明代上党地区其它志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弘治潞州志》在第六至第十一卷分別对其时下辖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六县进行了叙说，但具体到每县，其每卷内部的结构则与第一至五章对潞州整体介绍的卷目设置相同。也正因为此，长子县史志办公室在整理明清长子县志时，将《弘治潞州志》之长子卷亦收录其中。当然，这种写法在上党方志中仅此孤例，然其却保存了上党地区六县的目前可见最早的志书记载，因而弥足珍贵。
二、繁志
繁志则数量颇多。所谓繁志，一则篇幅较大，府志多在65-70卷，县志则有30-40卷，往往有30、40万言。内容上，繁志往往山川地理、人物、艺文备载，全方位地反映出一县之历史及当世的概况。就明代而言，府志中《万历潞安府志》《万历泽州府志》，县志中的《万历沁源县志》《天启潞城县志》皆堪称之为繁志。而到了清代，府县方志更以繁志为主流。在官方颁布的修志凡例影响下，州县政府以县令为主修官，聘请地方名士或修志专家主笔撰写，正如《道光壶关县志》所言，为了修成志书“咨之耆旧，索之家乘，搜之碑碣，参之簿牒，质之经史”，动用一县之人力物力修志。繁志的大量纂修，对于保存文史资料大有裨益。
与繁志相比，简志一则篇幅不长，二则类目设置简单。出现这类志书的原因，一则志书或有散佚，二则前志毕备，续志只是稍作补充，三则由于各种原因，志书只是草草为之。在明代方志中，《正德长子县志》当属此类。据《康熙长子县志》收录的明万历年间志书序文所言，“长子故有志，不知作者为谁，草创之始，肤皮立项”，以《正德长子县志》现存文本观之，第一卷已佚，仅有第二卷而已，其中有礼仪志、制命志、纪述志、题咏志四目。和现存的其它几部明代志书比较起来，其内容确如万历时的长子县令崔尔进之言，“草创之始”。于志书而言，其确实不是一部成熟的志书。但其志风简洁，却带表了自明而来的修志风格之一端。
三、简志
简志的另一种类型是续志。所谓续志，与创修志及重修志不同，是在前志基础上进行的续补之作。明代方志中没有这样的作品，清代志书中则集中出现在光绪时期。《沁州复续志》（1880）、《襄垣县续志》（1880）、《壶关县续志》（1881）、《凤台县续志》（1882）、《黎城县续志》（1883）。光绪一朝的续志相比起清代中期卷帙繁浩的志书来说，一般仅设二到四卷，多的如《黎城县志》也不过九卷而已。所谓续，只是在内容上做了增补。它们与上党其它时期的方志相互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明清地方百科全书。 简志的另一种形式是乡土志。在清代末期，由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中枢掀起了预备立宪风潮，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声音愈演愈烈。也就是在这时，一种蒙学读物应运而生，名为《xx乡土志》。乡土志作为蒙学课本，体例较之其它时期的志书更为简单，行文则多用骈文，易于孩童记诵。但由于编纂者多为当地宿儒，故而其内容安排仍未能逃出传统方志的藩篱。据巴兆祥《方志学新论》中的统计，山西在此时共产生了七部乡土志，其中上党地区仅有阳城县编纂了《阳城县乡土志》。《阳城乡土志》由光绪年间阳城名士杨念先纂修而成，初为散体，为便童蒙记诵，又有骈体版问世。散体下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氏族、户口、人类、实业九门，骈体与散体相比则增加了宗教、地理两门。诚如时任阳城县令沈继焱在序文中总结的：“词多骈偶，取其易吟诵也;字惟浅近，取其无留滞也;文戒冗長，取其便记忆也。由此以及《括地》《食货》等志融会贯通。”相较于传统方志，阳城乡土志体裁短小，语言通俗，易于记诵，虽在我国的方志编纂史上昙花一现，却不失为一时之风格。
综上所述，明清二朝上党地区方志迭出，当中不乏佳作。有卷帙浩繁之作，也有短小精悍之笔。或者仓促而为之，或竭尽地方府县之力编修。无论从存量还是体量、风格，都显示出一定的差异。除了像《弘治潞州志》这样的个例外，同一县域不同时期的志书，在纵向时间线上可视为历时系统，作为研究地方社会历代变迁之佐证;同一时期的志书，则可以从文本的对比中窥视编纂者的编修理念。起源于两汉时期的地方志，在经历了魏晋至隋唐的发展期、宋元定型期后，在明清两朝大放异彩。举凡地理沿革、历史变化、人物风流、历代诗文，莫不具备。且由于明清两朝自上而下编修志书，府县方志可基本包括到全国范围之内，这无疑为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文化研究及跨区域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存世数量过多，以至于绝大多数志书仅仅有影印本出版，这对于研究的开展是不力的。故而整理志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晰的把握其编修体例。总之，作为佐证的明清志书，其资料性值得重视;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明清志书，文本的生成于编纂理念等，值得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宋）郑兴裔撰.广陵志序.郑忠肃毅公奏议遗集 卷下[M].四库全书.
