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母亲将挂在阳台上的干粽叶摘下来，我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会数着日子等母亲将这些粽叶包成香甜的粽子。
　　那是上一年吃粽子后留下的相对完好的粽叶，母亲细心地将它们洗净，扎好，沥干水分，再捆成一把把的晒在阳台上。第二年用的时候先要在木盆里泡，还要在开水里煮，使之恢复韧性。当然这些粽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包好的粽子除了自己吃，还有一部分要送给邻里品尝。当孩子们背上书包上学的时候，母亲通常会顺手塞上几个，嘱咐给要好的同学吃，而这些粽叶是无法“回收”的。
　　几十年前的北京城比现在小得多，我住的百万庄差不多就是郊区了。不远处的芦苇塘长着密密的芦苇，也算一种玩耍吧，母亲这时节会带着我们去采芦苇叶。采来的芦苇叶大多较窄，包粽子并不合适，母亲包粽子时会将这些新鲜的芦苇叶与用过的粽叶插放在一起，为取它的清香。那时商场里买不到粽叶，但每到端午前夕，有时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守在街边，从麻袋里掏出一捆捆扎好的粽叶叫卖，母亲便会赶去很内行地挑选到厚实宽大的粽叶，而端午节也就在这样的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
　　出生在南方的母亲到了北京还守着家乡的饮食习惯，每年端午要包三种粽子：肉粽、枣粽、红豆粽。北方人习惯先将江米泡软，但母亲只在包之前把米淘净，她说米泡软了固然会增加黏性，但吃在嘴里没有口劲。
　　开始包粽子了，这在母亲似乎是一种享受。若是红豆粽，她会把江米和红小豆混合在一起。若是肉粽，则要将五花肉切成红烧肉那样大的块用酱油腌上，待肉充分入味后再和江米包在一起。枣粽就简单了，包时先放些米，再放几粒枣，最后用江米将粽面抹平。在母亲灵巧的手中，那些散乱的粽叶和江米转瞬间变成一个个结实饱满的粽子，棱是棱，角是角，个个显得精气神十足。母亲包粽子的“本事”是从小练就的，还是小姑娘时，她就和小伙伴们一起采了河塘里的芦苇叶用泥练着包粽子。母亲说，那时的小姑娘都要学着做家务，不然嫁出去会被婆家人小看。
　　粽子包好了，母亲会分别做出记号。枣粽是一个一个的，而肉粽是将系粽子的马蔺两个两个的系在一起，红豆粽呢，母亲在包的时候故意不剪掉多余的叶尖，这样，留着小尾巴的就是红豆粽了。在儿时的我眼里，母亲每次包的粽子都小山一样多，用熬稀饭的大锅要足足煮上好几锅。那时没有高压锅，一锅粽子往往要在火上焖四五个小时。到了屋里飘满粽香的时候，母亲掀开了第一锅。但这还不是孩子们解馋的时候，母亲会准备几只大碗，三样粽子各放一些，让孩子们给邻里的阿姨叔叔们送去尝尝鲜。记得每次拿着空碗回来的时候，母亲会显得不经意地问一句，阿姨叔叔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谢谢。母亲往往还会跟一句，还说什么啦？我说阿姨说妈妈包的粽子特别漂亮。而这，才是母亲真正想听的话。
　　之后的几天里，每天早晨起床后，母亲会问几个孩子想吃几个粽子，各要什么口味的。于是有的说要红小豆的，有的说要肉的，有的说要枣的。母亲一一从锅里挑拣出来，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坐在桌边看我们狼吞虎咽，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这样的端午一直伴随着我离开北京到农村插队，那时全家五口人分了四处，下放到干校的母亲不再有兴致过端午了。等全家人又聚到一起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后，我们都已成家有了孩子。母亲又恢复了早年过端午的习惯。她会早早准备好粽叶，包上一大堆，等我们回家时一起吃，每次吃完还要拿一些带回各自的小家。
　　看到母亲年纪渐渐大了，我多次劝她不必再费神自己包粽子。母亲不语，然而每年的端午仍要包很多粽子，我们回去时仍会从冰箱里拿出她早为孩子们留出的口味不同的粽子，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年。记得那年端午节我去看她，母亲脸上带着些许歉意，说：今年没包粽子，妈妈覺得力气不够了。我笑着安慰道：想吃粽子，超市里随时买吧，各种口味的也都有。母亲慈祥地叹道：外面卖的总归不如自己包的好吃些。
　　母亲去世以后，我很少吃粽子了。每逢端午，会有朋友送一些，但无论何种口味，都远不如母亲的粽子香甜。
　　我对端午的记忆永远属于母亲。那是母亲的端午节。
　　（王传生摘自《解放日报》）