[2]明太祖实录·卷59[M].四库全书.
[3]（清）张可立.康熙兴化县志·兴化县志叙[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5.
[4]（清）吴之彦：光绪重修丹阳县志·旧序[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27.
[5]（清）茹金修，吕鸣歧纂·道光壶关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03.
[6]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06：147.
[7]（清）杨念先.阳城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08：8-9.
作者简介：
郭炳亮，男，汉族，山西壶关人，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研究。
张大凡，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平面设计。
【关键词】 明清上党;府县方志;地方社会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46-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明清潞泽府县方志风俗观研究”（2019XSY010）结项成果。
“上党从来天下脊”。在三晋大地上，上党地区由于地域相对封闭、地势险要，在文化上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而研究上党地区，府县方志是基础的研究文史材料。恰如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所言，“郡之有志，尤国之有史”，方志于地方社会研究之重要性不言而愈。而在现存的上党府县方志中，以清代居首，明代次之，这为研究明清时期上党地方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
明清两朝方志编修较之宋元更为频繁。沿着宋代形成的“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统，明清二朝统治者对方志编修极为重视。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即令魏俊民等大臣“类编天下州郡形势，降附始末”，对帝国统辖范围内的山川水文进行描绘。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为修一统志则颁布了修志凡例，对方志的类目及其记载范围进行了规定。上党地区现存方志多为嘉靖、万历二朝所作，然据《弘治潞州志》所录《拙庵杜先生行状》，潞州下辖的壶关县确曾于明初纂修方志，这究竟是个例，还是州县悉数为之，难于考证。虽则明初上党方志并无存留，但明朝中后期的方志显然只是在永乐朝凡例的基础上稍加调整为之，可见国家层面倡导对地方修志的深远影响。
清代受前朝影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皆对纂修《一统志》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康熙帝曾于康熙十一年、二十一年下诏纂修《一统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方志搜集工作，“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并且要求“省征于郡，郡征于县，俾各分条别类，编次成书”，同明代相比，清代的志书修纂进一步将明代逐级修志、颁布凡例、呈报上级的制度进行了强化，这就使得清朝志书的修纂更为频繁且佳作频出。
当然，中央政府的诏命与地方上的执行始终存在着差异。明清而来，“皇权不下县”，虽则有制命为约束，但限于本区域政治经济因素、地方势力、官僚知识水平与积极性的影响，志书呈现出繁、简不同及体例上的差异。解读方志，首先应当对体例进行分析。据考察，上党地区的方志可分为套志、繁志、简志三类。
一、套志
首先说套志。所谓套志者，即在州府志之中套有其下属县邑志书的形式。这类志书在上党府县志书中仅一例，即《弘治潞州志》。此志书由时任潞州知州马暾纂辑，共分十一卷四十二目，按照“总-分”的模式编写，其中第一卷至第五卷对潞州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叙说，具体而言，第一卷从地理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分建置沿革志、郡名志、分野志、疆域志、风俗志、形胜志、城郭志、山川志、土产志、田赋志、户口志、藩府志、公署志十二目。
第二卷主要则主要从公共建筑、聚落等的角度进行了记载，分学校志、坛壝志、宫室志、铺舍志、闾里志、寺观志、祠庙志、陵墓志、古迹志、职官志、封建志等十一目。
第三卷主要从对潞州历史的人物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记载，分名宦志、流寓志、人物志、孝义志、列女志、科贡志、方技志、玄释志、灾祥志九目。
第四、第五卷为祠翰志，记载潞州历代人物所作诗文。与明代上党地区其它志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弘治潞州志》在第六至第十一卷分別对其时下辖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六县进行了叙说，但具体到每县，其每卷内部的结构则与第一至五章对潞州整体介绍的卷目设置相同。也正因为此，长子县史志办公室在整理明清长子县志时，将《弘治潞州志》之长子卷亦收录其中。当然，这种写法在上党方志中仅此孤例，然其却保存了上党地区六县的目前可见最早的志书记载，因而弥足珍贵。
二、繁志
繁志则数量颇多。所谓繁志，一则篇幅较大，府志多在65-70卷，县志则有30-40卷，往往有30、40万言。内容上，繁志往往山川地理、人物、艺文备载，全方位地反映出一县之历史及当世的概况。就明代而言，府志中《万历潞安府志》《万历泽州府志》，县志中的《万历沁源县志》《天启潞城县志》皆堪称之为繁志。而到了清代，府县方志更以繁志为主流。在官方颁布的修志凡例影响下，州县政府以县令为主修官，聘请地方名士或修志专家主笔撰写，正如《道光壶关县志》所言，为了修成志书“咨之耆旧，索之家乘，搜之碑碣，参之簿牒，质之经史”，动用一县之人力物力修志。繁志的大量纂修，对于保存文史资料大有裨益。
与繁志相比，简志一则篇幅不长，二则类目设置简单。出现这类志书的原因，一则志书或有散佚，二则前志毕备，续志只是稍作补充，三则由于各种原因，志书只是草草为之。在明代方志中，《正德长子县志》当属此类。据《康熙长子县志》收录的明万历年间志书序文所言，“长子故有志，不知作者为谁，草创之始，肤皮立项”，以《正德长子县志》现存文本观之，第一卷已佚，仅有第二卷而已，其中有礼仪志、制命志、纪述志、题咏志四目。和现存的其它几部明代志书比较起来，其内容确如万历时的长子县令崔尔进之言，“草创之始”。于志书而言，其确实不是一部成熟的志书。但其志风简洁，却带表了自明而来的修志风格之一端。
三、简志
简志的另一种类型是续志。所谓续志，与创修志及重修志不同，是在前志基础上进行的续补之作。明代方志中没有这样的作品，清代志书中则集中出现在光绪时期。《沁州复续志》（1880）、《襄垣县续志》（1880）、《壶关县续志》（1881）、《凤台县续志》（1882）、《黎城县续志》（1883）。光绪一朝的续志相比起清代中期卷帙繁浩的志书来说，一般仅设二到四卷，多的如《黎城县志》也不过九卷而已。所谓续，只是在内容上做了增补。它们与上党其它时期的方志相互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明清地方百科全书。 简志的另一种形式是乡土志。在清代末期，由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中枢掀起了预备立宪风潮，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声音愈演愈烈。也就是在这时，一种蒙学读物应运而生，名为《xx乡土志》。乡土志作为蒙学课本，体例较之其它时期的志书更为简单，行文则多用骈文，易于孩童记诵。但由于编纂者多为当地宿儒，故而其内容安排仍未能逃出传统方志的藩篱。据巴兆祥《方志学新论》中的统计，山西在此时共产生了七部乡土志，其中上党地区仅有阳城县编纂了《阳城县乡土志》。《阳城乡土志》由光绪年间阳城名士杨念先纂修而成，初为散体，为便童蒙记诵，又有骈体版问世。散体下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氏族、户口、人类、实业九门，骈体与散体相比则增加了宗教、地理两门。诚如时任阳城县令沈继焱在序文中总结的：“词多骈偶，取其易吟诵也;字惟浅近，取其无留滞也;文戒冗長，取其便记忆也。由此以及《括地》《食货》等志融会贯通。”相较于传统方志，阳城乡土志体裁短小，语言通俗，易于记诵，虽在我国的方志编纂史上昙花一现，却不失为一时之风格。
综上所述，明清二朝上党地区方志迭出，当中不乏佳作。有卷帙浩繁之作，也有短小精悍之笔。或者仓促而为之，或竭尽地方府县之力编修。无论从存量还是体量、风格，都显示出一定的差异。除了像《弘治潞州志》这样的个例外，同一县域不同时期的志书，在纵向时间线上可视为历时系统，作为研究地方社会历代变迁之佐证;同一时期的志书，则可以从文本的对比中窥视编纂者的编修理念。起源于两汉时期的地方志，在经历了魏晋至隋唐的发展期、宋元定型期后，在明清两朝大放异彩。举凡地理沿革、历史变化、人物风流、历代诗文，莫不具备。且由于明清两朝自上而下编修志书，府县方志可基本包括到全国范围之内，这无疑为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文化研究及跨区域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存世数量过多，以至于绝大多数志书仅仅有影印本出版，这对于研究的开展是不力的。故而整理志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晰的把握其编修体例。总之，作为佐证的明清志书，其资料性值得重视;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明清志书，文本的生成于编纂理念等，值得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宋）郑兴裔撰.广陵志序.郑忠肃毅公奏议遗集 卷下[M].四库全书.
[2]明太祖实录·卷59[M].四库全书.
[3]（清）张可立.康熙兴化县志·兴化县志叙[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5.
[4]（清）吴之彦：光绪重修丹阳县志·旧序[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27.
[5]（清）茹金修，吕鸣歧纂·道光壶关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03.
[6]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06：147.
[7]（清）杨念先.阳城县乡土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08：8-9.
作者简介：
郭炳亮，男，汉族，山西壶关人，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研究。
张大凡，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平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